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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小農經濟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 作者:讀書人網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1-10 錄入:王惠敏 ]

    摘要:國內外關于小農經濟的論述頗多,關于小農經濟的理論體系也較為完備,本文通過對中外小農理論進行整理綜合,著重論述了經典作家理論、主要流派理論、近代中國學者對小農經濟的看法等幾個方面。

    關鍵詞:小農經濟;國內外;綜述

  小農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地區普遍存在并發展著,但發展路徑以及轉化過程卻大不相同甚至相反。本文從經典作家理論、主要流派理論、近代中國學者對小農經濟的看法三個方便對相關文獻進行綜合整理。在舊有理論體系上加入了中國第四代領導集體關于小農的觀點以及加入中國20世紀早期的相關學者理論。

  一、經典作家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及中國四代領導集體關于小農經濟的理論是研究小農經濟重要的歷史文獻及參考資料。馬克思主義著述家就所觀察到的諸結構進程展開的討論,仍在影響著對當代農業結構變化的解釋—avid Goodman,1981),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農的研究是站立在批判的角度上展開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小農“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生產資料分散為前提的,它即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小農的主要特征是:①小塊土地的所有者、經營者;②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傳統技術,與機器、先進的農業技術無緣;③生產是自給性的,主要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④生活水平是低下的。這四個主要特征成為后來學者分析小農經濟的基本理論框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小農生產方式是一種過時的生產方式,注定要滅亡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指出“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度沒落”,“……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致小農土地所有制的消滅”,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指出:“……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車壓碎一樣毫無問題的。”列寧通過對俄國現實的考察提出小農經濟必然滅亡但是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列寧認為“在自然經濟狀態下靠雙手勞動謀生的宗法農民,是注定要滅亡的”。關于小農經濟滅亡的長期性,列寧指出徹底改造小農需要很長時間,“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斯大林徹底否定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施的“非常措施”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所有的財富就像鉆進大地一樣,都消失了”。斯大林模式的特點是“重工輕農”,把小農經濟看成二等公民(侯建新,1999)。

  中國四代領導集體解決“三農”問題的出發點均是建立在中國是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毛澤東指出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將“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1953年10月毛澤東在與杜潤生等人談話時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對于社會主義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資本主義道路也可能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并提出改造小農的方式即建立合作社。李富春在195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將毛澤東的觀點進行了第一次比較系統的政策闡述: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解決小農經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業經濟和集體大農業經濟的基礎上。鄧小平的“兩個飛躍”理論是二代領導集體關于小農思想的核心體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小農業生產形式,使人們對小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兩個飛躍”思想總結了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以來農民家庭經營、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新鮮經驗,為新時期認識小農經濟奠定了理論基礎(熊吉峰陳勇,2003)。第三代領導集體關于小農理論的認識主要集中在“農業產業化”和農業外解決農民的問題。農業產業化是把分散的小農戶有效引入市場經濟的大市場中,實現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根本轉變,是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認真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途徑(姜文榮,2004)江澤民指出:“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把農業放在一個整體的背景下考慮。第四代領導集體關于小農的認識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主體的。胡錦濤指出:“解決好三農問題僅靠農業和農村內部的力量和資源是不夠的。”“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第四代領導集體關于農業看法主要有三個標志:一是繼十六大后于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個統籌,二是2003年農村會議上胡錦濤同志提出要把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個標志是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這一系列新的理念表明,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張紅宇,2004)。

  二、主要流派理論

  古羅馬M.T.瓦羅的《論農業》是西方著名的古典農業文獻之一。這部著作忠實地記錄了公元前一世紀意大利經濟生活和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側面,提供了不少比較真實和饒有趣味的史實,有助于了解當時人類社會的生產實踐狀況。該書特色是其詳實的農業科技的記載,比中國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早將近400多年。瓦羅在《論農業》中關于農業的目的論述要比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早2000年。國外關于下小農經濟系統研究起步于20實際初,從理論解釋到實證研究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小農經濟研究的主要流派包括①恰亞諾夫“勞動——消費均衡”學派;②過渡問題研究;③原始工業化理論;④新古典經濟學;⑤中國問題學派。

