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東北農民志愿者的自助實踐為中心
內容提要:在當下中國農村空心化、鄉村缺乏發展能力的背景下,農村社會工作作為反貧困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專業手段備受關注。但在具體的介入實踐中,由于存在外在性、非持續性、專業霸權性等特點,使得農村社會工作出現無視鄉村歷史文化脈絡和權力關系的“文化識盲”困境。“草根性”農村社會工作模式是克服這一困境的有益嘗試。該模式是在鄉村農民志愿者開展公益性社區互助活動基礎上概括而成,重視挖掘鄉村內部新鄉賢、農民公共組織在開展富有草根性、自助性、公共性的公益行為方面的主體性優勢,先營造適合專業社會工作介入的村莊公共性環境,再推進專業社工培育農村公共人才的規范化建設,為農村可持續性減貧與發展提供內在驅動力。
關鍵詞:農村 社區自助 農村社會工作 內生發展 鄉村公共精英
隨著中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并行極速發展,張力十足的城鄉關系使得中國農村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革,在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也衍生出農村公共文化衰落、連片貧困、留守群體弱勢化等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此背景下,農村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社會治理的介入力量備受關注。201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政法委等19個部委和群團組織聯合發布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提出要采取多種方式培育農村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力量,推動解決農村的社會問題,特別強調社會工作在農村精準扶貧與精準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高校專業社會工作者等各方力量進行了農村社會工作的有益探索,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出現了文化沖突、形式大于實效、權力不對等問題。筆者認為,農村社會工作欲成為精準扶貧與鄉村治理的重要法寶,必須“里應外合”,即在重視挖掘鄉村精英、農民公益組織等農村內部主體性優勢資源的基礎上,再配之以外部的專業化理論指導,才能有效促進農村社會工作的可持續發展。
一、農村“空心化”背景下農民自助實踐再認識
目前中國鄉村治理與可持續發展議題基本都是在農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展開。從早期的地理學和經濟學關注的農村土地、集體經濟等物質資源“空心化”①,再到社會學、政治學關注的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動導致的農村人口“空心化”②,學界大體認為農村“空心化”帶來了諸如耕地流失、環境破壞、精英衰落、基層社會治理真空等社會問題。農村“空心化”的提出并非僅僅為了揭露當今農村千瘡百孔的衰敗景象,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種反思城鄉發展和中國現代性的新視角。“空心化”并非只是一種管窺農村各類缺陷的“問題視角”,更是一種立基于強烈問題意識的建設性視角。在探討農村為何“空心化”之外,研究者還應在“歷史延續性”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框架下挖掘和激活農村自身潛在的各類優勢。當代中國的鄉村不僅只有滄海桑田般的變遷,而且還有社會文化的延續性。正如張世英強調的,“歷史的非連續性本身就包含連續性。歷史的發展并非某種故步自封的東西按原樣再現和重演,歷史上過去了的東西總是在后來的或今天的新情況下以新的角色出現……歷史上新與舊的交替、更換(非連續性)同時又是對新舊間界限的沖破和新舊間差異的融合,而這正可以叫做連續性。”③當今中國農村存在“變”的同時也存在“不變”。如何激活農村“不變”的優勢資源,是筆者團隊近幾年研究的重點,為此我們致力于挖掘農村“空心化”背景下農民仍然能夠做到自我互助、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范例,分析其積極的鄉村治理與社會整合意義,探討其背后隱含的作用機理與內部規則。
