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個體幼年時期的經歷會對成年后的諸多決策產生影響，中國的農地流轉市場可進一步為檢驗該命題提供場景。為此，論文以發生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為自然實驗，利用2014年度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早年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理論上，早年饑荒經歷通過塑造風險厭惡偏好、形成預防性心理動機、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等三個渠道，對農民土地的租出行為造成不利的影響。特別對于童年時期遭受過大饑荒的個體，饑荒經歷對其土地租出意愿的影響會更加顯著。實證結果顯示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村莊土地租出率越低,農戶租出意愿越弱，童年時期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更不愿意租出土地。本文的研究結論為解釋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為何發展緩慢提供了一個新的注解。
關鍵詞：早年饑荒經歷；土地租出；風險規避
一、引言
對于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為何發展緩慢，已有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給出了解釋：一是產權不明晰。一些研究認為產權不安全阻礙了土地流轉，因此確權能夠促進土地流轉與提高土地租金。不過，另外一些研究認為產權并不是影響土地流轉的關鍵因素，而且確權很可能通過稟賦效應抑制土地流轉。二是土地細碎化。土地細碎化提高了土地匹配與交換的交易費用。三是家庭人口因素。非農就業狀況、家庭勞動力規模、受教育水平、老齡化程度等因素均對農戶參與土地流轉帶來影響。四是社會資本。近期一些文獻還分析了社會交往、組織參與、信任等對農戶流轉行為以及流轉契約選擇的影響。
與既有文獻不同，本文分析了早年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早年時期特別是童年的經歷對性格的塑造、習慣的養成都有重要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能夠持續到成年時期。一些研究發現早年的饑荒經歷會導致個體養成風險厭惡心理，因而不愿進行金融風險投資，并具有較高的儲蓄傾向。受這些研究的啟發，本文試圖探討早年饑荒經歷是否會抑制農戶的土地租出行為。因為土地具有天然的安全保障功能，所以對于農民來說持有土地資產是一種風險規避的重要手段。進一步而言，在當前農村保險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經歷過大饑荒的農戶可能更需要土地增強其安全感，由此會抑制其租出土地。本文以1959—1961年的大饑荒為自然實驗，對該假說進行了驗證。實證結果顯示遭受饑荒程度越嚴重的地區，村莊土地租出比率越低，農戶土地租出意愿越弱；童年經歷過大饑荒的群體，其出租土地的可能性更低。
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去解釋為何在當前快速城鎮化時期，農民仍然無法割裂與土地的聯系，具有很強的“安土”“守土”意識，對土地依然有著深厚的感情（“戀土情結”）。有學者認為絕大多數我國農民不會因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來源結構的變化而完全放棄農地經營權，甚至認為“戀土情結”成為推進農地證券化的障礙因素。對此，一部分原因在于賦予土地一種情感的和神秘的價值是全世界農民所共有的態度；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一個國家所特有的歷史事件對其國民造成了難以抹去的記憶，進而加深了農民的“守土”意識。發生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持續時間之長，影響范圍之廣，世所罕見。大饑荒對個體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對人力資本的積累帶來了嚴重的影響。這些不利影響會導致個體風險厭惡心理的形成和降低其抵御風險的能力，進而導致其更需要土地增強安全感，從而加深了“戀土”情結，最終體現在不愿租出土地上。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早年饑荒經歷作用于土地租出行為的內在機制；第三部分介紹本文所采用的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據，并對核心變量進行定義；第四部分設定計量模型，并給出估計實證結果；第五部分為本文的結論。
二、早年饑荒經歷與農戶土地租出行為
爆發于1959年、止于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波及范圍廣泛，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深刻而久遠。結合程令國、張曄，汪小圈等人的研究，本文認為早年的大饑荒經歷主要通過三個渠道作用于農戶的土地租出行為（見圖1）：
首先，早年饑荒經歷誘導農民形成更強的風險厭惡心理，阻礙了其從事具有風險性的非農就業，降低了其租出土地的意愿。童年時期的外部環境對成年后的需求與選擇產生深刻影響。比如，雖然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在成年之后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但孩提時代養成的節約習慣會持續影響其消費行為，表現為這些群體具有更高的儲蓄傾向。個體通過跨期選擇平滑生命周期的消費，這不僅是因為不同時期的收入能力有別，還在于未來可能存在的風險（如通過儲蓄應對可能發生的疾病或者饑荒）。盡管風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獨立客觀地存在，但是風險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某一事件的疑慮。因此，風險具有主觀性。而早前的深刻記憶會影響其對未來的主觀判斷。比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是對此的形象概括。因此，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其風險厭惡心理更強。風險厭惡心理對個體的投資和就業都會帶來影響。汪小圈等人的研究顯示幼年經歷過饑荒的個體更不愿進行金融風險投資和從事風險較高的職業。由于當前農民的非農就業具有較高的不穩定性，時常面臨失業的風險。據此，可以推測幼年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更不愿意外出務工，寧愿滯留農村、守候土地，從而阻礙了土地的租出。
