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在農村長大，算是對農民生活、農業生產、農村發展比較了解，但這次很榮幸作為一名小調查員，使我更加對現今農民就業與生計選擇，農村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在調查過程中，我不僅僅收獲的是15份調查問卷的詳細信息，還有每個農民的故事。和農民交流時，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我仿佛在看一部回憶錄，一部關于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寧夏）生態移民搬遷戶的荒漠改造史。
了解這次調查現狀和感受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所在調查村莊的情況。我的調查村莊是寧夏中衛市H村，H村所在的D鎮目前大約有10萬人口左右，D鎮是古絲綢之路的一段，是中原進入邊塞的交通要道，自1983年D鎮作為吊莊移民建設以來，從“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沙石走”，發展到現在以枸杞、紅棗、蘋果、硒砂瓜為主的特色產業鄉鎮，Ｄ鎮為Ｚ縣最大的揚黃灌區、第二枸杞大鄉，也是周邊最大的農產品、畜產品集散中心，是寧夏生態移民工程實施以來，最成功的移民鄉鎮之一，是寧夏其他移民地區的典范。寧夏通過采用異地扶貧搬遷的生態移民政策，如今使遷到這里的一些農民提早徹底摘掉了貧困的帽子，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這些變化，一方面得歸功于政策指導有方，一方面得益于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勞作，就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勞動是財富和幸福的源泉”，是他們讓荒蕪的戈壁灘變成了綠洲。
以下幾方面是我對這次調研現狀的觀察了解和自己的一些感受。
農業生產方面，主要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其中農作物有枸杞和玉米等，養殖類以羊、牛、豬等為主。那先了解一下枸杞，枸杞位居寧夏五寶之首，是具有地理標志的農產品，Ｚ縣是世界枸杞發源地，有600多年的枸杞栽種歷史，也是中國枸杞最大的主產區，被國務院命名為“中國枸杞之鄉”。我們再來看看枸杞的生產種植過程，算是對這種特殊經濟作物的認識吧。從栽種到結果，大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栽種→發芽長葉→施肥→灌溉→修剪→結果（第一年栽植第一年就能結果）→采摘→晾曬（把枸杞鋪在果棧上，晚上把果棧全部壘起來，第二天再一棧一棧抬開等待陽光照射，以此重復4-5天枸杞便曬干了）→把枸杞從果棧上收集起來→除掉葉子和黑果→裝袋密封。果農每天早上5點起床，晚上12點休息，一直這樣重復4個月左右，從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中間8月份到9月份枸杞修整，沒有果實，主要是剪枝和施肥等。枸杞畝產700~1000斤不等，若不是受氣候影響，可以一年四季摘枸杞。夏天，走進枸杞地，你會看到未摘的枸杞樹一片紅，摘掉枸杞的樹一片綠，果農稱枸杞是他們的“搖錢樹”，也是固沙治沙的寶貝，這就是一個小果農的故事。以前種枸杞的農戶不用外出打工便可以維持家庭生活開支，當村民都開始栽種枸杞，枸杞種植面積大了，產量也多了，枸杞收購商就壓低價格，連續2年枸杞價格走低，果農也會算賬啊，拋掉人工采摘費、肥料費等費用之后，幾乎不賺錢了，一些果農就把枸杞樹挖掉，種上玉米，外出打工。等過2~3年后看到枸杞價格又漲了，又開始種枸杞，于是不斷重復這樣的過程，在枸杞交易過程中，當價格發生變化時，需求會立馬做出反映，而供給卻不能立刻做出反映，枸杞的供給變動會出現“時滯”。可以用英國經濟學家N.卡爾的蛛網理論解釋，蛛網模型基于三個假設前提：①.