我出身農民，曾經餓過肚子，對吃飯問題的切身感受特別地深，對研究吃飯問題有本能的興趣。這也是我放棄官場工作，投身以農業(yè)農村和農民為對象的經濟研究的原動力。
很早就產生了把挨餓經歷寫下來的沖動，主要是為后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個案參考。2009年11月，我的中學同學、陜西日報社主任編輯岳安民先生的紀實文學《大躍進那時候》，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他的這本書以一個中學生的眼光，真實地記述了共和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包括饑餓經歷。沒想到他在書中使用了我的真名，記述了我的一些情況，促使我下決心自己把那段挨餓經歷寫出來。形成初稿后，幾次修改都覺得不滿意，直到最近才勉強定稿。
一、父親去世
我家在河南省新鄭縣辛店鄉(xiāng)崗溝村。1957年秋，我由辛店小學升入新鄭縣六中（校址在辛店）的。195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正在上第一節(jié)課，突然弟弟來找，說父親病危，我匆忙請假和弟弟一路小跑到家。
父親拉肚子一個多月了。上個星期天我回家，母親曾請當時的鄉(xiāng)村醫(yī)生來診治，鄉(xiāng)醫(yī)說黃連素對拉肚子有奇效，但是他沒有這種藥，已經斷貨好幾個月了。他還說，那一段拉肚子的人特別多，好像是傳染性質的，報告了上面，也沒有有效辦法控制。鄉(xiāng)醫(yī)又說，有個偏方叫做獨蒜，對拉肚子也有效。但是，到哪里去找？經歷了頭一年（1958年）的大躍進，已經沒有生產隊再種植蒜了，獨蒜更是找不到。由于沒有藥物控制，父親的肚子拉的更厲害了，一天要拉好幾次。母親精心照顧他，每拉一次都為他檫洗。老百姓俗話說：好漢頂不著三泡稀屎，就是形容拉肚子的厲害。那時已經吃生產隊集體食堂，每天從食堂打回稀飯，母親為了要父親早日好起來，常常把自己那一碗稀飯勻一些給父親。
我和弟弟到家，只見在縣城里工作已先回來的二哥，拿出他買的一盒葡萄糖針劑給送進父親嘴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葡萄糖。父親躺在床上喘著氣，吃了一針葡萄糖，有了點氣力，看著我說：“你畢業(yè)后可考個中專，早點有工作就可以吃上‘皇糧’，不會餓肚子了”，說完便閉眼斷氣了。父親享年49歲，擱現在正是青壯年！拉肚子并非不治之癥，但是那個年代缺醫(yī)少藥，加上吃不飽飯，連病帶餓，終于沒有熬過來。
第二年初中畢業(yè)填報志愿，我很想根據父親臨終囑托報考中專，但是少有的中專招生名額被老師看重的學生占了，只好選擇全縣唯一的高中——新鄭縣一 中。
二、我的腳脖子浮腫起來了
父親去世的第二年（1960年）春天的一天午休，剛躺下，忽一同學苦訴說他的腿浮腫了，大家大驚，紛紛檢查自己的腳脖。我也用手指摁一下腳脖，一個深深的坑不會復位，這就是饑餓引起的典型浮鐘。
剛開始浮鐘，先是覺得腿重重的，后來走路輕飄飄的，一腳高一腳低，再后來腳脖子發(fā)麻，不由自主地反復抓撓。
浮腫是長期饑餓的必然結果。當時，我們初中學生是從生產隊食堂領糧食，帶到學校，由學校食堂免費為學生做成熟食，如面粉做成饅頭，玉米面做成窩窩頭，蘿卜放在蒸籠里蒸熟。
許多回憶錄都談到挖野菜充饑，但是我們那里那時卻無野菜可挖，原因之一是1958年深翻土地，把表層可以長包括野菜在內的植物的熟土翻到了生土層下，而把不長包括野菜在內的植物的生土翻到了表層。這里的道理老百姓都懂：生土層里沒有營養(yǎng)，植物種子遇合適溫度和水分發(fā)芽后，得不到營養(yǎng)也就不能不夭折了。這也是1959、1960年糧食減產的又一個原因。
學校院里有棵高高的柿子樹，4、5月份柿花落下，肚子餓得咕咕叫的學生們下課后，紛紛來檢，邊檢便放到嘴里吞吃，以解決肚子饑餓問題。
三、餓肚子的滋味有三個階段
餓肚子的滋味是非常難受的。在正常情況下，凡是餓過肚子的人大都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食物的渴求，特別是自己喜歡的美食的渴求。我的感受，剛開始餓肚子時，曾經有過得到一碗好面（小麥面）面條、或一個玉米饅頭，然后慢慢品嘗的強烈念頭。但是理性使我知道，好面面條和玉米饅頭是絕對得不到的，這時的欲望便自動降低了一個檔次，有半碗好面面條或半個玉米饅頭也可以。
第二階段是對得不到食物的煩躁、惱怒、沮喪、無力和頭昏眼花，即人們常說的饑餓感。我在這一階段的感受主要是惱怒，惱怒自己沒本事，接著便進入頭昏眼花。這時，便尋找食物吃，什么糠菜都不顧，以至于玉米棒子芯也可以吞下去。
