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萬難之事，難就難在諸多既得利益藩籬的阻撓。周志忍教授的學術講座：“機構改革：微觀證據與宏觀意涵”（北大政府管理學院2016年9月23日下午），就我國30年來的政府機構改革，特別是“大部制”改革的政策舉措、實施效果、利弊成敗等，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開講，分析了機構改革中的諸多難點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周教授提供了很多實證數據、圖表，都是自己深入政府部門一線調研得來，使講座很有說服力，我聽后感觸良多，有話要講。
周敎授提到大部制改革之時，某部部長之下設了副職50多個，為的是安置合并過來的原各方諸候，這些頭頭誰也不能怠慢，這樣的“改革”真叫人哭笑不得。周教授講到民航總局歸并入交通部，還是原班人馬各搞各，大部制合并只是“形式”。這種情況并非個別，就象北大與北醫大合并，走了個形式仍各搞各，這種改革還不如不改革！而我更關注的是原計劃生育委員會與衛生部合并。當然，我不象周志忍教授那樣深入一線能搞到許多實證數據資料，也沒有那條件，我只是從報刊或網上看到些許信息，就計劃生育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府部門的去留，談一些個人看法。我認為：計劃生育部門，該裁撤了！
一、合并后龐大的計生部門原班人馬仍在尋租攬權
2016年9月22日，我上網看到了兩條有關“計生”的新聞報道，一是“湖北宜昌公開號召生二孩，半數受訪女性拒絕生育”；二是“20余省明確社會撫養費新標準，生3胎加大罰款力度”。看后深感詫異，好生矛盾好生奇怪啊！兩條報道都是出自政府，一條是鼓勵生育，一條是限制生育，當然，這中間有一個政策界限，即“二胎”。也就是說，沒有按國家政策生二胎的，要鼓勵甚至獎勵生二胎，超過二胎生了三胎四胎的要從重罰款，美其名曰“社會撫養費”，標準是多少呢？各地不同，但相約要“加倍處罰”，國家工作人員超生還將接受開除工職處分。人啊人，對生孩子“卡位”數目化管理，精確到如此地步，古今中外少有。
我們先來看第一條報道。眾所周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許多改革事項，其中最具體實在也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是“放開二胎”。然二胎放開一年后，中國的生育狀況怎么樣呢？統計結果和許多調研報告都表明，情勢不容樂觀，原先預計的“嬰兒潮”并未出現，城市中有生二胎意愿的青年人少之又少，甚至一胎都不愿生，農村本來就可生兩個（或一胎半，即頭胎是女可再生一胎，男則不許），故還是老樣子。2015年8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課題組，對宜昌地區生育現狀做過一次調研，結果顯示，目前宜昌育齡婦女人均僅有0.72 個孩子，表明宜昌已進入超低生育水平。由此引發宜昌黨政領導的憂慮，公開號召黨員、團員帶頭生二胎。
然宜昌生二孩的號召卻遭半數女性拒絕，調查數據顯示，響應政策激勵愿再生育者，僅為44.1%，不到一半。不想要二孩的原因在于經濟壓力，很多婦女回答：養不起，不給社會添堵！宜昌的“少子化”并非孤立現象，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測算結果顯示，2000 年之后，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就已經進入1.3 以下，近年來更表現為持續走低之勢，“放開二胎”也沒有扭轉這種勢頭。
據《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調查制度》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戶籍人口1442.97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435.95萬人，占總人口的30.2%。老年人占到全市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城市的活力和未來靠什么？多虧了外來青年人的涌入。而在未來一段時期，由于上海步入老年階段的人群中80%是獨生子女父母，純老家庭、獨居老年人將會增加，人口形勢已十分嚴峻。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1月19日舉行的“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表示，近5年中國勞動力累計減少2,000萬 。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群體，2006年這個群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又據統計，2015年中國60歲以上人數達到2.2億，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6%，預計2025年這一數字將突破3億。中國老齡委辦公室預計，到2050年左右，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將很快進入老齡社會。
