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農業社會
1982年，即二十五年前，《庶民研究》第一部出版。當時，我是古哈領導下的編輯小組的一員，開始從底層，尤其是農民的立場對后殖民現代性進行批判研究。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之后，我認為，后殖民性的歷史情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金、商品、信息和人員的全球流動都被歸在全球化的名下，他們進行的條件得到調整，這給后殖民的國家同時帶來了新的機遇以及困難。第三世界這一老套的說法，指擁有相同的殖民壓迫和落后的歷史的國家，不再像在20世紀60年代那樣具有說服力了。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軌道與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了極大的偏離。近幾年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的驚人發展，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變化，其規模和速度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對于學者而言，重新討論后殖民社會中的農民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個半世紀中人們做出的無數次預測那樣，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農業群體的瓦解，使農民成為了無產階級工人。相反的，我認為，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況下，給如中國和印度的大的農業國家中農業生產和農業文化的保留提供了空間。對這種后殖民資本主義的新形式的分析需要一個新的概念體系。
讓我首先來談論一下印度近期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2006年年中，加爾各答(Calcutta)市附近的一個繁榮的農業區辛古(Singur)發生了動亂，起因是印度一個工業巨頭，塔塔汽車公司在當地征用土地建造一家新的汽車廠。十二月，一位著名的反對派領導人開始絕食，要求不能從農民手中拿走土地，即使是付給賠償金也不可以，除非農民自愿放棄土地。這一事件很快舉國皆知。雖然她在二十六天后結束了絕食，騷動仍然繼續，即使在汽車廠的建造開始后也是如此。
今年一月，在奧里薩邦(Orissa)的卡林加那加(Kalinganagar),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試圖拆毀塔塔鋼鐵集團一個正在建造的鋼鐵廠的圍墻。警方向他們射擊，十三名抗議村民被殺。最近，在五月份，奧里薩邦附近的一個地區，一家韓國公司浦項公司(Posco)在造另一個鋼鐵廠，三名浦項公司的管理人員被當地村民劫持，他們提出條件要求浦項公司的管理人員不再進入村子。同樣是五月，在加爾克漢德邦(Jharkhand) 的蘭契(Ranchi)鎮，一群自稱是蔬菜種植者和商販的示威者破壞了信實生鮮超市( Reliance Fresh)的一家新店，它是一家主要的銷售食品和蔬菜的零售連鎖公司。
人們最關注的一個事件發生在蘭迪格蘭(Nandigram)，也在加爾各答附近。政府計劃在那里征用一萬四千畝農地建立一個化工經濟特區。今年一月，得到消息的村民們全副武裝，把政府官員，警察和執政的共產黨的支持者都趕出了這個地區，毀壞道路和橋梁，封閉了整個地區。在僵持了兩個月后，警察和政府支持者試圖武力進入該地區，在與警方的沖突中，十四人被殺。即使在政府宣布化工區將移址之后，這個地區還是很不安定。
如果這些事件發生在二十五年前，我們會從中看到經典的農民暴動的標志。農民階級依附于土地和小規模的農業生產，通過鄉村群體文化和道德紐帶聯合在一起，以和平或是暴力手段反抗外在的政府或是基于城市的商業機構的代表。我們可以從對農業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傳統的角度出發，重點分析農業經濟對于如政府之類的外在機構以及統治階級的主要依賴形式，這些統治階級包括地主，借貸者和商人，也可以重點分析基于地方道德群體而形成的農業文化的獨立形式。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討論和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民階級的歷史作用的政治辯論聯系起來。首先是西歐，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農民階級不可避免的遭到解體，然后是列寧在俄國與提倡鄉村運動的社會主義者(Narodniks) 的辯論，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中農民階級的作用，以及甘地對于自由印度的展望，即村莊中動員起來的農民將成功地反抗工業資本主義的傳播和現代政府的暴力。此外，利用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章中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農民階級的矛盾意識，即一方面它受到統治階級精英文化形式的統治，同時又反對他們。二十五年前，我們可以用古哈的經典作品《殖民印度農民起義的基本方面》中的分析來看待這些農村的騷動。.