第三階段是接下來如果繼續(xù)得不到食物便進入楊繼繩先生所描述的狀態(tài)，即消耗肌肉、器官等感受，即瀕死的感受。我由于好賴還曾經吞下去玉米棒子芯，尚沒有餓死，也就沒有具體的瀕死的感受。
四、生產隊干部克扣我們糧食
1960年我臨初中畢業(yè)這一學期開學后，生產隊食堂就沒有給過我們糧食，先是給紅蘿卜，每頓就吃兩根，當然不飽。解決的辦法是喝鹽水。到發(fā)現浮腫那個星期，生產隊食堂連紅蘿卜也沒給。我和同隊同校的楊俊杰在生產隊辦公室檢了些玉米芯子，在石磨上磨碎，背到學校食堂讓蒸熟，一頓吃幾口。由于吃進肚子里的東西營養(yǎng)很差，浮腫是必然的。
我清楚地記得，我和楊俊杰曾憤怒地與食堂會計兼保管楊小坤理論，為什么不給我們倆糧食時，對方振振有詞地說：生產隊食堂沒有糧食了，拿什么給你們？！地里長不出那么多的糧食，誰也沒有辦法！但是，楊小坤和生產隊干部們以及他們的家屬小孩們，卻一個個都不見因吃不飽肚子而呈現的面黃饑搜！這種在饑荒時的多吃多占，用現在的時髦語句腐敗來評價，可以說是事關生死的腐?。?
馬雙有先生曾系統(tǒng)、全面、深刻地研究出公共食堂大鍋飯的危害，概括成：公共食堂大鍋飯造成了嚴重的浪費，不僅浪費了柴火，浪費了勞力，浪費了糧食，浪費了時間。大鍋飯極大的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你看著每天出工的人數不少，但大都是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磨洋工，導致糧食連年減產。加上上級的高指標、高征購，供給公共食堂的糧食越來越少，大鍋飯就越來越稀。我覺得，公共食堂大鍋飯的危害還應加上一條，即它是現代中國腐敗的開端！
2015年9月我攜兒孫回老家祭祖時請全村鄉(xiāng)親吃飯，楊俊杰和我提起當年生產隊食堂沒有給我倆糧食一事，真是感慨萬千！
五、盼望的賑災粥棚始終沒有出現
我們的歷史課老師曾給我們講過，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遭遇災年，當某地饑民多時，朝廷有個賑災的傳統(tǒng)做法，即在饑民集中區(qū)域設置賑災粥棚，免費發(fā)給饑民充饑，不使他們餓死。尤其是清朝有插筷子不能倒的災粥標準，很便于操作和監(jiān)督。
當時我們學生都盼望著縣城能有一個賑災粥棚，好去討一碗粥喝，以解饑餓。但是我們的渴望卻始終沒有被兌現。至于沒有兌現的原因，由于檔案沒有解密不能猜測，只能由歷史學家們在檔案解密后去查閱，去研究，去公布了。
六、安徽逃荒
在新鄭一中上到第二學期開學，學校宣布全省中小學因餓荒放假。我回到家里，看到生產隊分的糧食已所剩無幾，母親餓的面黃肌瘦，院里唯一一棵老榆樹的皮已快剝到頂，地里野菜也不長，更沒有聽到哪里有賑災粥棚。正在等死的時候，我初中的好友申海青來找，約我一起去安徽他“干爹”那里逃荒，因為當時安徽把土地“借”給農戶耕種，地里糧食增產，家家都能吃飽飯。真是“福音”！
媽媽說：“俊臣！你出去逃荒，家里省下你這張口，剩下的糧食大家勻著吃，就不會餓死了。等到秋收你再回來。全家人得感謝你！”她說到這里有點哽咽，我看到她滿是皺紋的臉上掛著兩行淚珠。
于是我和申海青結伴，從新鄭乘火車到駐馬店下車，步行約一天來到安徽阜陽地區(qū)阜南縣方集一個小村莊，幫一家干農活，混一口飽飯吃。當我第一次吃到主人家黃騰騰的玉米饅頭時，那真是香呀！想到自己已經兩年多都是喝糊糊稀湯，滿足感隨之而生！
我投靠的這一家，夫妻倆，老父親，兩個小孩（一個5歲，一個3歲），15多畝地，夏糧種植的主要是玉米，另種有一畝左右棉花。我每天跟著男主人勞動，主要是中耕鋤草。由于吃飽了飯，力氣隨著產生，并不覺得累。
男主人告訴我，他們家玉米每畝收獲400多斤，而集體耕種時玉米每畝不到200斤，包產到戶后增產一倍以上。
我就納悶，同樣的天，同樣的地，為什么集體耕種時就產的糧食少，分到一家一戶地就產的糧食多？我仔細對比了集體耕種和一家一戶耕種的區(qū)別，發(fā)現集體耕種，只是隊長一人有積極性，大家都沒有責任心，人糊弄地，地糊弄人；一家一戶耕種，家家戶戶有積極性，責任心強了，精耕細作了，糧食就增產了。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根本區(qū)別。計劃經濟下，只有政府一“人”有積極性，生產的產品短缺是必然的；市場經濟下是所有人的積極性都被調動了起來，商品不能不極大地豐富。
七、暫借地是個救命地
在安徽逃荒4個月，至7月份，聽說河南老家也在分地（其實是“暫借地”），我和申海青商量，也就返回河南老家。回家時，我打工的那家主人給我三升（一升三市斤）玉米，作為工錢。
由于安徽省“包產到戶”后糧食增產，農民可以吃飽肚子，餓死人事件大大減少，河南人到安徽逃荒的人增多，這對一貫極左的河南省領導層中的開明人士產生了不小的壓力。他們?yōu)榱嘶乇鼙淮笈信袅说?span>“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包產到戶）”，想出了一個“暫借地”這個新名字，暫借給每個農民半畝地，上報中央得到批準，于1960年中允許農村試行。
