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種豆得瓜:農村集體經濟的不同產業績效及動因
摘要:傳統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業生產領域的低效率使得農村恢復家庭經營，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工業領域取得巨大成功，創造世界獨一無二的農村工業化道路。本文認為要將集體經濟置于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兩個轉變的大背景下考察。集體經濟組織的特殊品質使其在不同產業領域具有不同的適應性。集體經濟在工業領域的成就，在于適應了中國和世界工業化進程中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及高科技產業進程中的需求，并有著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所不具有的比較競爭優勢。隨著內外因素的變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面臨著轉型升級。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產業績效；動因
歷史是在既定的前提條件下發展的，并經常有出乎人所意料的結果。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集體經濟似乎已成為一個遙遠古老的名詞，在農業生產領域的低效率，使得農村再次恢復一家一戶個體生產經營方式；出乎意料的是，集體經濟在工業領域卻獲得巨大成效，創造了上萬億的巨額集體資產，為國民經濟積攢了殷實的“家當”。本為種豆，何以得瓜，農村集體經濟為什么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取得截然不同的績效？其深刻背景是集體經濟生成演化于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兩個轉變之中，它的特殊品質與不同產業領域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是集體經濟內外要素互構的結果，同時也制約著集體經濟的發展。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加以深入探討。
一、集體經濟+國家計劃：農業領域的低效益
集體經濟是指土地等生產資料為農民集體所有，集體成員勞動合作，生產經營收益為農民集體分配的經濟形式。集體經濟本是為了解決農業生產和農民貧困問題而生成的。
集體經濟是相對于個體經濟而言，并以否定個體經濟這一歷史底色而生成的。早在1940年代，中共領袖毛澤東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步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i]但在列寧看來，經過合作社走向集體化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需要相應的條件，關鍵在于農民的意愿。因為集體應是集體成員的自愿聯合。而要在一個有著漫長個體經濟歷史的條件下實現農民的自愿聯合，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不到六年時間，我國就實現了集體化，并形成了農村集體經濟這一新型的經濟形態。
事實上，對于土地改革后的集體化進程與路徑，中共高層存在著兩種思路：一是以劉少奇、鄧子恢等人為代表，強調集體化與機械化相適應，進程不宜太快，傳統的個體經濟仍然有生命力，要保護和鼓勵農民個體積極性;一是以毛澤東為代表，更加強調農民互助合作，強調引導農民發揚集體合作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要加快集體化進程，特別是實現產權集體化，從根本上消除造成農民貧困的制度原因。如中國農村改革權威專家杜潤生所說：“毛主席的意見是先改變所有制，然后發展生產，”“針對的是劉少奇先機械化然后才有集體化的思想。”[ii]在黨外，對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有不同看法，有代表性的是鄉村建設運動領導人梁漱溟擔心農民的利益受損。但中共領袖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梁漱溟對農民“施仁政”的主張，強調共產黨的總路線是“大仁政”。所謂的“大仁政”，就是工業化。土地改革以后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一化三改”，換言之，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內的“三改”，是圍繞“一化”，即工業化展開的。基于此，中共黨內達到一致，而黨外也未再有公開的反對。這是中國農村集體化，并生成集體經濟的基本動因。換言之，中國的農村集體經濟是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中，在工業化的強大外部因素推動下生成的。