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來看,中國鄉村具有濃厚的自助傳統。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實際上也內含有熟人社會的“自助”之義。“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④農村社會是熟人世界,這就決定農村存在自助和互助的傳統,農業生產、村落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文化活動、精神慰藉等都依靠農民自身或者親屬、鄰居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目前,農村自助實踐主要有兩大載體:一是農村老年人。在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背景下,留守的老年人不應被簡單視為城市化的被動群體,而應被當作積極推動農村自助實踐的重要群體。“當代中國老年人既是弱勢群體,又是獨特的優勢群體……他們有經驗優勢、知識優勢和道德優勢,有吃苦精神,也有奉獻精神,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⑤。二是新鄉賢。鄉紳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自我良性運轉的關鍵性力量。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體現出“國家—鄉紳—農民”的內在結構,鄉紳作為官民之間的緩沖地帶,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新時期農村治理與美麗鄉村建設中,除鄉村基層干部之外的具有技術、經濟、道德權威的民間新鄉賢,承繼了傳統社會鄉紳的功能,成為促進村民自助、鄉村公共建設的重要群體。“‘新鄉賢’社會力量的凝聚,恰恰抓住了建構鄉村內驅力的關節點。他們是一批有風險精神的現代精英,從鄉村走出去的他們回歸鄉土,以自己的經驗、學識、專長、技藝、財富以及文化修養和道德力量參與新農村建設和治理,既是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也是發育和培養鄉村社會發展內驅力的根本所在”⑥。
1.農村自助實踐的范例介紹
本文試圖通過介紹一個以老年人和新鄉賢為主體開展農村自助實踐的經典案例,強調在農村“空心化”背景下積極挖掘農民自助實踐的重要意義。近幾年,我們一直關注吉林省扶余市農民志愿者協會的成長與發展歷程。該協會全部由土生土長的農民組成,核心人員以老年人為主,規模達到3000人,分布在60多個行政村。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依靠個人善行帶動的萌芽階段。吉林省扶余市肖家鄉王家村普通村民張利,男,63歲,初中文化程度,雖然是一介農夫,卻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著迷,精通儒家文化,喜好書法、繪畫,在遠近村落擁有較高的文化和道德威望,各村若有重大慶典都要請他去講話或寫對聯,哪里有矛盾沖突也會請他調解。曾經在2013年作為全國鄉村基層調解員的典型,接受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采訪,此后影響力倍增,村民都親切地稱其為“張老師”,可謂是村干部之外最德高望重之人。從20世紀80年代起,張利開始宣講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結合農民的日常生活實際,在田間地頭或者鄉村婚喪嫁娶等公共活動場所,對農民進行儒家的五倫八德⑦和佛家的善惡觀念教育。除了宣講傳統美德,張利還身體力行,主動幫助本村中有困難的群體,多次從經濟上接濟生活有困難的家庭,主動維護村里的街道衛生。在他的宣傳和感召下,有一些村民開始行動起來,協助張利開展互幫互助公益活動和傳統道德宣傳活動。此時的志愿活動尚處于萌芽階段,部分村民只是在張利個人魅力的感召下參與公益活動,公益活動的規模很小,參與其中的基本上是信仰凈土宗的佛教徒,僅僅出于佛教積德行善的樸素目的來進行公益活動。
第二階段:形成小范圍集體共識的發展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村民在別人志愿行為感染下積極開展助人活動,自發建立農民道德講壇,創作小品或舞蹈弘揚兒女敬孝、互幫互助等傳統道德。張利獲得的支持越來越廣泛,社會威望不斷提高,逐漸由普通村民轉變為新鄉賢。所謂鄉賢即在本地有一定聲望和社會地位,自身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貢獻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新鄉賢更強調一直生活在本地從未離鄉離土的非官非仕的民間能人。在這種情況下,張利帶領王家村村民建設村屯,號召村民進行捐款,修整道路,在村口立起迎賓門,對道路兩旁進行綠化。張利還帶頭捐款,共集資近80萬元,將村里一個養豬場改建為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組織村民開展文體活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此時,張利的影響力已不止于佛教徒,非信教群眾也深受其影響,自覺加入進來。他們把村莊視為家園,產生了建設家園的“公共意識”,村莊范圍內逐漸形成了一種超越小農意識的集體共識和公益氛圍。
