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村國際藝術節已經第四屆了，今年的主題是“神圣的家”。“家園從來就不是一個靜態、機械的建筑，也不是局限或圍困人人關系的人間組織。相反，家園是由當代政治、生態、科技、社會和自然集結而成，且不斷生長和流動著的‘生命軌道’。”渠巖認為，家園促成了不同生命體與“非人之物”的爭議性聚集、移動和交流，“參與家園共同體建構和分享的行動者，還與共同體保持若即若離的關聯與間隙，為迎接下一輪充滿偶然性的航行開創更多敞開的回路與靈動的想象。”
那么，何為“神圣”，與“家”又有什么聯系？“如果說中國信仰由血脈傳續來實現，家便是神性的出發。即便在當下鄉村的日常生活仍滲透著旺子信念，血脈傳承依舊是維系家園、宗族和家庭的最后底線。百年激進的社會運動，雖動搖了鄉村社會的家族根基，并帶來社會失序和個體迷失的嚴重危機。但血脈信仰卻是頑固的文化基因，它仍會閃現在魂牽夢繞的時分。”渠巖認為，從“血脈”出發，重建并穩固血脈信仰是建構神圣家園的基石，也是超越人間社會，通往神圣的必經之路，“它就像一條切不斷的河流，即便有時會被非理性的政治板斧所截斷，但只要鄉土的方言、記憶、歌謠、游戲與儀式還在變著方式地流傳，血脈自身特有的溫度，鄉土特有的景致和味道，以及家人特予的溫情，都難以讓人輕易地將這份根深蒂固的血脈與鄉土情懷葬送掉。”
渠巖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一批前衛藝術家之一，也是當代知名的跨界藝術家。從2007年起，他雄心勃勃開始了自己的藝術推動鄉村復興計劃和實踐，將山西太行山的一個古村落許村建成具有國際影響的藝術家創作基地，成為研究中國鄉村運動以及藝術修復鄉村的重要現場。
7月6日，大雨滂沱的午后，《藝術市場》記者造訪了懷柔區橋梓藝術公社的渠巖工作室，正值“許村藝術節”即將開幕的日子，渠巖為我們講述了這十年來的心路歷程，臨走時，他送給記者一個帆布包，上邊印有一副描繪鄉村織布圖景的剪紙畫，上書一行繁體漢字：“回許村織布，不用化纖混紡。”
回許村織布，多美好的一幅圖景。迷失與歸家，是當下每一個人都在面臨的生存境遇，那么，渠巖所理解的“大脫嵌時代下的藝術實踐”，究竟能為迷失的靈魂找到些什么？
首先要肯定鄉村價值
《藝術市場》：近年來，包括你在內的知識分子紛紛把目光投向鄉村建設，以已所長，復興鄉村，這和晏陽初、梁漱溟所開啟的鄉村建設實踐有怎樣的聯系？
渠巖：談論這個話題的前提是，我們要分清楚兩個概念或關鍵詞，即農村和鄉村，農村是以經濟為目的的生產單位，是生產社會的組織形式——農村對應的是工廠，農民對應的是工人；鄉村在中國是一個文明概念，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家園，包含了完整的天、地、人、神的系統和信仰。依據這些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鄉村概念。所以，今天所有的討論要以這些為基礎，如果只談農村問題，中央針對“三農”每年都會下達一號文件，但只是就農村談農村，只依靠經濟來救農村，這救不了農村，“三農”問題就永遠無解。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和今天所討論的鄉村建設有很大不同，面對的危機也不同。民國的鄉建是將鄉村定位為疾、貧、窮、弱，否定鄉村的價值。今天的鄉村建設遵循的是現代化的話語邏輯，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資本開發，越是建設鄉村，鄉村離得越遠。因為這種建設沒有尊重地方性的知識和文脈，以及歷史的邏輯和整個傳承關系。
我提出的“藝術鄉建”，首先要肯定鄉村價值，肯定鄉村文明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中國的鄉村在今天尤為重要，雖然面臨全球化的問題，但它和西方的鄉村不一樣，西方的現代文明是城市的文明，是古希臘時期地中海工商文明的現代延續，即使全球化導致有些鄉村凋敝，其文明的本源還在城市。而中國的文明是在鄉村，如果鄉村被破壞了、消失了，那這個國家的文明也就消失了。所以，鄉村問題不是簡單的鄉村問題，而是城市問題。我們近代100年來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傳統文明如何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而當前所討論的全是如何應對這件事。這件事如果不解決，完全按照經濟的方式治理鄉村，有些還將西方所謂的民主概念引入鄉村治理，這些全是現代化的邏輯，并沒有真正觸動這個民族、鄉村的真正問題。
《藝術市場》：與前輩們相比，今天的鄉建者面對的新問題有哪些？
渠巖：今天的鄉村問題和民國時期晏陽初、梁漱溟面對的完全不一樣，那時的鄉村問題不像今天這般攸關生死存亡。
近30年來，中國消失了近100萬個鄉村，還有一些凋敝的鄉村也逐漸呈現出城鄉一體化的趨勢。民國時期，晏陽初、梁漱溟認為當時的鄉村與西方的沖擊比起來，中國的鄉村是落后的，雖然梁漱溟當時也提出要保留鄉村的儒家傳統，但他們仍主張用西方的現代化來救鄉村。晏陽初在鄉村普及西學教育，會讓年輕的一代拋棄鄉村，奔向城市。