我認為這樣的分析在今天并不適合，原因如下：首先，過去三十年中后殖民世界中政府技術的傳播和政府作用的發展深化，意味著政府對于農業群體而言不再是一個外在的個體。負責教育、健康服務、食品、道路、水電、農業技術、緊急救援和其他各種福利服務的政府機構已然深入到農民日常生活的內部。農民不僅依賴于這些機構提供上述服務，他們也在不同程度上學會了一些控制和迫使這些機構提供服務的技巧。政府，或者至少是政府機構，成為了農業群體的內在部分。第二，農業財產方面進行了大量改革，在中國這種改革是革命性的，在印度大部分地區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是漸進性的。這種改革意味著，幾個世紀以來，農民首次不再直接面對一個剝削階級，就像封建和半封建社會時期那樣。這對于農民政治策略產生了全新的影響。第三，土地稅和農業產出稅不再是現代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政府與農民階級的關系不再如過去一般是獲益性的。第四, 隨著城市和工業區的快速發展，農民擁有轉向城市或非農職業的可能，這種可能性不再像過去那樣會導致他們更貧窮或是迫使他們離開土地，更多是為了獲取新機會和滿足新欲求的主動的選擇。第五，隨著學校教育的傳播和與現代通訊媒體如電影、電視和廣告的廣泛接觸，農民家庭中的年輕一代強烈希望不再過農民的生活，他們受到城市生活匿名性和上升可能的吸引，希望搬到城鎮或城市生活，盡管這種生活是艱辛的，充滿不確定性。這對于印度這樣的國家尤為重要，在這里，農村社會的貧窮農民的生活不僅受階級的不利因素的影響，還受到種姓的歧視，相對而言，城市生活的匿名性便被看作是一種自由。
一個新的概念體系
在亞洲這種后殖民的政府和經濟條件下，農民生活的新特點對我們已有的關于農業社會和文化的理論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印度學者桑亞爾(Kalyan 桑亞爾)在他的新書《資本主義發展再思考》中對這些理論進行了重大的修改。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用他的一些觀點對這個問題發表我的看法。
桑亞爾的分析中的關鍵概念是資本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有時也被稱為資本的初級積累(primary or origin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和桑亞爾一樣，我也喜歡這個詞來指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脫離的過程。毫無疑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崛起，正是這一關鍵的過程使農業社會進入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最后一章里的分析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總是伴隨著一個平行的過程，那就是初級生產者如農民和手工業者失去其生產資料的過程。勞動與勞動資料的統一是所有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礎。它遭到了毀壞，大量的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開始涌現。勿庸置疑，勞動與勞動資料的統一這一概念與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有機統一的概念是對等的，這種有機統一來自于農村群體中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團結。這是一幅我們非常熟悉的農業社會的人類學描述圖景，也是許多浪漫的作家和藝術家描繪鄉村生活的靈感來源。這種有機統一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被破壞，給農業社會帶來危機。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對這種危機的分析產生了各種歷史性的描述，從農業社會不可避免的解體到建立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提出工農聯合的口號等描述。除了他們的差異，這些描述的共同點是關于過渡(transition)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農民和農業社會一直處在過渡的過程中，不論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是從前資本主義的落后狀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
桑亞爾書中的一個中心觀點是，在目前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對后殖民發展而言，關于過渡的看法已不再正確。也就是說，盡管在后殖民社會中的資本增長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資本的原始積累，比如我們在一些亞洲國家看到的，由此帶來的社會變化不能被理解為是一種過渡。為什么？
