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陜西一位村醫付彩紋去世，引起了媒體很大的關注。
付彩紋在農村衛生所工作四十多年，接生過數百位孩子。她不幸得淋巴瘤，在西安治病期間，很多村民前去探望。去世之后，當地一千五百多戶人家，家家送來花圈，很多她看過病的，接生的，都來送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小鄉村，一位無權勢者的老嫗去世，自發送殯者能達上千人，這很能說明她在村民心中的份量。
我特別能理解民眾給村醫送別時的心情。十幾年前，我在老家也見過這一幕。一位村醫去世，鄰近幾個村的村民，無論相識不相識，自發前往送殯。中年人舉幡，年輕人戴孝，送別隊伍很長。老人們嗚咽，年輕人靜默，場面十分感人。
在鄉村生活過的人，大概都知道，十里八鄉附近，都會有一兩個受到愛戴的醫生。雖然這種醫生平時不穿白大褂，農忙時節，與普通農民沒什么差別。可是，村民仍把他視為醫生。
這種長期生活在民眾當中，給人看病的村醫，通常是年輕時上過衛校，受過基礎醫學訓練。在當地給村民看病，慢慢就成了醫生。
你說他的醫術有多高明，本事有多大？倒也未見得。他的醫術水平，他自己知道，周邊村民也知道。能看的病，通常只是頭疼腦熱，給幾顆藥丸，吃一吃就好。稍微復雜一點的病，給些建議。實在看不明白，就推薦到鎮上衛生所，市里大醫院。
更常見情形是，處理一些緊急情況，比如傷口包扎，排毒催吐，蛇毒治療，等等。這些不是什么復雜疾病，卻需要專業人士，專業器材和藥品，才能做得好。
那位陜西村醫付彩紋，她是1975年從衛校畢業（可以想見，她一開始學的只是基礎的醫學知識），后來到當地衛生室工作。一做就是40年，既給孕婦接生，也治小病。遇到大病，她就幫忙叫救護車，送病人到西安的大醫院。
你說村醫的門檻有多高？絕大多數情形，他只是普通工作，見得多就會，熟能生巧而已。正如農村常見的木匠、蔑匠，鐵匠，醫生在農村，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只是擁有某項技術，并借此謀生而已。
村醫看病當然收錢。收多收少，全憑一張嘴。也不可能漫天要價。村民有多少錢，他們不是不知道。病人會掂量，鄰村也有村醫，他看病收錢是不是黑心，鄉里其實都知道。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醫術——說白了，就是看病的眼力和經驗。我說的那位老家村醫，其實退休很多年了，早不看病，還是有很多人到他家里，請他瞧一瞧。
這種扎根農村的醫生，歷史上一直都存在。即便1949年至1978年期間，中國社會幾乎沒有擇業自由，私人服務蕩然無存，民間醫生還是存在。1965年，當時政府為彌補農村落后的醫療衛生狀況，在全國組織培訓了一批“赤腳醫生”，為農民提供服務。
這些所謂“赤腳醫生”，一部分出身行醫世家，大部分則是高中畢業，只上過衛校，接受基礎醫療知識的年輕人。甚至還有一些，干脆是上山下鄉的年輕人，現學現醫。
赤腳醫生的水平，總體來說，是很落后的。總算聊勝于無，他們給缺醫少藥的農村，帶來了福音。這個歷史貢獻不能抹煞。對當時民眾健康威脅最大的，并不是什么復雜大病，恰恰是簡單的疾病防治，基礎的醫療服務。
改革開放后，赤腳醫生改名“鄉村醫生”，繼續在農村服務。1990年代，事情起了變化。1998年，國家出臺《執業醫師法》，此后衛生部也出臺《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雖然也照顧到農村實際，法規終究是法規，對鄉村醫生的限制性條款，還是不少。
沒有醫學大專學歷，很難拿執業醫師證，也就不能開私人診所。中專生幾乎不可能單獨行醫，擺在他們面前，有助理執業醫師資格，執業醫師資格，漫長的實習期。鄉村醫生收入不高，設置那么高門檻，很多人就干不了。幸好，法律網開一面，已在衛生所工作二十年的老醫生，他們被允許繼續行醫。這是立法者對現實中國的尊重。
中國正在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遷往鄉鎮和城市。城鎮醫療水平肯定是遠超過鄉村醫生的。交通那么便利，很多農民看病都往鄉鎮城市跑。鄉村醫生衰落，乃是必然趨勢。現在很多農村地區還有村醫，他們仍給村民提供著基礎醫療，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很多人受歐美觀念影響，以為醫生事關健康死生，入行門檻一定要高，否則魚龍混雜，損害病人利益。事實上，前現代化社會的醫生，并無法律規定門檻，市場自有其約束機制。自由準入的最大好處，就是能給底層提供基礎的醫療服務。
若是一味提高準入標準，行業內人士都受高等教育，獲專業訓練，醫生勢必減少，受害最深的是底層民眾。今天的城市生活，看病貴看病難仍是大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醫生藥品都面臨太高準入門檻。降低門檻，無論對鄉村還是城市，都有重要的價值。
作者：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人文經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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