應該說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強制性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形勢已出現逆轉，一胎化使中國青少年大幅度減少，大城市的小學也減少了,祖國的花朵凋零，中國的未來前景堪憂。“放開二胎”這項改革，并不是主管的計生委提出，而是習李中央聽取專家建議，依照中國人口形勢作出的重大調整，是寫在中共十八屆三中會公報中的。隨后計劃生育委員會也歸并到衛生部了，這是習李中央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對此計生委干部一開始就是抵制的！當時計生委發言人毛群安面對記者發問就吱吱唔唔。我曾遇到一個原計生委離退休干部，說計劃生育不搞了，我們怎么辦？一大攤子人怎么辦？并大罵北大孔慶東，因孔教授是公開反對計劃生育一胎化的，我們在一起還交流過。
我們再來分析第二條報道，請注意，所謂明確“社會撫養費”新標準，“生3胎加大罰款力度”的決定，不是來自中央或國務院，是“20余省”的計生部門，也不是全國，還有十多個省市沒有參加。如此牽涉億萬民眾的“決定”，衛計委主管為什么不統一規定呢？有此必要嗎？衛生部的領導同意征收“社會撫養費”嗎？我們由此至少可以看到，原計生委與衛生部合并后，仍各搞各，龐大的計生委原班人馬仍在，并獨立運作，與衛生部并沒有什么交集。就象周志忍教授調研所述交通部與民航總局合并后的情況一樣，看來“大部制”機構改革只是走走形式，原體制機制依然我故，人員一個也沒裁減，官員誰也不愿放棄手中的權力，部門也不愿減少自身的部門利益。
所謂“20余省明確社會撫養費新標準，生3胎加大罰款力度”，其實就是原計生部門攬權尋租，不顧人民利益國家前途，追求自身利益，強調自身存在，是典型的追求部門利益，是反改革。又廣東、海南、云南、貴州4省計生部門還擅自規定，企業對超生員工將直接開除，仍在強化計劃生育職能。中共十八大既然“放開二胎”，深化改革既然將計生委合并于衛生部，原先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本應改變了，計生部門也需職能轉變，要簡政放權。
上述第一條報道宜昌女性半數拒絕生二胎，其實還有相當數量一胎也不愿生，或患不育癥者，經半個世紀強制性計生，我國城鎮形成的4·2·1“少子化”嚴峻形勢，計生部門并非不清楚。即使放開二胎，也難以達到世代交替水平，因為有相當多不愿生者，甚至有母親愿生，但已上學的獨生子女怕不再獨受寵愛，而威脅父母不準再生弟妹者。生二胎如今是困難重重，即便有少量生三胎者，也難以補償不生者留下的空缺。
據《參考消息》網2016年12月4日引述外媒報道：“中國生育水平全球最低， 二孩政策影 響甚微”。現在80后、90后青年，對生兒育女普遍缺乏意愿，從大趨勢看，“放開二胎”后生育政策必然還要繼續放松，還有必要針對極少數愿生三胎者，專門制定新規，“加大罰款力度”嗎？計生官僚部門生怕自己手中沒權沒錢，沒事找事以權力尋租。早就有人追問所謂“社會撫養費”名目及其去處，其合法性何在？還有必要繼續征收下去嗎？
所謂機構改革，就是要將權力不再的冗散機構革除掉，放開二胎后，計生部門到底還有什么事可干？還有必要花納稅人的錢養百萬計生干部嗎？計生部門自稱還有許多人口信息統計工作要做，其實中國自古以來戶籍制度發達，人口信息民政部、公安部早就在做且做得更細，無須疊床架屋讓計生委來重復統計。計生部門百萬干部應該裁撤或轉崗了，即使還搞計劃生育，也用不著設專門機構豢養百萬官員，這樣的官府衙門全世界唯獨中國才有，深化改革當然要裁撤這些多余冗員！
二、計劃生育衙門和百萬計生官員無繼續存在理由
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既得利益藩籬，斬斷濫權尋租的渠道。
20余省計劃生育部門要生存，加大超生3胎“社會撫養費”罰款力度，依據的是什么呢？他們說是依據憲法和《計劃生育法》。其實憲法寫上計劃生育很不嚴肅，就象文革憲法寫上林彪是接班人一樣可笑！但即使憲法寫了也不能成為計生部門百萬官僚存在的依據，世界上搞過計劃生育的國家也有不少，他們只是宣傳宣傳，并沒有擁有眾多官員的計生衙門。既然有了《計劃生育法》，各級政府本可依法行政，如衛生部門、民政部門，也就更沒有必要專設計生衙門了。且《計劃生育法》也可調整，現在可生二胎了，不久可生三胎或自主生育，而怕就怕放開了也沒人生！恐怕新法要向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那樣，鼓勵生育，其時日估計也不會拖太久，那么，還用得著長久保有冗散超大型的計生委衙門嗎？且計生委不是已經歸并衛生部了嗎？怎么還按老規矩發威呢！