從開始生產到產品產出需要一定的時間，且在這段時間內生產規模無法改變；②.本期的產量決定本期的價格；③本期價格決定下期的產量。由于枸杞屬于農產品的一種，枸杞生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周期性，同類枸杞的生產基本同時開始，同時收獲，所以當地枸杞的生產過程比較符合蛛網理論。但如今這種現象消失了，當問農民現在為什么種枸杞少甚至不種了呢？還有種枸杞的意愿嗎？農民的回答是，剛來這里時是個小伙子，現在都快成老人了，枸杞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光采摘枸杞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整個種植過程是相當復雜不易的，不修剪枸杞樹，樹就和雜草沒兩樣，沒有肥料，枸杞產量就低了，一畝地220棵左右的枸杞樹，每一棵樹都得精心照料，果農精力不如從前，所以會放棄他們的搖錢樹。還有一方面就是，Ｚ縣建有國際最大枸杞交易廳，每年全國幾個枸杞主產區都會把枸杞運到Ｚ縣來，貼上Ｚ縣枸杞的標簽，把Ｚ縣枸杞紡錘形的身姿說成橢圓形的，再銷往市場，導致中寧果農種植枸杞積極性下降。就和收購商把蔬菜運到壽光就是壽光蔬菜，把鮮花運到昆明就是昆明鮮花一樣，這就是典型的“檸檬理論”，賣方欺騙了消費者對產品了解的真實性，這種結果極大地影響了當地農戶的生產積極性，這種影響最直觀的就是當地農民收入的降低，農民收入降低會導致一些種植農戶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作假，最終結果是食品安全問題。所以，一定一定要尊重農民，幫他們提高收入，絕不能傷害他們，他們是全中國最不計較默默付出自己勞動的人，他們的利益難以保障，我們的食品安全就很難保證。
而就農作物玉米而言，最近幾年玉米是當地農民的首選種植作物，一方面，玉米種植過程簡單，省事兒，玉米抗旱，可以少灌幾次水，節約種植成本。市場經濟下，農業生產也商品化了，種子、化肥、灌溉用水等都有價格，農業生產時需要貨幣作為媒介來實現，不然農業生產就會停止。另一方面，在加速工業化進程中，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農產品價格低于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形成了“剪刀差”，和外出打工相比，農民會選擇粗放式的農業種植方式，只要自家產的糧食夠吃就可以了，不需要出售，其他時間用來在當地打臨時工，他們一年外出打工掙得錢比種地多好幾倍，所以農民把農民的角色不自覺的變成了農民工的身份，也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所謂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論斷，種地的人便是村里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在調查過程中，除了學生沒有看到村里一個青壯年。
養殖方面，在當地種植和養殖結合的農戶家里，玉米和秸稈實現了零浪費，養殖戶把自己種的玉米和秸稈收獲后粉碎，有時候，自己家秸稈量不足時，就把沒有養殖的農民家地里的秸稈買來，給羊和牛當飼料，牛羊糞還田，可以看到一種簡單的循環農業生產模式，這里不存在河南一些農村地區所謂的“上午燒秸稈，下午就拘留”的尷尬。在我調查的一戶養豬的農戶家里，大約有70頭豬，豬圈是自己蓋的，沒有一處是政府補貼的，在調查過程中，問到調查問卷上面關于農業補貼方面的信息時，戶主和他媳婦兒就給我吐槽，說有好幾次政府的人來家里要他們家的“一本通”，還要到豬圈去拍照，也沒見過養殖補貼，農民家里隨隨便便就進來了。還有另外一家養羊的農戶，他說之前有一次羊款補貼，只要是養羊的農民不管家里養多少只，每戶只能有10只羊的補貼，多了不報。農民也說，自己搞養殖，又不是合作社，也沒幾個補貼款，自己就不指望了，一部分羊自己家食用，一部分買到集市上，現在羊市也挺大的，不愁賣不出去。說到羊市，養殖戶告訴我，去年因為內蒙古羊沖擊寧夏羊市，大量羊進入寧夏市場，導致寧夏本地羊感染瘟疫，嚴重影響了羊價，平時一斤羊肉20~30幾元，去年12月份以前，羊價毛重一斤6.4元，超市羊肉14元左右，低于保本點以下， 一些養殖戶無利可獲。我調查的村子由于村里婚喪嫁娶比較多，農民也怕市場上羊肉有問題，村民自己家羊也就挺搶手的，沒有用市場上的飼料養殖，給養用的是食用鹽不是工業用鹽，羊肉不腥氣，價格比市場價高點，農民也愿意買。可以得知，農民對食品安全也是非常注重的。在12月份以后，快過年了，羊肉價格又回升了，養殖戶也高興了，一位養殖戶說，不希望羊價太低，也不期望羊價太高，稍微合理就很滿足了。
