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傳統的鄉村村落是前現代社會的重要基礎和核心組成部分，它是社會現代化的障礙。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政權，通過集體合作的經濟社區取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空間、階級關系紐帶取代血緣關系紐帶、國家政權的直接監管取代村落自治、中共意識形態取代儒家倫理等手段和環節，采用正確的路徑和方法，對傳統鄉村村落空間進行了有效的改造，終于將村落這一宗法社會的核心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基礎。
關鍵詞:新中國初期；村落；宗法空間；現代社區
中國傳統鄉村的基本結構形式是村落。村落是鄉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主要空間。自“五四”以降，村落基本被視為封建社會的基礎，無論是革命者還是改良者，都將村落的改造與重建看成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前提。中國現代化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當然也將改造封建村落作為自己重要的任務。這一重要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達到了最高潮，村落的改造進入了一個較為徹底和全而解決時期。對于這一重要問題，學界有一定程度的關注和討論，大致可分為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肯定村落改造的歷史意義。胡繩指出，新中國成立初期包括對村落改造在內的社會改造“畢竟是符合于客觀需要的，完成這些改造是一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王滬寧認為，對鄉村村落的改造是中共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鄉村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還是文化形態都與中共的社會目標相左，因此，對村落采取了暴風驟雨式的改造和重建，總體上來講，這一改造是同中國現代化目標與社會發展進程相一致的。“促使家族村落文化真正快速擅變的時刻，應從1949年新社會體制建立起算起。”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村落開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三大變革。王瑞芳強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區土改運動中，中共以強大的政治威懾力為后盾，強制性地介入廣大鄉村……徹底摧毀了封建宗族制度。”
第二種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村落的改造與重建既有中共建立新社會秩序的多重考慮，但更主要的是從提取鄉村社會經濟資源的角度去規劃的，只有將封建村落改造為集體社區，中共新政權從鄉村提取用于工業化的財富才會有制度的保證。王紹光指出：為了提升國家對社會財富的汲取能力，“新政權可以使用任何她所認為有效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徐勇認為：“農村家族社會轉變為階級社會。中國共產黨也由此將廣闊而又分散的鄉村社會整合在自己的組織和領導之下。”
第三種觀點則主要從權力鞏固甚至鎮壓反抗的角度來看待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村落的改造與重建問題。費正清認為：“毛澤東奪取權力之后的問題是如何深入村莊去使之革命化”，“如果他不能深入村莊并改造村莊的話”，村民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生活與交往方式，毛的政權就很難鞏固。黃宗智這樣看待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村落改造：“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黨決定在所有的村莊里發動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被當成一場道德戲劇性的行動，用來表現代表著‘善’的革命力量與代表‘惡’的階級敵人之間的對抗。”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村落的改造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同新政權的鞏固、鄉村經濟結構的轉換、鄉村意識形態的解構結合在一起，對鄉村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要正確認識這一段歷史，必須考察中共對村落性質的基本把握、改造過程的核心主題、改造的路徑和方法。目前學界在這方而討論還沒有完全展開，本文希望能夠作一點較為深入的探討。
一、村落空間的特征及其與現代社會的矛盾
傳統的中國村落，是中國鄉村特有的自然生態、生產方式、社會關系與意識形態經過長期發展演變、形成的較為穩定甚至固化的空間結構。費正清說：“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單位（各個世系）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雖然由于地域原因，在中國各地的村落（如干燥寒冷的北方地區和潮濕炎熱的華南地區）有一定的區別，但都有如下共同的特征。
