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
滇池當然不是個案，太湖、巢湖、滇池的污染，全都是現行的工業化生產方式造成的，是現行的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發展邏輯造成的。過去，我們討論三農問題很多，這是跟生態環境問題密切相關的。因為現在解決三農問題的一種方法，就是單純地依賴城市化，但如果單純地依賴城市化，像現在這些污染問題、生態問題如何解決？鄉村建設問題不單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為了解決生態問題、文化問題。同時，解決三農問題不單是農業問題，在我們的現代社會里，關系到鄉村的位置、鄉村的文化、鄉村的社會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怎么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都不去思考，我們只是還是在同一個發展邏輯上繼續發展，然后我們又調那兒的水來治理這里的環境，這樣的東西就是循環，但這種循環最終將導致更大的破壞。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發展主義不需要徹底反思嗎？鄉村建設難道僅僅是讓三農現代化嗎？
序言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對這個成就我相當肯定，同時，我也相當警惕：中國世界工廠化源自西方發達國家后工業化，即其工業產業向中國轉移。在這種全球生產體系下，發達國家得到了環境保護，像中國這樣的工業化國家環境受到污染。今天的中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遭到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越來越大的環境壓力，被迫產業升級，向更落后、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和地區轉移。中國的這種變化，表面上對中國很好，但世界是相互聯系的，全球變暖誰都得倒霉。因此，中國是否應尋找出一種有別于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主義的發展道路來？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有這個實力，也有這個責任。
十幾年前，在中國，對環境問題、生態問題的反思局限于理論圈。十幾年過去了，環境問題從少數人談論變為全社會共識，到黨的十七大報告生態文明被作為國策提出。這一重大的發展和變化，跟國家環保總局、跟潘岳他們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意識的增長、上升跟破壞生態的實踐恰恰是齊頭并進的：一方面媒體到處都在談保護生態，一方面環境破壞的速度比保護的速度還要快。為什么？其深層就是整個發展模式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徹底地思考、不真正地改變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核心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保護好生態的，而且生態問題會以幾何的級數繼續上升。
一、生態問題其實是發展模式問題
我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關注生態環境。在我主編《讀書》時，發表了黃萬里等很多作者關于生態方面的文章。2001年，我和許寶強共同主編了《發展的幻像》一書，還運作香港一些朋友翻譯的美國學者麥卡利的《大壩經濟學》在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無論是我寫的文章還是當時《讀書》雜志發表的相關文章，基本和《綠葉》雜志的想法一樣，即不是單純地談生態問題，而是關注整個的發展模式。我們現在重視文化也好，強調傳統也好，突出生態也好，其實都是對發展的反思——現在我們完全走了一條發展主義的道路，物質主義就是發展主義的產物。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犧牲和否定了生態文化的傳統。 當然，人們并非都會將生態問題與發展模式聯系到一起。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我關注生態環境的時候，國內除理論界的少部分人外，極少有人對此重視，甚至在知識分子當中也有人說：現在談生態問題很奢侈，這是西方社會的問題，我們要關注的是現實。這才過了幾年？淮河徹底污染了，渭河是大的污染，長江、黃河也污染了，滇池、太湖、巢湖的藍藻，北京周邊的沙漠化、森林消失，等等，問題都來了。
可以說，在2000年前后，中國生態危機的嚴重性開始引起全社會關注，連我自己也直接“卷入”到環保運動里頭了，比如說當時的金沙江問題、三江源問題。而且，我們不僅關注生態問題，也關注原住民的文化習俗。我去云南做過多次調查，發現在生態重創的同時，當地少數民族和漢人的文化和習俗也被我們的發展主義破壞掉了。很明顯，這并不是一般的生態代價，更是文化的代價，與此相連的也有權利的問題。
現代社會運動一般來說，主要集中在權利的意義、維權的意義上，對此，我也贊成。但我個人認為，僅僅把生態和發展問題劃為權利問題，就會讓我們又回到了契約關系——現代社會，包括婚姻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都是契約關系、利益關系——回到了個人主義文化。這種權利傾向的邏輯，實質恰恰是發展主義的邏輯。
在思考中國鄉村、中國原住民地區的生態問題和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尊重地方傳統生活方式的價值，比如當地老百姓祖祖輩輩保留下來的日常生活方式，這里頭是深植著文化價值的，而絕不能僅僅著眼在權利上。地方的文化價值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如他們對自然的崇敬對我們有沒有意義？我當然贊成捍衛他們的權利，我也在這方面作了斗爭。但是，在話語和理論的層面，必須澄清這一點。