  (一)、恰亞諾夫“勞動——消費均衡”學派

  該派的奠基人是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恰亞諾夫(A.V.Chayanov,1888-1939)他在該領域的代表作有《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理論》、《農民經濟組織》,均于20世紀20年代出版,奠定了“恰亞諾夫主義”的理論體系,被稱為西方農民學三大流派(黃宗智,1986)。恰亞諾夫學派的主要內容是社會農學,其純理論部分包括農民的定義、性質與作用,以及農民經濟運行規律的“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恰亞諾夫把農民家庭農場作為一種特定經濟范疇。他認為,農民經濟有特定內涵,是指“非資本主義的家庭農場”,即以家庭成員勞動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民生產單位。他認為農民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有自身的活動規律,他最為突出的觀點是古典經濟學不能用于分析農民經濟。他最早拋棄農民是“經濟人”的假設,采用文化人類學和經濟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現實的農民問題。恰亞諾夫理論價值在于揭示了商品不發達狀態下農民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農民經濟運行的“微觀理論”和“宏觀理論”是恰亞諾夫學派的核心。微觀理論指單個農戶的經濟運行規律,即農戶家庭內部勞動與資源分配的經濟邏輯。恰氏認為這種家庭農場的生產目的是為了謀生,而非牟利,生產遵循勞動——消費均衡模式(秦暉關于恰氏此發明權有詳細論述)。農家生產活動的目的是延續最基本的再生產,“家庭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因產生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的必要性”,“而全年的勞作是在整個家庭為滿足其全體家計平衡的需要驅使下進行的”。換言之,家庭消費量的高低決定著勞動量——家庭經濟活動量的大小。家庭經濟活動量是指“家庭的各種經濟行為,既包含農業也包含全部家庭手工業和商業中的經濟活動”。農民的生產是在求得其勞動力的辛苦程度(類同于M.T.瓦羅的健康和樂趣)及滿足家庭消費需要之間的平衡。恰氏指出“如果在農場核算中(勞動——消費的)基本均衡完全得到實現,那么只有非常高的勞動報酬才能刺激農民去從事新的工作”,相反在“尚未達到基本均衡,未被滿足的需求依然相當突出,那么家庭便有強烈的刺激去擴大其工作量,去尋求勞動力的出路,哪怕是接受低水平的勞動報酬,‘處于無奈’,農民去干初看起來最不利的工作”。小農經濟具有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農民生產的衡量標準是邊際效用,不是邊際勞動生產率。農民多投入勞動力,雖然邊際報酬低,但總生產仍有所增長,對于維持家庭生活有效用。由于家庭勞動力的成本相對固定,任何生產活動都被認為劃算。恰氏“宏觀理論”是從全社會角度來考察農民經濟變動的學說,其核心是“恰亞諾夫循環”。恰氏認為家庭的生物周期制約著家庭消費的多寡,最終決定家庭經濟勞動量的大小。他指出“每一個家庭依其形成時間的長短不同而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之上,從而成為各不相同的勞動組織:他們在勞動力、需求強度、勞動——消費碧綠的對比關系和進行復雜協作的可能性等各方面都互有差異”,“家庭結構首先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和下限”,“上限是由家庭勞動力的最大可利用數量決定,下限則由維持家庭生存的最低物質水準決定。家庭農場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揚小凱的超邊際分析基本假設同此類同),同時集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于一體,因而人口的生物學規律通過制約消費,最終決定生產——家庭農場的經濟活動量。恰氏也認為“家庭生物學”規律不是農戶經濟唯一的決定因素,他認為農民分化是“經濟因素”與“人口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經濟因素包括市場、價格和土地,但重要性要遜于人口因素。恰亞諾夫的理論受到最多質疑的是其忽視生產關系,并假定家庭農場與市場經濟完全隔絕,薩哈林曾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組織總是強迫家庭農場生產超過滿足其家庭所必須的產品數量。……稅收和地租必須要支付,加上征集過程中的欺詐,不平等的交換率,使得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率遠遠高出單純家庭內部兩者的比率”。