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是一般趨勢，但各個國家有不同的環境，也有不同的路徑。新中國建立后的工業化，面對的是相對封閉的國際環境，同時因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示范，由此形成計劃經濟模式。計劃經濟又稱指令型經濟，是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由政府事先進行計劃，并根據計劃實施的經濟體系。中國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源和產品短缺的條件下形成的。為滿足工業化及其城市人口的需求，在1950年代初期實行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并由此形成計劃經濟體系。政府管制經濟與億萬個體經濟之間存在巨大矛盾。而在集體化進程中形成的“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與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系是相匹配的。換言之，中國的集體經濟是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生成，并服從和服務于整個計劃經濟體系的。
由此可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原生形態是集體經濟+國家計劃，從而也是一種依附性奉獻式經濟。正是因為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國家從農村獲得了難以估量的產品、勞動和政治穩定性，保證了工業化的進展。也正是這一動因，造成了傳統集體經濟自我封閉于農業農村的特征。
集體經濟形成之初的人民公社體制是“政社合一”的體制，通過公社將農村社會成員一級級組織起來，并建立起與由政府到公社再到農民個人之間的縱向聯系。農村的生產、分配、消費、社會活動等都只是在各級政府的指令下運行，而不與政府以外的社會發生聯系。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將公社組織比喻為一種“蜂窩”狀社會結構。
自我封閉的集體經濟組織造成的是活力的缺乏和產業效益的低下。
首先在于，集體經濟作為一種依附性奉獻式經濟，其產品分配的依據是先國家再集體。國家如果拿得過多，就會導致集體分配過少；集體用于分配的過少，就會影響農民的生活，并由此導致農民缺乏集體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甚至造成農民的抵制。如杜潤生所說：“正因為‘大集體經濟’吃不飽飯，甚至餓死了人，農民就要想辦法，避免風險。”其辦法一是“瞞產私分”，二是擴大自留地，三是搞包產到戶。[iii]連毛澤東都不得不承認，農民的“瞞產私分”有一定的合理性。
自我封閉的集體經濟組織切斷了農民的橫向聯系，在政府分配有限的條件下又不能在與社會交換中獲得生活資料。“政社合一、公民皆社員的人民公社，又不允許自由進出，堵塞了社員自求謀生的道路，限制了農戶發展經濟的自由。在歷史上，農民從來擁有從事多種經營、配置自有資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這種自由權利卻受到剝奪。其結果不僅加重了農村的貧困程度，還加重了城市的消費品短缺。”[iv]
其次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經濟適應了國家計劃，卻不適應農業生產特性。長期歷史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方式。這種生產經營方式與農業生產的特性是相適應的。在杜潤生看來，“工業和農業不一樣”，“工業有廠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產。農業在遼闊的土地上生產，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集聚在一塊土地上。對勞動者也不可能靠直接的監督管理，要靠生產者的自覺，而且收獲的季節是在秋后，勞動和收益不是直接聯系。如果不自覺，就會磨洋工，還可能減產。農業還有季節性，許多農活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上分工。農民都得學會全套農活，不可能有那種工廠式的流水作業。”[v]農業生產分散性不同于工業，需要尋求最適合的組織單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庭是人與生俱來的生活單位和社會單位。個人在家庭懷抱中生長，并與家庭結成不可分離的關系。家庭因此成為原生的與生俱來的共同體。如滕尼斯所說：“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vi]。“默認一致是對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內在本質和真實情況的最簡單的表示。因此，首先和最普遍的意義是家庭生活的最簡單的表示”。[vii] 家庭共同體相互依賴、利益相關、熟悉信任、感情相系、優勢互補，非常適宜于農業生產活動，并不需要額外的組織管理成本。家戶作為產權、生產經營、分配、消費、社會、文化和政治單位，自我負責。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體制本質是一種責任制，它內在地要求生產者對自己負責，而無須外部監督。正因為如此，對中國農村改革有深刻認識的鄧子恢認為：“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家庭小群體，團結一致，利害與共，能夠自覺地全心全意地對生產負責，以適應農業生產復雜、多變的情況，經過它們長期的努力，已經創造出一套優良的傳統耕作方法和管理經驗。由此使它們雖然經歷了千百年的曲折，仍保留了它的生命力，使其成為整個農村經濟肌體組成的細胞。”[viii]中國農民在家戶單位基礎上精耕細作，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家戶農業可以說是一種有效率的農業，家戶農民可說是勤勞而有效率的農民。