這原因與過去二十年中關于政府基本職能(minimum functions)和可用技術的理解的轉變有關。越來越多的人認同這樣的看法，即所有地方的人都應獲得某種基本的生活條件，如果國家或地方政府不提供這些條件，其他機構，無論是其他政府或國際機構或是非政府組織，就必須做這些事情。因此，雖然政府對于增長一如既往地重視，這種增長最近幾乎完全指資本主義增長，與此同時，由于資本的原始積累而導致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人無法維持生計，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接受的。桑亞爾談到，這一點引發了一個奇怪的過程，一方面，初級生產者如農民、手工藝人和小生產者失去了他們的土地和其他的生產資料，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機構給他們提供一些條件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桑亞爾說，在原始積累的同時，有一個抵消原始積累效果的平行過程。
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看這個過程。 在歷史上，所有農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意味著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要么土地被占用進行城市和工業發展，要么農民不再擁有進行耕作的資料。市場力量通常十分強大，迫使農民放棄土地，但通常是以政府的法律和財政力量直接強制他們放棄的。大多數政府使用征收(eminent domain) 權力獲取建立工業和發展項目的土地，如果有一些賠償的話，也只是形式上的。認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應被安置到新的地方或是過上新的生活的觀點在那時很少得到贊同。據說，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多余人口向美洲及其他地方移民的機會使政府可能在政治上管理原始積累的后果。今天的亞洲國家沒有這樣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早期工業化的技術條件制造了對于工業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較幾十年前具有更多資本密集型和技術依賴型的特征。大量的農民不可能被吸收進新的資本主義增長部門。因此，沒有政府重新安置的具體政策，失去土地的農民面臨完全失去生計的可能性。由此，傳統的用武力鎮壓農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結果是今天由于工業和城市發展而失去其生計的農民大量地要求重新安置。桑亞爾指出，事實并不是原始積累停止了或是減緩了，而是，可以說，政府機構在尋求資源通過給失去生計的人們提供其他的生活手段來抵消原始積累的后果。
我們知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常常保護一些生產部門不受大公司的影響，這些部門大多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謀生的領域。這種做法可以被理解為預先阻止資本積累本身，其做法是阻止公司資本進入食品作物，蔬菜生產或手工品制造的領域。無論如何，我們有很多例子表明，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向那些失去生計的人們提供容易獲得的貸款，使他們能從事一些可以獲利的職業。這些貸款的發放并不真正以收益或是貸款獲得償還為目的，因為這些錢的發放不是受進一步的資本積累的動機的驅使，而是為了為借貸者提供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說，為了抵消原始積累造成的后果。近年來，這些努力形成了一種全球傳播的貧窮管理技術，其名稱為微型信貸運動(micro-credit movement)，由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及其創辦者，諾貝爾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發起。我們中很多人都很熟悉這樣的故事，孟加拉農村的婦女們組成小組從銀行貸款，從事一些小生意來補貼生計，并在償還貸款中互相監督以使她們能獲得新一輪的信貸。
最后，亞洲國家的大多數政府都給那些由于貧窮或其他原因無法滿足基本消費需要的人群提供直接的幫助。其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扶貧項目，或是提供就業，甚至是直接的食品援助。例如，在印度，政府給在貧困線下的人們提供有補貼的谷物，對需要的人提供一年中最多達100天的工作機會，以及農村學校中學生的免費膳食。從我們的分析，可以認為這些都是為抵消原始積累造成的影響的直接干預。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最后一個直接提供消費需要的例子，大部分其他的做法都涉及到市場的干預。這是現在的農業生活與傳統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的不同。除了一些邊緣產業，亞洲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都已完全融入市場經濟。與幾十年前不同，現在幾乎沒有任何家庭生產可以被認為是只為自己生產或是只在地方社區中進行非貨幣化的交換。我們接下來將談到，這一點對于農民政治文化條件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必須指出，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一個由生物的或任何其他非歷史性因素決定的一定量的貨物。它是一個由環境決定的在社會中形成的感覺，這種感覺使人們可以過一種有一定價值和自尊的體面的生活。因此，基本生活需要的組成部分隨社會處境，文化環境和時間的改變而不同。家庭所期待的最低醫療保障水平，子女接受教育的最低水平，同具體的食品、衣服和家庭生活品一樣，不斷發生改變。重要的是，一種由文化決定的過體面生活的基本所需，既不窮困不堪，也不奢華過度。