農村生活方面，村民對自家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比較滿意，所調查的農戶當中，他們都說，現在溫飽不愁了，自己家的日子自己過，家里的每件東西都是通過勞動換來的，家里缺啥能買就買了，所以比較滿意。在農民家調查時，每戶家里基本家具擺設齊全，比如，沙發，液晶電視，洗衣機等都有，每家宅基地面積都是按畝算的，特別寬敞，房子都是紅磚瓦房，屋子里外貼有瓷磚，進去寬敞明亮，其中，一家的院子有3畝地大，除了人居住外，還有牲畜、家禽、秸稈、菜園、農具、車等占用宅基地面積，戶主笑呵呵地說，等閑的時候在院子的一角建一個溫棚，這樣的話，一年四季都有蔬菜了。
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交通便利，通往蘭州和新疆的鄉級公路和寶中鐵路交叉，有定時定點的城鄉公交，村民出門能坐上去往本省其他市縣的定時班車。可以享受到便捷的電商下鄉服務，像京東下鄉，各個快遞公司下鄉等。飲用水以自來水和井水為主，沒有自來水以前，村民使用井水，水源是黃河水，準確的說是揚黃灌溉，具體點講就是固海揚黃灌溉工程，于1978年6月動土興建，1986年年底竣工，其是“九五”計劃的重點工程，是寧夏建設最早的大型公益性扶貧揚黃灌溉工程。水是生命之源，村民很感謝有這樣的工程，，村民說，要不是有黃河水，他們早就搬回老家了，以前這里除了沙子就是梭梭樹，沒水根本沒法生存。而現在村民不用井水，原因是灌溉的水渠經過鎮上，鎮上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都處理在水渠里，下游的人就不用井水了。電力設施穩定，村民居住區附近有電廠，用電需要電卡充值即可。
土地利用方面，以耕地和宅基地為主，以前耕作方式是套種間作和輪作（除枸杞地以外）最多，現在村民為了種植方便，除了枸杞地以外，以純種玉米為主，這樣方便在當地打工。還有當地氣候干旱，年降水量在250mm，以及各省協調過黃河用水量后，一年耕地灌溉次數就減少了，1996年左右，一個月灌溉次數是10~12天一次，2000年之后，一個月12~15天灌溉一次，最長時間20天左右，玉米抗旱，少灌溉一次也不要緊，種植過程簡單。在各家田地水渠邊種白楊樹起到防風固沙和保護農田的作用，在水渠邊村民也種少量的果樹，如桃樹，杏樹等，在白楊樹之間的空隙和地埂上種植黃花，黃花的根可以固渠，黃花的花可以獲得一些收入，一斤曬干的黃花收購價在20塊錢左右，這也是當地村民對土地利用的一種好方式，也體現了一種簡單的林下經濟。問到村民對自己家土地處理的意愿時，他們都希望自己種植。為什么會有這種回答呢？村民說，剛從西海固搬來時，這里是國家移民規劃區，國家把地給移民推平了，高處蓋房子，低處當耕地，但地里石頭和沙子特別多，怎么辦呢？為了種地和一點尊嚴（老家的人說，去戈壁灘的人就窮死了，去那里就成了乞丐），年輕又有耐心的兩口子把地里的石頭連擔帶抱的搬到地埂上，或太多了沒地方放就挖很深的坑埋在地下，上面鋪上厚厚的黃土，沙子太多的地方等有風的時候就用鐵鍬揚，慢慢的沙子就沒了，就這樣一天天石頭地變成了美麗又平坦的耕地，村民實現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愿望，一年下來還往老家運糧食，也擺脫了老家親戚對他們的歧視，現如今尤其到了夏天瓜果成熟了，老家的親戚就來了，說他們搬到了金窩窩，種啥有啥。有時候老家親戚還跑來借錢，村民說，以前自己家揭不開鍋時有人幫助過他們的都會借，但老家好多人現在不種糧食，全種樹，也沒多少收入，一天特悠閑，過著希臘人的生活，可能好借難還，還得考慮。