這讓我們看到了改革之艱難，看到了既得利益舊官僚對改革的阻撓，同時更感到深化改革之必要！在中央宣布“放開二胎”后不久，計劃生育部門就開會并請到最高領導人來發話：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要長期堅持。正如全國總工會開會也請來國家老大發話：工會是重要工作。其實工會系統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基本上無事可干，于是與計生委一樣沒事找事，為自己的生存找依據。官辦工會在共和國體制里也有“法”可依，卻是人所共知典型的冗散機構，找到最高領導人來說幾句套話，也不能改變其冗散是改革對象的實質。
我認為，應革而尚未革除的冗官，找大領導來為自己說幾句官話套話，恰恰是其阻撓改革以自保的手法，是出陰招推出的隱性阻力。2016年5月20日，衛計委下發《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于加強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意見》（國衛辦宣傳發[2016]21號），提出要“協調有關部門，加強負面信息的管控”，竟然為保部門的生存與利益，要封民眾的口，只許他們“宣傳”，不準民眾反對，要對批評計劃生育的聲音和信息進行全面“管控”，以強化自身地位。
2016年6月15日李克強總理宣布，在前已廢止489件文件的基礎上，再廢止506件國務院文件，強調簡政放權要落到實處。前后上千件國務院文件失去效用，必然會使一些政府部門喪失往日的事權，遭抵制在意料之中。所以李總理特別指出：“坦率講，咱們一些地方和部門，確實也存在‘糊弄’企業和老百姓的情況。明明發了新文件，卻仍拿以前的舊文件來‘卡’人家”。總理強調：“舊文件明明廢止了，就別再當作權力‘把著不放’了”。李總理講的主要是經濟事項，其實計劃生育部門也一樣，已歸并衛生部卻不裁員，
仍把著舊權力不放，糾集20余省計生委來強化部門利益，“加強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管控“負面信息”，其行為是相當惡劣的！
就拿所謂“社會撫養費”來說，城市有如宜昌調查所知，連想生二胎的婦女都不過半，生三胎的夫婦少之又少，又能抓到多少人交超生罰款。農村會有，如最近披露的甘肅康樂縣楊改蘭慘案，楊就生了4個，對這樣的人家又如何去“加大罰款力度”呢？楊改蘭家其實不用精算，一看就應認定為低保戶，為什么明明窮困，卻享受不到國家扶貧低保待遇呢？其中重要原因恐怕就在超生，違反計劃生育，對她家“一票否決”。
里約奧運為中國隊斬獲冠軍的女排英維朱婷，就是超生的第三胎，她上有兩個姐姐，違反計生當年差點被弄死，可見計生之惡！若在城市，就不可能會有朱婷的誕生。豢養百萬計生官員，需要龐大的行政開支，給計生員發工資獎金，其中一部分來自于超生罰款。“放開二胎”也斷了計生部門財路，怎么辦呢？20省市計生部門不思改革，心往歪處想，搞起了加大對第三胎罰款，想以此彌補虧空。但中國能有幾個張藝謀，城市罰款對象既很少，農村生了也罰不了多少，而對于無事找事的計生官員，為什么就不可以裁撤呢？裁了不就可以減少行政開支了嗎！
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去留，官方在猶豫，民間也有論爭。如湖北黃岡退休干部陳天才，刊文說《資本論》是反科學技術的經濟學說，令人刮目相看，但他又刊文說以人口拉動經濟有違常識，支持計劃生育。如今中國的人口形勢是明擺著，清末時中國人占世界1/3，共和國成立是1/4，現在是1/5不到快1/6了，雖絕對人數多了，但所占比例少了。人多好還是人少好，各人意見都可保留，也可爭論，但最好不要強制。尤其是強制性計生半個世紀后的今天，老齡化社會提前來襲，人口結構極不合理，一對年輕夫婦普遍要贍養4個老人，青年勞動人口在逐年減少，人口紅利不再。
宜昌調查組鑒于少子化嚴峻形勢，提出政府拿出10%的財政，來獎勵資助生育，這也不一定公平，而超生罰款則更有虧人性。我認為現階段我國完全可以實行自主生育，生多生少由家庭自主決定，不獎也不罰。隨著現代化城鎮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必然也會象日本、西歐、新加坡等發達國家一樣，患上不愿養育孩子的“文明病”，到那時再出臺獎勵生育的新政策。但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計劃生育衙門和百萬以上官員都是多余的，冗官是該裁撤啦！
三、百萬計生官員可以轉崗從事食品醫藥衛生監管工作
“放開二胎”政策讓各地計生衙門無事可干，隨著罰款減少福利也降低了，引來不少計生官員抱怨。如2016年5月23日，湖北省公安縣鄉鎮計劃生育服務中心主任就帶著30多名部下，到縣衛計委上訪請愿，并拉出兩條紅色橫幅：“落實中央政策，保我應有待遇”；“穩定計生隊伍，還我應有身份”。他們不滿于政府“卸磨殺驢”，認為自己現在成了“棄子”。但他們的請愿非但沒有得到民眾同情，反而遭到眾人鄙夷，先前他們充當酷吏鷹犬，經常出動“夜捉人”，罰款拆屋強制引產，兇殘超過石壕吏，民眾罵他們是“惡有惡報”。
然百萬以上計生官員的去留，的確也是令中央頭痛的事，干部失業上訪影響會很不好。怎么辦呢？全部裁撤行不通，我認為可以轉崗，既然已歸并于衛生部，完全可以在衛生部領導下，在全國范圍從事食品醫藥衛生監督等維護民眾生命健康的工作。那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且是當前之急需，不但不再會遭受民眾鄙夷，反而會獲得民眾交口稱贊。