第三階段:開展大范圍公益行動的成型階段。隨著王家村社區自助活動的不斷發展,其影響力逐漸向外村擴展,社區自助的形式被廣泛采納,省會長春市高新區黑嘴子村委會書記還組織人員來參觀學習農民自助經驗。王家村社區自助活動也引起了扶余市政府的關注。2011年5月,扶余市黨委宣傳部聯合張利正式成立了“扶余市農民精神文明志愿者協會”,制定了相關規章制度與組織架構。借助政府的行政動員能力,農民的自助實踐開始打破村莊的界限,逐步形成一種無邊界的社區自助活動,志愿者協會很快由幾個農村社區推廣到30多個行政村,“志愿服務”的概念和意識被引入到農民的自助實踐中來。其中扶余市公園的義務勞動成為了標志性事件。由于扶余市屬于縣級市,對于市區公園綠化的公共撥款有限,園內尚有部分花圃區等待補植花卉。以張利為首的農民志愿者協會,事先組織農民在自家后院拉大棚義務培育3000株花苗,并動員近500名農民(包括孩子)于2015年5月30日到扶余市公園義務栽種花卉。筆者全程參與了該活動,目睹各村農民自發開著農用車和水車凌晨出發,秩序井然地趕往市區公園。中午公園管理處提供盒飯,飯后大家用自備的塑料袋收拾垃圾。公園管理處主任贊嘆道:“沒想到農民覺悟這么高,能從田間地頭熱炕頭走向全社會,標志著農民志愿服務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活動。”⑧這個“劃時代”的公益活動,標志著農民自助活動的范圍從自助服務村莊的“小公益”,擴展到服務全社會的“大公益”。
2.農村自助實踐的社會效果
如前所述,農村社區自助是在多方力量推動下的一種漸進的實踐活動,從表面來看,整個發展歷程主要體現在活動規模的擴大、活動內容的豐富以及活動形式的組織化,但其中卻蘊含著更深層次的全方位變革。
首先,鄉村社會認同的重構。社會認同理論的創建者Tajfel將社會認同定義為:“個體認識到他(或她)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⑨簡言之,社會認同的核心內容是關于我是誰的認識(知),以及在不同情境中應該如何去做(行)。吉林省扶余市農民志愿者不斷興起的過程可視為農民社會認同重構的過程。它改變了農民的個體身份認同,同時也轉變了其行動價值理念。
一方面,自助行為促使農民的個體身份認同發生改變。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村民從集體的生活中逐漸脫離出來,日趨原子化的村落環境使村民開始站在理性經濟人的角度計算在日常村落公共活動中的得失,不管是婚喪嫁娶還是社區公共活動,首先考量的是個人利益或者小家庭利益。此時,村民的身份認同是孤立的個體或者是小家庭倫理關系中的父親、兒子、丈夫等。新鄉賢張利的個人善行與道德感化使部分村民的個體認同轉變為積德行善的佛教徒。這種認同本質上是小團體認同,開展小范圍的自助活動。隨著社區自助活動發展到第二階段,個人善行也擴大化為社區建設活動,在多次捐款和修路活動之后,人們的身份認同由小圈子的佛教徒轉變為“村民”,認同自己是村莊的一員,對農村社區的環境、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提高了社區的歸屬感,實現了農民的再組織化,重新建立起集體認同。特別是大規模的志愿行動打破了村莊之間的界限,村民的個體身份認同正朝著“公民”轉變,不局限于建設服務于自身生活的村莊,而把這種責任延伸到其他與自身生活并不直接相關的全體社會。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公民身份”認同的轉換并未完全成型,但整體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另一方面,自助行為促使農民的價值理念發生改變。總體而言,中國鄉土社會里的農民大致遵循一種“公私定律”,以自己、家庭為核心由內而外推出“小私”—“大私”—“大公”。“小私”是指個體或者家庭,這部分利益在行動中將得到優先滿足。“大私”即家庭之外的超越個體和家庭的農民認同的行動單位,通常指村莊或者宗族。相對于“小私”而言,也可以稱之為“小公”。而“大公”則指的是整體的國家社會。⑩遵循這個分析框架,很容易發現扶余農村自助活動的行動邏輯的改變。伴隨著農民個體身份認同的轉變,其行動的價值理念也在不斷重構。最初的個人善行的行動邏輯遵循的是佛教觀念中的“善惡因果論”。在宗教觀念的影響下,個人行為雖然客觀上對社區起到積極作用,但實質上也夾雜著“為己”的私念。正如村民趙某所說,“那個時候就想,不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嘛.做好事肯定有好報了”(11)。當村民的身份認同轉變為“村民”時,宗教觀念的動員作用不再明顯,村民的“家園意識”日益覺醒,由為己的“小私”拓展為“為村”的“大私”。正如村民王某所說,“我們自己捐錢修路、種花栽樹,進行村莊建設是需要拿不少錢,可這也是建設自己的村莊,這個錢花得值”(12)。進而在規模化志愿行動階段,“志愿精神”的引入使村民逐漸產生出公益觀念,指導農民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公民意識也隨之覺醒,扶余市公園的義務勞動標志著由“為村莊”的“大私”轉變為“為社會”的“大公”。