個體家戶經濟具有多重屬性，集體化過程不僅否定了家戶經濟的私有產權屬性，而且否定了其生產經營單位的屬性，用集體統一經營的經濟組織替代家庭經營，反倒造成比較效益的降低。與血緣性的、與生俱來的家戶相比，公社集體則是次生的、建構性的地域性組織。這一組織的規模比家戶大，但相互間的信任和合作難，由此會增大組織管理成本。同時，公社集體聽命于上級，難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安排生產。“農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一個結合體，受生物學規律支配，要求不誤農時。”“農業的決策最好是現場決策”，“動物、植物都是有生命的物體，需要精心呵護。家庭經營則最適宜這種現場決策。” [ix]家庭經營意味著生產與收益直接相關，能夠激發起農民的生產熱情和積極性。
正是因為家庭經營更適合農業生產特性，更能讓農民獲得收益，從集體化進程開始，農民就一直在試圖從體制上加以突破，不斷嘗試包產到戶。只是由于農村的貧困和城市消費品的短缺，并拖累了整個國民經濟，才最終實行“產權公有，家庭經營”的家庭承包經濟體制，并導致傳統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
二、集體經濟+國內市場：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統一經營的集體經濟組織未能在農業領域取得預期的成效，最后不得不恢復一家一戶的家庭經營，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工業領域取得了重大發展，造成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從社會組織單位看，家庭承包制與傳統的家戶制有類似之處，都是以家戶作為產權、生產、經營、分配、消費、生活和政治單位。但是，家庭承包制不是簡單的歷史回歸，其基本底線就是土地等生產資料仍然歸集體所有，農民獲得的只是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換言之，“土地公有，家庭承包，這種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滿足了農民對家庭經營的偏愛，使小私有者的積極性得以發揮，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x]家庭承包經營權是從集體所有權衍生或者派生出來的。但是，這種衍生或者派生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恰恰是必須和必要的。家庭承包制不僅僅在于家戶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更重要的獲得了人身活動的自由。在杜潤生看來：“集體經濟已難以維持，它最大的弊斷就是把人捆死了。農民說不怕累，就怕捆。中國農民有了一點自由，是能夠做出許多創造的；不給他自由，他有可能變成你的包袱”。[xi]獲得自主權的人們得以擺脫對土地的依附，走出鄉土，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從而開拓一番廣闊的天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出集體經濟的新形式——以“蘇南模式”為代表鄉鎮企業發展模式。
“蘇南模式”是指江蘇南部農村率先發展起來的以鄉鎮企業為標志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后泛指東南沿海地區的江蘇、浙江等農村發展起來的農工商一體的集體經濟。那么，為什么在東南沿海地區崛起了一個不同于傳統個體經濟，又不同于傳統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這樣一種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并在工業生產領域獲得了巨大成功呢？
這首先在于農村的傳統底色。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是一家一戶為單位，農業與手工業結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在東南沿海地區，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了一定的農業剩余，商品經濟日益活躍起來。同時，這些地方人多地少，需要通過手工業和商業獲得生活來源。近代以來，工業和城鎮在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也為這些地方的農村經濟注入了新的元素。正因為如此，費孝通先生通過對其家鄉——江蘇南部的吳江縣的調查，形成了發展“草根工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解決城鄉差距的思路。1950年代以后，這些地方同樣實行集體經濟，但歷史傳承的底色仍然在頑強地發揮作用。如發展社隊企業和走村串戶進行小商品交易。盡管“自由市場”作為“三自一包”的內容之一受到批判，但并沒有根絕。