和農民交流過程中，他們會不自覺的告訴我一些事情，當地政府把臨近鎮上的一個村子的耕地征了蓋居民樓，然后再賣給當地村民，然而旁邊沒拆的農民家的院墻上還依然寫著“以依法保護耕地為榮，以違法占用耕地為恥”，讓人覺得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偷”嗎？一些有鄉土情結的村民對我說，他們十分不愿意這樣的方式，自己辛苦了大半輩子，命都留給了這里，地能產糧食了，農民口袋里富裕點兒了，又趕他們走，上樓了，啥都得花錢啊，沒地種還要花錢，靠地吃飯的人跑到樓上靠啥生活呢。今年“兩會”，總理作報告時講到，引導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若沒用合理的土地利用規劃，耕地便成了一些當地鄉政府用權力換金錢的工具。土地確權后，農民的土地可以入市交易，鄉政府作為國家基層權力機構，依然會我行我素，當著地方的土地爺，農民手無寸鐵，還是沒折。在學習農業經濟學時，我記得有一個“屠能圈”理論，講的是關于土地集約化利用的，是19世紀德國農業經濟學家和農業地理學家屠能在《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一書中提到的，雖然他的理論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的，但對于今天利用土地的人們，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告誡大家土地利用不該粗放式，其作為稀缺資源，必須考慮土地使用后果的社會性，合理規劃，嚴格確定土地用途才是關鍵。
還有，村民基本權利無法保障，也難以保障。權為民所用，農民作為社會發展主體的一部分，擁有參與發展的權利，在基層卻表現是微乎其微。調查過程中，有位村民說之前有電網得從他們家屋子上穿過，他說屋子是住人的，電網通過住宅的話對他們身體不好，鄉政府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是專家確認過的，不會有傷害。這個村民說了好幾遍可不可以挪一挪，結果第二天政府怕村民滋生惹事，耽誤工作進程，直接從縣上請來一車黑警察（公安特警），拿著盾牌在他們家門前站了一排，他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從大門出去，直到他們把電網架好了，但想想不怕也不行啊，自己命沒了，家里人誰來照顧啊，可想而知，基層農民的權利誰來保障啊，基層農民能體會到權利屬于人民嗎？在修路、建基礎水利設施、通電等過程中，村干部和鄉政府要求農民交錢，你會說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屬于公共事務嗎？理應屬于國家財政撥款，但現實就是這樣嗎，你會問，納稅人的錢去哪兒了？在通往蘭州和新疆的鄉村公路和寶中鐵路的交叉處，有個通道，這本應該是鐵路部門的事兒，但后來不知道為什么，在修建通道時，政府向村民收錢，村民說，他們要去鎮上就得通過這里，以前孩子上學走鐵軌，挺讓人擔心的，收就收吧，只要孩子上學安全就行，但通道修好后，通道是“∨”型+“∫”型，通道兩邊的公路是陡坡，下雨天通道里面全是積水，車禍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了，也沒人管。村民問我能幫他們反映反映嗎，我無奈的搖搖頭，告訴他們我和他們一樣，這次調查和政府無關。但我心里暗想，以后要幫農民做一點事情，我絕不會食言。在交流過程中，村民希望我給他們寫一下關于他們改變沙漠的故事，我自豪的答應了，他們說，中央臺最近在播《記住鄉愁》有一次是關于寧夏西吉單家集的故事，感覺挺真實的。我笑著對他們說，我也要還原真實的他們，告訴其他人，你們是為西部大開發做過貢獻的人們，是寧夏脫貧致富的榜樣！告訴他們，寧夏中部地區沙漠變綠洲的故事。
