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出型貧困是指因某些風險經歷造成家庭剛性支出過高，遠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基本生活難以為繼的貧困類型。支出型貧困家庭多分布于低收入社區，其典型特征是：家庭勞動力少、教育負擔重，家庭關系網絡資源貧乏且風險遭遇多發，普遍面臨收支缺口大和生活資料匱乏等困境。支出型貧困家庭可分為單因突生型、單因漸生型、多因突生型、多因漸生型四種類型，從前者到后者，其貧困復雜程度漸次加深。重大疾病、意外傷殘等風險遭遇是支出型貧困的直接誘因，家庭韌性弱是支出型貧困的內在根源，家庭成員發展動力不足是支出型貧困持續的主觀原因，社會保障不足是支出型貧困的外在結構因素。為此，支出型貧困治理應著眼于提高貧困家庭的家庭韌性，優化貧困家庭的發展環境。
關鍵詞:支出型貧困；家庭風險；家庭韌性；生成機制；治理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自“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精準扶貧成為貧困研究的熱點問題。精準扶貧的基本原則是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和因貧困類型施策。傳統的扶貧主要聚焦于收入型貧困，較少關注支出型貧困，即因重大疾病、子女上學、突發事件等因素造成家庭剛性支出過大，遠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所導致的家庭貧困。在傳統扶貧格局下，支出型貧困家庭長期處于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的“夾心層”，得到的支持相對有限。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支出型貧困及其治理問題日益凸顯，并日漸成為精準扶貧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相對于收入型貧困而言，學術界對支出型貧困的研究還很不夠。從研究視角來看，在為數不多的成果中，學者們多關注重病、上學、突發事件等風險遭遇對支出型貧困的影響。風險遭遇固然是支出型貧困的誘因，但并非支出型貧困的充分條件；遭遇高支出風險的家庭能否避免陷入支出型貧困，關鍵在于家庭韌性，即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此外，社會保障是否完善也是支出型貧困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從研究對象來看，相關研究多以個體為分析單位，較少以家庭為分析單位。事實上，支出型貧困與家庭的剛性支出和承受能力密切相關，以家庭為分析單位更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支出型貧困的群體特征、貧困現狀及其生成機制。
針對支出型貧困研究尚存的不足，筆者嘗試以家庭為分析單位，分析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群體特征、貧困現狀及其生成機制，探討支出型貧困治理的有效路徑。研究數據來源于筆者2015年8-9月在湖北省黃石市、十堰市、武漢市所做的調查。調查采用多階段抽樣方法：在每市各抽取一個中心城區和一個遠城區（縣）；在每個中心城區抽取6個不同類型社區，分別是1個商品房小區、1個單位型小區、1個老舊社區、1個城中村社區、1個舊城保護社區和1個安置型社區，在每個遠城區（縣）分別抽取1個中心城區小區、1個城郊接合部小區、1個鄉鎮駐地社區和1個農村社區；在各社區運用等距抽樣方法抽取30個戶主樣本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發放72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28份，有效回收率為73.33%。
在本文中，支出型貧困家庭是指：因家庭成員罹患疾病、子女上學、突發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剛性支出過大，遠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實際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短期內（連續6個月）不可能改變的城鄉困難家庭。基于上述定義，本文依據家庭是否有風險經歷、風險經歷是否導致家庭基本生活發生了嚴重困難兩個標準來識別支出型貧困家庭，即將遭遇了風險經歷并導致家庭基本生活發生嚴重困難，且截至調查年度仍然處于嚴重困難狀態的家庭界定為支出型貧困家庭。在528個有效樣本中，有風險經歷的家庭281戶，因風險經歷導致基本生活發生嚴重困難的家庭186戶，在2015年基本生活仍然嚴重困難的家庭136戶，即本文所說的支出型貧困家庭戶。
二、支出型貧困家庭的貧困表征
（一）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群體特征
1.支出型貧困家庭主要分布于低收入水平社區