政治社會和非公司資本的管理
剛才我通過桑亞爾的著作進行了分析，下面我將繼續談談我自己對二十一世紀農業社會的分析。與市場的結合意味著曾被稱為“生存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的大部分，即小農經濟，現在受到了資本的支配。這一關鍵發展對我們今天農業社會的理解產生重大的影響。在農村市場和小城鎮中的農業種植、貿易、農業商品的信用網絡、交通網絡和小生產和服務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我們需要把他們歸在一起。通常對這樣一個復雜結構的描述是非組織或非正式的部門。通常，屬于這樣一個復雜組織的個體的特征是：企業規模小，雇傭的工人少，或是這種貿易相對未受到統一管理。從我今天提出的分析性結構的角度，我認為從資本的公司和非公司的形式而言，今日經濟的正式和非正規部門存在著區別。
我的觀點是，今天農業社會的特征可以用非公司資本這個特征來很好地理解。農業生產已經深入市場，其投資和回報受到資本操作力量的制約。在這個意義上，農業生產與農村市場、小城鎮甚至是大城市中的生產、貿易和服務有許多聯系。我們可以指出公司和非公司資本的細微的差別。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公司資本運作的基本邏輯是更多的資本積累，通常是通過利益最大化表現的。對非公司資本組織，利潤是其目標之一，但它主要是為了提供在它內部工作的人的生計而存在的。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所謂的非正規經濟以及對農民文化的理解至關重要。
讓我先舉一些大家熟知的非農業非正式部門的例子，再來談農業社會。我們許多人都很熟悉亞洲城市中的街頭攤販。他們占據街道，常常違反城市法規，建立永久性的攤點，利用水電等市政設施卻不納稅。在這樣的情況下做生意，他們常常結成聯盟來對付政府，警察，銀行等信貸機構以及生產和銷售這些商品的公司。這些聯盟通常很大，他們經營的貿易額也較大。很明顯，在一個公共的匿名的市場情況下運作，小販們必須追求盈利。但為了確保每個人的生活所需，這個協會通常會限制在某個地區經營的小販的數量，并阻止外來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例子表明，假如一個地方的生意非常興隆，那么小販們也并不像公司資本家那樣，繼續積累自己的財富，而是同意新的伙伴的加入。再舉個例子，在印度的大多數城鎮，交通主要依靠私人經營者開汽車或摩托人力車來經營。因此，經常會有違反規則的事發生，如牌照、安全標準和污染標準等方面不合格。盡管大多數經營者只有一輛或兩輛機動車，他們也組成協會，和主管交通的政府機構及警察就票價，路線安排等談判，并控制服務的頻率和新經營者的加入，以確保每個人都有最低收入的保證。
在我的書《被統治者的政治學》中，我將政府對于街頭小販、非法占地經營者這樣的人群的管理形式稱為政治社會，這些人生活在合法性的邊緣。在政治社會中，我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在政府眼中，這些人并不是正當的公民，并不是有著恰當組成的市民社會的一部分。相反地，他們被看作屬于某個具體人口群，具有具體的經過統計得出的特點，并成為政府具體政策實施的對象。與這些群體打交道，意味著對各種非法行為的默認。因此，政府機構常常將這些案例作為特例處理，因為情況特殊，所以特別對待，這樣總的規則和原則的結構便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于是，非法占地經營者獲得水電的供應，但只是在特殊的條件下，他們與正規的合法經營者不能歸為一類。街頭小販們可能被允許在特殊條件下經營，以使他們與正規的守法納稅的商店區別開來。所有這些都使得政治社會中這些人群處在不斷的談判中，談判的結果從不確定，也沒有永久性。即使他們的權利得到承認，也從未被他們實際擁有。
將政治社會的這個問題和我前面談的近幾十年里亞洲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聯系起來，我想提出下面的看法。市民社會中公司資本占支配地位，而政治社會則是非公司資本管理的空間。過去二三十年間，隨著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公司資本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司資本家，在市民社會中占支配地位。資本原始積累的邏輯，現在的表述是要求國家經濟增長保持高速以及公司資本占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它在市民社會中，即對城市中產階級有重大的影響力。這也意味著中產階級的教育、職業和社會愿望都和公司資本財富緊密相連。一種強大的趨勢開始出現，即堅持正當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公共場合和機構建立秩序，并對非正規部門和政治社會的雜亂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寬容。在城市中產階級中，有一種模糊但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快速增長將解決貧困和機會不平等等所有問題。