其次,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公共空間的概念最早由阿倫特提出,哈貝馬斯在其研究基礎上,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社會領域。(13)根據哈貝馬斯的定義,我們可以將“鄉村公共空間”理解為介于村民個人家庭等私有領域與國家公共權力之間的一個共有領域。這個共有領域是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并在其中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場所,以及在這些場所中產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組織和活動形式。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公社集體化時代,“公共空間漫布于村莊的毛細血管之中”(14),通過公社集體勞動的形式將村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因此,村民可以在村口的食堂、勞動的田地、自家的炕頭上討論公共事務和公共話題。公社時代的消失也使得這種行政嵌入式的公共空間不復存在。而扶余市農民的志愿行為則實現了當地社會公共空間的重構。公共場所是農民共同活動的場地,具有地理和社會的雙重意義。從存續時間的角度進行劃分,可分為臨時性公共場所和永久性公共場所。具體到扶余市案例,鄉村的公共場所一直存在,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在社區自助實踐發展的早期,農民志愿者將自己的“家”(屋內大炕和外院)確定為開展集體學習和文娛活動的場地,由于活動地點經常更換,所以這時的鄉村公共場所是臨時性的。2009年,張利在王家村集資修建文化大院,村民永久性的公共場所開始出現。2011年正式成立的農民志愿者協會,擁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和會議室。同時,政府財政支持在具有志愿者分會的村莊修建農民活動室,永久性公共場所不斷增多。永久性公共場所的建立,使村民間的橫向聯結日益密切,可以在共同的活動場所自由交流自己的意見和想法,開展文娛活動,對社區的認同度和社區建設的參與感不斷增強,進而培育出農民的集體認同觀念,影響和改變著自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再次,形成新型農村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是指因權力分配而形成的各權力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及依賴這種關系所形成的權力體系。(15)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逐漸建立起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在理想設計中,村委會由村民民主選舉產生,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權力,而村黨支部的權力來源于國家,代表行政權力,從而建立起國家公權力與自治權力良好互動的權力體系,基本消除傳統中國鄉土社會中以長老、宗族為代表的“教化權力”的影響。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面,為了應對龐雜瑣碎的行政性事務,村委會組織很大程度上被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治理體系所吸納,扮演了國家行政體系“末梢”的角色。(16)以農民志愿活動為標志的農村社區自助實踐則帶動新鄉賢等公共精英走上鄉村治理的舞臺。具體到王家村,村民在“村黨委書記遲遲不任命,村委會主任不管事”的情況下逐漸喪失了對村兩委的信心。在農村的社會環境中,“道德——既是理論意義上的,又是倫理習俗意義上的”(17),受傳統的家族觀念的影響,農民眼中的精英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德高望重”,只有一定年紀且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道德素質的人才有可能被農民認可。張利恰恰具備這個條件。因此王家村村民非常樂意找張利幫忙處理日常生活事宜,比如家庭矛盾、孩子輟學、丈夫賭博等問題。張利借助自己的文化素養,宣傳傳統倫理道德,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社會聲望不斷提高以至于超過了村委會。在這種新型鄉村公共精英的倒逼之下,王家村村治結構發生改變,村委會主任也不得不做出改變,開始支持張利的做法。雖然張利主觀上不愿擔任村長職務,但實際上王家村的權力核心已經導向張利,整個社區權力的核心由村委轉向鄉賢精英,形成了鄉村官民之間的中間緩沖地帶,構成“村委會—公共精英—農民組織—農民”協作共治的權力結構,多元主體共同促進鄉村和諧發展。