現代社會很大的危機在于，我們不能徹底地思考我們的出發點，比如價值這些問題。由此，哪怕是批評的話語，最終也變成了對于現代社會體制簡單的確證。我在云南藏區做調查時發現，藏區里的藏民開始重新恢復一些集體模式，因為他們意識到，雖然你現在講生態保護，但你的生產方式已經完全是市場化的，藏族的文化已經被摧毀，而他的文化價值是跟他的集體生活、社群生活聯系在一起的。這讓我覺得，如果你把他原有的那種集體的模式解體了，只講個人權利，那么你越是講個人權利，就越是在摧毀他的文化，盡管表面上你是在捍衛他。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沒有對現代性和發展主義徹底地反省，哪怕采取批判性的話語，最終也會導致反面的后果，這樣的立場和視角應是當下討論文化和精神問題的真正意義所在。傳統的、原住民的、鄉村的文化和精神，絕不是抽象的文化和精神，他是跟地方的、鄉村的日常生活方式、制度、習俗連在一起的，我們要保護這些東西。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非常有必要反思我們批判性的話語，更要批判現在占主流的、支配性的發展主義話語。
二、不打破發展主義共識，找不到新出路
在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很多的社會運動中，知識分子、NGO是重要的、積極的活動者。但我們今天必須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是被組織在現代勞動分工內的，NGO也已經是現代社會體系、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大部分NGO也都是依靠分工、依靠發展項目來進行運動的，沒有這些項目的完成，他不可能申請下一個項目，這個背后的動力會影響到他的社會目標的實現，大部分的NGO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到地方的文化實踐中去，他的目標模式還僅僅是指標性的，不能改變生產方式和發展主義最基本的東西。因此，如果知識分子、NGO對發展主義下的現代分工世界體系沒有意識，則其所要做的事最終會離其目標越來越遠。
現在，中國有很多人都把西方作為楷模，因為西方的環保做得比我們好。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產業的大轉移正是現在勞動分工的一部分。西方的環境好，是因為他把一些產業弄到西方之外的地方去了，他們的后工業化變成了我們的工業化，變成了更落后地區的前工業化。身置這樣一個生產方式和體系中，需要我們對西方的整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加以通盤地思考。這樣做，并不是不要學習西方，也不是不要學習民主，而是強調這種學習是逃脫不開歷史的審視和檢驗的，不然的話，我們就會重復西方。
西方中心的問題，要比我們想象的深刻得多，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崇拜西方返回古代的問題。可以說，整個現代世界處于西方的權力支配當中，它表面上倡導的價值跟它的歷史前提之間有著深刻的裂痕，盡管它極好地掩蓋了起來。因此，我們的社會運動者和知識分子必須很深刻地揭示這個東西，才能加以改變。這就是我們今天碰到的難度和阻力為什么這么大的主要原因。說到底，就是我們試圖對西方支配下的發展主義進行思考，對西方主導下的現代化進行反思。當然，這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因為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共識。不揭開這個共識，就找不到新的出路。但是，你要揭開這個共識，則你的批判的矛頭就必然是整體性的。
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能量是巨大的，絕不是一兩個人能阻止的。當年，黃萬里在批評三峽工程、三門峽工程時，很多人還是比較認同的。但是，若你要把這個問題提升到徹底反思整個發展主義和發展模式、提升到徹底反思整個現代化世界所支配性的模式上來，則很多人就不能贊成。我覺得，現代的知識分子、社會運動者必須有這樣的承擔，必須面對這么強大的壓力，有責任說出真話。
三、生態之困：城市化發展模式
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生態問題，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我們要反思300年來支配我們的所有發展觀。我不是說現代社會沒有提供我們好的價值、非常重要的價值，我們的反思也經常是從這些價值出發的。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個徹底的反思、歷史性的反思，否則僅僅單純地談物質精神問題、東方西方的問題、道統問題，最終都不能真正地揭示這個背后的利害。
這些年，我多次去云南做調研。2007年去的時候，我就覺得滇池快完了。但我也知道，他們在搞金沙江調水，理由之一就是為了清洗滇池，減輕滇池的污染。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本身就很說明問題。為什么？滇池的污染，已經到了難以解決的程度，云南省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做這件事，可是根本的問題出在他的發展模式上。我們知道，昆明市人口在過去一二十年當中膨脹了好多倍，原來只有幾十萬人口，現在已經是幾百萬人口。滇池當然不是個案，太湖、巢湖、滇池的污染，全都是現行的工業化生產方式造成的，是現行的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發展邏輯造成的。過去，我們討論三農問題很多，這是跟生態環境問題密切相關的。因為現在解決三農問題的一種方法，就是單純地依賴城市化，但如果單純地依賴城市化，像現在這些污染問題、生態問題如何解決？鄉村建設問題不單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為了解決生態問題、文化問題。同時，解決三農問題不單是農業問題，在我們的現代社會里，關系到鄉村的位置、鄉村的文化、鄉村的社會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怎么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都不去思考，我們只是還是在同一個發展邏輯上繼續發展，然后我們又調那兒的水來治理這里的環境，這樣的東西就是循環，但這種循環最終將導致更大的破壞。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發展主義不需要徹底反思嗎？鄉村建設難道僅僅是讓三農現代化嗎？
