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15日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其中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取得法人資格,與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一起,屬于特別法人(3月18日新華社)。
雖然在“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之外另設“特別法人”,有點由于難以分類所以必須搞個“以及其他”的味道,但這一安排在體現立法周延屬性的同時,更為重要的增量釋放,便是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這一數量龐大、涉及廣泛、情況復雜的組織在身份上終于找到了“組織”。有了這個“名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便在作為民法典總綱的《民法總則》中獲得了一席之地,便具有了作為獨立主體以完整權利、平等身份參與到各類民事活動中去的資格。
雖然法律早已明確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法定位,但位居鄉村治理核心位置的這一機構在參與經濟社會活動時,特別是面臨做出合同訂立、訴訟維權、銀行開戶等事關村民權益的關鍵行為時,還是會因為特殊的組織構成、功能定位而難以擺脫“四不像”的尷尬。
以珠三角地區廣泛存在的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為例,雖然其分紅等運作機制與股份有限公司頗為形似,但要實現彼此的身份切換,面臨的卻是天塹鴻溝。股份社成員(股東)規模龐雜,少則幾十,多則成百上千乃至過萬,且成員內部權利均等,無法區分發起人與非發起人。這些均與《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要件格格不入。更為重要的是,股份社的股權,來源于農村土地承包權,是社員基于親緣與地緣、歷史與現實交織下的村民身份而獲得的一種自然權利,與通常的投資、技術入股存在本質差別。
在很多地方,村民委員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名稱有別,但在人員配置、資金使用、功能發揮等方面往往水乳交融。佛山南海等經濟發達地區雖然走出了“政經分離”的先手棋,但在用力方向上,仍然必須在基層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攜手并進。因此,村委會“主政”(公共服務)、經濟社“管錢”(經營管理)的改革思路,解決的只是鄉村治理權力主體的功能劃分問題,而沒有真正回答集體所有制下農戶個體權利應當如何集聚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并使這個整體具有完整而充分活動能力的問題。
正如直到目前對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究竟屬于何種物權問題仍無定論一樣,此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借助《民法總則》獲得了“特殊法人”身份,但由于“特殊法人”并不是按照“是否具有營利性”標準劃分產生的類別,這種法人的權能內涵與行使邊界仍然較為模糊,需要民法典各分編及其他法律一一厘清。
目前,相當一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力仍然薄弱,實力較強者也往往依賴低端的物業經濟,總體而言活動單一、范圍有限,因法律地位不明而造成矛盾沖突還不明顯。然而,伴隨城鎮化、工業化推進,無論是在征地拆遷中作為土地所有一方,還是產業發展中實現多元化經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地位愈發重要、活動范圍愈發廣闊、行為方式愈發復雜。在這種情況下,從規范和促進的角度出發,“特殊法人”概念的應用能力恐也會捉襟見肘,而需要繼續確權賦能,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找到更為清晰的法律坐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農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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