已有研究表明，貧困人口多集中在低發展水平地區。本文的統計結果顯示，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社區分布特征與貧困人口社區分布的一般特征一致：舊城保護區的支出型貧困家庭比例最高，達到33.3%；安置型社區和農村社區次之，分別為31.7%和31.3%；商品房小區的比例最低，為15.2%。從城中村社區到商品房小區，支出型貧困家庭占比逐漸降低。
2.支出型貧困家庭勞動力少，教育負擔重
已有研究指出，家庭撫養率高、人口負擔重可能導致家庭陷入貧困。本文研究驗證了上述觀點：家庭勞動力數與是否發生支出型貧困呈顯著負相關，家庭受教育人數與是否發生支出型貧困呈顯著正相關。具體而言，支出型貧困家庭戶均勞動力數量為1.6人，較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少0.34人；支出型貧困家庭中的當前平均受教育人數為0.79，較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多0.18人。
3.支出型貧困家庭關系網絡資源貧乏
社會關系分為強關系、弱關系、強弱關系和弱強關系四種類型。家庭是個體獲得社會支持的最基本單位，以親緣關系為代表的強關系是家庭的主要社會支持來源。已有研究指出，以基層政府和自治組織為載體的社區幫困網絡在社會支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本文用家庭成員及親屬朋友在政府、村（居）兩委的任職情況來測量其強關系資源。統計結果顯示，在支出型貧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員、親屬朋友在政府部門、村（居）兩委任職的分別占7.4%和5.8%，較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分別低11.8%和13.0%，支出型貧困家庭強關系網絡層次顯著低于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其強關系網絡資源也較為貧乏。
4.支出型貧困家庭風險遭遇多發
與收入型貧困不同，支出型貧困主要是由家庭的剛性支出過大引起的，而剛性支出與風險經歷直接相關。統計結果顯示，支出型貧困家庭遭遇風險的比例顯著高于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在支出型貧困家庭中，83.8%的家庭有成員遭遇了重大疾病，20.6%的家庭教育開支負擔過重，13.2%的家庭中有成員遭遇意外傷殘，還有10.3%的家庭有成員遭遇過交通事故；而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四者比例分別為23.2%、11.0%、4.6%、3.6%。
（二）支出型貧困家庭的貧困現狀
1.支出型貧困家庭收支缺口大
如表5所示，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為30810.98元，較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低23775.89元。2015年，國家貧困線標準為人均年收入2800元，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要遠遠高于國家貧困線。但是，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年凈收入均值為-16030.08元，與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的差額是28155.22元，可見，單純的收入和支出都不是導致支出型貧困的必然原因，支出型貧困是收入和支出共同作用的結果，收不抵支是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典型特征。
2.支出型貧困家庭生活資料匱乏
如表6所示，除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外，支出型貧困家庭在大件生活資料的普及率全面低于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此外，7.6%的支出型貧困家庭沒有任何大件生活資料，高于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的2.3%，不難看出，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生活資料更加匱乏，生活水平更低。
三、支出型貧困家庭的類型分布和生成機制
（一）支出型貧困家庭的類型分布
對于支出型貧困家庭的類型劃分，本文主要根據風險經歷以及致貧過程進行考察，并將其操作化為風險誘因多寡和致貧周期長短兩個維度。根據風險誘因多寡，可將支出型貧困劃分為單因型貧困和多因型貧困兩種類型；根據致貧周期長短，可將支出型貧困劃分為突生型貧困和漸生型貧困。綜合兩個維度，便形成了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四種類型，即單因突生型貧困家庭、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多因突生型貧困家庭和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見表7）。
