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農村出現了一股鬧社退社風，為此在全國農村展開了一場以富裕中農為主要批判對象的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大辯論。大辯論是在對農村的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的前提下開展的，并出現了一些偏差。大辯論雖然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但給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長期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農業合作社；兩條道路
1957年下半年，以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大辯論為中心，全國農村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雖然對鞏固合作社和進一步貫徹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對于這一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深入地研究，本文試圖對此作一點簡單的分析。
—、大辯論的起因與發動
1955年7、8月間，主張農業合作社應當穩妥發展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被指責為“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隨后，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急劇發展。到1956年4月，全國農業合作社共達1 008 000個，入社農戶10 668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0%，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已占全國總農戶的55%。到這年底，全國加入合作社農戶達農戶總數的96.3%，其中有87.8%的農戶加入了高級社。這樣，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只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了。
引導農民通過合作化的形式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由初級農業合作社到高級農業合作社的轉變過程中，相當多的初級社還來不及鞏固，就匆匆忙忙地轉為高級社，甚至還有未經初級社階段，而直接由互助組進入高級社的。高級社的規模一般都比較大，且以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雖然公有化程度高了，但在分配上存在比較嚴重的平均主義。結果，1956年全國總體上有10%至20%的農戶減少了收入。減少收入較多的，多半是富裕中農。高級社創辦之初，由于管理經驗不足，一些社對農民的管理和限制過嚴，這對于長期以來自由散漫慣了的農民來說一時還難以適應，引起了部分社員的不滿。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憋（不自由），受氣受不了。”有的社員甚至說：“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能過一個禮拜天。”[1]（p408）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后，一些社干部搞家長制管理，憑借職權命令行事，作風不民主，打罵社員，且貪污多占。此外，一些合作社在社員入社時生產資料的處理上也有不當之處，甚至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等也入了社，社員對此頗有意見。高級社之初出現的這些問題，雖然當時有所察覺，但并未得到及時糾正，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這些問題誘發的社員不滿情緒便凸現出來，引起了一股“退社”風。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對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八省進行調查了解后，向中共中央匯報說：“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占的比例更大一點。”[1]（p408）12月4日，廣東省委關于退社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近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并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鬧退社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戶達7萬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有12.7萬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間發展成為群眾性的退社風潮。”[2]（p648）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的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等12個縣鬧社、退社現象共涉及278個合作社[2]（p676）。退社現象嚴重的臨汝縣，鬧退社的達到13個鄉、67個自然村、35個生產隊、84個生產小隊，共包括3萬人口的地區。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風潮有增無減。遼寧省據鳳城、昌圖等9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余戶，已退社的有4 000余戶；拉馬事件發生百余起[1]（p427）。有些地方，還由鬧退社發展到鬧事。1957年春，江蘇泰縣的鬧退社事件在幾個鄉范圍內成片發生，有2 000多人到縣里請愿[1]（p430）。浙江省仙屬縣自1956年秋收后，個別地區就發生了退社事件。至1957年4月，全縣33個鄉鎮中竟有29個鄉鎮先后發生了鬧事事件。鬧事的主要特點是：社員鬧退社分社，干部不許，就打干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合作社。鬧事后，全縣的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掉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到19%[1]（p432）。