二、自助實踐基礎上農村“草根性”社會工作介入的契機
以農民志愿行為為主的社區自助實踐,其社會影響早已不局限于志愿行為本身,對村莊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治理結構等方面均造成了深遠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內生性的農村自助行為表現出了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潛質,為專業社會工作介入農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經驗和新的路徑。
農民自助實踐蘊含著社會工作要素。鐘漲寶將農村社會工作定義為“專業社會工作者與其他農村工作者合作,以農村社區為基礎,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專業方法,發動村民廣泛參與,增強農民和社區的能力,在預防和解決農村社區問題的基礎上,提高農民福利水平,最終實現農村社區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18)。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農村社會工作的構成要素主要有社會工作者、受助者、社會工作價值觀以及助人活動,扶余市農民志愿行為基本上具備了上述要素。若將其發展歷程看成一場自下而上的草根社會工作實踐,那么,以新鄉賢為主的精英群體實際上擔任了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推動農村社工實踐的不斷發展。此外,隨著志愿活動的興起和發展,農民廣泛地加入其中,此時受助者與社會工作者的角色相重合,普通農民既是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同時也是提供服務的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的賦權理論和優勢視角都強調關注案主自身具備的優勢,讓其充分參與到社區發展的決策與行動之中,實現“自己服務自己、自己幫助自己”的目標。以此來看,扶余市農民在新鄉賢等精英的引導下,實現了賦權增能與自我服務,切合賦權理論與優勢視角的目標。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助人自助與利他合作。“助人自助”是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理念,一方面強調受助對象具備幫助自己、改善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主張幫助他人亦是幫助自己提升素質和道德修養。扶余市農民在持續性的助人活動中逐漸營造互幫互助的公共氛圍,使農民之間相互協助成為可能,這種集體性的互助活動也體現出“合作”這一專業價值。同時,社會工作者為他人提供服務應超越個人利益,其動機應是非功利性的。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由關注個人私利的“小私”逐漸拓展為服務村莊的“大私”,甚至有向為社會承擔責任的“大公”發展的趨勢,他們的服務活動已超越個人和家庭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會工作利他主義的專業價值基礎。
其次,公共空間里的助人活動。社會工作的開展是一個完整的公共性實踐過程,需要通過一種公共空間內的社會互動來實現預期目標。社區社會工作更是如此,只有具備一個居民認可的公共空間,才能為解決社區問題、參與社區建設提供居民互動的場域。王家村文化大院的建立依靠的是全體村民共同出資、集體出力,建成后對全體村民開放,村民在這個公共場所中進行各種公共活動,不斷培育出社區歸屬感和家園感,集體意識的增強反過來使村民有較強的意愿開展集體性的助人活動,包括慰問敬老院、扶助村中鰥寡孤獨等。因此,這些公共空間中進行的公益助人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社會工作實踐。
三、農村“草根性”社會工作的特性與啟示
1.農村“草根性”社會工作的特性
