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落風險：村莊共同體治理面臨的挑戰與理論模型構建
在持續防治衰落風險、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村莊共同體是衰落風險的承受者，村莊共同體治理則是衰落風險有效的治理途徑。
（一）村治研究中的衰落風險“鄉村衰落論”一直存在于現代化進程的各種討論中，城市的興起往往以鄉村衰落為代價，鄉村衰落幾乎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鐵律”。從風險的性質看，鄉村衰落風險的發生根源于長期以來對鄉村文明的忽視和二元分割下城鄉發展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大部分村莊“衰而未亡”和“亟待活化”是現階段鄉村振興面臨的主要問題表征（劉守英，2017）。“空心村”“貧困村”“凋敝的鄉村”“消失的村莊”等從不同側面對鄉村衰落進行了生動的描述。
治理鄉村衰落風險，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治理途徑看，主要有兩種：一是外部“輸血”，如人才引進、精準扶貧、招商引資、捐款救濟等。有學者認為鄉村精英流失導致治理乏力，需要培育新的精英和促進精英回流（闕春萍、周畢芬，2018）。二是內部“造血”，如激發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發揮鄉賢作用，推動精英創業，形成特色產業等，在實踐中可以采取內外結合的方式進行。從治理結構與機制看，多元主體的聯合治理成為優先選擇，有學者提出“鄉村振興必須要構建一個整合框架，借助鄉村振興聯盟，推動政府、社會與市場的合作，單靠城市化無法實現鄉村振興”（申端鋒、王孝琦，2018）。還有學者提出以公共文化建設和農村民間組織建設為著力點，重建鄉村治理的公共性，促進鄉村社會整合（張良，2013）。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注意到鄉村共同體治理的作用，將鄉村視為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加以認識和理解，并將此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來進行建設（吳理財，2018）。由此，通過提升村莊治理能力，實現鄉村善治，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成為基本共識。
（二）全面振興的共同體路徑共同體最初是一種社區生活空間的概念，“共同體的理論出發點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統一體，并把它作為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狀態”（斐迪南·滕尼斯，1999）。馬克思將共同體作為分析國家治理的工具，認為國家是共同體異化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經歷“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兩階段后，將邁向自由人聯合的更高層次的“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1995）。這是馬克思對共同體治理理想狀態的描述。共同體治理已成為實現村莊善治、推動鄉村振興的一個基本工具。
（三）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模型構建村莊共同體治理由內部動力系統和外部適應系統構成。村莊共同體治理的內部動力系統是“結構—關系”框架下的社會復合主體復雜適應過程：社會復合主體是組織理性聚合的產物，其結構形態相對其社會組織最基本的特征表現為架構多層復合、成分多元參與、智能銜接融合、功能特色互補、具有相互平等、協商合作的社會關系（鄭杭生、楊敏，2011）。村莊共同體的外部適應系統有效運轉的深層動力在于其以內部動力系統為引擎，通過運行機制的良性運行，有效優化復合主體治理結構，從而發揮持續治理鄉村衰落風險，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功能。
基于復雜適應系統治理主體和工作模塊推進組合的分析，并結合上文關于村莊共同體的衰落風險治理和全面振興實現路徑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構建一個以“風險—結構—關系”為核心要素的村莊共同體治理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模型（見圖1）。
二、案例描述
武家嘴村位于南京市高淳區古柏鎮，原是石臼湖畔的一個小漁村，全村村域面積0.472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38畝，全村人口由1949年的365人發展至當前的213戶，1000余人。新中國成立后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漁業始終是村民賴以生存的主業，然而每至冬來水枯再加上圍湖造田、水體污染嚴重，無法捕魚的村民便只好外出乞討，因此武家嘴村也被稱為“漁化子村”。改革開放后，武家嘴村憑借臨湖通江的地理條件和村民善于駕舟闖湖的傳統優勢，選準水運業為突破口，闖出了一條富民強村的特色發展路子。在1993年的“南京市農村經濟綜合實力百強村”評比中，武家嘴村名列第一，從一個小漁村一躍發展成為“金陵首富村”。
本文選擇“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進行案例分析，從共同體視角探討“村莊治理有效”的路徑，深度揭示研究案例治理衰落風險、推動鄉村振興的過程。案例選擇有如下三個方面的依據：一是可研究性。武家嘴村在新中國成立后歷經多次鄉村衰落的風險，在漫長的村治過程中形成了多元產業主體所構成的復合治理結構，且在20世紀90年代初，治理主體開始呈現明顯的異質化，形成多元社會主體的復合治理結構，這便于開展案例分析。二是典型代表性。武家嘴村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漁化子村”轉變成新農村建設中的“金陵首富村”，在鄉村振興的治理實踐中具有較好的示范性。三是實證可行性。筆者組建課題組，展開為期一周的“7*24”駐村式深度調研，組織開展了區政府、街道辦、村委會、村支部的主要人員及村民代表等10余場集體訪談和重點對象個別訪談，并結合該村村志、年度總結、工作報告及相關新聞報道，梳理了村莊共同體形成及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手材料。
三、案例分析
(一）內部動力系統
1.復合主體治理結構。（1）多元產業復合主體：抵御快速衰落的風險。新中國成立后到20世紀90年代末，武家嘴村經歷了一個從窮到富的鄉村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要是通過構建產業復合主體抵御了鄉村快速衰落的風險。發展期間，村莊共同體主體治理結構呈現為由“漁業、水產養殖與水運業”發展成“以造船水運業為支柱產業”，再到“一業為主，多元拓展”的產業發展格局。
