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流轉土地的非糧化沖動。種一畝糧食純收益才300元左右，而一畝地的租金現在一般在500-800元，好一點的地上千元。當前即使采用最先進的技術和物質手段，也很難讓種糧收益翻番，唯一可能的路徑便是種植比糧食效益更高的非糧作物，這便是“非糧化”的直接原因，這部分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地租繼續上漲，比如西安南郊的農地租金已經到了每畝2000元以上，那一般的高效農業也保不住了，只有“非農化”了，挖魚塘，搞莊園之類的了。所以，當我們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責資本下鄉不務正業的時候，最好也反思一下這其中的經濟原因。不能光片面地宣傳，一搞土地流轉、規模經營，產量就上去了，效益就提高了，農民既有流轉收入，又有就地務工收入，真是一舉多得！實際上哪有這么容易？
其次，要關注資本下鄉的規模經營陷阱。在社會資本以各種目的大量涌向農村的時候，人為的、急切的發展大規模連片經營，在高土地成本、高勞動力成本、高融資成本三大因素的擠壓下（農民自己經營則沒有前兩項成本），大規模經營實際上十分困難，一些所謂的農業龍頭企業只能靠政策性補貼和非農業務來維持，這是偏離現代農業發展初衷的，也是超越現有生產力水平的。一個老板從城里來到農村搞標準化果園，按照理論測算，一畝地前期投入不到一萬，純收益在3000元以上。等到投下去以后，發現投入遠遠不止這些，因為人工是一個比化肥、農藥更大的投入項，果區的人工價格已經到了每人每天150元的價格，甚至人工超過了投入品。比如，春天給蘋果套袋，一個日本進口紙袋也就四五分錢，可是套一個果袋的人工費用竟然接近一毛！不僅如此，每次的果園勞作都要用人工，幾年下來，人工的花費是一個天文數字，掙錢何其難也。
再次，要關注農村勞動力隱性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農村土地流轉加速，既帶來農村勞動力進一步兼業化和加速向城鎮轉移的趨勢，也帶來農村留守群體的隱性失業問題，有土地卻流轉給了別人，想出去打工卻因為個人和家庭因素出不去，如果流轉主體再不優先考慮吸納就業，很容易形成農民就地就業的強烈訴求，典型的就是中途退出土地流轉或強行要求進入流轉主體就業的社會事件。這也成為資本下鄉又一個難以承受之重。一旦企業經營情況好轉，差不多都會遇到流轉土地的農民提高租金的要求，有沒有合同根本不重要，大多情況下都是法不責眾，只有在當地干部的撮合之下息事寧人。麻煩的還止這些，建設的工程還必須由村上的建筑隊來干，場里的工人還得優先從村上雇用，不管你是不是愿意；村上搞個什么扶貧問苦、紅白喜事、節日慶典，企業還得“主動”贊助，等等。
最后，還有資本下鄉自身的嚴重管理問題。有錢但沒有人，干二三產業十分內行，做起農業一個比一個外行，最終的結局，往往是“種下龍種，收獲跳蚤”。既懂經營、又懂農業的復合型人才，喊了多年，真正到了用了時候，發現十分難找。連聯想這樣的國內一流企業，在做農業5年之后，依然坦言人才是最大的瓶頸，搞IT的有，搞農業的也有，但能把互聯網+農業做好的跨界型人才暫時沒有。所以，當老板們滿懷農業夢想來到希望的田野后，逐漸失落，直至絕望，與其冒著風險種，還不如荒著損失少點，至少用不著再投入了，也少了人工管理費用。這便是資本下鄉的流轉土地上雜草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對那些資本下鄉的企業懷抱著一些“同情與憐憫”，他們可能也只是某些地方推進土地規模經營的犧牲品。也正因為如此，當媒體一味地報道地租上漲的“好事”時，我們最好還是理性看待，猛漲之后一定帶來問題成堆！更必須對一些地方政府發出警告，必須對規模經營全面認識和理解，慎重引導，堅決防止違背正常經濟規律的人為歸大堆，累大戶，雖然表面增加了農民收入，實際上卻形成了勞民傷財的規模經營政績工程；也要更加關注如何更好地扶持規模經營主體來服務國家農業戰略的問題，在農田基建、技術服務、政策補貼和科學獎懲等方面加大對糧食規模經營主體的扶持；還要規范和科學引導農村土地流轉，防止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一定要堅決避免在農村形成正常經營難以為繼的半拉子“現代農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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