基于我前面談到的非公司資本的邏輯，這些組織的功能正是在市場規則和政府管理中成功經營，從而保證其成員的生計。從印度的經驗看，我認為那些在非正規部門起領導組織作用的人實際上就是政治領導者，或具有這樣的潛能。許多這樣的領導是著名的地方政治家，許多這樣的組織直接或間接地從屬于政黨。因此，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對非公司資本的管理是由政治領導人帶領的，具有政治功能。因此，就像我所說的，政治社會是管理非公司資本的空間。
這個組織的大部分都是創新的，也必須如此，因為合作運動或是社會主義集體組織的歷史都沒有提供任何可供參考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小規模的私有財產有強烈的依附感，同時，人們也愿意組織起來相互合作來保護他們脆弱的生存基礎，這一基礎一直受到公司資本不斷增長的力量的威脅。然而，從印度的例子，我們也發現，這些公司資本的組織至少在目前來說，在城鎮中的非農業非正規部門比較強大，而在農村地區相對薄弱。這說明，在城鎮中，非公司資本組織已經發展出較為穩定和有效的形式，并能夠用政治社會的手段動員政府來維持非正規部門城市窮人的生活，而由農民和農村勞工組成的農村窮人，仍然依靠政府的直接支持維持基本需要，還不能有效有組織地利用農業商品市場。很明顯，這將是亞洲國家農村將面臨的主要挑戰。
農業文化和政治
印度社會學家古普塔(Dipankar Gupta )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中，談到變化中的農民生活的上述特征，他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構架來理解當代農村社會。他重點強調了一個特征，那就是農村居民中從事非農生產的人數的激增。在印度約半數的邦中，超過40%的農村人口從事非農職業，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其中的大部分是農村勞工，他們并不擁有土地，但也找不到足夠的干農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擁有土地的家庭，也有成員從事非農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正反映了市場力量的壓力，小農耕作無法提高生產力，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無法獨立生存下去。隨著小農財產代代相傳，財產越來越細分。在過去兩年我自己的田野調查中，我發現在農村擁有土地的家庭中，年輕成員，男性也包括女性，他們明顯地不愿繼續過農民的生活。他們說，小農生產沒有未來，他們寧愿去城里試試運氣，即使這意味著他們要過一段苦日子。不用說，這種想法在受過一些學校教育的人身上尤為強烈。它不只是對資本原始積累的效果的應對，因為這些年輕人都來自有土地的農家，他們的家庭可以提供他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它更反映了一種潛在的威脅，即小農業將早晚屈服于資本的更強大的力量。如果這種感覺在農村家庭的下一代中廣泛存在的話，我們對農業文化的理解將需要巨大的轉變。農業社會，其基本活力來自于自我再生產，只適應為小而緩慢的變化，這樣的概念將不得不被放棄。我們看到一代農民，其主要的動機似乎是不再當農民。
在這種發現的基礎上，古普塔提出了“正在消失的鄉村”的概念。“農業是經濟的一個沉淀物，慷慨地使沒有成就的人安于一種悲傷的滿足的生活。村民們蒼白無力，就像鄉村經濟一樣毫無生機。從富人到窮人，潮流便是離開村莊…”。我認為古普塔的結論有些過于倉促。他只注意到這個過程的一個方面，即不可避免的原始積累的那一面。我認為，他沒有考慮到另一面，即政府政策的領域，其目的在于抵消原始積累的效果。在這個領域，農民和政府的關系已經得到并將繼續被重新定義。也是這個領域，非公司資本的創新組織面臨新的機會。
我前面談到，國家或政府機構，也包括承擔政府職能的非政府組織，對農業社會來說不再是一個外在的個體。這將帶來幾個結果。首先，大多數人都贊同這樣的看法，即給窮人，包括農民，提供各種福利和發展功能是政府的必要任務。農民認為，健康、教育和農業的基本投入以及供給生活必需品，是政府機構應盡的責任。這就意味著政府官員和農村的政治代表不斷被要求提供各種福利和資助。這也意味著農民開始學會在政府系統的層面上運作，在適當的地方施加壓力，或是通過談判得到更好的條件。第二，政府機構對這些要求的反應通常是靈活的，基于成本和回報的計算的基礎上。在許多情況下，其策略是將尋求福利的人按其具體人口或社會特征分散成小部分，這樣就可以有靈活的政策，而不是把整個農村人口看作單個的同一的群體，而是把它分成更小的目標人群。其意圖是分解要求得到利益的人，同時分散針對政府的反對情緒。印度最近發生的工業占領土地的騷動最明顯的特點是，除了農民團結這一修辭被繼續使用，村莊中有許多人沒有參加騷動，因為他們更愿意從政府政策中獲益。