農村一些地方出現鬧社、退社事件后，各地的黨組織對發生鬧事和退社的原因，開始時還是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廣東省委認為，根本的原因是許多農業社生產沒有搞好，“去冬今春合作化高潮以來，許多工作做得比較粗糙，不少社由于生產關系大改變，社的管理水平跟不上，加以農業生產領導上的盲目性以及晚造（晚稻）自然災害的嚴重影響，結果使得相當一部分社減收，而絕大部分增收的社增收亦不太多。因此，不少社內有相當一批社員減少收入”[2]（p650）。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認為，部分地區社員鬧社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實現高級合作化后，廣大農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而各級領導和農村干部對這種新的形勢認識不足，加之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在建社時工作粗糙，建社后政治思想工作滯后，對建社中出現的問題未能及時認真地加以解決，尤其是對部分社員的困難解決不夠。這些問題，在進行年終分配時，都集中地暴露出來，使社員對辦好合作社和依靠合作社發展生產有了懷疑，再加上分配時有些社員減少了收入，這就使這些人產生了鬧社、退社的思想。[2]（p677）應該說，這些分析基本上是切合當時實際的。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轉廣東省委關于退社問題的報告時，針對一些地方出現鬧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點意見：1.各地合作社對于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或者讓其入社本來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農的收入都有所減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讓一部分堅決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2.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原來從事手工業等其他行業的人，過去確實收入較多，留在社里很難維持他們原來的收入，經過工作，如果他們仍堅持退社，可以允許其退出，不必把他們勉強留在社內。3.對于一部分缺乏勞動力的困難戶，可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也可暫時給以適當的土地報酬。[2]（p648）195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江蘇省委關于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中，也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冷靜地分析夏收前后的農村形勢和農村人民鬧事的原因，主動地去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問題，防止鬧事事件的發生，并且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使干部們懂得，對待人民鬧事既不能片面地遷就許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態度，而應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辨明是非，達到干部和群眾在更高基礎上的團結，以利生產。
1957年夏，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和一些干部對當時的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把階級斗爭的情況看得過于嚴重而開展了大張旗鼓的反右派斗爭，導致了這場斗爭的擴大化。受此影響，對一段時間農村出現的鬧社、退社風波亦作了相當嚴重的估計，認為農村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必須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取得勝利。當時，要求退社的社員相當多的是富裕中農。據浙江省寧波專區的調查，在退社戶中，富裕中農占50%。另據安徽的典型調查，在退社戶中，富裕中農占74%。[1]（p408）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富農被打倒，而中農（包括富裕中農）一直是團結的對象。農村封建勢力的推翻，一定程度上為富裕中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有相當多的富裕中農在土地改革后生產資料有了較快的增長，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大提高，雖然搞農業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但他們中確有一些人對于個體生產還有相當的留戀。當他們加入合作社收入降低、生活水平下降后，要求退出合作社去個體單干，本是很自然的現象；要使他們情愿參加合作社并始終留在合作社內，關鍵是要靠發揮合作社的優越性來吸引住他們。可當時卻把富裕中農要求退社簡單地認為是其對社會主義發生動搖而迷戀資本主義，富裕中農也就被視為農村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的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1957年夏季的形勢》的講話，在布置全國范圍的反右派斗爭的同時，明確表示，少數想退社的富裕中農，“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毛澤東提出：“贊成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他同時要求這種說理斗爭，今后應當每年進行一次，配合區鄉干部的整風，配合第三類社（指不鞏固的社）的整風，使合作社逐步鞏固起來。其辦法是，先讓農民“鳴放”，即提意見、發議論，然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農村的鳴放辯論應當在上級派出工作組協助當地干部主持農村整風的條件下，逐步進行。毛澤東認為，在農村，仍然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而且這個斗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問題、工農關系問題及肅反和遵守法紀等問題為中心，在全體農村人口中進行大辯論，提問題，擺事實，講道理，回憶、對比解放前后和合作社前后農民生活的變化。《指示》明確指出，這些問題的辯論，實質上是關于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辯論。8月10日，《指示》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同一天，《人民日報》配發了《在農村中大放大鳴大爭》的社論，認為我國農村雖然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但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還沒有結束，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克服資本主義傾向，進行一次這樣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二、偏差與糾偏
這場涉及億萬農民的大辯論，其實主要是圍繞合作社是否有優越性和應不應該實行統購統銷兩大問題進行的。對于前一個問題，原因在于前述1956年秋收分配以來一些地方出現了鬧社、退社風。后一個問題之所以也要用大辯論的方式解決，是因為從1953年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5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發布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強化了征購政策。從此，糧食、棉花、油料等重要農產品及糖料、烤煙、生豬、桐油、重要木材、茶葉等其他農產品，都做到了有計劃地統一收購和國家統一銷售。統購統銷政策在當時農業生產很不發達、農副產品商品率還很低的情況下，對于保證城鄉人民基本生活資料的需要是必要的。同時，它也切斷了私人資本主義同農村的經濟聯系，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且堵塞了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道路。由于土地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徹底改變了億萬農民千百年來受封建階級剝削壓迫的境地，實現了政治、經濟的翻身，所以，他們對于共產黨由衷地感謝，對于黨提出的統購統銷的政策大多數農民也是擁護和支持的。但是，農民畢竟是小生產者，畢竟有其發家致富的愿望。