今天，很多人也一窩蜂地介入鄉村，同樣帶著城市化和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來“改造”鄉村，但我認為，首先要承認鄉村的價值和重要性，因為中華民族靈魂和信仰的整個體系是從鄉村而來。我們不能再用西方的現代化理念來改造中國的鄉村。今天的鄉村之所以凋敝，年輕一代之所以不愿意回鄉、不愿意種地，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讓他們奔向城市，他們認為城市才是天堂。所以，如果我們不把鄉村還原成家園，誰都救不了鄉村。
鄉村治理不是“政績”和“生意”
《藝術市場》：近年來國內藝術鄉村建設成為熱門話題，你作為較早的實踐者，如何看待這一歷經10余年的藝術鄉村建設發展狀況和態勢？
渠巖：整體呈現出兩種態勢：一種是國家治理，如“特色小鎮”“美麗鄉村”“新農村”等；一種是旅游開發，但這其中多交織著資本和權力，這兩者的介入會使治理的目的不再單純，很容易會把鄉村治理當成“政績”和“生意”。因此，鄉村建設和改造就成為破壞鄉村的美麗殺手。
把一些鄉鎮單純做成旅游而不考慮文明復興和天、地、人、神的體系，更無法超越現代化意義上的“人間社會”，回到有神的社會；而現在我們的城市形態已經屬于物質的社會，天、地、人、神的體系只存在于鄉村，并且已經被100多年的社會改造消滅得所剩無幾了。
目前對鄉村的破壞有三個層面，第一，“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可以說是對傳統文化毀滅性的破壞；第二，城鎮化建設中，鄉村被拆遷甚至完全消失；第三，是今天所提倡的“新農村建造”，這會是給目前僅存的鄉村的最后一擊。雖然我們今天介入鄉村的建設，但這一舉動非常微弱，重新建立天、地、人、神的體系也非常困難。可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的當下，如果不擺脫現代化的邏輯，只按照發展的邏輯來改造鄉村，那結果就不一定是發展，改造鄉村的前提是要尊重城鄉的差異化，尊重天、地、人、神的關系。
《藝術市場》：藝術家參與農村建設，國際上現有哪幾種模式？這些模式對中國的實踐者有何啟發？
渠巖：從橫向的比較來看，以日本為例。日本面對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衰敗帶來的鄉村凋敝，只限于經濟問題，不存在信仰問題、道德問題；而且日本是私有制，每一個村莊的房屋都不準拆除，可以通過藝術的途徑來喚醒外界對鄉村的關注，來增加它的活力。
但中國不同，我們不但要解決鄉村凋敝，還要解決文明的復興和信仰的復興，以及更深層的危機，這是和日本不一樣的。因為面對的文化問題不一樣，所以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樣。如西方的藝術家，他們面對的是環境問題、人類基因遺傳、科技智能化的問題。但中國面臨的還是一個不均衡、不平等的問題。所以，中國的鄉村比任何國家的鄉村更加復雜。從縱向發展來看，現在的鄉村問題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大。
從“許村計劃”到“青田范式”
《藝術市場》：自2006年以來，在你以許村為基地的鄉村建設實踐中，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和認知過程？
渠巖：10年前，我在創作影像作品《權力空間》《信仰空間》《生命空間》的過程中，發現了鄉村的問題
當時，大部分人向往、擁抱城市，沒人承認鄉村的價值，當時的鄉村也并不像今天這般受學者重視。我介入許村時，它地處山西腹地，在太行山深處，是國家貧困縣，也在等待被開發、被城市化。我當時發現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一是鄉村的價值，二是國家按照遺產的方式來判定鄉村價值，判斷是否達到文物的標準，如喬家大院、平遙古城等，鄉村申遺成功后緊接著就是經濟開發，有些地方農民甚至被趕走外遷，而這樣的結果就跟鄉村、跟農民沒有關系了。
但如果只考慮經濟發展，再好的文化遺產也會變質。因此，不能以經濟的眼光或文物的衡量標準來判斷鄉村的價值。這些鄉村是村民的家園、村民的信仰之地、血脈傳承之地，難道僅僅因為不夠文物級別就要被拆嗎？許村地處高海拔且一年的無霜期很短，農作物產量頗低，大部分青壯年常年外出打工以維持生計，似乎這里的村民唯一能快速致富的方式就是等待拆遷。
因此，我就以許村為樣板來跟蹤研究。首先，我以社會學的方式對當地的經濟方式和人口進行了調查，也調查他們對生活的期望，包括住房和生活方式等。但使我詫異的是，在調查的過程中也一些村民表示期待來拆遷。我很困惑，為什么對他們對家園沒有熱愛？傳統的中國鄉村追求的是落葉歸根，是生命價值主體的呈現，是香火文明的體現。基于這些，我便跟當地的政府和村民建立了一定的聯系，希望通過許村來探討今日中國鄉村問題及文明危機的根源，尋找中國文明的原碼，并尋找出復興許村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和措施。