關于農村帶頭人的看法，在社會保障方面，我調查的14戶家庭里，有3戶享有低保政策，其中一家是戶主喪偶，其他兩戶都在做小生意，問到具體低保金額時，一個戶主告訴我，前9個月每月104元，后3個月各是170元，總共是1446元一年，另外一個戶主說，自家有兩個人享受低保，自己不管錢，也不知道，還有一戶主說大概2100元左右，但村委會主任說，每戶只能有一人享受低保政策，而且每人每月110元，算下來一年1320元，我不知道按誰的算調查問卷中家庭總收入，于是查了一下2015年寧夏民生計劃中民政廳發布關于農村低保標準的文件，文件中標明農村低保一年是2400元，我也很無奈，就按農民自己說的寫了。說到這里，我們了解一下，當地村干部的選舉問題，一個詞兒—買官，一張選票50元，要么請部分村民吃飯，尤其要請村里有權威的人吃飯，這樣的村舉，用“經濟人”思維武裝的村干部，能代表村民的利益嗎？村民說不吃白不吃，誰當官兒我也占不到光。一個強盜，一些可憐蟲，你該說誰的悲哀呢？調查問卷上邊有關村委會有沒有貸款時，村主任說有水費貸款27萬（農田灌溉用水），我有向農民了解了一下情況，他們說灌溉水是商品水，從來沒欠過水費，可能村干部把收齊的水費挪用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這種博弈，最終傷害了是村民自己，富了村干部，公共財產流向了私人口袋，這樣的局面啥時候才能使社會產生“滴流效應”呢？村里這么多人，卻找不出帶領村民致富的人才，是體制的悲哀，還是思想的悲哀，難以道明啊！不禁使人想起今年的“兩會”上，有代表說，希望承包農民的土地時承包費更低，也希望政府給他們更多補貼。讓人覺得代表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這里我是看不到為人民服務的字樣。
但農民也有自己的智慧，以前農田灌溉時從上游往下游灌溉，上游的農戶灌溉完還偷偷往地里灌小水，下游人看到不高興了，向水管所反映，應該從下游往上游灌溉，這樣的話，上游的人不敢往地里隨便灌水，不僅節約水，而且緩解了上下游用水爭執。以前剛搬來，出門就是沙子，早上起來開門沙子把門口都堵了，他們說，每天有風的時候就揚沙，慢慢過了幾年沙子被揚沒了，白楊樹也長高了，風沙漸漸少了。去年秋季當地鄉政府實行環境大治理，橋下大水渠里垃圾堆積如山，卻把公路兩邊樹下面的草連根鏟光了，這么干旱的地方長點草不容易，草就是用來防風固沙的，和草方格治沙一樣的，（如今的草方格治沙也是農民發明的）政府做的是既花錢又違背自然規律的“民生工程”，村民說，今年春節期間，風沙特多，仿佛又回到30年前。耕作方面，農民十分注重二十四節氣，他們很講究自然規律。所以，高手民間，我們要相信農民的智慧。
農民也很講信譽，鄰里之間借錢不寫欠條和合同，村民說，借幾千幾萬快錢就是應急，事情辦完之后有錢了立馬還回去，下次再借錢就方便了，不然長時間不還錢，下次就可能沒人借你錢。問到有沒有借錢寫合同和欠條時，村民說，自己有多余的錢會給鎮上信譽好的商戶（像化肥商、農機商、糧食收購商等）放高利貸，也就是民間借貸，利息和銀行差不多，一定會寫合同，但沒有出現違約的情況，借款日期到了，錢也就還清了。化肥商也會賒化肥給農民，農民有錢了，會自動還化肥錢。而這種信譽大多和熟人關系有關，陌生人之間基本不存在。費孝通說中國的社會是關系社會，在民間也是如此。
以上就是我在調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威廉·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我們不能犧牲農民的利益，要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要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提高農民的法制意識，讓農民成為真正最值得尊敬的人，也成為最可愛的人。
（作者系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林經濟管理專業2014屆本科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減貧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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