1.單因突生型貧困家庭
單因突生型貧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風險是單一的，但風險遭遇的打擊過大、過急，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從而導致家庭突然陷入貧困。在遭遇風險之前，這類家庭的生活條件可能并不差，有的甚至已經達到小康水平，但由于無法應對不期而至的風險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突然打擊，最終還是陷入了貧困。可見，在單因突生型貧困中，風險因素的破壞性極強，哪怕是比較殷實的家庭都難以承受。如在案例1中，單一的風險因素是交通事故。A家庭在遭遇風險打擊之前生活相對殷實，但突如其來的車禍給A家庭帶來了巨額的醫療支出負擔，大大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范圍，從而使之陷入絕對貧困。
案例1：A家庭原本有六口人，包括兩個老人，兩個未成年人和兩個成年人。兩個老人以前都在毛氈廠工作，其中一個老人在1992年前因為眼睛疾病退休，但是每月有1500元的補助，另一個老人也有退休金。老人的兒子以前在工地工作，家里面還有兩輛車，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貧困。2012年，老人的兒子在工地出了交通事故，身體癱瘓，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而且也沒有得到相應的賠償。僅僅去年一年，A家庭就為此花費了20萬的醫療費，兩臺車全都搭了進去，之后又向親戚借了不少錢。兒媳婦在剛出事的時候就跑了，現在家里面沒有勞動力，只能靠低保金和補助過日子，還有孩子要上小學。
2.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
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風險因素是單一性的，但家庭的貧困處境卻是累積性的。與單因突生型貧困不同，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遭遇的風險不一定有很強的破壞力，但由于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的生活境況本來就差，長期處于貧困邊緣，當風險來臨時，原本徘徊在貧困邊緣的家庭便因為負擔的進一步加重而陷入貧困。從這個意義上講，長期的艱難處境是單因漸生型貧困的“發酵劑”，單一風險經歷則是單因漸生型貧困的“導火索”。如在案例2中，勞動力素質低下（戶主與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低、兒子有智力障礙）是B家庭發展的長期阻礙因素，使得該家庭長期徘徊在貧困邊緣；戶主的宮頸癌則成了壓垮B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原本就艱難度日的家庭徹底陷入貧困。
案例2：B家庭共有三口人，戶主、丈夫和兒子。戶主今年58歲，丈夫今年62歲，兩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戶主基本上沒上過學。戶主的女兒已經出嫁，兒子今年28歲了，但是智力有問題，以前出去打工總是沒干幾天就讓人趕回來，現在待在家里，還沒有成家。2013年，戶主患了宮頸癌，化療了6次，花費了好幾萬，基本上喪失了勞動能力。現在家里面主要靠丈夫在外面打零工，一年大概有七八千的收入，戶主每月有低保金160元。B家庭現在最主要的開支就是戶主的醫療費，政府的補助對看病的幫助并不大，看病往往需要找親戚借錢。戶主現在的腿部有疾病，而且其丈夫也有腦血管阻塞，但是沒有錢去治療。現在B家庭沒有房子，全家都住在工棚里面，工棚是2004年拆遷的時候搭建的，夏天熱，冬天冷，但是戶主也沒有別的辦法。
3.多因突生型貧困家庭
與單因突生型貧困相比，多因突生型貧困家庭的生成過程沒有本質差異，都是由于家庭突然遭遇風險打擊而造成。不同的是，多因突生型貧困家庭經歷的風險遭遇更多，有風險遭遇的家庭成員更廣。風險遭遇不僅造成家庭剛性支出負擔過重，而且牽制了家庭勞動力，影響了家庭經濟生產，因而使家庭貧困復雜程度更高。如案例3中，C家庭在同一年連續遭遇工傷事故和車禍兩種風險經歷，這一方面使其家庭醫療開支負擔陡增，另一方面使該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和穩定的收入來源，從而使該家庭陷入絕對貧困。
案例3：C家庭現在有三口人，夫妻倆再加上正在上大學的兒子。該家庭在2010年連續遭遇了兩次重大的打擊，首先是丈夫出現了工傷事故，接著在年底妻子又出了車禍。如今，夫妻倆都缺乏勞動能力，妻子被車撞了，身體不行，還要照顧受過嚴重工傷的丈夫，家里面沒有人出去掙錢。家里的經濟來源包括丈夫之前所在單位發放的生活費，一個月900元，此外，妻子申請了低保，一個月360元。現在兒子在上大學，一年下來的學費和生活費差不多要2萬元，這些費用都是靠兒子的叔叔接濟的。家庭的醫藥開支也很大，丈夫一個月的藥費要900多，妻子也要花費一定的醫藥費。家里面吃的米是老家送過來的，妻子開墾了一塊菜地用來種菜。現在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難，只能勉強度日。
