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首都“三農”面臨新形勢為首都鄉村振興提出了新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北京市“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北京市要緊密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總體目標，結合京郊農村發展實際，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京郊農村向生態綠色方向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 城鄉融合 生態綠色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未來五年我們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要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首都發展要堅持首善標準加強“四個中心”功能建設，做好“四個服務”，首都“三農”邁入了以生態綠色發展為核心的鄉村振興新時代。新時代首都“三農”呈現出新特征，農業從提供農產品、保障糧食產品向提供生態產品轉變，農村從生活居住空間向生態空間轉變，農民成為生態產品的提供者和生態文明的建設者、維護者。新時代首都“三農”面臨新形勢，落實北京新版城市總體規劃、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生態綠色發展、集體經濟轉型升級、農業調轉節、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農民增收壓力空前等都給首都鄉村振興提出了新任務。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首都“三農”工作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緊密結合北京城鄉發展的實際，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京郊農村改革發展建設治理的新局面。
一、圍繞城鄉融合，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深化農村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京郊承包地“三權”分置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表現為集體直接經營的比重大、確權方式多樣、流轉比例高、經營主體多元、土地流轉市場較規范等特征。北京市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在研究和管理中都存在著政策研究、制度建設、監管和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滯后，導致承包地的三權均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權能難以兌現。因此，建議研究制定《北京市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加強對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戶土地承包權、農戶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制度建設。二是深化和擴大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試點。三是繼續探索農村宅基地制度建設，擴大農村閑置農宅利用試點。
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當前北京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仍存在鄉級改革進展緩慢、賦權不充分、分紅比例偏低等問題。2017年6月底，北京市村級改革已經完成98%，但鄉級改革僅有10.8%。集體股權權能不清晰，集體經濟組織仍承擔過多的社會公益職能，且成員在參與管理、退出、繼承、抵押等方面的權能都沒有兌現。北京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仍面臨著鄉鎮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總體進展緩慢、農村集體資產經營和收益分配管理相對滯后、集體經濟組織有法律地位卻沒有法人地位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全面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加大鄉鎮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完善村級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優化股份設置，完善集體資產股權權能；加快突破鎮級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瓶頸，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
二、圍繞產業興旺，提升集體經濟發展水平
近年來，京郊觀光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業、會展農業等綠色新業態快速發展，逐漸成為北京市都市農業發展的領跑產業。據北京市統計局數據，2017年前三季度，觀光休閑農業收入達到31.64億元，同比增長5.1%，占全市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14.5%。2017年集體經濟發展呈現斷崖式下降，盡管2017年上半年全市農村集體資產總額為6379億元，同比增長16.7%。但是鄉村集體經濟凈利潤同比下降76%，鄉村集體資產的經營效率過低，2016年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效益情況審計結果顯示，474家抽查集體經濟組織有235家虧損，整體資產收益率僅為1.3%。主要原因在于多數集體經濟組織經營處于“小、散、低”的“菜幫型”業態，面臨著缺技術、缺要素、缺市場的困難，且疏解非首都功能和綠色發展要求集體經濟向“菜心型”業態轉型升級。這就要求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大力推動集體經濟發展。一是在制度建設方面加快完善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推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二是在政策上給予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獎補政策和集體經濟分紅稅收減免等方面的支持，在產業升級方面加強高端人才、高新技術、金融信貸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三是引導集體經濟向新業態轉型發展。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大力發展觀光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特別是集體經濟組織利用農村閑置農宅發展休閑養老、養生養老型特色鄉村旅游業，促進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參與“互聯網+生態旅游+特色農產品”區域整體發展模式。四是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補充，提升合作社的內在活力。
三、圍繞生態宜居，推動京郊農業農村現代化
生態綠色發展是新時期首都“三農”各項工作的主線。按照新版城市規劃，北京更強調藍綠交織，把生態保護紅線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一起納入一個更大的生態控制線里，就是要大幅增加綠色空間。2017年—2020年，北京市將全力開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專項行動，新“三農”將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實現村要美、田要綠、林要密、河要暢、水要蓄、地要濕、湖要連，民要富、治要嚴的景象，要讓森林包圍城市，讓清水環繞京城，讓首都變成綠色生態的大花園。這就要求在未來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必須推動綠色生產方式和綠色生活方式，推動生態農業、綠色農村發展。一是有效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要從建設健康中國首善之區的戰略高度，增加高端優質安全農產品的市場供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以此向高附加值產品與服務拓展。二是進一步加快“調、轉、節”的步伐，降低農藥、化肥、農膜使用，加強對畜禽養殖場的治理，全面推動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禁燒，緩解農業生態系統的土壤面源污染和水資源壓力。三是積極引導有條件的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生態有機農業。對開展國際有機認證的農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給予適當的補貼。農業相關支持政策要向開展生態有機農業的經營主體傾斜。通過市場的方式激勵生態有機農產品價格能夠讓更多的消費者接受。四是進一步加快山區綠色發展步伐，重點提升山區溝域經濟發展質量。按照大農業觀的發展要求，突出生態優先、環境友好、綠色發展，共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圍繞重點溝域建設，加大財政對山區生態涵養和綠色發展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山區生態公益林生態效益促進發展補償機制的相關政策。