所謂“暫借地”，是把集體所有集體耕種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各家各戶耕種，名曰由各家各戶向集體“暫時”性“借地”。在這些開明的領導人看來，他們既不是“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包產到戶）”，更不是分地，而且仍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集體耕種土地的大方向。特別是，“暫借地”只是集體耕種的土地的一部分，待形式`好轉，集體仍然是要“收”回的。
我們家5口人，從生產隊暫借2.5畝地，加上恢復的自留地每人1分6共8分，合計3畝3分，當季便收獲1000多斤玉米。由于政策規(guī)定“暫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糧，收成全歸各家各戶，真的是救了命。
正是這點“暫借地”，神奇的事情出現了，糧食比集體耕種增產了，一般都是翻倍。理由很簡單，家家戶戶都精心管理這些分到自己名下的“暫借地”，一根雜草都隨時拔去，自家的人糞與垃圾肥料都盡心保存收集，及時施用，這與集體耕種的土地形成了鮮明地對照。
一家一戶耕種要比集體耕種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分別從農作物生長規(guī)律、人的責任心等方面，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論證。我的發(fā)現在于，一家一戶耕種后，人們由于對各家各戶私有產權的尊重，不像集體耕種時家家戶戶都到集體地里“偷”，不“偷”就只能餓肚子！由此，鄉(xiāng)村道德風氣也好起來了！
然而，河南省的“暫借地”不到半年，當時的省委書記吳芝圃等左派完全不顧農民死活，搞起狠批“三自一包”，說什么“暫借地”和自留地是資本主義的，必須批倒批臭，必須統(tǒng)統(tǒng)收回集體耕種。
八、現代國家為什么不會產生饑荒？
后來，我有幸從事經濟學研究，自然對農業(yè)、農村和農民問題格外關注，對糧食問題研究情有獨鐘。在閱讀了學者們少有的對三年大饑荒的針鋒相對的看法文章基礎上，更佩服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對于饑荒問題精辟論點：“事實是顯著的：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fā)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里，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guī)律的例外。”
那么，現代國家為什么不會發(fā)生饑荒？
阿瑪蒂亞·森認為在運轉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饑荒是不會發(fā)生的，因為那里的國家領導者必會更為負責地聽取公民的要求。政府對人民遭受災難的反應，取決于它受到的壓力。投票選舉、批評、抗議等行使政治權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壓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認真努力，饑荒實際上不難預防。面對選舉、反對黨和獨立報紙，一個民主政府除了竭盡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災手段以外，別無選擇。相反，非民主國家易于發(fā)生災難，致使哀鴻遍野，就在于受難者沒有地方發(fā)出他們的聲音。
在這里，還有個經濟學的道理，即在市場經濟國家與社會里，只要某個地方糧食減產，市場上糧食供應不足，糧價隨之上漲，那么就必定有另外地方的商人，在利潤的驅使下，將其他地方糧食運到這個需要的地方銷售，以賺取差價。
還有，在現代國家與社會，只要有地方發(fā)生災害，國家與社會必將采取救濟、以工代賑、接受國際援助等正確的政策，饑荒也就隨之避免。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作者的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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