4.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
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起初徘徊在貧困邊緣，隨著不同風險的相繼到來，家庭的剛性支出逐漸增加，進而陷入絕對貧困。與單因漸生型貧困家庭相似，在遭遇風險之前，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長期處于貧困邊緣；與多因突生型貧困相似，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先后遭遇了多次風險經歷。因此，這類家庭比其他類型支出型貧困家庭的處境更為艱難。如在案例4中，D家庭因戶主患慢性病而長期徘徊在貧困邊緣，但尚不屬于絕對貧困家庭。2014年，戶主兒子罹患心臟病進一步加劇了家庭的開支負擔，隨之發生的兒子勞動能力受損、兒媳婦離家出走等變故，使D家庭收入銳減，再加上孫子逐年增加的教育開支，導致家庭已不堪重負，陷入徹底的貧困。
案例4：D家庭有四口人，戶主和丈夫，以及兒子還有孫子。戶主今年62歲，2006年患上了紅斑狼瘡，此后一直受此疾病困擾，慢慢發展成了長期的慢性病，每個月要花費好幾百元的醫藥費。2014年戶主的兒子做了心臟手術，對該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兒媳婦也因此與兒子離了婚。戶主的孫子在讀六年級，一年的花費也要七八千，這對該家庭而言是個不小的負擔。戶主的丈夫是鋼鐵廠的退休工人，每個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這是目前家里面的主要收入來源。戶主兒子和孫子都有低保金，加上丈夫的退休工資，該家庭一個月有接近2000元的收入，而該家庭目前一年的開支至少有兩萬多，包括戶主的醫藥費，兒子的醫藥費以及孫子上學的費用。該家庭目前已經完全處于貧困狀態，靠政府的救助才能勉強維持生計。據戶主反映，該家庭目前急需醫療、教育方面的救助。
事實上，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支出型貧困，對家庭生計的負面影響都是巨大的，這主要是風險遭遇導致的剛性支出所致。與單因型貧困家庭相比，多因型貧困家庭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剛性支出的項目更多；與突生型貧困家庭相比，漸生型貧困家庭的情況更加復雜，家庭的抗風險能力更弱，風險遭遇往往只是最后的推手。可見，從單因突生型貧困家庭到多因漸生型貧困家庭，貧困的復雜程度往往是逐漸加深的。在復雜程度更高的支出型貧困類型中，風險因素不僅導致剛性支出的增加，而且會減損家庭勞動力，進而影響家庭收入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支出型貧困是支出和收入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生成機制
貧困是制度、環境、文化、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受到宏觀、中觀、微觀多層次的影響。就支出型貧困的形成機制而言，有學者認為居民需求的增長、消費成本的增加、失業和疾病等是造成支出型貧困的重要原因；也有學者認為，支出型貧困的原因既包括需求的增加，也包括成本的上升及其帶來的支出劇增；還有學者指出，支出型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對貧困內涵的界定過于狹隘，沒有把健康、教育等需求作為基本需求。上述研究多關注支出負擔等外生條件對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影響，忽視了家庭抗逆力等內源因素及社會保障等結構性因素的潛在作用。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嘗試從風險遭遇、家庭韌性、家庭成員發展動力和社會保障四個方面分析支出型貧困的生成機制。在分析過程中，以“家庭是否發生了支出型貧困”為因變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風險遭遇、家庭韌性對支出型貧困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8。
用相關分析法來探討家庭成員發展動力和社會保障對支出型貧困的影響（1），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1.風險遭遇是造成支出型貧困的直接誘因
回歸分析發現，受教育人數、教育開支負擔過重、交通事故、意外傷殘、重大疾病對支出型貧困的形成均存在顯著影響。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重大疾病，有成員遭遇重大疾病的家庭發生支出型貧困的概率是沒有遭遇的49.74倍。其次是意外傷殘，有成員遭遇意外傷殘的家庭發生支出型貧困的概率是沒有遭遇的6.97倍。再次是交通事故，有家庭成員遭遇交通事故的家庭發生支出型貧困的概率是沒有遭遇的4.72倍。最后是教育負擔過重的影響，遭遇教育開支負擔過重的家庭發生支出型貧困的概率是沒有遭遇的2.47倍。在控制家庭韌性變量之后，教育開支負擔過重的影響不再顯著，但家庭受教育人數的影響力開始上升，家庭受教育人數每增加一人，支出型貧困的發生率增加114.5%。