其次在于計劃經濟體系的縫隙。東南沿海地區社隊企業和小商品交易的發展，歸根到底在于有社會需求。1950年代形成的計劃經濟體系不可能窮盡社會需要，且主要滿足國家目標，由此形成了大量的社會需求，并產生了“隱性的市場”。只是這一市場僅僅存在于計劃經濟體系的縫隙之中。當1980年代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放活政策之后，原有體制壓制下的工業和商業活動迅速浮出水面，并活躍起來。鄧小平因此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xii]鄉鎮企業在國民經濟所占比例達到三分之一，構成國家經濟體系的相當數額的“家當”。
突然冒出的鄉鎮企業產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在原有集體經濟組織生成的，只是在原有計劃經濟體系下的城鄉二元結構下受到壓抑。計劃經濟體系對農村的需求主要是產品與勞動力，因此長時間實行“以糧為綱”的政策，工副業屬于受限制的產業活動。但在東南沿海地區，工副業頑強地自我生長，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部分。農村改革以后，全國大多數農業地區實行分戶經營，以農為主，且社會需求迅速增長，而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工業則在原有基礎上，積極滿足社會需求，得以長足發展。這是集體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黃宗智所說：“集體工業實際上是長江三角洲以及中國大部分地區鄉村工業組織的主體。正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推動了發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鄉村工業化，并且使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有別于多數第三世界國家。”[xiii]
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業的失敗和之后在工業的成功，與集體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在特質密切相關。
中國的集體經濟組織生成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之中。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之中，一般要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大機器工業階段。但在不同國家的工業化階段及其空間形式有所不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新中國建立前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新中國建立后，為迅速建立起工業體系，工業化的重點在于重工業，一下進入大機器工業階段，工業發展的空間主要在城市，工業主要組織方式是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以城市為空間的大機器工業難以充分滿足國民經濟的需要，社會需求的大量產品需要通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的方式加以滿足。新中國建立之前，農村存在家庭內部的分工協作，但其范圍十分有限，主要是滿足自我的需要。實行農業集體化以后，農村社會組織單位擴大到社隊。公社單位為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提供了組織基礎。同時，公社組織本身也負有發展工副業的使命。集體化進程中建立起來的公社集體組織既是生產組織，也是社會生活組織，寓農工商學兵于一體。1961年頒布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被稱之為著名的人民公社“60條”》，便將發展社辦企業和手工業作為重要任務。這一要求本來是滿足農村內部社會需要的，但沒有意料到的是恰恰滿足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階段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某種巨大巧合！
更重要的是集體經濟組織為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提供了特別重要的條件。首先，集體經濟組織規模比家庭大，有可能進行內部分工，從而為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提供組織基礎，一部分人可以專門從事工業活動。其次，工場手工業及其之后的機器企業需要土地和勞動力。這在傳統的家庭經濟單位受到極大限制。所以，為數不多的工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即使是計劃經濟時代也是如此，由此造成新的城鄉差別。隨著集體經濟組織的建立，發展工業所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難題得以迎刃而解。一則在集體經濟條件下，土地等生產資料為集體所有，發展集體工商業不需要支付土地費用。二則在集體經濟條件下，集體工業的員工主要來自于集體成員。農村集體成員從事工商業比從事農業有更大的收益，有更高的積極性，同時他們所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又遠遠低于城市。三則在“政社合一”體制下的社隊企業與基層政府直接相關，受到基層政府多方面的支持和保護。土地、勞動、政府構成集體企業特有的比較競爭優勢，甚至造成鄉鎮企業擠垮城市國有企業的“小魚吃大魚”的特殊景象。這種集體經濟擁有的比較優勢是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都難以想象的，由此也為中國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鄉鎮企業的產值一度占全國總產值三分之一多，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動機，成就了中國奇跡。