  (二)、過渡問題研究

  該研究主要是關于西歐封建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起源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證問題。該研究的特點主要集中在對小農轉化的研究上。主要內容包括“過渡論辨(Transition Debate)”與“布倫納論辯(Brenner Debate)”。前者以美國保羅•斯威齊1950年在《科學與社會》雜志上發表的《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一篇評論》為標志,參與論者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R.H.希爾頓、J.E.C. 希爾、E.J.E.霍布斯鮑姆、G.勒費弗爾等均參與此次辯論;后者以布倫納1976年在《過去于未來》雜志上發表的《前工業歐洲的農業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為標志,該爭論是在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展開。在這兩次辯論中論者主要著眼于尋找歐洲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歷史發展的長期趨勢及其解釋性理論。“過渡辯論”中斯威齊關于莊園的一些分析對理解小農經濟有很大裨益。比如斯威齊認為莊園存在功能上的障礙:技術原始落后,分工不發達,生產與消費不能分清,無法精確計算生產成本。70年代辯論主要指向“新馬爾薩斯主義人口決定論”。波斯坦運用新人口論分析歷史有很多可取之處。例如中世紀物價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時指出,當人口上升時,農業在每個勞動力邊際生產率急劇遞減的情況下擴張,農產品價格肯定上漲,而當人口下降時,人均的農業邊際生產率提高,農產品的供應變的相對豐富,糧價也隨之下跌。但“新人口”論也面臨諸多批評,主要體現在人口增減不是制度變遷的決定因素、封建剝削是農民貧困和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中世紀經濟發展趨勢停滯是錯誤的(徐浩,2001)。布倫納認為社會——財產體系制約經濟變遷過程,而非人口學模式。他認為封建社會的零和博弈機制阻礙生產發展,導致經濟停滯和內卷化。希爾頓的“自殺性循環(a self-destructive cycle)”值得注意,他指出農民家庭具有一種人口增殖傾向,但農業技術的改良沒有沒有人口增長快,導致生產規模的橫向擴張。當邊際土地開墾完后,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就會隨人口的上升而不斷增加,結果便是農民農戶家庭土地面積減少,小塊土地數量增加。造成這一原因的結果除了人口增長與有限土地外,還有生產關系的破壞性作用。過渡問題研究涉及到國際貿易、農村生產要素、制度組織、階級關系、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在研究過渡問題時,該理論從農業內部外部尋找原因的方法值得借鑒。