四、圍繞鄉風文明，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鄉村振興、鄉風文明建設關鍵在于人的振興、人的文明程度提高，鄉村文明要靠人來弘揚。然而，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消失，人口約束已成為首都鄉村振興的重大瓶頸。當前，在京郊農村誰來種地怎么種地、誰來養老怎么養老、誰來治理怎么治理的問題日益突出。鄉風文明沒有人的傳承難以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村集體經濟組織帶頭人、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企業帶頭人、新農人、基層“三農”管理人員是鄉村社區的主要村民，是京郊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是鄉村社區文明風尚的踐行者和中堅力量。因此，在鄉村振興中，必須培育一批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充分調動他們的力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是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推動基層民主政治法治，培育村干部、基層“三農”管理干部的正念、正氣、正行。基層民主政治與鄉風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是鄉風文明建設的政治保證和支持。基層民主政治越發展，民主法制則自然深入普及，才能純正黨風、政風，才能確保民眾參與鄉風文明建設的廣泛性和鄉風文明建設的全面性、實效性。二是充分發揮基層經濟組織的作用，以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為主體推動鄉風文明建設。在各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三是加大廣大鄉村群眾的教育，著眼著力于廣大民眾道德實踐。在廣大鄉村群眾中深入宣傳和弘揚正能量的鄉風鄉情，在入群眾之眼、耳、心上下功夫，打好“持久戰”和“攻堅戰”。
五、圍繞治理有效，完善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
近年來，隨著市場化、城鎮化、城鄉一體化以及農業現代化、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京郊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此相適應的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沒跟上，需要加快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政治生態。一是推動黨領導下的鄉村自治。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和堡壘作用，做好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加強合作經濟組織的基層黨組織建設，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著眼于建設自治鄉村，做到還權于民，培育和保護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進一步推動村務公開，擴大村民的監督和參與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充分調動各類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自治，調動鄉賢、村內低齡老人、新農人等村內能人參與鄉村治理，擴大各類型鄉村居民的參與度，全面反映社會多元需求。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體系，發揮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組織在鄉村自治中的作用。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也是鄉村治理的基礎，完善基礎民主自治必須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治理結構，推動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合作社社員與其組織之間的利益聯結，推動成員參與決策、分紅、監督等，保護和保障農民的權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益。二是加強鄉村法治。加強普法宣傳教育，形成各級政府、各類村民都能夠有契約觀念、法律意識，推動政府依法執政、村民依法履約，維護鄉村社會的公平正義。加強法律援助工作，幫助村民和社會弱勢群體依法維權。三是提升社會德治。加強農村倫理道德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建設鄉村文化信仰中心，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鄉村治理的道德引領功能和道德感召力。加強傳統文化傳承教育，依托新農人、新型經營主體樹立鄉村新風尚，賦予農民和外來人口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公民權，同等對待本地村民和外來人口，按照常住人口來管理鄉村社區。
六、圍繞生活富裕，推動農民增收和低收入幫扶
按照現行北京市認定低收入的標準，我市仍有7.3萬戶、15.6萬人的低收入農戶。低收入農戶增收是北京市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中之重。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低收入村全部摘帽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鄭重承諾。農民要增收，就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就要求農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低收入農戶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全體農民。“十三五”期間，北京市農民增收的目標是力爭到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3萬元，低收入農戶人均收入達到1.5萬元。要實現這一目標，“十三五”期間，農民人均收入名義增速需要達到年均8%，低收入農戶人均收入名義增速需要達到年均12%。然而，2017年上半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3元，實際增長率僅為6.1%，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了1.2個百分點。面對這一形勢，需要找準發力點。從低收入農戶的分布來看，農民增收的難點在山區，增收潛力在改革、在依靠市場。一是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帶動農民增收的主渠道。2016年北京市農民從集體經濟獲取的報酬性收入、福利以及股金分紅達到155.8億元，占全市農民所得總額的23.7%。數據分析表明，北京市農民收入與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關聯度為27%，這表明農民收入不僅與村集體經濟有正相關性，而且有關聯度非常高。農民增收根本上還是需要賦予和保護農民財產權利，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這也是未來農村經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加快引導和培育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帶動低收入村特色產業發展，帶動低收入農戶有尊嚴地增收。農民能否順利進入市場的決定因素是能否建立起將分散經營的農戶與大市場緊密連接起來的“橋梁”。農產品現代銷售渠道建設是用市場化手段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口，是產業扶貧的重要內容之一。現代化、規模化的流通組織是農產品現代流通渠道建設中的關鍵。在農業規模化、全球化、網絡化的大背景下，需要發揮財政扶貧資金的引導與示范作用，支持和鼓勵各類型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利用其渠道和組織優勢，借鑒公平貿易的模式，帶動低收入村產業發展，讓小農戶獲得更高比例的產業鏈價值分配，有望推動全市50%左右低收入村特色產業發展，實現造血式幫扶“脫低”。
（作者簡介：王麗紅（1981年-），女，漢，內蒙古人，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三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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