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春雨霏霏的清明時節，鄉情、鄉愁總不免縈繞心頭，而此刻，最解鄉愁的也許還是鄉音。本期的這三篇文章，從方言研究、山西方言的特色、文學作品中的方言幾個角度，與您一道話鄉音、憶鄉情、解鄉愁。
方言研究大有可為
方言和雅言“固不自今日始”
自古以來，漢語就有雅言和方言之分。今天的漢語，是歷史上漢語各方言不斷接觸與融合而形成的，并且至今仍然是雅言與方言的混合體。
對漢語的前身，即先秦兩漢時期的華夏通語，古人有不少論述。論及雅言，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論及方言，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禮記·王制》），有各諸侯國“言語異聲”（許慎《說文解字·序》），有“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也”（《顏氏家訓·音辭》）。第一條是說，孔子在教學、舉行正式儀式時，都使用雅言。后邊幾條是說，方言的存在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盡管人們對雅言、方言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今天中國境內的主體民族漢族在先秦時期也分居各地，甚至分屬于不同的諸侯國，但有一種可以實現相互交流的通語則沒有疑問。
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是春秋時期各國諸侯常常會盟，他們之間不需要翻譯就可以實現溝通和交流。《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人代表駒支的話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并賦《青蠅》而離開會盟現場。
這說明，參加會盟的諸侯國，語言與少數民族有別；由此可以反證，這些諸侯國之間可以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然而，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通語，雖然可以在各種“外交”場合使用，但又有內部方言的差異。這些方言，有的差別很小，如秦、晉語；有些差別很大，如齊、楚語之間和秦、魏語之間。
方言發展的辯證法
在人類任何一種語言中，方言的作用與地位都非常重要。沒有離開語言的方言，也沒有離開方言的語言。
漢語雅言和方言之間并無天然的鴻溝，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漢語的發展過程，是雅言和方言共同發展、相互影響、時而統一、時而分化的過程。
雅言有書面語（文獻語言）和口語之別，方言也有文字記錄和口語之分。書面語和文字記錄，是從屬于雅言和方言并為其服務的。秦始皇能統一文字，卻并不能統一語言。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客觀事物，隨著新事物的產生和發展，反映他的語言也會有所發展。例如，網絡語言就是互聯網產生以后才出現的一種新的語言形式。雅言和方言的運動與發展，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融合、分化、消解，構成了漢語發展絢麗多彩的歷史。
方言的生命力很強，顧炎武說：“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就是說，歷代人們口語所操持的都是方言，沒有任何人說的是“語言”，即便是播音員等專業人員，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保留著方言。但方言一定會變化，一部分與雅言匯合，一部分則與相鄰方言滲透交融，還有一部分保留原有的特質。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的雅言成分又分化成為新的方言或次方言。
漢語方言是漢語歷史發展的產物，是歷史漢語的活化石。由于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漢語的許多元素此長彼消，不可避免地分別保留在不同層次的漢語方言中。共時差異與歷時順序交錯影響，方言成分混雜于漢語各個語言要素中，需要通過文獻方言學的“考古”發掘，才能窺見端倪。
方言研究的廣闊空間
漢語方言有分有合，互見錯陳，延續上千年，縱橫數萬里，要在這么大的一個范圍和時段內，將歷史漢語方言發展的線索及現代漢語方言的面貌描寫、解釋清楚，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20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對各個歷史時期漢語方言進行過研究。從時間上說，這些研究可分為對歷史漢語方言的研究和對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整理兩類。前者從漢語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古代文獻語料為研究對象，爬梳能反映當時方言的語音、詞匯及語法的文獻資料，通過整理、歸納與分析，找出規律和特點，分清漢語方言發展的層次，進而為漢語方言史的建立提供重要資料，這屬于文獻方言學的范疇。后者側重于田野調查、記錄分析，尋找共時差異，追源溯流。
研究好方言，可以讓語言文字發展歷史不致斷裂。歷史上的這種斷裂為今天的研究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例如，甲骨文是表義、表音和結構都非常成熟的文字，是系統化了的文字。從大汶口、半坡的陶符，三星堆的刻符到甲骨文，中間缺少關鍵的一環：這樣的符號是怎樣發展為文字的？20世紀在四川出土的200多個學術界稱為“巴蜀圖語”的符號，至今也不能識讀。
現在，各界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方言保護與研究在國家語言工程中的重要性。2015年啟動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目標就是“收集記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文化的實態語料”。起步了，就有希望。
（作者為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巴蜀方言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汪啟明）