眾所周知，我國當前食品醫藥等方面的安全形勢十分嚴峻，前不久曽出現黑心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活生生的嬰幼兒被毒死了；最近又發生大面積大批量毒疫苗事件，殘害的仍是祖國的花朵少年兒童；近日媒體更曝出常州外國語學校近500名學生，受附近“毒地”影響，出現身體異常；2016年6月22日，北京白云路小學的跑道與教室空氣質量出問題，經檢測是塑膠跑道有毒，教室空氣中甲醛超標。相當多的中小學體育場館，被黑心廠商用塑料垃圾制成“毒跑道”，嚴重威脅青少年的健康。這些事計劃生育委員會能不能管呢？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并不在計生部門職權范圍內，而是另有監管部門，且政出多門，監管力度很差，以致此類危害少年兒童的案件層出不窮。計生部門主要就是管生孩子，發狠動粗不準人超生，至于生下來后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則管得很少，甚至不聞不問，這是本末倒置。
201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確保食品安全是是各級黨委、政府義不容辭之責，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7月2日，張德江委員長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全國人大十二屆常委會第21次聯組會議，專門審議檢查食品安全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張委員長指出：“食品安全是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包括北大前校長周其鳳在內的諸多委員都提出了質詢，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會應詢。汪副總理表示：“我國食品安全基礎還比較薄弱，部分領域和地區食品安全問題仍然比較突出。要認真研究解決執法檢查發現的問題，持之以恒地貫徹實施好食品安全法，抓緊建立統一權威的監管體制，形成社會共治機制”。他強調要加大監管力度，徹底堵住食品安全鏈條上的各項漏洞，確保“產”得安全、“管”得到位、“吃”得放心。
2017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就針對食品安全作出重要指示：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關系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須抓得緊而又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批示指出；食品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
這說明中央政府對人民健康食品安全等問題，是相當重視的，但為什么仍問題頻出呢？我認為主要在執行不力，不但監管上事權不統一，政出多門，而且缺乏一支強悍的執法隊伍，沒有計生員抓超生孕婦那股狠勁。現在“放開二胎”，用不著對大肚孕婦發狠了，何不將百萬虎狼之師轉向食品安全方面？這支超強的監管力量，與其著力不討好地去抓很少很少的超生第三胎者，不如調轉槍口，專抓危害人民健康的食品醫藥犯罪分子，不僅可“夜捉人”，而且可全天候監控，對罪犯抓得狠，執法越有力，民眾越更稱心，會拍手稱快。實行職能轉換，則原計生部門干部就不會成為“棄子”，更不必“卸磨殺驢”了。衛計委這個不倫不類的名稱，也可恢復衛生部正名，統一事權，原計生干部在衛生部統一指揮下，為保護人民的健康幸福，就可以多干實事好事，對象朱婷這樣的超生孩子，則可放她一馬！
食品藥品方面的犯罪，真可謂怵目驚心，前段時間關于地溝油方面的報道，讓人吃飯都惡心。又據2016年6月28日《法制日報》報道，有犯罪團伙專門銷售氰化物、琥珀膽堿、呋喃丹等劇毒藥品，又有人專門購買這些藥品用之于毒狗、毒鳥等，更有人專門收購這些被毒死的狗和鳥，投放到人們的餐桌，形成巨大的產業鏈。已有1.4萬余斤含劇毒的狗肉；11萬余只毒鳥流向安微、山東、江蘇、上海、天津、廣東等地市場，不知毒害了多少食客。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犯罪分子無孔不入，防不勝防。