近年來,我國農村社會工作日益受到學界關注,這是農村“空心化”、農村道德價值流失以及社會支持體系弱化等給社會治理者帶來新“鄉愁”的客觀形勢倒逼的結果,(19)體現出“后發外生性”的發展軌跡。目前中國農村的社會工作主要有三種典型模式——江西萬載模式、湖南湘西模式和云南綠寨模式。江西萬載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社會工作模式。2007年5月,國家民政部確定萬載縣為首批社會工作服務推廣試點縣。陳曉平將其總結為“政府主導、政策扶持、社會參與、全民共建”的發展模式。(20)中長期的政府主導使該模式充滿濃厚的行政色彩,農村社會工作的專業性發展受到制約。湖南湘西模式源于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為學生創建實習基地的需要,是在高校推動下產生的社會丁作實務模式,具有“高校院所主導、地方政府支持、社工實踐泛化、村民廣泛受益”的特點。(21)該模式缺乏外界力量強有力的支持,資源十分匱乏。云南綠寨模式以項目運作為支撐,在云南、北京、香港三地社工專業師生的努力下,形成“非政府組織資源支持、地方政府參與合作、高校社會工作者主導、社工農民平等合作”的實務經驗。該模式的特點在于以優勢視角介入當地農村社區發展,培養當地農民自我發展、自我建設的能力,努力實現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價值理念,是專業社會工作一次有益的田野實驗。(22)盡管此類優勢介入開啟了以“內部自助”為切入點的農村社會工作實務先河。但還是因為“外力”介入不得不遇到“文化識盲”(cultural illiteracy)困境。經過專業化訓練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復雜的村落文化處境時,由于對村落內部的歷史文化脈絡和權力關系的無知和無能,導致其往往忽視農民自身的能力建設。總之,不論是萬載模式、湘西模式還是綠寨模式,都是諸如政府政策扶植、高校專業等外界力量催生的產物,缺乏調適文化沖突以及各類主體權力關系的“草根性”和“內生性”根基。
專業社工在策劃農村社會發展時不應硬套理論和模式,而是首先要具備一種對于農村的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先緩和農村內部矛盾,營造能夠讓農民平等參與合作的公共氛圍。(23)與以上三類專業農村社工實務模式相比,扶余農民自助實踐雖然具有社會工作的意蘊,但離“專業性”仍有一定距離,與現代意義上的專業社會工作還是有一定區別。專業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必須依靠介入的程序性與規范性來加以保證,需要在某種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按章接案、評估、介入、結案程序進行。扶余農民自助實踐并不存在科學的程序設計。此外,扶余的社會工作實踐具有無意識性,精英以及普通村民并未意識到自己從事的社區自助就是一種農村社會工作實踐,其目的也并非在本社區發展社會工作。然而,這一案例中體現出的“草根性”和“內生性”恰恰是推動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創新彌足珍貴的動力因素。扶余農民自助實踐是由本社區精英發起,社區居民廣泛參與,在興起、發展前兩個階段并沒有任何外在力量的介入與干預,產生過程是自下而上的,自然就不存在外在力量介入的農村社會工作所普遍面臨的“文化識盲”困境。其內部新鄉賢、村委會、農民組織、農民等多元主體相互配合、互為依托的多元協治的權力體系,已經為專業的社工介入創造了良性的公共氛圍,案主自決、平等、合作、服務等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理念也被無意識地運用到日常實踐之中。
2.立基于培育公共精英的農村社會工作內生發展道路
農民自發的自助活動雖然是無意識的社會工作實踐,但是,恰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初在小崗村創新實踐、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在合寨村發端一樣,農民自身的大膽實踐或許才更切合村落本土的歷史文化脈絡,而對于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工作來說,在草根實踐中進發出的民間智慧就更有借鑒的價值與意義。對于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需要我們對其中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加以繼承。佛教中的積德行善、博愛慈悲思想,儒家的孝悌忠信、睦鄰友善思想,都具有強烈的利他主義和公共性。而這些公共性價值觀念長期在農民之中互動傳承和不斷積累,使得村民能夠產生文化共鳴和文化認同,也更容易理解、接受并加以實踐。本土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只有積極汲取民間廣泛認同的價值觀念,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許會有人認為本文的個案過于特殊和完美,事實上大部分村落并非都天然存在富有合作性的村民,也沒有完美和諧的內部權力關系和公共氛圍。