其次，早年經歷過大饑荒的農民對未來更加心存疑慮，具有更強的預防性心理動機，從而加重了其對土地的依賴，阻礙了其租出土地。由于性格、習慣、素質（包括心理和身體）從孩提時代就已開始形成，所以早年的經歷對人的性格塑造具有重要的影響。兒童時期最具可塑性，因而易受外部環境的傷害，表現出脆弱性。兒童對創傷事件有著特殊的恐懼心理，而且這種恐懼感能持續到成年，負面影響會伴隨終身。據此，在大饑荒時期惡劣的環境中，童年時代所遭受的食不果腹的經歷會給兒童造成嚴重的恐懼心理。為了克服恐懼，增加安全感，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會異常珍惜糧食和金錢，表現出更高的儲蓄傾向。因而，大饑荒增強了農民的預防性心理動機。在保險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土地承擔著最后的保險屏障，持有土地可以免于再次遭受饑餓的風險。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更能深刻地認識到土地的重要性，童年饑荒經歷留下的陰影會促使其更加珍惜土地，增強了產權的稟賦效應，從而抑制了土地的轉出。
再者，早年饑荒經歷對人力資本積累造成負面沖擊，對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造成負面影響，進而抑制了土地的租出。饑荒經歷不僅對個人的心理素質產生影響，而且還對其身體素質帶來嚴重沖擊。眾多的研究表明幼兒期的營養不良會阻礙人力資本的形成，對成年后的身高、智力、工作乃至婚姻等均有不利的影響。Chen & Zhou的研究發現出生于大饑荒的個體成年之后的身高顯著低于其他年份出生的人，幼兒時期大饑荒的經歷對成年時期的勞動供給、收入有顯著的負面沖擊。Meng & Qian的研究表明對于幼兒或兒童時期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饑荒顯著降低了其成年時期的身高、教育水平及勞動供給。馬光榮的研究顯示在出生12個月內的嬰兒期經歷的饑荒越嚴重，其成年時的健康狀況會越差。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饑荒經歷的長期影響，目前存在兩種假說：“胎兒起源假說”與幼兒健康影響成年健康假說。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胎兒起源假說”因樣本選擇問題而無法得到一致性檢驗；而對于幼兒健康影響成年健康假說，眾多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認為幼兒與童年時期遭受的饑荒（不良）經歷會深刻影響成年時期的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是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重要驅動因素，由此也是影響土地轉出的關鍵變量。據此，幼兒與童年時期經過饑荒的人更可能因為人力資本的制約，而難以向非農產業流動，從而導致其滯留在傳統農業部門，抑制了土地的租出。另外，較低的人力資本意味著其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因而在保險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這部分群體更需要依賴土地增強其安全感，由此進一步制約土地的租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早年饑荒經歷會降低農民租出土地的意愿。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早年經歷的饑荒越嚴重，農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
雖然饑荒是由產量下降、糧食征購和分配制度、自然等因素所造成的，滿足了外生沖擊的條件，但是饑荒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比如，當處在饑荒的時候人們可以選擇不生育，即便選擇生育也極有可能是抵御風險能力強（或受饑荒影響較小）的家庭才會生育，這也是“胎兒起源假說”沒有得到強有力的支撐的原因所在。另外，還可能存在饑荒的“達爾文現象”。比如，從饑荒中幸存下來的幼兒經過自然淘汰，反而表現出能適應惡劣環境的身體素質。另外，鑒于嬰幼時期的個體尚未具備認知世界能力，而童年時期是心智養成的關鍵階段。據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
假說2：相比于嬰幼時期的群體，兒童時期遭受饑荒的群體，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更低。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定義
本文的農戶流轉行為數據取自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據。CFPS是一項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實施的全國性跟蹤調查項目，該項目從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對全國25個省（直轄市）展開了全面調查訪問，旨在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另外，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饑荒經歷。對于饑荒程度的測度，已有研究一般用饑荒年份的人口死亡率表示。為此，借鑒汪小圈等人、范子英等人的做法，本文將采用Lin & Yang的人口死亡率數據。