四、中國的自主性在于提出自己的發展邏輯
我們要重新理解中國在發展中的地位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中國問題。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世界工廠，全球對于中國生態的壓力導致中國生態保護的壓力很大。這一點好的一方面是迫使我們轉型；另外一方面，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整個現代西方的分工，提升了我們的勞動力質量，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我們的很多工廠將遷移到更落后、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地區，這個轉移的邏輯對于中國表面當然是好的，自己不破壞自己。可是反過來講，全世界都是相互關聯的，全球變暖哪一個能跑得掉？所以，這個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可以藉此加大在全球發言的力度。
我們在全球發言的力度：第一，不是順著西方說；第二，不單純是辯護性的。有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事事都做得好，比如它的環境好，他們這正是與西方產業大轉移、世界勞動分工相聯的，因此不等同于西方真的好。我們不單是辯護性的，不是說這個是發展的必然，我們現在正在過渡，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別人也幫不了我們的忙，但是你不解決這些問題，世界性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如果解決了這些問題，的確可以對世界做出貢獻。中國怎么辦？需要把發展和生態問題、把文化和社會發展問題重新加以規劃和思考，這必將對全人類做出貢獻，而不只是解決一個單純的中國問題。
我所說的這些，并不是否定中國發展的成就，其實我對這個成就是相當肯定的，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內，我們總不能處在落后、挨打、被殖民的狀態，必須獲得自主性。但這個自主性的獲得，并不是僅僅靠你的發展和經濟，因為你的自主性是表示你有真正不同于過去的發展邏輯，要提出自己的發展邏輯，而不是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是感覺在別人的邏輯下走得還不錯。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覺得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NGO運動者、國家領導人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該有這個自覺，有這個自我的意識：知道自己所處的歷史位置，不要又是事事都跟著西方，要考慮打破發展主義邏輯，走出新的道路來。但我覺得在這方面，整個社會從國家到知識分子思考得還不夠，而且對思考的容忍度也不夠，可見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很大。
現在，能夠真正認真做這些工作的人并不多，有一些人做著這些工作，但是在裝點。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發展主義的吹鼓手和一些大企業抱在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會搞一個基金，出來做裝點。在西方，很多大基金的背景就是大產業，中國也已經有了，看看一些“環境獎”，我就覺得非常好笑。我是不贊成環保人士去接受這個獎的，我們能不能有對這些問題想清楚的人？當他們知道這個獎的基金背景后，能不能拒絕這個獎？同時對這個問題發表評論？鼓勵整個社會來關心？而不是使這個東西再度落入大資本的控制。
這就是現在社會的一貫邏輯，也就是說，他自己把這個東西破壞得一塌糊涂后，他自己又弄一個東西來裝點，這個邏輯必須打破。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一個中國的環保運動者在這個高度上提出問題。有些話我不好說，但我覺得非常具有諷刺意義：一些人完全是發展主義的吹鼓手，他們弄了一些東西，還給人頒獎。
現實是復雜的，歷史是多重的，我們的知識分子和環保運動者應當有這個自覺，要把環境保護當成一個真實的社會斗爭、一個社會性的事業，千萬不要當成新的飯碗，這是我的真誠的提醒。我非常希望，有一些環保人士在面對這些大基金給他們發獎的時候，他們能夠站出來，或者雖然拿你的錢，但同時我也要指出你的問題。
如果說有一天，美國會成為環保衛士，但實質卻是美國對全世界的環境污染是巨大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揭示這個真相，這需要真正的自覺，這是自主性的前提。我們如果不能徹底地思考我們自身的環境，我們就不能夠說出真話，我們必須有這個意識。尤其是今天，環保運動跟20世紀的社會運動非常不一樣，是以草根組織為主的，這一點很成問題。而且，中國的環保運動自身有很強的西方中心主義特點，他們非常崇拜西方的東西，不是真正從草根里面長出來的新的價值。
結語
關注環境，不是單純地談生態問題，而是關注整個的發展模式。現在，環保日益成為公眾話題，內部的復雜性也就多了起來。西方的政客一個個都在講環保，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有多復雜。不過，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所以，很值得去認真地對待，要有一些思考很深入、徹底想問題的人，把這些東西想清楚，不是在一個簡單的生態意義上談環保，這一點很關鍵。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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