然而,我們介紹案例的目的并不在于純粹描述一種可推廣的實踐模式,重點在于強調一種“內生性”視野。對于一些草根性社會工作“先天不足”的農村來說,我們的目的不是排斥專業社工的外在策劃和介入,而是強調在社工介入之前切莫急于尋找有哪些理論適合這個社區,而是要思考該村落有哪些主體性的內部優勢等待我們去挖掘和提升。對于一些權力關系和公共氛圍欠佳的村落而言,我們可先從挖掘鄉村公共精英的“點”入手,然后再鋪開到營造鄉村公共氛圍的“面”。社區領袖是指在社區發展中自發形成或外界培育的在社區生活中一個或幾個領域擁有比較資源優勢,且能利用這種資源優勢反映和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并對社區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有推動作用的社區人物,(24)他們在公共生活和公共參與方面能夠起到動員組織和培育公共意識的重要作用。對于草根性社會工作“先天不足”的村落而言,我們不僅不排斥專業社工的介入,反而強調其在鄉村公共領袖的發掘培育上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專業社工能制訂合理的農村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計劃,選拔社區優秀人才,根據農村社區的實際情況,制訂相應的長短期公共人才開發計劃,針對村落已有的優勢和公共文化特點培養公益性人才。另一方面,專業社工能夠通過培育和管理鄉村的公共民間組織,為社區領袖創造良好的生長環境。鄉村的公益性民間組織是專業社工重要的切入點,應依據各類鄉村民間組織的特性,形成多元發展模式。對于長老會、生產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等已經形成力量、具有規模優勢的農民組織,應盡力協調資金、場地等各類資源,積極支持其開展各類公益性活動,在滿足和保障小群體內部的利益需求的基礎上(活私),激活農民的公共志愿精神,營造互助合作的公共生活氛圍(開公)。除此之外,可建立鄉村民間組織孵化和服務中心,由社會工作者統一組織和管理,將現有的鄉村民間組織納入其中,實行統一服務、統一管理。通過探索備案制,對部分暫不具備獨立登記條件的鄉村民間組織,統一由民間組織服務中心進行備案管理,發揮專業機構的管理優勢,實現農村民間組織由“自由型發展”向“規范型發展”轉變。最后,組織農民志愿服務骨干進行交流學習,建立農民公益性人才培訓基地,為社區社會工作者搭建平臺,促進社區領袖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中國農村社會工作需要走本土化道路,善于挖掘農村自身的社會文化優勢,從農民自助的社會實踐中汲取營養,先營造適合專業社會工作介入的內生性公共性環境,再推進專業社工培育農村公共人才的規范化建設,最終引導其走上自我發展的道路。農民盡管自身缺少專業社會工作者應該具備的知識和技巧,但他們卻具有社工發展需要的內在公共性素質和能力,專業社工在開展農村社工之前需要自覺評估這些“內在優勢”,運用專業技巧將草根性公共人才培養成為具備一定專業素養的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強調“人在情境中”,在進行專業社工服務時,需要在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理解人的行為,由本土公共精英轉化而來的專業社工更能理解當地社區的需要,也更能在當地的權力關系中鏈接資源、化解矛盾沖突。農村社會工作的內生發展道路強調立足鄉村的社區自助實踐,挖掘并激活鄉土社會中已然存在的社會工作元素,再由專業社會工作者加以引導,使其具備自我發展的能力。可能此類內生性培育方法任重道遠,成本也遠遠高于外在力量的直接介入,但或者唯有如此,方能使社會工作真正在農村社會生根發芽,成為農村可持續性減貧與發展的真正內在驅動力。
感謝吉林大學田毅鵬教授、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李在烈教授提出的寶貴意見和指導,感謝北京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周興晨等跨校調研團隊的參與和調研。
注釋:略
作者簡介:蘆恒,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蘆恒,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訪問學者、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公共性與社會治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CSH076)。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7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