本文關注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的土地租出行為。由于2014年CFPS家庭數據庫沒有某個家庭租出土地的面積，所以我們用農戶是否租出土地的二值變量衡量農戶的土地租出行為。雖然農戶層面無法體現土地租出率，但我們可以將農戶層面的數據加總為村級層面的數據，計算某個村莊租出土地的戶數占村莊整體農戶數的比重，借此從較為宏觀的層面觀察饑荒程度與土地租出的關系。按照同樣的辦法，還可以算出省級層面土地租出戶的比重。由于北京市只有4位樣本農戶，觀察值極少，所以我們剔除了北京市。計算結果由表1所示，可以發現長三角地區的土地租出率排在全國前列，山東、四川等地土地租出率較低。山東、四川等省份是我國糧食的主產地，但這些地區不幸也是大饑荒的重災區，非正常人口死亡率遠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是饑荒程度。已有研究一般采用兩種方法測度饑荒水平：一種用1959—1961年的平均人口死亡率衡量饑荒程度，另一種用這三年超額死亡率的加總代表饑荒水平。為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采用兩種方法分別測算。其中，超額死亡率表示為饑荒年份人口死亡率與正常年份人口死亡率的差值。基于此，可通過如下公式計算某省k的超額死亡率(ovmoratek)：
為進一步刻畫饑荒經歷，借鑒程令國、張曄、汪小圈等學者的做法，根據個體在大饑荒時期的出生年份劃分4個隊列：嬰兒期（Cohort1：3歲之前）、幼兒期（Cohort2：3~6歲）、童年期（Cohort3：7~18歲）、成年期（Cohort4：18歲以上）。這樣劃分的原因在于3歲之前的群體沒有經歷大饑荒或者生于饑荒年代，幼兒期的群體雖然經歷了大饑荒，但該群體理解與認識世界的能力有限，童年期是記憶儲存與性格形成的最關鍵階段，成年人的心智在大饑荒時期一般就已定格。由于CFPS數據沒有戶主的信息，所以我們改用家庭成年人的平均年齡作為劃分的依據。最終的劃分結果如表2所示。
除上述核心變量外，還有其他因素作用于農戶的土地租出行為。新遷徙理論認為作出利益最大化決策的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為此，在下文的計量模型中我們控制了反映家庭特征的變量，包括2012年農戶土地的流轉行為、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規模、經濟條件、土地稟賦。另外，為了從村莊層面觀察饑荒程度與土地轉出之間的關系，我們還需要反映村莊特征的變量，包括2012年村莊土地流轉水平、村莊的地理方位及其經濟發展水平。當然，村莊一些特征也會對個人的土地租出行為產生影響。表3給出了所有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2014年平均土地租出率為0.13，雖然高于2012年的土地租出水平（0.09），不過仍處在較低水平。家庭成年人平均年齡在45歲左右，說明我國農村人口偏老齡化，家庭成年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年左右，表明我國農村成年人基本完成了小學教育。
四、模型設定與估計結果
（一）模型設定
本文按照從宏觀到微觀的思路，分別從村莊和農戶兩個層面分析饑荒與土地租出之間的關系。在村莊層面，我們主要刻畫典型特征，分析饑荒程度（fami）對土地轉出率的影響，借此觀察是否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土地轉出率越低。鑒于難以獲得省級以下層面的人口死亡率數據，因此借鑒汪小圈、范子英等人的做法，假定省內各地區的饑荒程度相同。基于此，可以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式中，yv表示村莊v的土地轉出率，famis代表村莊v所在省份s在饑荒年份的人口死亡率，rage表示處在相應隊列的家庭的比重，我們以54歲以下的群體比重作為對照組。由于相比于54歲以上的群體，54歲以下的群體更多地從事非農就業，所以一個村莊54歲以下的人口比重越高，土地租出率理應越高。換而言之，54歲以上的人口比重與土地租出率負相關，因此我們預期θ為負數。需要說明的是，該指標主要反映了一個村莊的年齡結構，因此rage不能直接作為饑荒經歷的代理變量。這也是為什么需要進一步從微觀層面考察饑荒與土地租出的關系。此外，X為反映村莊特征的變量矩陣。我們關心的是fami系數是否為負。
在農戶層面，我們側重于微觀的機制分析，探討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為了測度個人的饑荒經歷，我們借鑒了倍差法(DID)的思路，構造饑荒程度（fami）與年齡隊列的交互項，借以衡量不同時期所遭受的饑荒程度。其中，以第一個隊列（Cohort1）為參照組。同時，由于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為二值被解釋變量。為此，構建如下Logit模型：
式中，Cohortit表示農戶i所在的隊列t的啞變量，Cohorit*famis為相應隊列與饑荒程度的交互項，其系數ρt衡量的是早年饑荒經歷對家庭土地租出行為的長期影響。由于童年經歷更顯著影響成年時期的心智及行為，所以我們特別關注第三隊列(Cohort3)與饑荒程度的交互項系數，我們預期該系數顯著為負。另外，鑒于Probit模型同樣能估計方程(2)，所以本文同時采用了Probit模型。如果結果相似，表明估計結果比較穩健。
（二）估計結果
1.村莊層面
在估計上述方程之前，不妨先感性認識饑荒與土地租出之間的關系。圖3從村莊層面繪出了土地租出率與饑荒程度之間的散點圖，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
從散點圖中可以看出不同饑荒程度下土地租出率取值范圍存在一定的差異，如果直接估計方程（1），則有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對此，我們分別使用穩健標準誤及對土地租出率取對數后再使用穩健標準誤。
