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耕者有其田”是一個邏輯悖論、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一種過時的價值觀。耕者一旦有了田，他就可以將田賣掉，進而變回“耕者無其田”。人們嘗試解決這個悖論，所以禁止農民轉讓土地。但是既然禁止流轉，那么土地就不算屬于農民。所以結果一樣：農民并不真正擁有土地。因為土地并不真正屬于農民，所以其使用權也是不牢靠的。
我們來看看三個近代史人物的自述。
第一個人是孫中山麾下“福軍”的首領李福林，他在《李福林自述》中透露：李家原本有土地，只是為了給叔叔娶親，將耕地變賣了。
第二個人是民國將軍劉汝明，他在《劉汝明回憶錄》里說：劉家祖上有田，但由于子孫眾多，代代分田，分到劉汝明這一代已成赤貧。
第三個人是彭德懷。《彭德懷自述》說：彭家也有田，但是為了給家人治病，賣掉了耕地。
這三個人物的自述說明一個問題：在舊社會，土地是可以流轉的，而土地的流轉，其原因是多鐘多樣的，有的為嫁娶，有的為還債，有的為治病，有的為分家，等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舉之不盡。
相反的現象也有，有的人賺了錢，會花錢買田。總之在舊社會，耕地是不斷流轉的，今天從有田者流到無田者手上，明天又反過來，所以在自然的狀態下，“有田者”和“無田者”之間是會互相轉換的，家業有興有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它是變化無常的。所以在舊社會，沒有人會提出“耕者有其田”，就算提出來也只招旁人一笑，因為在自然狀態下，是無法保證耕者“有”其田的。“耕者”一旦“有”了田，他出于各種各樣的財務需要，會將耕地變賣掉，因此有田者會轉化為無田者，所以在舊社會的狀態下，不存在“耕者有其田”這個口號，也沒有人將這個當成社會理想。
在舊社會優勝劣汰的自然狀態下，聰明能干的人家購置的田產越來越多，于是就出現了土地兼并，這些人擁有大量的田產，那么擁有了大量田產，是不是都自己耕呢？不是。他們是租給別人耕，所以就產生了地租的問題，這些地租在近代史一些人物的眼中，就是一種“剝削”，他們認為：出租耕地的人是剝削者，而佃農則是可憐的，因為他們的勞動果實以地租的方式被“剝削”了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以上。
所以一些近代史人物提出這么個理想：“耕者有其田”。他們認為：農民的貧困，在于不能擁有自己的耕地，所以要洗牌，要推倒重來，將土地均分掉，使每一個務農的人，都擁有土地，不再受人“剝削”。
但是有人意識到：將土地分到農民的手中，農民還是會將土地變賣掉，這并不能解決問題，怎么辦呢？人們就想出來這么個辦法：土地分給農民，但是不允許買賣，也就是說，這塊地給你耕種一輩子，但就是不允許你轉讓它。這樣一來，就解決了農民賣地的問題，消滅了土地的流轉，人們當時認為：這樣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但問題來了，對于農民而言，你說這塊地是我的，但是又不允許我把它賣掉，那么這算不算是我的地呢？不算。這不是我的地，是我的地我是能賣的，不能賣，它就不是我的地。所謂“有”其田，什么叫做“有”？土地作為一種物權，真正的“有”，也理所當然包含了處分權，而拿掉了處分權，它就不能算是一種“有”，而只能算是一種使用權，所以歸根結底，“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其實并沒有實現，農民仍然不是真正擁有土地，充其量這只能算是終生免了地租，但土地并不是農民的，因此根本談不上“耕者有其田”。而正因為土地并非真正屬于農民所有，所以其使用權也是不安全、不牢靠的，隨時可以通過修法而將其收回。
我們來看看這個邏輯悖論是怎樣演示的。
自然邏輯：
邏輯鏈條一：耕者通過掙錢置地的手法購置耕地，實現耕者有其田；
邏輯鏈條二：耕者既然有其田，田是耕者的，耕者當然可以賣掉它；
邏輯鏈條三：耕者總有賣田的一天。賣掉耕地后，變回耕者無其田；
邏輯鏈條四：所以從長期而言，“耕者有其田”是一個無法維系的理想。
干預邏輯：
邏輯鏈條一：為消滅“剝削”，耕者應該有其田，所以耕地均分給耕者；
邏輯鏈條二：但耕者出于財務需要，會變賣田地，重新變回無田者；
邏輯鏈條三：為防止“有田者”變為“無田者”，我們嚴禁農民變賣田地；
邏輯鏈條四：但農民被禁止變賣田地，田地就不能算屬于農民所有；
邏輯鏈條五：所以最終結果一樣，“耕者有其田”是無法真正實現的。
從以上的邏輯演示，我們可以看出來，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下，還是在干預狀態下，“耕者有其田”都是無法實現的，它是一個悖論，它只是人們一個美好的愿望。
在干預狀態下，有相當多的農民進城打工，村里的耕地就失去用途了，這些農民希望能將耕地變賣掉，但是他們不能賣，所以產生了土地普遍撂荒的現象，對于“耕者有其田”的他們，自己的耕地撂荒了，實際上就等同于沒有耕地，所以所謂“耕者有其田”，就淪為一句空話。
對于進城農民而言，如果是真的“耕者有其田”，那么他們將屬于自己的土地賣掉，例如賣給房地產商，立馬就可以得到一筆資本，這個時候再進城，就不用給別人打工了，自己就有了創業的資本，開個餐館，開個服裝店，都比打工強。但土地不能流轉，這條路就斷了。
除了撂荒之外，不少人進城之后，將自家的耕地給別人種，每年收個一兩百元地租，但這就成為了變相地主，一夜回到舊社會了，走到這一步，可以說寓意“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其意義已經開始變味了。
臺灣在國民黨主政之初，頒布了《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但是這個條例在1993年廢止了，為什么？因為時過境遷了，臺灣已經進入了工商社會，所謂“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理想已經過時了，已經不再值得人們追求。對于當代臺灣人而言，有田沒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工作、能掙錢，城里有大把的就業機會，能不耕田就不耕田，年輕人大多這樣想，也不見臺灣人都餓死了，泰國和柬埔寨的大米擠破了腦袋想擠進臺灣市場，只要有錢，不愁沒飯吃，除非臺灣與全世界宣戰。
1963年臺灣當局發行的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十周年紀念郵票
美國是“耕者無其田”的一個典型，大農場有農場主，農場主雇工勞動。雇工的工資并不低，基本上都有十幾美元一個小時，豐衣足食，可見人們富裕幸福與否，和耕者有田還是沒田，并沒有必然聯系。人類在過去兩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農民貧困，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耕地，而是因為商品經濟不夠發達、貿易市場不夠繁榮，一旦商品經濟發達了、貿易市場繁榮了，那個時候農民也不需要耕地了，因為他們進城務工了，經商發財了，都不愿意再回村里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文經濟學會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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