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是分子對全體。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們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權利上控制個人。
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在我們中國傳統思想里是沒有這一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
在鄉村工作者看來，中國鄉下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說起私，我們就會想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語。誰也不敢否認這俗語多少是中國人的信條。
其實抱有這種態度的并不只是鄉下人，就是所謂城里人，何嘗不是如此。掃清自己門前雪的還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門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
蘇州人家后門常通一條河，聽來是最美麗也沒有了，文人筆墨里是中國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沒有比蘇州城里的水道更臟的了。什么東西都可以向這種出路本來不太暢通的小河溝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廁所。
明知人家在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覺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為什么呢？——這種小河是公家的。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占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
小到兩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塵灰堆積，滿院生了荒草，誰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難以插足的自然是廁所。沒有一家愿意去管“閑事”，誰看不慣，誰就得白服侍人，半聲謝意都得不到。于是象格蘭亨姆的公律，壞錢驅逐好錢一般，公德心就在這里被自私心驅走。
從這些事上來說，私的毛病在中國實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從上到下似乎沒有不害這毛病的。現在已成了外國輿論一致攻擊我們的把柄了。所謂貪污無能，并不是每個人絕對的能力問題，而是相對的，是從個人對公家的服務和責任上說的。
中國人并不是不善經營，只要看南洋那些華僑在商業上的成就，西洋人誰不側目？中國人更不是無能，對于自家的事，抓起錢來，拍起馬來，比那一個國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這里所謂“私”的問題卻是個群己、人我的界線怎樣劃法的問題。
我們傳統的劃法，顯然是和西洋的劃法不同。因之，如果我們要討論私的問題就得把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提出來考慮一下了。
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里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里都屬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會亂的。
在社會，這些單位就是團體。我說西洋社會組織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們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
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先規定的。我用捆柴來比擬，有一點不太合，就是一個人可以參加好幾個團體，而好幾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
我用這譬喻是在想具體一些使我們看到社會生活中人和人的關系的一種格局。我們不妨稱之作團體格局。家庭在西洋是一種界限分明的團體。
在我們鄉土社會里，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可是這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而是一個范圍。
范圍的大小也要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窮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鄰的兩三家。這和我們的親屬圈子一般的。像賈家的大觀園里，可以住著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寶釵，后來更多了，什么寶琴，岫云，凡是拉得上親戚的，都包容得下。
可是勢力一變，樹倒猢猻散，縮成一小團。到極端時，可以像蘇秦潦倒歸來，“妻不以為夫，嫂不以為叔。”中國傳統結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這種伸縮能力。
在鄉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像個小國。中國人也特別對世態炎涼有感觸，正因為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給父母膳宿費的西洋社會里，大家承認團體的界限。在團體里的有一定的資格。資格取消了就得走出這個團體。在他們不是人情冷熱的問題，而是權利問題。在西洋社會里爭的是權利，而在我們卻是攀關系、講交情。
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這里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樣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
倫重在分別，在《禮記·祭統》里所講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
在我們現在讀來，鬼神、君臣、父子、夫婦等具體的社會關系，怎能和貴賤、親疏、遠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對地位相提并論？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里最基本的概念。
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禮記大傳》里說：“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意思是這個社會結構的架格是不能變的，變的只是利用這架格所做的事。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紋波浪向外擴張的“推”字。他先承認一個己，推己及人的己，對于這己，得加以克服于禮，克己就是修身。順著這同心圓的倫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奸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中庸》里把五倫作為天下之達道。因為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從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團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說他“善推而已矣”。
在這種富于伸縮性的網絡里，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
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
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是分子對全體。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們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權利上控制個人。
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在我們中國傳統思想里是沒有這一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
孔子并不像耶穌，耶穌是有超于個人的團體的，他有他的天國，所以他可以犧牲自己去成全天國。孔子呢？不然。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子的道德系統里絕不肯離開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因之，他不能象耶穌一樣普愛天下，甚至而愛他的仇敵，還要為殺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饒赦——這些不是從自我中心出發的。孔子呢？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是差序層次，孔子是決不放松的。孔子不像耶穌，一放不能收。我們一旦明白這個能放能收，能伸能縮的社會范圍，我們可以明白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私的問題了。
我常常覺得：“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家可以犧牲族，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式。
在這種公式里，你如果說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認的，因為當他犧牲族時，他可以為了家，家在他看來是公的。當他犧牲國家為他小團體謀利益，爭權利時，他也是為公，為了小團體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
其實當西洋的外交家在國際會議里為了自己國家爭利益，不惜犧牲世界和平和別國合法利益時，也是這樣的。所不同的，他們把國家看成了一個超過一切小組織的團體，為這個團體，上下雙方都可以犧牲，但不能犧牲它來成全別種團體。這是現代國家觀念，鄉土社會中是沒有的。
在西洋社會里，國家這個團體是一個明顯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線。在國家里做人民的無所逃于該團體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們不能不把國家弄成個為每個分子謀利益的機構，于是他們有革命、有憲法、有法律、有國會等等。
在我們傳統里，群的極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國是皇帝之家，界線從來就是不清不楚的，不過是從自己這個中心里推出去向社會勢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著手的，具體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們不會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個人的權利。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
（作者系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曾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修遠基金會 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鄉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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