集體經濟組織基礎上發展的鄉鎮企業在工業領域的巨大成功，主要是適應了工業化進程中的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階段，滿足了國內市場的巨大社會需要。
但是，鄉鎮企業發展也有相當的限度，作為鄉鎮企業代表的“蘇南模式”輝煌不再。這主要是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和鄉鎮企業內在的不足。一是隨著農村改革的成功，改革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城市企業逐漸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以市場為導向。而城市的機器工業效率遠遠高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以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為主的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復存在。二是鄉鎮企業是在“政社合一”的體制下形成的，表現為“政企合一”。政府可以從外部支持鄉鎮企業，但直接指令下的企業也會產生原有的“國企病”，原有的適應市場需要的靈活性優勢不復存在。
三、集體經濟+世界市場：鄉村工業的全球化
企業一旦進入市場就會產生強大的內驅力，不斷為自己開拓市場，尋求出路。當以“蘇南模式”為代表的鄉鎮企業遭遇困境時，以“珠三角模式”為代表南方沿海地區的集體經濟卻在開放中開辟世界市場，促使鄉村工業跨向全球化，創造了“世界工廠”，成就了新的中國奇跡！
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改革開放的過程。而開放是經由“經濟特區”，由沿海到內地逐次展開的。
接近香港澳門的珠三角地區位于開放的前沿地帶。在長期歷史上，這里物產豐富。但人多地少造成大量人口出國謀生，形成著名的“下南洋”。新中國建立以后，這里與全國一樣實行集體化，形成人民公社體制。由于貧困，這里的農民除了與其他地方一樣對公社體制加以抵制以外，就是外流香港澳門地區尋找生路。因此，珠三角地區是全國僑胞最多的地方之一，更是直接毗鄰香港澳門的地區地區，處于國家開放的最前沿地帶。
與長三角地區不同，珠三角地區農村的社隊企業不發達。農村改革之初，與全國一樣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并實行家庭經營體制。隨著國家開放，急需引進國家緊缺的資本，發展經濟。大量“三來一補”外資企業進入珠三角地區，從而迅速推進這一地區由農業向工業的轉變。各種工廠企業星羅棋布聚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昔日大片農田成為無數座廠房，直到形成著名的“世界工廠”。[xiv]
與改革初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同，珠三角地區的鄉村工業一開始就與世界市場接軌，“兩頭在外”，一方面對外招商引資，引進外來資本；另一方面生產的產品主要銷于國外，大大開拓了市場領域，并得以通過銷售產品從世界上賺取利潤。這對于中國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性意義。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從他國獲得大量利潤的歷史。1990年代以來，中國一躍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以珠三角為代表的鄉村工業在其中功不可沒。
改革之初的鄉鎮企業尚是“星星之火”，鄉村工業散落在各個地方和鄉村。而珠三角地區的鄉村工業發展處于全國的大開放之際，工業發展呈地區燎原之勢，整個地區的農村呈整體工業化，企業在這里成龍配套，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由此也使這一地區從昔日的封閉農村與全球聯結起來，呈高度開放狀態，并加速推動了市場化和城鎮化，成為全國的領跑者。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Ash中心主任安東尼·賽奇教授，專門撰寫了《中國村莊、全球市場》一書，以東莞一個村莊變遷為案例研究中國的全球化。
珠三角的迅速崛起與世界經濟走向密切相關。隨著經濟發展，世界發達國家早已完成機器大工業生產階段，進入高科技產業時期。但是，機器大工業生產還有存在的必要和發展的巨大空間。一是發達國家自身有社會需求，但因為經濟轉型不能以物美價廉的產品滿足社會需求；二是大量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需求迅速增長，大機器工業卻十分落后，無法滿足需求。而世界資本也在尋找合適的國家和地方，發展大機器工業，滿足社會需求。中國的珠三角地區因此成為歷史的“幸運兒”。