  (三)、原始工業化理論

  原始工業化的主要觀點是指除了科學技術在農業向工業轉變過程中的起到作用能外,傳統的生產組織和農村社會內在聯系也起著重要作用。該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資本主義工業是在農村萌生,而非在城市產生。關于鄉村工業的發展西方學者一般歸結為兩個原因,內因來自人口壓力,外因來自大眾需求造就的區域和國際市場。該理論認為農業人口相對過剩,農民家庭中大量勞動力處于潛在失業、半失業狀態,并由此造成農民生活貧苦,是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一觀點為我們思考目前中國農業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思路。對該理論持批評態度的學者一般主要針對該理論的農村背景、人口機制和兩種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四)、新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問題的模式是古典經濟學,但是研究對象上非資本主義范疇。該理論核心的代表人物是劉易斯、舒爾茨與蒂默等。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經濟”的理論命題。二元經濟指的是不同的兩個部門——傳統與現代兩個(一般是指農業與工業)部門。該理論的突出特點是將農業放在一個落后的層次來看待的。普雷比什和辛格爾的“剪刀差”以及赫爾希曼理“連接環節”理論都與劉易斯理論類同,均屬于“重工輕農”思想(侯建新,1999)。劉易斯模型產生的影響極為巨大,隨后的幾種人口流動模型如Ranis-fei Model(拉尼斯-費景漢模型)、Jorgenson Model(喬根森模型)、Todaro Model(托達羅模型),這些模型除了理論上的嚴謹外,與劉氏模型較為明顯的區別是對農業部門的重新認識。舒爾茨理論分析的基礎為農民是“理性人”、“經濟人”、“企業家式人物”。他的《改造傳統農業》成為這一理論的代表作。他認為西方工業化的歷史表明,農業可以對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但是前提是它必須是現代農業,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改造傳統農業。傳統農業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只要農業的生產要素沒有發生質的變化,經過一段時間后,農業就會逐漸達到這種均衡狀態。傳統農業一般具有長期停滯的農業技術、農業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率極低、大部分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為了維持自身和社會的生存而從事最簡單的勞動。因此舒爾茨提出改造傳統農業,必須向農業提供新的生產要素,進行這種投資與否要取決于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他把這種新的生產要素歸結為技術變化。而任何先進的技術都必須由人去應用。“各種歷史資料表明,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的生產率之間存在著有力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提高農民素質,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非常重要,其基本的形式有教育、在職培訓和提高健康水平等,其中教育是投資的首要之選。珀金斯與艾爾溫用類似的思維對中國小農經濟也進行了相關考察,值得關注。他們認為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沒有質的變化而只有量的變化。人口壓力與技術進步緩慢是主要原因。其中艾爾溫的“高水平陷阱”對于理解中國傳統農業落后有很大的啟示性。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小農經濟的研究中,農業分段論是一個突出的部分,蒂默(C.Peter.Timmer)的農業發展四階段論和約翰•梅勒的三階段論是代表性的學說。四階段論以農業發展歷史為基礎,主要是指農業起步階段、農業作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者、農業部門與宏觀經濟結合、工業化中的農業四個階段。三階段論以資源互補為分析基礎,主要是指技術停滯階段、勞動密集型技術進步階段、資本密集性技術進步階段。階段理論為研究小農歷史提供了一個可行性的參考。日本學者速水佑次朗的“誘導型”技術與制度創新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該理論強調惡劣要素相對價格對技術變革的影響。蒂默在論述農業經濟變革問題時,利用速水佑次郎與弗農•拉坦(Vernon W.Ruttan)的數據論述了三種不同技術變革道路即亞洲道路、歐洲道路與新大陸道路。紐貝利—.Newbery)和斯蒂格利茨(J.Stiglitz)將風險或不確定性引入農業生產,對理解目前小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黃宗智融合了馬克思主義、恰亞諾夫理論、理性主義,將農民經濟看成生產關系、小農生產和小企業家的組合。他在《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范認識危機出路》中指出“規范認識”的問題,即把現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他通過實證研究指出了中國經濟史上的一系列“悖論現象”。黃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并不一定導致資本主義,家庭生產方式也可通過其他的機制適應高度商品化的需求。在邊際理論報酬遞減理論的基礎上,黃提出了“過密型增長”和“過密型商品化”兩個概念。他們的前提是人口過剩,生產要素中除勞動外土地和資本相對短缺,因此勞動增加勞動投入便成為可理解的現象。他指出“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的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的策略。“過密型”這里可以理解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實質上也是量變質不變的形式。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他指出“過密化必須區別于現代農業發展,因為它不會把農村引向結構性質變化。僅敷糊口水平上的農民生產持續著”,而變遷的前景他指出“不是農民生產讓位于大規模生產”并“阻礙了雇傭勞動生產的發展”,“農民生產遠未被節省勞動力的資本化生產所取代,而實際上通過推動向低成本勞動密集化和過密化的方向變化阻礙了發展”。張培剛的“工業化”思想,從農業與工業化關系的角度闡述了農業的發展。其對小農生產的觀點上變革現有小農模式,實質上是對現有小農模式的否定。其觀點主要有引導農業改造的長期誘因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產品的需求、農業改造實質是資本化的過程、農業機械化以及農業結構變化等。

