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實際上我是從1992年開始就已經開始接觸中國大陸的鄉村教育，1992年我在香港建設工廠，之后我就跟幾個朋友，在香港發起一個就叫“苗圃行動”，我們“苗圃行動”的宗旨就是促進中國基礎教育。我們當時的目標有三個，第一個就是讓適齡兒童完成九年的義務教育。第二個目標就是改善辦學的條件，我們買課桌、椅到承建學校。第三個就是提高老師的素質。當時我們選擇的服務點是在中部湖南地區，我們從1992年到1998年這6年，我們在湖南5個國家級的貧困縣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應該最起碼建了可能超過兩百所學校，資助了很多很多的小學生跟初中生和貧困的老師。我記得當時在1995年，我們其中一個捐款人，就是現在我的老板施永青先生他當時捐了幾萬塊，我們將他的幾萬塊都放在湖南的張家界桑植縣一所貧困的學校，因為當年90年代建一所學校從我們之前的從百萬到十幾萬都有，當時施先生捐的幾萬塊我們就放在桑植縣。1995年那時候，我們當時風頭那么緊，也還是要去考察整個學校，我也邀請了施先生去考察這個學校。當時我告訴他，我們要從我們這兒坐27個小時的火車才到張家界，再坐兩個小時才到桑植鎮，他當時說沒問題，你都能坐為什么我不能坐，所以我們就去考察了這學校。考察完以后，我自己就待在桑植縣待了一個月，考察了40所學校，都是小學。整個從1992年到1995年，我考察的桑植的學校最起碼都有100所學校。
所以我對農村的教育的情況，可能我不是學教育的，但是我在那里面我看到這些問題，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所以當時我就感覺到桑植的農村的孩子上學難。但到2000年以后，國家的投入力度很大，尤其在危房改造這一方面投入大量的基金。還有，為了公平教育，搞了很多合并，這個合并其實也帶來很多的問題。一直到2008年11月份，我到了施永青基金，基金當時跟我講，他想做的是中國農村經濟。當時我問他怎么要關心這一個問題，他說從1982年到2000年一直都有談到“三農”問題，所以他認為“三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他希望能在“三農”問題上出一份力，還有希望通過我們基金的幫助，能施展貧窮農民的潛能，希望他能自己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從這一個角度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農村的發展，我們過去從2008年到現在我們的基金都是針對農村發展，我們做大量的基礎建設的工作，比方說修路、飲水工程，我們在云南的交通是我們修得承載的公路都超過一百條公路，也是我去驗收這些公路，看到年輕人我覺得很開心，因為農村的年輕人看到他們的路修通了，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發展，不需要到外面打工。
我們除了做基礎建設以外，我們還有做了一些小額貸款。還有我們在農村里面，我們覺得中央要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要靠農民自己合作起來，來推動自己地方的發展。最近兩年，我們開始做的就是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我們開始做一些相關的服務，從教育、衛生到老年，我們都開始關心這一種服務。最近兩年，我們每年捐贈的款大概是2000萬，教育的部分不是太多，大概是10%。在10%里面，有一部分基金是我們自己有團隊在自己的服務點里面跟政府合作，做我們的青華獎學金。我們要求獲得獎學金的學子拿到我們獎學金要好好讀書以外，也要他回到農村里面做服務，我們才會繼續支持他。因為我們有自己一些NGO的教育項目，比如懷化鄉村兒童啟蒙教育的一個項目等等，還有就是有一些在青春迷茫的這些孤兒，因為他們是留守兒童，這些孤兒的陪伴的項目。雖然我們的投入基金不多，但實際上讓我最牽掛的就是這些留守兒童。所以每次聽到有留守兒童可能自殺、死亡、性侵，我都覺得非常難過。從90年代的上學難到公平教育，到現在的留守兒童的問題，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問題，留守兒童的問題我覺得比以前的問題更大、更嚴重、更難去解決。所以我自己一直想，我們可以做什么讓農民不要到外面打工，可以留在鄉村發展，可以一家人在農村里面過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努力，每次我們參加鄉村文明論壇，我都覺得很開心，因為每次我們可以聽到一些政府官員、師者，還有很多一線的工作人員分享他們自己的個案，從個案里面對我自己來講有很多的啟發。所以我預祝這兩天的論壇能圓滿成功，謝謝！
作者系施永青基金總干事、北京永青農村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本文系作者在第四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的致辭，根據錄音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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