（2）多元社會復合主體：抵御潛在衰落的風險。2000年之后，武家嘴村莊治理共同體治理風險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治理經濟層面快速衰落的風險轉向治理社會層面潛在衰落的風險，風險類型從單一的經濟衰落風險轉變為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多個層面潛在衰落的綜合性風險。
多元社會復合主體構建有效地抵御了村莊共同體在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多個方面潛在衰落的風險。武家嘴村莊共同體的復合主體結構從多元產業復合主體向多元社會復合主體轉變，在三個方面增強了抵御潛在衰落風險的能力：一是準公益性治理主體生成，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二是聯村黨建全域聯動發展，發揮強村帶弱村的帶動輻射效應。三是廣大村民成為村莊共同體治理的重要主體。
2.互惠合作運行機制。武家嘴村莊共同體復合主體結構較好地發揮了抵御村莊共同體衰落風險的治理功能，但沒有解釋治理結構的具體運行情況。進一步研究發現，武家嘴村莊共同體復合主體結構通過行動整合、產權激勵、利益協調三維疊加，通過能人帶動、集體行動、雙層經營、股份合作、品牌打造、改善民生、資產增值多要素協同配合，形成了一種村莊共同體治理的互惠合作運行機制（見圖2）。
（1）多元協力的行動整合機制。武家嘴村莊共同體在行動整合上，實現了能人帶動與集體行動的有機統一，其行動整合結構體現了傳統的能人治理和現代監督制度的有機結合。
（2）聯合發展的產權激勵機制。武家嘴村莊共同體治理的產權激勵機制的形成過程實質上是“集體所有”產權基礎上產權經營形式增量變革的過程，集體所有權一直未變，經營方式從集體經營到聯產承包，再轉變為股份合作。產權的縱向獨立化和橫向清晰化極大地調動了復合治理主體的積極性，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3）共同負責的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協調作為組織存續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在共同體利益協調機制上，武家嘴村莊共同體治理實現了打造品牌、改善民生和資產增值的有機統一。第一，品牌戰略是推動全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是產業共同體追求卓越的動力標識。第二，改善民生是村莊共同體的基本價值追求，是集體行動持續發力的目標導向。第三，資產增值是村莊共同體持續發展的基本動力，并以此促進村集體存量利益與權益保護。
（二）外部適應系統
1.治理衰落風險是村莊共同體形成的重要驅動因素。新中國成立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武家嘴村村民生計困難，面臨十分明顯的快速衰落風險。20世紀80年代末，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并于1994年始發展成為“金陵首富村”。由于造船水運業受經濟波動影響大，行業發展具有高風險性，如受金融危機等影響，村莊經濟快速衰落的風險不同程度存在。在此情境下，武家嘴集團成立，多個子公司協同運作，打造造船水運業為主體的產業共同體，有效抵御經濟衰落的風險，從而實現富民強村。在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等政策倡議下，武家嘴村的生態治理、文化教育等發展訴求隨之提上日程，人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中潛在衰落風險。武書記為首的武家嘴人將視線從水域轉向地域，建立農業生態科技園，打造現代農業與現代旅游業協同發展的產業鏈；開辦民辦學校，主動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建立老年公寓、康復護理院實現醫養融合；發展武家嘴房地產業，拓展了鄉村生存空間；建立星級酒店、村鎮銀行為產業共同體的發展提供優質的服務保障……由此，“一業為主，多元拓展”的復合治理主體逐漸生成。總之，在鄉村全面振興的進程中，治理衰落風險在村莊共同體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驅動作用。
2.鄉村全面振興表現為持續地治理衰落風險的過程。鄉村全面振興是村莊共同體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標，在時序上表現為持續治理兩類風險：首先，要治理快速衰落的風險。這是村莊共同體風險治理的起點，主要表現為衰落作為一種事實存在，如果不采取治理措施將會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鄉村破敗甚至消亡。這類衰落的風險點主要是經濟層面，表現為經濟衰落的風險。破解這類風險，通過“輸血”途徑，進行政策扶持、項目支持的治理效果較為明顯，但這只是權宜之策。其次，要持續治理潛在衰落的風險。這是村莊共同體風險治理的深化，主要表現為鄉村在振興的過程中，對鄉村發展中的內生風險和外生風險等潛在衰落風險預判不足，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潛在衰落的風險就會轉變成快速衰落的風險，甚至發展形成公共危機，如村莊集體經濟破產，群體性事件發生等。潛在衰落的風險點發生在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多個層面。從治理途徑看，發揮“自造血”功能，激發內生活力，多層次增強抗風險能力，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才是長遠之策。正是由于持續地治理鄉村快速衰落的風險和潛在衰落的風險，武家嘴村才成為全國范圍內鄉村全面振興的典范。
四、研究結論
武家嘴村鄉村全面振興的“治理密碼”在于其形成了村莊共同體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以持續治理鄉村衰落風險、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為外部適應系統和以復合主體治理結構和互惠合作運行機制為內部動力系統，通過“風險治理—結構創新—關系再造”三層次遞推，打造了村莊共同體治理下“五位一體”全面振興的“武家嘴樣本”。在產業振興上，武家嘴村形成了以造船水運業為主業，現代農業、服務業、金融業與教育業多產融合的發展格局；在人才振興上，該村既留住了劉前軍等一批大學生村官，武學振等90后名校畢業的武家嘴村民，又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組織振興上，該村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黨員干部下沉至村莊共同體治理的每個關鍵節點，聯村黨建同時也發揮了良好的強村幫扶弱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在生態振興上，該村從涸澤而漁的小漁村蛻變成生態宜居的全國美麗鄉村，并成為高淳區吸引游客的一張亮麗名片；在文化振興上，90%的農戶和家庭被評選為“新風戶”“五好家庭”，鄉土文化和鄉賢文化勃然興起，在村莊共同體發展過程中，催生了“敢為人先、敢創大業、敢爭一流”的武家嘴精神，形塑鄉村文化振興之魂。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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