2.家庭韌性差是造成支出型貧困的內在根源
貧困與家庭的脆弱性相關，脆弱性是指家庭面臨風險并由此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到特定水平之下。與脆弱性相對應的是家庭的韌性，家庭韌性是家庭應對壓力的特性與能力。家庭韌性概念多出現在醫學、護理學和心理學等領域，學者們主要從家庭成員的責任、控制和挑戰三個方面來進行操作化。在社會學領域，王思斌提出了社會韌性的概念，認為社會韌性是一種維持結構發展的特性，其作用主要是避免社會結構走向崩潰，其本身是一種社會抗逆力。與社會韌性相類似，本文將家庭韌性理解為一種家庭抗逆力，表現為家庭面臨危機時發揮正向作用的一面，其本身是一個修復、調適與關系重建的過程。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家庭韌性對支出型貧困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房屋居住面積、其他房產數、非農勞動力所占比重和家庭地位的自我認知。其中，房屋面積、房產數是家庭的資產；主觀社會經濟地位關系到家庭擁有的資源和成員的自我效能感；非農勞動力比重關系到家庭的開源與創收（1）。具體來說，房屋居住面積的對數每增加一個單位，支出型貧困的發生率會降低80.2%；房產數每增加一個單位，支出型貧困的發生率會降低82.3%；非農勞動力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支出型貧困的發生率會降低55.5%。與中層及以上的家庭相比，戶主的社會經濟地位自我感知在中下層的家庭發生支出型貧困的概率要高出10.79倍，在下層的家庭要高出24.41倍。可見，家庭韌性越弱的家庭越難以應對各種風險，因而也就越容易陷入支出型貧困。
進一步分析發現，有53.2%的樣本家庭遭遇過風險經歷，但只有25.8%的樣本家庭陷入支出型貧困，表明風險遭遇僅是支出型貧困的誘因，家庭韌性差才是支出型貧困的內在根源。
3.家庭成員發展動力不足是支出型貧困持續的主觀原因
貧困的形成固然與風險遭遇及家庭韌性有關，但家庭成員能動性不足也可能導致貧困。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家庭類型與戶主個人效能感顯著相關，表明家庭成員發展動力不足是支出型貧困持續的主觀原因（見表9）。
一是家庭脫貧動力不足，主要表現為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的宿命論觀念嚴重，擺脫困境的意愿不強。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支出型貧困家庭樣本中，40.3%的戶主認為“當今社會，個人命運是注定的”；在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樣本中，持相同觀點的戶主比例僅為25.0%。受宿命論觀念影響，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往往安于貧困，改變現狀的意愿不足。
二是自立意識不強，主要表現為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習慣于“等、靠、要”，福利依賴傾向嚴重。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支出型貧困家庭樣本中，56.0%的戶主認為“減貧脫貧主要靠政府和社會”；在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樣本中，持相同觀點的戶主比例為42.8%。受“等、靠、要”思想影響，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自立脫貧的動力較為缺乏。
三是脫貧的信心不足，主要表現為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對未來生活的信心不足。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支出型貧困家庭樣本中，36.6%的戶主對未來生活缺乏信心；在未發生支出型貧困的家庭樣本中，僅有19.0%的戶主對未來生活缺乏信心。對未來生活信心的不足，反映出支出型貧困家庭成員的自我效能感低，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為看到不希望，往往會失去努力奮斗的動力和方向。