我將許村作為反思中國文化的平臺，2011年提出了“許村宣言”，次年開展了“許村論壇”，邀請了中國鄉村建設的專家、農村問題專家、建筑師、規劃師來探討中國鄉村的問題。目前，“許村計劃”已經走了近10年，在藝術家、許村村民以及當地政府的相互信任和積極互動下，至今仍在延續，我們也共同見證了許村從凋敝到日漸復活。但我們也在避免過多的藝術介入，許村還是許村人的家園，而不是藝術家為主的“藝術村”。
在這期間，協調政府、村民和藝術這三者的關系非常難，村民看見利益，政府要我們做到有政績無風險，藝術家要有文化建構、有當代藝術的屬性和先鋒性，就像米奇尼克所說的那樣“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有些東西必須妥協，但也沒有必要完全讓步。
許村仍然只完成了我一半的理想，因為古時的北方戰亂比較頻繁，很多鄉村的文明被破壞得很厲害；相比之下，南方的鄉村文明反而比較完整。因為它遠離皇權和戰亂，對傳統的保留和認知也很好；它的開放心態也是有目共睹，能夠把僵化的意識形態靈活地解讀，且不觸動其敏感的東西。
我在廣東順德地區考察了十幾個村落之后，最終找到了青田村。在這里，我發現可以做完整的中國文明復興，它的風水、信仰、血脈、家族、書院，以及傳統的農業形態等全部都有。現在做鄉建最重要的是連接當地知識，尊重地方性的知識，說服政府和農民，并贏得由企業家組成的鄉村保育基金會的支持。我用了大半年時間在青田做社會調查，給村落做村志，整理地方的歷史脈絡——在規劃之前，我做的村落報告就已經很豐富了，這些是傳統的規劃項目難以做出來的，村志對于鄉村族群的自信以及歸屬感是很重要的；接下來還將做村落的策劃，策劃做完再做規劃，這種規劃并非像規劃城市那般，而是完全尊重青田村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傳統。
《藝術市場》：“青田范式”對于鄉村建設的價值何在？
渠巖：我做出了九條“青田范式”的復興計劃，青田的祠堂是連接人和祖宗的關系，即血脈傳承；書院是連接人和圣賢的關系，即耕讀傳家；關帝廟連接的是人和神的關系，即忠義禮信；鄉村的村落形態連接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即村落風水等。我希望“青田范式”的復興能夠給中國的鄉村建設提供一個模板，希望能夠影響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
只有饋贈才能稱之為介入
《藝術市場》：《藝術鄉建：許村重塑啟示錄》是一本理論文本，你覺得理論建構在鄉村建設運動中的價值何在？
渠巖：很多人十分重視結果，但實際上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這個過程是社會學的過程。如果許村計劃失敗了，那它也給后人提供了失敗的經驗，思想史就是這樣推進的。如果僅是考慮一個結果，那我也不會愿意去做。所以現在中國的鄉村建設，應該遵循中國文脈的地方性特色——逆現代化的鄉村建設，但現實情況中基本都是現代化的東西；毫不客氣地說，完全的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在大肆破壞。
《藝術市場》：第四屆許村國際藝術節即將開幕，綜合外界的反饋，你怎么評價前三屆？今年的活動和往屆有哪些異同？
渠巖：每一屆都有既定的文化主題，要能觸碰現實問題。它是一步步推進的，而非重復。藝術節也是這樣，每年都在做，但每年的主題不同，給予鄉村的意義和價值也不一樣。
今年提出的主題是“神圣的家”，主要從傳統文化的角度梳理兩個線索：一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是反思“家國”，兩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歷史脈絡。
但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社會改造，實際上犧牲了家，犧牲了生活。例如“娜拉出走”中講到的“我們要離開封建傳統的家，奔向一個理想的烏托邦”。結果發現烏托邦的“國”做大了，“家”反而沒有了，家也回不去了。最終使得人們一無所有，從精神和生活上都失去了家園。
每一屆的藝術家創作都是根據主題在許村完成的，所有的作品都會捐給許村，給許村留下了精神財富，作為饋贈給許村子孫的禮物。就像西方人類學家莫斯的《禮物》中所說，介入鄉村一定要饋贈給鄉村，許村的外來志愿者也都能做到這一點。現在有很多“藝術介入鄉村”的活動都是假的，例如到鄉村寫生也被稱為是藝術介入鄉村，但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跟鄉村沒任何關系，實際上是在消費鄉村，所以只有饋贈才能稱之為介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微信公眾號 藝市縱橫 201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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