對于一些余糧戶和有條件從事家庭副業的農戶來說，統購統銷割斷了他們與市場的聯系，失去了處理余糧和農副產品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部分農民的經濟收入。所以，對這一政策，一些農民，主要是富裕中農頗有微詞甚至有不滿情緒。實現合作社后的頭一年，即1956—1957年度的統購統銷任務完成得并不好。這年度糧食比1955—1956年度增產150.6億斤，但收購卻減少了25.6億斤，而市場銷售卻比上年增加了127億斤。這一減一增，使國家糧食庫存大為減少。這種狀況不改變，勢必影響到市場物價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排，也會影響到國家經濟計劃的順利進行。因此，中共中央明確提出，秋收以前的辯論，“要著重統購統銷問題”。《人民日報》的社論更是直截了當地說：“這是當前群眾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也是為了順利地完成今年統購統銷任務必須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3]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出之前，一些地方實際上已開始了兩條道路的大辯論。這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山西省和順縣白泉鄉大辯論就已經開始[4]。這年6月中旬，河南省偃師縣組織了1萬多名干部和積極分子，在全縣的230多個農業社幾乎同時開展了兩條道路的大辯論[5]。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兩條道路的大辯論指示發出后，各省立即作了傳達布置，先在部分地方進行試點，到9月初，這一大辯論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展開。大辯論的方式，就是當時流行的大鳴大放大爭。例如，山東省昌濰地委開展大辯論的經驗是：先在鄉支部里鳴放爭辯，在鄉支委本身的問題解決后，就進一步對全鄉黨內外思想情況進行分析排隊，有計劃地培養積極分子。然后抓住如下幾個環節：1.宣布整風，動員鳴放；2.進行反復的思想醞釀和組織工作，消除各種顧慮，推動鳴放；3.耐心引導鳴放由淺入深發展；4.耐心地聽取各種意見；5.在徹底鳴放之后，適時地引導轉向重點問題的爭辯。[6]
既然將大鳴、大放、大爭作為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即兩條道路大辯論的主要方式，那么，首先就必須是大鳴大放。為此，《南方日報》發表社論，鼓勵干部和群眾“大膽的放，堅決的放，徹底的放”，并且認為，“能否放起來，能否放透，便是當前運動順利或失敗的關鍵”[7]。在各級組織的動員之下，廣大農村干部和群眾圍繞合作社優越性和統購統銷政策為中心展開了大鳴大放。在這一過程中，干部群眾對如何辦好合作社、改進干部工作作風等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但是，由于是動員大鳴大放，并且有意識地誘導將各種意見都放出來，一些人在鳴放過程中也就難免講過頭話，如“共產黨多事，糧食還用管，誰糧食多了不知賣”；“國民黨不好，糧油隨便買，共產黨好，吃過頭糧，三兩油”；“土改成績10分，統購統銷搞掉了5分，合作化化掉了5分，現在和國民黨一樣丘”等等[1]（p442，443）。
在鳴放中出現過頭話甚至錯誤觀點本是不足為奇。說這樣話的干部群眾，也并不見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主要還是對現行的一些政策有意見，不滿意。對此，中共中央在關于大辯論的指示中曾明確提出：“除了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反動煽動言論必須及時地有力地給予反擊之外，對于群眾的誤解或錯誤意見，都必須采取很好的態度加以解釋和說服，對于富裕中農的錯誤言論的態度，也應該這樣。”[8]（p530）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政策并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運動開展不久，就出現了偏差，離開了辯論的軌道，發生了亂打亂斗。河北清苑縣打拉了230多人，其中地富21人，偽頑分子12人，貧農18人，其余是富裕中農，斗爭的方法甚至采用“牲口拉”、“搖煤球”、“裝麻袋”等。陜西省咸陽縣斗爭了158人，有79人被捆綁吊打。云南省宜良縣斗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一些地方還隨便給所謂“落后”分子扣右派帽子。河北省邢臺縣的王快村有居民400戶，就抓出了右派65戶。有的合作社，將斗爭的對象都扣上了右派帽子。[1]（p 443）大辯論給農業生產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如湖南農村在大辯論開始后，出現了大量出售、宰殺生豬和家禽的現象。平江縣在8月下旬全縣農村宰殺生豬1 200余頭，其中100斤以下的小豬占45%以上。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平江一些地方把糧食浪費全部歸結到養豬上，有的還將養豬多的戶扣上浪費戶的帽子，集會展開斗爭，甚至有地方還批判養豬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吃肉是個人主義。[1]（p447）
對于運動中出現的偏差，各級組織也有所發覺。山東省委于8月中旬發出《關于如何在鄉、社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緊急通知》，要求在辯論中必須注意區分正確的意見和錯誤的意見，區分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和農民中的某些懷疑、誤解和不滿言論，在開爭辯大會時，不準打人、罵人，不準侮辱人格，必須以理服人。河北省委在《批轉保定地委關于徐水、清苑兩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向省委的報告》中指出：“在辯論中，要用回憶、對比，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對極少數動搖的富裕中農，也只能采用說理斗爭，不要扣右派帽子，更不允許打人、拉人。”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共中央于8月底及9月初批轉了山東省委和河北省委的上述兩個文件。9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規定在農村中對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應該批判，但不應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年9月，在擴大的八屆中共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指出：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要堅持`只動口、不動手’的原則，防止和糾正簡單粗暴的做法”，重申在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中不提反右派斗爭的口號，不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9]。自此，兩條道路大辯論運動中亂拉亂斗和亂扣右派帽子的現象得到了遏制。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0月25日，“綱要”全文發表。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于組織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就“綱要”的內容在全民中開展大辯論。27日，《人民日報》發表《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號召全體農民“克服各種各樣的保守思想”，“以農業四十條綱要為中心，進行一次生產問題的大鳴、大放、大爭”。由此，農村大辯論的重心，由兩條道路問題轉向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醞釀發動“大躍進”，兩條道路的大辯論基本結束。