  (五)、中國問題學派理論

  關注中國小農的學者很多,中國問題學派主要是指通過對中國實地考察而得出相關結論的學者。中國問題學派由于年代及翻譯問題很少引起注意。主要學者包括:L. 馬札爾、理查得•亨利•拖尼、威廉•瓦格納以及馬若猛。L.馬札爾是1923-1925年中國國民黨鮑羅廷顧問班子的以為俄國經濟學家。他1931完成的《中國農業經濟論》是部值得注意的作品(馬若猛,1969)。馬氏認為當時中國不大可能生產出更多產品。首先,對河水的控制已經破壞,農村灌溉系統衰退;其次,現金作物種植面積日益擴大,耕地需要更多肥料,但投入相當少;第三,家禽和家畜的供給從來沒有發展土壤能從更多動物性肥料和更好的平整土地中獲益的程度。他承認交通的好處,但同時質疑交通如何扭轉土質退化和農業生產停滯的長期趨勢。他認為阻礙農業進步的主要障礙是造成地權分配不均的社會階級結構。他指出農村經濟人口過剩、農民的極端貧困和嚴格建立在古代技術基礎上的農業制度成為農村經濟的特征。理查得•亨利•拖尼于1931年受人之邀來到中國,隨后發表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成為那個時期的杰作(馬若猛,1969)。他提出“由中國農村生活的經濟條件所提出的問題有兩個基本形式”,一是自然因素,一是“根植于經濟結構或社會習慣的缺陷中的因素”。在關于小農論述過程中他提出交通費用的影響作用。拖尼針對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有點類似目前的“新農村建設”:國家必須建筑學校、道路、水壩等公共設施,提供農業延伸服務。農業通過組織起合作社來購買原材料、出售產品,可以最好的幫助他們自己。他也倡導“工業化”使人口脫離農業。威廉•瓦格納是德國農業經濟學家,于1911年在青島任教,1926年出版的《中國農業》一書,是一部詳盡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威廉•瓦格納正確的看到土地習慣即使在一個省內也有所不同,并把農場不斷變小的原因歸結為耕地諸子均分制的繼承習慣。通過資料分析他指出更好的技術、更多的肥料和適當的水利有利于農民的發展。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若猛通過對華北農莊資料分析論述了中國1881-1949年農業特點,在《中國農民經濟》一書中他提出了一些比較鮮明的觀點:首先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是高度競爭的,壟斷從來沒有長期存在,對農戶的經濟剝削也幾乎不存在。其次從晚清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北的農業生產處于商業化過程中,農戶極大的加強了使其經濟活動適應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程度,以勞動交換商品和勞務的傳統經濟衰退了。第三,在這一時期,除了偶爾的暴力因素外,卷入市場經濟的農戶的物質生活水平都有輕微的改善。第四,如果政府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家庭生產率將會提高。此外二戰以前日本人做的華北農村調查等相關資料對理解我國小農過程也有所裨益。

