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暉臨教授多年來研究農村變遷與發展。接受紫金傳媒智庫訪談之前，盧教授正在安徽農村進行調研，訪談時他介紹了其農村調研的第一手鮮活資料，以饗讀者。
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盧老師，您好！每逢春節都是中國人“鄉愁”最濃的時刻，您能否從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談一談您所理解的“鄉愁”？
盧暉臨（以下簡稱“答”）：我出生在皖南一個小山村，在那里完成的小學教育。后來離家求學，但因為家人、朋友、同學的關系，一直和家鄉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工作之余也經常回去看看。1986年我到北京上學，之后留在北大工作，前后逾三十年，已經遠遠超出我在老家生活的時間。回顧起來，我在北京過年的次數只有兩三次，在家鄉過年則超過二十次。內心里一直覺得回到老家才是真正的過年，這當然是一種鄉愁。
對于像我一樣定居都市多年的人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影響。所謂鄉愁，更多地是一種對于家鄉的情感性依戀。一個人成長的故鄉會給他打下深刻的烙印，這與此后工作地的意義不可同日而語。童年、少年時期的特殊的記憶——人和環境之間的記憶，食物的記憶，過年過節的記憶，親人、朋友、同學一起經歷的記憶，不斷滋生和維系著鄉愁。
鄉愁是人和地方之間的復雜的情感，出生在鄉村和城市的人的鄉愁情結是有差別的。一般來講，在鄉村或是小城市出生的人鄉愁會濃烈得多，人和地方、人和環境之間特殊的記憶也更加難以取代。出生和成長在都市，人和地方、環境之間的聯系可能就變得越來越標準化、國際化，相對而言，記憶也就更加容易被取代，表現出來的鄉愁也會淡得多。
當然，鄉愁是相對的概念。比如我現在在北京，我的家鄉廣德就是寄托鄉愁之所在，這里的環境、生活、親人朋友，就是所寄托的對象。但是，當我到其他國家去學習、生活、工作，鄉愁可能又擴大到中國，所以鄉愁本身也是一個彈性的概念。
鄉愁所包涵的內容當然不僅僅是對于食物、風景和人物的記憶。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鄉愁”，它是人們在現代化過程中對于鄉土社會的回望，是對于鄉土社會所蘊藏的人情的依戀。往大了說，鄉愁是現代人對于社會性的一種追求。
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人情社會，是人和人之間保持密切聯系的社會，人際之間的包容、責任、義務、體恤是指導人們行為的通行原則。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從鄉土里走出來的人進入城市，在那里工作，生活的環境變成陌生人的世界，人們在社會分工、市場交換和法律契約的框架下相互聯系，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也都以現代社會的方式來加以滿足。在摩肩接踵的都市，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大量而頻繁，但基本上是以一種“去情感化”、“非人”的方式完成的。人情寡淡成為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的一個普遍體驗。鄉愁，正是都市人對于都市中人情缺失狀況的一種心理反應。
回老家過年的人是幸福的，他們循著親情網絡回歸鄉土，哪怕是短暫的停留，但畢竟找到了一個安置和排解鄉愁的空間。都市人從“去情感化”、“非人”的都市回到重視人情的鄉土，可以說是一段集中式的情感充電，也可以說是一段情感療傷。我猜測，有老家可回的人，心理健康的狀況是相對較好的。
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非常寶貴的社會和文化資源，這一方面與中國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們從鄉土社會、傳統社會走出的時間還不是太久遠有關系。鄉愁的未來在哪里？取決于中國鄉土社會將以一種什么樣的形態進入現代。如果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鄉村不斷凋敝，都市人回家過年之路也會被阻斷，再濃的鄉愁最終也無法落地；如果鄉土社會簡單復制城市的樣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失去鄉土中的人情和密切的人際互動，都市人的鄉愁最終也會煙消云散。
問：之前和您預約專訪時，您提到您正在安徽農村調研，您此次調研的內容是什么？在調研過程中，安徽農村給您怎樣的印象？
答：從2015年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承接國務院參事室重點課題——“中國農村社會變遷跟蹤研究”，在東中西部各選取一個村莊（安徽的這個村莊是其中之一），持續觀察鄉村社會的生產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會關系乃至于人的價值觀念的轉變。