歷史不會無緣無故的寵幸誰。珠三角地區的崛起與其集體經濟底色密切相關。與長三角地區有星羅棋布的城鎮不同，珠三角地區除了廣州等極少數城市以外，基本都屬于農村地區。傳統的集體經濟在農業領域的低效益，卻成就了工業領域的大發展。首先，因為缺乏內部積累，促使這一地區的集體經濟組織將招商引資作為頭等任務。其次，集體經濟組織可以為企業提供了廉價且有規模的土地。特別是各個鄉村競相引資，造成土地價格特別優惠。再次，由于工業發展獲得的利潤遠遠高于農業，促使大量農村成員“洗腳上岸”，愿意交出承包土地，通過入股分紅的方式分享集體經濟組織利潤，并參與工業生產。第四，大量外來農民進入珠三角地區務工，村組集體經濟不僅可以提供工作崗位，而且可以提供住房和安全保障。這對于個體企業和城市企業都是難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和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下，地方政府給予集體經濟組織招商引資和發展工業提供了極大支持和引導，由此形成地方的整體開發，大量資本和外來勞動聚集在一個空間里，促使具有完整產業鏈的“世界工廠”的崛起。這一“工廠”因為廉價的土地、勞動和政府優惠政策，并與發達的市場體系相結合，而生產出物美價廉的工業產品，成就了新的中國經濟奇跡。同時，原有的集體土地資源轉化為巨額的集體資產。僅僅是東莞一地的農村集體總資產便達1200多億元，占全國的10%，而在改革開放之初，東莞的總產值才不過6個億。
珠三角地區的崛起得力于對外開放，其資本和市場主要在國外，是一種外動力、外源型經濟。但外部世界也會發生變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世界經濟下行。珠三角長達20多年的“黃金歲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是西方發達國家意識到工業的重要性，并試圖尋找通過高科技力量重振工業雄風。二是世界總體需求萎縮。三是世界資本尋找比珠三角地區更為優惠的投資地點。與此同時，珠三角依托原有集體經濟組織發展鄉村工業也面臨著內部困境。一是集體經濟組織以入股分紅的方式獲得土地發展鄉村工業，分紅具有剛性。經濟增長放慢的集體經濟組織得滿足不斷增長的村民分紅需求，為此甚至舉債。僅僅依靠最早入股的土地分紅，造成內在的發展動力的缺失。二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大量土地用于修建廠房，雖然將集體土地由資源變為了資產，但一旦廠房不能運轉，資產無法變為資本，也無法重新回復為土地資源。由于廠房閑置還有可能成為負資產。2012年，僅僅是東莞村組兩級集體總負債達245.4億元，負債率高達19.8%。三是集體經濟組織與村組織合為一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福利職能，造成經濟負擔過重，村級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減弱。四是集體經濟組織最初發展工業所給予的政策優惠不再存有，政府對于集體經濟組織的支持發生變化。正是在內外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有人預言珠三角地區將會由于產業的衰敗，成為諸如世界許多由于產業興衰導致地方興衰的另一個案例，其興也勃，其衰也忽。
但是，珠三角地區并沒有沉淪和衰敗。重要原因是，在中國，農村發展從來主要依靠的是內在的力量，而不是外部救濟。由于產能過剩，中國的東北地區經濟急劇下行，社會壓力增大，走出困境相當困難。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國有企業長期被視之為“共和國的長子”，形成對國家的依賴，其內在動力嚴重缺失。珠三角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最初發展主要是借國家開放的東風，在外尋求空間，依靠的是自我的力量。面對新的挑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努力尋求新的發展出路，這就是積極尋找內在的動力。一是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經濟結構，生產適應市場變化的產品，不是過分依賴傳統的世界市場。二是重新激活內部發展動力，通過市場的方式將閑置和沉睡的資產激活。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高迅速增長，村民已積累相當的資金，可進行自我投資。激活資產的資本力量主要來自內部。三是發揮村組集體經濟“船小好掉頭”的靈活優勢，激勵各個村組各顯神通，尋找新的出路。四是外部市場的變化推動著集體經濟組織和基層政府轉換思維，不是以分紅獲得村民的認同，而是以帶動村民二次創業獲得村民的支持。五是通過改革完善集體經濟組織的內外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向治理尋找活力。六是政府轉變領導方式，著重于通過制定規劃、改善環境、承接公共事務引導和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的轉型升級。
盡管珠三角地區的鄉村工業發展還在負重前行，但新的希望已經展現，沒有陷入因外部環境變化所遭遇的滅頂之災。這不能不歸之于在農村底色下形成的集體經濟內在的自我發展、自我救濟的動力機制。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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