  三、國內其他學者觀點

  陳翰生兩本特色的著作是《現金中國的土地問題》與《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分別于1933年與1939年出版。他提出的“中國農村正走向兩極化”觀點,其實同過渡時期理論中的外部因素的觀點類似。而他在對山東、河南和安徽三省127個村煙草種植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農民轉而種植工業用作物以阻止他們生活水平的惡化,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工業資本向農村經濟的滲透僅僅是使已經在起作用的產生無地農民的過程加快,現金作物的引進使農民的處境比以往更壞”又從側面反映了恰亞諾夫與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費孝通提出,1840年以前農村和占統治地位的精英存在一種均衡,這種均衡依賴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秩序。費的《中國紳士:城鄉關系論文集》中指出農村工業一直為農民提供補充收入,由此維持了一種還算體面的最低生活標準。而當外力力量沖擊時,傳統手工業部門遭到破壞,農村事業增加,購買力下降。在《中國農民生活》中費指出農民在沒有獲得補充收入的機會,大部分耕地不足10畝的農民幾乎無法活下去。費的理論對解放前中國小農經濟作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分析。卜凱以搜集到的數據見稱。1922-1924年間他指導了首次實驗性的農村調查,由學生在華北和華東中部7個省的7個縣調查了2866個農場。1929-1933年間進行了第二次調查覆蓋了22個省的16786個農場。他在關于如何增加收入和農業產出問題是指出兩者都依賴土地、勞動、資本和技術的適當結合,以及一個比較適當的組織。農民的農業活動由于很多原因而落后:土地利用不當;農場太小;農民資本不足和接受新技術的途徑有限;幾乎沒有對自然的控制;原始的運輸條件增加了銷售成本。由于資本短缺,中國的農業以一種異忽尋常的大量使用密集勞動為特征。然而農場投資的回報率低至每年2%或3%,這幾乎不能吸引財富投資農業。勞動替代稀缺資本的長期趨勢必須改變,農民必須得到更多的資本和專門技術,可憐的低利率必須提高。他在《中國農業的幾個基本問題》中提出個體耕作制度在政府幫助下能得到極大改善,也是希望外力的介入。方式為政府提供優惠的信貸、改進銷售渠道、建立延伸服務、通過立法糾正地主——佃農制度的弊病、為地稅改革登記丈量土地、保證為農民更好的治水。

  國內近代學者運用馬克思及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對國內小農經濟進行了比較系統化的研究,但是理論分析較多,實證分析少。主要觀點有:小農改造的必要性、小農改造與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關系、改造小農的方式與步驟、對馬克思主義小農改造理論的發展、小農改造的績效、中國與蘇聯改造小農的比較與關系、改變傳統小農為現代小農、農業內在動力與外在因素問題等。其中溫鐵軍、秦暉、宋圭武等人的觀點比較突出。溫鐵軍一直強調中國是小農經濟,其《破解小農國家的困惑》、《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以及《21世紀的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國家?》比較鮮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秦暉在《什么叫小農經濟?》提出傳統農民與現代農民的區別在于是否為擁有充分的自由公民。林毅夫雖然沒有正式提出過小農概念,但是就其提出的“新農村”政策來說,“結構說”現象明顯。此外吳敬璉的“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也強調整合小農經濟。王貴宸從探討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農及小生產方式的分析入手,對改造小農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對我國改造小農的實踐進行了反思。宋圭武文章類似于王的文章也于1999年在《農業經濟問題》與《中國農村觀察》發表的《對小農問題的若干思考》及《小農問題研究》兩篇文章,比較系統的闡述了其關于小農經濟的觀點。并提出了小農一般和小農特殊的觀點,指出小農的演進進程即古典小農、宗法小農、商品小農和現代小農。認為小農不是落后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業應該超著現代小農的方向轉變。另外鄭有貴、李成貴等對我國小農經濟改造的動因、重大制度選擇和改造績效進行了分析;袁銀傳從改造小農意識的角度,分析了毛澤東改造小農的思想觀點;張克聽主張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關于小農的觀點,指出小農生產也有其相對優勢,并反思了我國改造小農的實踐;鄭祖鋌從馬克思恩格斯小農理論出發,聯系小農實際,對我國小農改造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分析。何順果2000年在《世界歷史》上發表的《小農制:一種普遍而長命的生產方式——兼論“生產方式≠社會形態”》通過研究小農的特色,指出小農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規模狹小”很難“在社會形態中占支配作用”。王冰的《小農經濟與廣東的“三農”問題——兼評小農經濟理論》一文中則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同于小農經濟。劉運梓2003年在《農業經濟問題》發表的《評近年來學術界對農業小生產問題的看法》詳細論述了各種關于小農的各種觀點,并提出了小農經濟不等同于規模小依靠家庭勞動力經營的單位。

  文獻參考: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讀書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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