4.社會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貧困的外在結構因素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10），是否有“養老保險或退休金”“公費醫療或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均與家庭是否發生支出型貧困存在顯著負相關，表明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支出型貧困的發生。在戶主享有“基本養老保險或退休金”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為16.0%，遠低于沒有相關保障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31.3%）；在戶主享有“公費醫療或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為16.0%，遠低于沒有相關保障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30.3%）；在戶主有“工傷保險”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為15.1%，遠低于沒有相關保障的樣本中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占比（28.3%）。可見，社會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貧困的外在結構因素。
四、支出型貧困的治理路徑
本文以家庭為分析單位，分析了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群體特征、貧困現狀及其生成機制。研究發現：風險遭遇是支出型貧困的直接誘因，家庭韌性弱是支出型貧困的內在根源，家庭成員發展動力不足是支出型貧困持續的主觀原因，社會保障不足是支出型貧困的外在結構因素。為此，支出型貧困治理應著眼于提高貧困家庭的家庭韌性，優化貧困家庭的發展環境。
（一）強化以“救急難”為主體的支出型貧困臨時社會救助體系
在所有風險因素中，重大疾病對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影響最大。重大疾病對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對于突生型支出型貧困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類似于“飛來橫禍”，它消耗了家庭已有的積蓄，導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對于漸生型支出型貧困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類似于“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長期處于貧困邊緣的貧困家庭往往因為無法籌措到足夠的醫療費用而貽誤了家人的最佳治療時機，進而加劇了家庭貧困。因此，應本著“救急難”的精神，完善“城鄉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城鄉困難家庭大病救助制度”，建立起“先治療、后賠付”的重大疾病保險救助體系。
（二）探索適合支出型貧困家庭勞動力結構特征的貧困幫扶體系
重大疾病對支出型貧困家庭的影響不僅是巨額的醫療支出，還包括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因為重大疾病患者不僅本人喪失了勞動能力，往往還需要家庭成員的陪護，從而使得家庭的有效勞動力驟減。調查發現，重大疾病患者固然離不開家庭人員的陪護，但對于大多數患者而言，他們并不需要家人全天候看護或陪護。事實上，大量作為家庭陪護人員的勞動力處于一種閑置狀態。因此，為家庭陪護人員提供以“來料加工”“家庭作坊”“訂單作業”“網店”“微店”為主的就業服務，是拓展支出型貧困家庭收入來源的有效路徑。
（三）發掘支出型貧困家庭的自我發展動力
在支出型貧困家庭中，家庭成員的脫貧動力不足、自立意識不強、自我效能感低。這種消極的心態抑制了支出型貧困家庭的發展潛能，進而惡化了其家庭貧困處境。對此，應積極開展相應的社會工作，對當事人進行心理疏導，增強當事人對生活的信心；運用社會工作中的優勢視角來激發當事人的潛能，助人自助，增強其主觀效能感，培養其自我發展動力。
（四）增強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減貧效用
首先，要加大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大病互助保險等社會保險宣傳力度，引導城鄉居民持續參保；其次，要拓展大病救助病種目錄和藥品目錄，讓更多困難家庭能夠及時得到有效幫助；再次，要積極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和長期護理救助制度，幫助因病致貧支出型貧困家庭緩解人工護理負擔，釋放該類家庭的勞動力資源，助推該類家庭通過“開源”擺脫貧困。
原載于：《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作者簡介：田北海，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連生，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社會學系碩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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