“博采民眾的口語”
——談魯迅小說的方言運用
魯迅認為作家應該“博采民眾的口語”，他的小說就吸納了不少，當然，是紹興方言。在紹興戲文里，官員秀才用官話，勞動群眾用土話，他很贊同。他認為一個主要原因是，“警句或煉話，譏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話”。
作家從方言中吸取養料，首先是語詞，也有話語。
紹興方言中有很多生動的語匯，它準確、細膩、生動、形象。《風波》描寫江南水鄉農家晚餐情景時用了當地的一個方言詞語：
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桕樹下去做市。
“做市”是紹興方言，多用來說夏日黃昏蚊子群飛的情景。蚊子白天看不到，黃昏一齊飛出，成群結隊，上下飛舞，像趕集市一樣。“做市”，只兩個字，簡約，然而生動。《阿Q正傳》寫辛亥革命到來時，舉人老爺驚恐萬狀，連夜疏散財物到趙府寄存，他備了一封長信，又排了“轉折親”。趙太爺怎么樣？
趙太爺肚里一輪，覺得于他總不會有壞處，便將箱子留下了。
“肚里一輪”，紹興方言。“一輪”是形容盤算之快，還考慮得非常周全。“肚里一輪”，把“腦子里很快進行了一番分析思考”這一原本無法顯示的活動，仿佛都讓我們看到了。
文學作品吸收方言詞匯，最重要的是動詞的選用。人物的動作情態豐富多變，要準確、生動地把它表現出來，全民語言有時也會顯得蒼白，但方言往往能作很好的補救。
“搡”是紹興方言，有摔的意思，是人在氣惱時，將東西重重放下的動作。《風波》中七斤嫂聽說皇帝坐了龍庭：
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搡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吃你的飯罷，哭喪著臉，就會長出辮子來么？”
“搡”字形象地突顯了七斤嫂“怪、恨、怨”的怒氣，讀者還仿佛能聽到飯碗重重放在桌上“騰”的一聲。可謂如見其人，又如聞其聲。魯迅對方言也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他挑選，吸取，為我所用。他選用方言非常嚴格，力求準確貼切、生動形象，絕不濫用。紹興方言的“挨”有“擠”的意思，但程度不同。《社戲》寫戲園子里人多，魯迅用了好幾個“擠”字，也用了一回“挨”，然而都是經過仔細推敲精心挑選的。
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早聽到冬冬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有人，不行！”
這段敘述里一“挨”一“擠”用得十分貼切。“挨”雖也有“擠”的意思，但與“擠”相比，力度要小一些。戲園子人很多，無論是場子中間還是在入口處。入口處與場子中間比，人要少一些，還有點間隙；“我”還可以從人縫擦身進去，因此用“挨”。到了里面人更多了，“我”要到中間去坐，就得“擠”過去。“擠過去”是說非得用點力，否則是過不去的。一挨一擠，入口處人也不少，場子中間人就更多，人多的不同程度就顯示出來了。至于“我”第二回去看譚叫天演戲，人更擁擠了。退出來時要“用力往外一擠”，后來是“擠而又擠”，才出了大門。這里自然都只能用“擠”不能用“挨”了。
“喝酒”在紹興也可以叫“吃”酒，還可以說“啜”“品”“咪”，《在酒樓上》魯迅用過一個“呷”。“呷”是紹興方言，與“喝”同義，但意味不同。“呷”是從容緩飲，還常伴以咂嘴品味。寒冬，雪天，“我”回到久別的故鄉，卻已只能算是一個客子。為了逃避客中的無聊，來到了一石居，叫了酒菜，“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了一口酒”。“呷”是細品緩飲，所以才品出“酒味很純正”。“呷”用在這里很有一些“韻味”。讀者仿佛能看到“我”舒坦的神態，甚至還能聽到他咂嘴、舒氣的聲音。在同一篇作品里與“我”的“呷”酒不同，呂緯甫則都是“喝”的：“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他總不很吃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在酒樓上》多次寫到喝酒，只在“我”剛坐下來時用了一個“呷”字，這是為了表現雪天獨酌緩飲的舒服。魯迅選用方言詞語是多么嚴謹。
紹興方言中很有一些簡約、精煉、含蓄、幽默的話語，意味深長，耐人尋味，魯迅對它是頗為欣賞的。他說，“方言土語里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里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著也覺得趣味津津。”“煉話”顧名思義，是經過錘煉的語言，簡練是它的一個特點。阿Q“中興”以后，為提防他偷竊，趙秀才想把他趕出未莊。
但趙太爺以為不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吃窩下食”，本村倒不必擔心的。
“老鷹不吃窩下食”，意思是做賊做強盜的人，一般是不會在本地偷盜的。只七個字，里面卻蘊含著一定的道理，耐人尋味。
“煉話”的特點之二是形象，常以具體事物喚起人的想象，可感性強。以“三代不捏鋤頭柄”喻示七斤家已不從事農業生產，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愛姑用“低頭進，低頭出”來訴說自己嫁過來后處處小心、安守本分，說得具體形象，叫人同情。
“煉話”的另一特點是風趣。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民生凋敝，教師領不到薪俸。《端午節》里的方太太要方玄綽想點法子，做點別的什么事。方玄綽正為領不到薪俸十分氣惱，憤憤地說：
“什么法呢？我‘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別的做什么？”
“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也是紹興的“煉話”。意思是文不文，武不武，并無專門技術。文人中的謄錄生，武士中的救火兵，在舊社會被人們認為沒有什么專門技術，地位是卑微的。現在是做謄錄生也不會，做救火兵也不能，更顯得無能。方玄綽在老婆面前如此貶抑自己，表現了他的氣惱和絕望。這類“煉話”魯迅在小說中是經常采用的。《肥皂》里的卜薇園斥四銘“對著和尚罵賊禿”，讀來妙趣橫生；“老虎頭上搔癢”（《藥》）、“天不打吃飯人”（《肥皂》）、“眼睛生在額角上”（《肥皂》）等，有的精煉，有的形象，有的用比喻手段，有的用夸張技法，讀起來趣味津津。