三、幾點淺識
通過將近半年的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似乎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大辯論”的強大壓力下，散了的合作社得以恢復，已經退社的農民重新回到社里。到1957年年底，參加高級社的農戶達到了全國總農戶數的98%；糧食征購的速度也大為加快，到1957年11月初，全國已完成1957—1958年度糧食征購任務的76%以上。
但是，這場大辯論由于是在對農村兩條道路斗爭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的前提下進行的，加之運動的方式是所謂“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而不是真正耐心細致地做農民的思想說服工作，它對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第一，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盡管解決了當時一度擔憂的農民鬧社、退社問題，但在合作社是否具有優越性的辯論中，片面地夸大其優越性，掩蓋了匆匆忙忙實現合作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本來應該并可以解決的問題。兩條道路大辯論的直接起因，就是以富裕中農為主體的鬧社、退社風潮。這本可通過整頓合作社，作適當的政策調整，提高干部素質和管理水平來解決。可是，在大辯論中，一味地強調合作社的優越性，在“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大帽子下，干部、社員對于搞好合作社的許多正確意見卻不敢提。而且，用大辯論這樣的方式來解決思想問題，實際上并不能做到各種思想自由交鋒、自由辯論，而是有意識地先放出被認為是不正確或者錯誤的言論，以便屆時好組織辯論即批判，實則有點“引蛇出洞，驟而殲之”的味道，很難聽到真實的聲音。這樣，表面上看來，思想統一了，合作社鞏固了，實際上導致社員鬧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問題也未得到切實解決，像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干部工作中的強迫命令作風等問題仍然如故，并且一直存在于隨后由合作社轉變而成的人民公社中，成為影響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因素。
第二，大辯論中不恰當地將富裕中農作為主要的辯論即批判對象，不但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而且造成廣大農民形成不能致富冒尖的共識，加劇了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這場大辯論的針對性是不言而喻的。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毛澤東曾明確表示，此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中的主要鋒芒是向著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斗爭”。中共山東省昌濰地委在《關于社會主義教育幾點經驗的總結》中說，昌濰專區開展大辯論試點的四個鄉，“去冬今春資本主義歪風就十分囂張，到今年夏更在小麥統購問題上集中反映出來。這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農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抱著抵觸情緒，留戀和向往資本主義老路”[6]。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認為，“富裕中農中有嚴重資本主義傾向的，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同我們斗爭，一個是糧食統購統銷，一個是合作化”，“對這些有嚴重資本主義傾向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裕中農，必須進行批評改造”[10]。在當時，農村中富裕中農一般占農民的20%—25%。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原來的貧農、下中農，由于生產經營好、勞動力強而使生產、生活條件逐漸改善上升為富裕中農。本來，一部分農民通過自己的勤奮和誠實勞動帶頭致富，不但不應該批判，反而應當鼓勵和支持。但是，在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不只是退社的富裕中農被指責為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整個富裕中農這一階層也被認為是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力量。這樣，打擊了富裕中農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誰想先致富、想冒尖，誰就會被看作是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形成了率先致富不但不光榮，反而不光彩的社會氛圍，結果加重了農民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心理。
第三，兩條道路大辯論的結果，使階級斗爭擴大化延伸到了農村，嚴重地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這場大辯論是在大張旗鼓地反右派運動進入高潮后展開的，反右派運動本身就存在嚴重的擴大化傾向，這就不能不影響到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經過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教育后，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認識到走集體化道路、搞社會主義是惟一的前途。在當時，部分農民加入合作社尤其是高級社有不滿情緒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滿的原因卻是多方面的。部分社員要求退社，主要是對合作社管理體制、干部工作作風、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有意見，并不是對合作社本身不滿，更談不上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社會主義。在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對此不作客觀的分析，看到農民對合作社有意見，就歸結為這些農民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但混淆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將一些本與資本主義搭不上界的東西，牽強附會地當做是資本主義對待，而且也容易將農民的思想認識問題、農民對合作社（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生產管理的不同意見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使一些素質不高的農村干部動輒以“資本主義”的大帽子去對待社員。同時，還逐漸形成了一旦農村和農業生產上出了問題，就大抓階級斗爭、從資本主義思想上找原因的思維定勢。在這種背景下搞階級斗爭，只能是人為地尋找階級斗爭對象，這就不能不造成階級斗爭的擴大化。連續不斷地抓階級斗爭，是致使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史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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