安徽這個村莊位于淮河北岸，是中國農民進入城市打工最早的地區之一。經過村民自身的努力和國家對新農村建設的持續投入，村莊和村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村民的住房和生活水平等和三十年前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在這個最基層的村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化的不竭動力。用非常樸素的話來說，就是農民對于過好日子的追求：多賺錢、蓋樓房，用上現代化設施。
青壯年勞動力平日里大多外出務工，村莊變成打工人口的家屬區，但村莊對于打工人口的意義仍然非常的重要。因為這些打工人口在城市里并沒有辦法真正地安家，哪怕他們一年中只在村莊生活很短的時間，村莊也成為他們能夠發現自己生活意義的最重要的空間。我們調研正值年關，冷清的村莊一下變得熱鬧起來，辛苦一年的打工人口從各處回到村莊，展示在外面辛苦勞動的成果，從大包小包的禮物，到開回來的一輛輛轎車。
但是我們也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問題。舉兩個小例子。一個是物的例子：我們走村入戶和村民聊天，村民們熱情相待，可能是出于方便和衛生的考慮，大多使用一次性的塑料杯盛水待客，既不利于飲水健康，也造成村莊環境問題。在招待宴席上，一次性塑料餐具的使用更為普遍。另一個是人的例子：由于缺乏公共性活動，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年末回到村莊，大部分時間都呆在裝修精致的家里看電視打游戲，而很少串門聊天。這一切都發生在追求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大潮中，卻阻斷了鄉土社會人和土地、人和環境、人和人之間的緊密而友好的聯系。
問：您在研究中提到留守兒童，父母出門打工是為了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又對留守孩子成長造成負面影響，您怎么看待這種矛盾？
答：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讓自己的家庭過上好日子，讓子女有更好的生活機會、更好的前程，但對于很多外出務工家庭來說，恰恰在子女教育這一點上產生了事與愿違的后果。父母在外打工，賺到更多的錢，讓留守的孩子可以去鎮里甚至到縣城去上學，看起來是為子女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但未必能夠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們知道，教育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的三位一體，在義務教育階段，家庭教育的角色尤為重要。由于父母長年不在身邊，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職能只能由（外）祖父母承擔，但受自身能力和溝通方式的限制，（外）祖父母等無法替代父母在家庭教育上的作用，造成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嚴重缺失。家庭教育的缺失不僅會影響到學校教育的效果，而且會對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留守兒童問題對家庭代際關系也有影響，淮南調研結束后，在回老家的火車上，我們就碰到一對祖父母帶著十歲的孫子去寧波看他的父母。十歲的孫子出生不久就由祖父母在老家照顧，每年和父母差不多就見一兩次面，相處時間很短。孩子祖父母告訴我們，即便見面，這個孩子也不愿意和父母多說話。
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村孩子是以留守兒童的方式接受教育的。這個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也是很罕見的。過去幾年，留守兒童因為得不到妥善的監管和照顧而發生安全悲劇的極端事件時有發生，可是這個板子并不能打在這些留守兒童的父母身上，他們外出打工讓孩子留守，這個選擇本身就很無奈。這是社會經濟結構性的問題，而不是父母狠心的問題。這樣的矛盾應該盡快結束，如果能讓它這樣持續下去，無論是對留守兒童本身，對他們父母，還是對整個社會，不良的后果都會越來越嚴重。
問：您說到安徽農村調研，我聯想到如今也零星看到有農村的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農村，希望借助城市精英的力量來改變鄉村的衰敗，您認為這對鄉村治理和發展有無作用？這個過程有哪些問題是需要警惕的？
答：在鄉村空心化，青壯年人口外流，鄉村人才缺失的背景下，確實很多人會寄希望于城市精英重返鄉村，期待他們能在鄉村復興的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的互動更多是鄉村勞動力和人才由鄉到城的單向流動，現在則出現了一些由城到鄉的反向流動的苗頭。城市里的一些人才，無論是規劃人才，知識分子還是工商精英，能夠關注鄉村，進入鄉村，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積極作用的。