9月30日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黨委書記李春華在2016年中國城市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2015年因國內食品安全導致死亡人數達上萬人，經濟損50億元。中國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溝油在200萬噸以上，犯罪分子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把人格道德底線都拋棄了。如果遍布全國各基層的百余萬計生干部能轉崗，象對付超生那樣對付猖狂的食品醫藥犯罪，則必能讓汪洋副總理所稱“基礎還比較薄弱”的我國食品安全形勢，立馬改觀，讓犯罪分子無處藏身。凡關乎人民健康的環境污染問題，民眾生老病死各環節的衛生監督，都統一事權歸衛生部管，則歸并于衛生部的廣大計生干部，這支精兵強將，也就不愁無事可干了。
百萬計生官員轉崗，不再搞計劃生育而從事食品醫藥衛生督察，其經濟效益也是可以期許的。就拿毒奶粉事件來說，事發后民眾對國產奶粉談虎變色，紛紛到香港去買外國奶粉，使我國奶牛產業遭受沉重打擊，至今仍難以復蘇。如果計生官員能重拳出擊，扭轉這種局面，則中國奶牛奶粉產業能復蘇，養奶牛的農民能致富，其經濟效益何止百億元計。監管官員若能擔保質量，民眾必能很快恢復對國產奶粉的信心，國內奶粉市場會很快向自產傾斜，將洋奶粉擠出中國市場，若果能如此，則給這些在一線辛苦的人發些獎金，的確是不在話下，又何苦要伸手去重罰那些可憐的孕婦呢！
四、結語：深化改革破除冗官冗費沒有折扣可打
改革已涉入深水區，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官場陋規和利益藩籬，我國政府機構改革進行了近10個輪次，表面上機構少了，實行了“大部制”，但從不裁員，官數并未減少，不減和尚只拆廟，職能轉變也就無法真正達標，計劃生育部門就是典型案例。周志忍教授提到的交通部與民航總局合并的案例，也只是官場之一瞥，由于顧忌幾千萬干部飯碗，機構改革從不敢在人頭上裁減，大部制成了排列組合游戲。不少官員仍拿著早已廢止的文件，按老規矩攤派尋租撈錢，計生部門并入衛生部后仍抱著舊思維不改，強化職能，加大超生“社會撫養費”罰款力度。許多部門在放權歸并后，仍自行其事，按老規矩辦事。周志忍教授提供了詳實的數據，感到問題很嚴重，很難辦，進而提出：中央以后別再老提老搞機構改革了，先把內部關系理順，要搞更精準的機構搭配，不要走形式。周教授的說法自有其道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剛退下），話也只能說到此為止。
我則認為政府機構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要動真格，要做好頂層設計通盤規劃。凡冗散機構如官辦工會等，該撤就全部撤除，不留尾巴（如搞什么事業編制），不留隱患，有些可以轉崗轉換職能，如計生干部可在衛生部統一領導下，做食品醫藥衛生監管工作。改革的對象在政府自己，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己，敢于向自身冗官冗費大腫瘤開刀，治標也治本。
當然，我們學者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痛，真正當家的就要顧忌盤根錯結的利益關系，如習近平總書記宣布再裁軍30萬，主要是文職軍官，但這些人的安置去向就成了大問題。怎么辦呢？習近平總書記于是下死命令，要求地方各級政府不準拒收軍轉干部，而地方上早已官滿為患，精簡機構都減不下去。那又怎么辦呢？只好虛位廣設副職，所以地方政府副局長、副局級調研員多如牛毛！周志忍教授說中央某部設50多個副部級職位，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軍轉干部不安置也不行，會影響軍改仍致全軍的穩定，所以說大老板的確難當。愚以為軍隊既自古就由國家包養，軍轉干部可以一次性或分幾次給予足夠的貨幣，讓他們自行創業或安養頤年，沒有必要向早已冗官冗費嚴重的地方政府轉移負擔。
改革凡涉及到人的利益，總是難辦的，工人可以下崗，干部只能分流。分流渠道有限，許多地方把高速公路收費站當作分流干部的好去處，于是乎許多高速公路運營幾十年仍無法營利，銀行貸款還要幾十年才能還清，絕大多數收費站收了幾十年仍在收。我國龐大的黨政干部官僚體制，是改革的基干力量，也是改革的對象。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計劃生育委員會，在中國忍痛大搞一胎化強制性計劃生育特殊時期，形成百萬以上的計生干部隊伍，在大干了40年后也面臨轉型改革，中央“放開二胎”及其與衛生部合并，就是改革。
改革必定還將進行下去，是強化計生職能還是相反，相信大家都是明白的，這個全世界都少有的機構，終究要在中國政府序列中裁撤，時間也不會拖得太久。的確，改革是萬難萬難之事，但不改更不行，排除萬難硬著頭皮，也要把改革推進下去。我們期望中共十九大能拿出更切實的措施，治標也治本，在簡政放權破除冗官冗費，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方面，獲得決定性進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同舟共進》總第3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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