此外，為了控制地區的個體效應，我們在模型中還引入了省的虛擬變量。估計結果由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發現，fami的估計系數在兩個模型中均顯著為負，表明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土地租出率越低。同時，與預期基本一致，回歸結果顯示54歲以上的人口比重越高，村莊土地租出率越低。除rage3的估計系數為正外（不過統計上并不顯著），rage2和rage4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相比而言，54歲以上的人口更少地從事非農產業，因此一個村莊這部分人口比重越高，土地租出率越低。
2.農戶層面
為何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土地租出率越低呢？對此，需要進一步探究其內在的微觀機制。表5給出了方程(2)的估計結果。其中，第1~3列估計的是Logit模型，第4~6列估計的是Probit模型。同時，為獲得更加穩健的估計，本文將6個回歸模型的標準誤均Cluster到省級層面。
考慮到某省的大饑荒程度實際上是一個不隨時間而變化的個體效應，為此，本文首先在(1)與(4)列中只控制省的個體效應，然后在(2)與(5)列中引入饑荒程度的代理變量而不加入省的個體效應。對比(1)與(2)、(4)與(5)，可以發現fami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該結果與村莊層面的特征事實相一致，表明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農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假說，本文在(3)與(6)列中進一步引入了fami與各隊列的交互項。我們更關心的是童年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觀察兩列，可以看出fami的估計系數雖然為負，但統計上已不再顯著。相對而言，fami*Cohort 3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由此，可以說明饑荒程度越高農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主要是因為個體的饑荒經歷所導致的。基于此，假說1得到了驗證。另外，三個交互項中，fami*Cohort 3的估計系數在統計上更是顯著為負，由此，假說2同樣得到了證實。因此，總的來看，童年時期遭受的大饑荒的個體，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
（三）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采用超額死亡率表示饑荒程度，以同樣的方法重新估計方程（2）。表6分別給出了Logit模型（Ⅰ和Ⅱ）與Pr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Ⅲ和Ⅳ），可以發現與表5的結果一致。由此，進一步表明了饑荒程度越高的地區，農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童年時期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更不愿意租出土地。同時，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結果，fami*Cohort2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意味著幼兒時期經歷過大饑荒的個體更有可能出租土地。這可能與上文提到的“達爾文”現象有關，即從大饑荒中幸存下來的幼兒的身體素質更好；也可能是因為自選擇機制的作用，比如家庭條件好的幼兒更有可能免于大饑荒的沖擊；而又因為幼兒期的群體尚未具備認知世界的能力，且大都處在襁褓之中。由此，就不奇怪對于處在幼兒時期的群體，大饑荒經歷并未對土地租出意愿造成負面影響。此外，我們也重新估計了方程（1），同樣得出了與表4相同的結論。考慮到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列出估計結果。
五、結論
1959—1961年的大饑荒幾乎波及了全國的所有地區，持續時間長達三年之久，影響了幾代人的生活。眾多研究表明早年饑荒經歷的影響能夠持續到成年時期，特別是童年時期的饑荒經歷對個體的影響更為深刻。童年時期是心智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期的苦難記憶、生活經驗、決策模式等對其成年時期的行為均有著持久的影響。為此，本文進一步以1959—1961年發生的大饑荒為自然實驗，探討早年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理論上，早年饑荒經歷通過促使養成風險厭惡心理、導致形成預防性心理動機、制約人力資本的積累三個渠道對農民土地租出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實證研究顯示，遭受饑荒程度越嚴重的地區，村莊土地租出比率越低，農戶土地租出意愿越弱，特別是童年經歷過大饑荒的群體，其租出土地的可能性更低。基于此，可以證明早年饑荒經歷確實抑制了農戶的土地租出意愿。盡管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饑荒的負面效應會逐步減弱，但是大饑荒的深刻教訓值得銘記與深思。
本文的研究結論能為回答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為何發展緩慢提供一個新的注解。由于當前我國農業生產主體中存在相當一部分群體遭受過大饑荒，所以這部分群體的土地租出行為將會影響整個土地市場的發育情況。由此，推進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重視流轉合約的規范性，以提高農戶對土地產權的安全感。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從土地情結的視角考察饑荒經歷的影響。為此，可以借用相關心理學知識測度農戶戀土情結，并直接探究饑荒經歷與戀土情結之間的關系。
作者簡介：汪險生，男，南京審計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郭忠興，男，南京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