比如鄉村的住房，今天農民蓋的住房從樣式、格局、功能上基本是城市住房的劣質翻版。城市規劃人才進入鄉村，從事房屋設計和建設，在植入滿足生活需求的現代設施的同時，盡可能實現房屋和周邊環境的協調一致，盡可能體現人和自然、人和土地之間的友好聯系，會對周邊的農民興建住房起到借鑒和示范作用。工商精英進入農村，在農業生產，尤其是經濟作物的生產方面，他們可以以其敏銳的市場意識和高超的營銷手段發揮方向引領的作用。工商精英可以以其對于城市需求的把握，在鄉土產品的價值開發和提升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要警惕什么呢？資本下鄉可能能解決農業的問題，也就是農業現代化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相關的規定、約束，就可能不會解決我們農村和農民的問題，甚至會加劇農村很多的問題。
月初，我們去四川調研，成都平原附近的一些地區，家庭農場已經遍地開花，農民的土地幾乎全部流轉，這些流轉的土地被城市資本承包，建立規模不等的農場，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失去了土地。我覺得這樣的趨勢是需要警惕的。一定程度上的工商資本進入農村，對農村發展有積極的作用，但比例是多少，規模是多大，需要各個地區因地制宜加以規定和約束，不能完全的放開，否則會造成農民普遍的失地化。農村發展的根本主體應該是農民，城市的精英只能是在政策規章的約束、引導之下起到協助作用，否則可能會加劇農村和農民問題。
問：在讀您的作品《塵肺之殤：我們時代的創傷》時，讓我聯想到中國鄉村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為了發展而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想請教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發展和污染的矛盾的？
答：發展和污染的關系，是一個需要辯證看待和處理的問題。不計污染的發展要不得，杜絕污染的發展不現實。發展和污染是一個度的問題，不可以絕對地去討論?！敖^對不可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追求發展”，這句話看起來是非常正確，但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執行。在目前的經濟發展程度、技術條件之下，工業發展和農業生產都會對環境產生影響?，F在中國環境問題的關建，是享受發展之利的主體和付出環境代價、承擔環境代價的這個主體是不一致的。
一些高污染的行業，傾向于選址農村地區。這些高污染行業本身的收益和這些農村地區沒有關系，但農民卻不得不承受污染的代價。城市的發展產生大量垃圾，這些垃圾不能得到妥善處理，有些運到農村地區，作很淺的掩埋，甚至露天堆放在溝渠，造成農村地區環境的惡化。城市在發展，但是農村承受了代價。
最近這些年中國霧霾問題非常嚴重，造成霧霾的原因眾說紛紜，有很多的討論和爭論。在秸稈焚燒令之前，農民往往是一把火將秸稈焚燒在田地里，這當然會產生環境污染。這個污染和工業的排放、汽車尾氣的排放和其他的排放源相比較，到底哪個更為嚴重，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非常權威的研究。最近幾年，糧食主產區都執行了最嚴格的秸稈禁燒政策。每到莊稼收割的前后幾個月的時間，從縣到鄉到村莊的干部都被動員起來，投入到秸稈禁燒的管制運動中，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大量的精力被占用，最后追求的目標就是禁燃。但是，秸稈綜合利用方面的舉措并不完善，高壓之下，農民隨意地把秸稈堆放在田間地頭，雖然沒有造成大氣的污染，可是秸稈腐爛滲到地下，卻對農村當地的生活水源造成了污染。
這些問題都顯現出發展獲益主體和環境受損代價承受主體的不一致，這是今天中國環境和發展的最核心和最實質的問題。
回到鄉愁這個話題。如果任由鄉村的土地和水遭受污染，農民在鄉村沒有長遠的生計，沒有真正的鄉村發展，或者鄉土社會在奔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喪失其人情社會的特點，再濃烈的鄉愁最終也將無處安放。
作者簡介：盧暉臨，安徽省廣德縣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多年來以歷史社會學、農村社會學與社會學方法論為研究領域。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務院參事室重點課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等多項課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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