魯迅“博采民眾的口語”，從民眾口語中吸取營養，使他的作品讀來總是那么鮮活生動。方言經過加工提煉，又豐富發展了全民語言。魯迅曾說，文學“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嫻熟地運用方言，使他的作品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也許，這也正是魯迅作品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為紹興文理學院原院長 陳祖楠）
古老山西方言，語言演化的“活化石”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鄉音是我們溝通情感、傳承文化的紐帶，也是歸鄉游子認祖尋根的名片。
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的消磨、消失，有目共睹。某種動物的消失是生物鏈的缺損，某種方言的消失將是文化鏈的缺損。因此，科學地研究保存方言，已上升為國家行為。
2015年，教育部、國家語委正式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范圍開展語言資源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工作。作為首批啟動該工程的四個省份之一，山西省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10個縣市的方言調查攝錄工作并通過了專家驗收。
在近30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深深感到，山西方言作為黃河流域、黃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無論就其形成的歷史，還是所保留的古代語言、古代文化成分，在漢語發展史、文明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深厚的人文歷史、獨特的地形地貌使山西方言在北方話中卓然而立，源遠流長。據載，晉國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的封地。春秋前后，晉國兼并了約20個國家，成為中原霸主，所占疆域大致涵蓋了今山西省及其毗鄰地區有入聲的地區（這一地區學術界稱其為“晉語區”，“晉語區”比“山西方言區”涵蓋面大）。晉語區中的大包片（大同—包頭片）和張呼片（張家口—呼和浩特片）則是后來形成的，與清初山西北部的人為求生計“走西口”“下云中”密不可分。
“恒山峙其北，大河繞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覽其間，左山右河之勢自若也，襟塞控原之騰自若也”。《山西通志》中的這些記載足見山西地理位置之閉塞。巍峨的太行山，古老的黃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脈、中條山脈均為天然屏障，使外界向山西移民的吸引力不大，從而抵擋住了處于強勢的北京官話的西進與中原官話的北上，山西方言也因此很少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而保持其獨特性。
山西方言保存著大量古代漢語詞，它們承載著諸多歷史文化內涵，這是了解、研究漢語史、文化史、民族史的可貴資料。
比如：山西晉中、晉南方言將“水”可讀成fu/fei/shui等形式，讀shui明顯是普通話的層次，讀fei是南部古政治中心長安話的層次，讀fu才是當地最“土”的層次，據考，古代書母字（即審母三等字）讀f在元代已有記載。
再如：洪洞縣大槐樹移民，信史記載欠缺，從方言和地方文化方面考證，不失為一種新思路。山東平邑縣一帶有唇齒塞擦音，周圍均沒有，而山西晉南方言有，縣志也記載是從山西移民過去的。
可見，方言讀音有助于了解山西移民外遷和方言擴散的歷史。
當然，山西方言在歷史上也受到過歷代外來民族語言的影響，主要是與阿爾泰語系語言產生融合和相互影響。如：晉南有的方言將“嫡親”說成“節兒”“胞兒”，即“節親”“胞親”，這種說法在西夏語中才有。挖掘這類文化詞，對研究了解山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各民族的融合史大有幫助。
外地人戲稱山西人“老醯兒”。“醯”古義為醋，反映了自古及今山西人喜醋、嗜醋、釀醋的特點。山西方言不僅是山西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力支撐。
從漢代開始的方言調查就是與民風民俗、詩歌歌謠的采集記錄結合在一起的。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承載工具。近年來，由于外來人口激增、本土人口外遷、行政區劃變動等種種因素，很多山西民俗瀕臨消失，只在一些俗語、諺語、歌謠中尚可找到遺存。此外，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黨梆子四大劇種以及山歌、號子、小調、秧歌、套曲等民歌，都與山西方言緊密依存，脫離了方言，這些地方文學藝術也就失去了其獨特魅力。
方言是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情結。它像基因一樣承載著一個地區族群歷史演變的圖譜，它維系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親和力和凝聚力。山西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移民，山西籍移民遍布全國，有的甚至遠赴海外。無論是“洪洞大槐樹”移民、還是“走西口”“下云中”的晉商，他們雖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和文化背景，但是“鄉音無改”卻是傳遞鄉情、表達鄉愁的情感紐帶。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語言樣品，是不可恢復的歷史記憶，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是不可替代的鄉情符號。我們這代人要把它如實記錄下來，保存下來，傳承下去。
（作者分別為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山西方言調查”首席專家喬全生，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博士、“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山西方言調查”課題負責人李小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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