第三，對于尋求和給予福利的靈活政策使人們可以進行談判，這在要求得到福利的人中形成了一種新的競爭的精神。農民們現在面對的，不再是地主和商人等直接的剝削者，而是政府機構，他們希望從他們那里獲得利益。因此，農民們會指責一些官員和政治代表偏愛城市，不顧農村，或是某個部門的農民提出自己受到歧視，而其他地區或種族背景的農民，以及忠于某個政黨的農民得到了好處。這種針對國家機構的指控不是針對剝削的指控，而是針對歧視的指控。這對農民政治帶來了全新的特點，這種特點在對農業社會的經典理解中是缺失的。第四，與幾個世紀以來，農業社會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舊的形式相比，我認為，在當前的農民政治中的暴力的角色有不同之處。雖然舊的農民起義有他們自己的戰略和策略，就像古哈在他的經典作品中展示的那樣，他們有明顯的特點，一方面，他們有強烈的團結性，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剝削者的反對。今天，農民暴動中暴力的使用似乎更加經過計算，幾乎有著實用主義的邏輯，他們的目的是引起政府對具體的問題的注意從而獲得恰當的政府的幫助。他們使用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戰略來獲得政府官員，政治領導人，特別是媒體的反應。這可能是過去二三十年中農民政治本質中最重要的變化。
至于農業，情況不是很明朗。小農業，盡管它完全被卷入了市場的聯系，還是感到受到市場的威脅。他們對公司組織有一種陌生感和深深的懷疑。農民們不能應付市場的不確定性，他們更擅長獲取政府的幫助。過去幾年中，在印度有幾百起農民自殺的案件，原因是他們無法以預期的價格出售煙草和棉花等農產品，從而突陷巨債。農民們感到他們銷售經濟作物的市場受到強大的神秘力量的控制，而不受他們的控制。城市非正規經濟中非農業部分許多組織能夠有效對付公司，得到商品供給并進行銷售，但農民們還不能夠建立相似的組織。農業管理的這一方面，即并非作為自我消費的維持生活的生產，而是作為非公司資本的領域，仍然是一個挑戰。對這個挑戰的政治反應將決定二十一世紀農業文化的未來。
我來總結一下我的主要觀點。隨著亞洲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公司資本對市民社會的支配式的統治還將繼續。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原始積累的繼續。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初級生產者，即農民，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將失去他們的生活資料。但是，這些原始積累的犧牲品的人們無法被吸納進經濟新的發展部門中。對于公司經濟支配的部分而言，這些初級生產者將被日益邊緣化，被認為是無用的。但是，主要的政治氣候認為政府如果任由這些失去生活資料的人們自己掙扎，那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他們會變成“危險的階級”。因此，一系列政府政策正在也將繼續被制定出來，以抵消原始積累的效果。在這個領域中，農業社會將重新定義他們和國家及資本間的關系。目前來看，雖然農民們形成了許多新的從政府獲得幫助的辦法，他們對付資本世界的能力還是不確定和不足的。在這個領域，作為非公司資本的農業活動將繼續發展，在資本流通的內部，尋求滿足農民生存所需的辦法，這將決定農業社會和文化的未來。我認為，二十一世紀亞洲國家的農業社會一定能生存下去，但條件是必須在鄉村中容納很大部分的非農業部門。另外，我認為在農村、小鎮和城市地區正出現的文化活動將重疊并具有延續性，城市的部分在其中占主導地位。
我也談到，公司和非公司資本的區分，與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區分一致。這可能帶來許多后果。在幾個亞洲國家，我們已經看到可以被稱為“正規市民”對民眾政治代表系統的雜亂和腐敗的反抗。2006年，在泰國，軍方領導的政變驅逐了一個民選政府。這次行動似乎得到了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他們反對旨在贏得農村人口支持的充滿浪費而腐敗的經濟支出。今年年初，在孟加拉發生了相似的軍隊支持的政變，議會選舉的機會被無限期延后，而一個臨時政府采取緊急措施來清理系統中所謂的“腐敗”官員。報道表明這次行動也受到了城市中產階級的歡迎。近幾年，在菲律賓的社會矛盾中也出現了相似的社會分隔。在印度，近幾年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城市中產階級完全從政治活動中退出。他們對所有政黨的民粹主義和腐敗激怒，說這些政黨為了贏得選票，以犧牲經濟快速增長為代價。然而，事實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正規的市民社會的有序的生活之外。在那里，他們要吃飽穿暖，要得到工作的機會，這樣才能保證社會整體的長期和相對和平的生存。亞洲國家農業社會的未來有賴于這個艱難和創新的政治管理過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本文原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7年9月（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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