空間的封閉性。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了鄉村村落與外界交往的動力機制不足，再加上中國特有的地理環境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中國鄉村村落與外地的聯系是較少的。雖然，1840年后，東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郊區的村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經濟與開放社區，但就一般情況來看，到新中國成立，大部分村落仍然處于封閉或半封閉的狀態。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而：一是村落之間橫向的物質與信息交流缺乏，雖然空間距離并不遠，但實際上很少交往，“雞犬之聲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二是村落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縱向阻隔，國家的權力與影響最低只能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基本上都是以鄉紳為代理人的自治體系，國家權力很少能直接進入鄉村村落。“由于村落家族共同體生活在相對集中的一塊土地上，又能夠在這個領域中達成一定水平的自給自足，外部也沒有什么經濟力量和信息力量能夠有力地滲透到村落共同體中來，因此其封閉性就逐步形成了。”
以耕地為依托。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這就使得中國鄉村村落的存在與發展直接依附在耕地上，能夠提供鄉村社會生活資料的耕地直接影響鄉村村落的人口數量和生活質量，村落空間的布局都是以耕地為基本前提的。這一基本前提包括兩個因素：一是所有的村落規模都是由其耕地而積的多少所決定的。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一個村落的人口增長到這個村落耕地而積所能承受的最高極限時，村落的一部分人口就會開始向外遷移，或者進入那些耕地而積還較富余的村落，或者遷移至未開發地區，建立新的村落：二是村落空間布局與耕地保持適當的距離，既不能將村落布局在耕地之上，這樣會造成耕地資源的浪費，又不能離耕地太遠，這樣不利于耕種勞作的效率，一般都是安排在離耕地較近的山肚口和地勢較高的丘臺上。
以宗姓為紐帶。如果說耕地是中國村落存在與發展的自然基礎的話，那么宗姓則是中國村落的社會基礎。血緣關系由內向外，構成了村落人口關系的網絡。費孝通說：“缺乏變動的文化里，長幼之間發生了社會的差次，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這是血緣社會的基礎。血緣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權利和義務根據親屬關系來決定。”而在宗姓關系中，最親近的家族關系又成為一個村落穩定的核心因素，當一個村落的人口需要向外遷移時，首先遷出的是與村落權力核心血緣關系最遠的成員。而建立一個新的村落時，這些遷出的群體又成為了新的村落中最核心的骨干。
以儒教倫理為意識形態。在中國所有的村落哪怕是最為偏遠的村落，都有著完整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和行為標準。鄉村村落的意識形態是以儒教理論為基礎和核心的，通過村落的宗法權力體系傳播、鞏固和實施，承擔著維護村落成員精神世界認同、道德秩序穩定、人際關系和諧的重要職能。有學者指出：“鄉紳之于鄉村的統治，非常關鍵的因素是由于存在與之配套的意識形態框架，與相應的道德氛圍。”“以‘五常’、‘八德’為標志的儒家倫理，實際上已經成為自秦漢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對于相當依賴于血緣紐帶，并以差序格局存在的農村家庭與社會，從‘親親’原則出發的孝梯節義之類的道德講求，具有強大的親和力，為農民所樂于接受。”正因為如此，以儒教理論為基礎和核心的意識形態成為鄉村村落宗法空間的重要支柱。
中國村落所具有的上述幾個方而特征，是由中國前現代社會整體發展方式決定的，反過來，它又極大地支持和維護了這種發展方式的穩定和延續。正因為這兩方而相互支撐與維護，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幾千年，成為世界上封建社會存續時間最長的國家和民族之一。1840年之后，作為封建社會基礎的村落，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為重要的障礙之一。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過程中，通過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分析鄉村社會基本性質之后，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封建村落與現代社會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村落社會的封閉性同現代社會的開放性產生了矛盾。工業革命之后的生產方式是以人的高度專業化與合作化為前提的。專業分工的要求必然是高度的社會合作，高度的社會合作必然是高度開放的。合作大大提高了人與人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物質與信息交流的規模和頻率，這在以自給自足為生存模式的鄉村村落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村落社會的封閉性還體現在村落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阻隔。國家權力無法進入鄉村村落，集聚現代社會所需要的資源（人力與物力）。現代社會要求全國所有的空間都應該在國家權力的統一管控之下。中國村落游離于國家權力之外的自治就與此要求產生了矛盾。只有村落社會的開放，國家才能對村落實施有效的管控。
村落宗姓血緣紐帶的社會關系模式與現代社會經濟紐帶的社會關系模式產生了矛盾。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的紐帶，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都是以商品流通與信息交換為基礎和紐帶的，社區的組成也是通過經濟相互依賴為前提。正如馬克思所說，商品貨幣交換關系建立在精確的利益計算基礎之上，它是理性的，而不再是溫情脈脈的感情聯系與交流。鄉村村落的血緣關系紐帶恰恰就需要感情聯系與交流來維系，這就極大阻礙了商品交換關系紐帶的建立。
儒教禁欲主義取向的意識形態與現代社會消費取向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由于生產方式的落后，傳統農業社會基本上是一個短缺性的社會，生活資料絕對短缺必然要求人們以最小的物質消耗維持自身的生存。正是基于這種現實，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就必然是以宣傳和提倡節制使用物質資料為主要取向的，要求人們控制自己對物質消費的欲望，最后演變為帶有濃厚禁欲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中國村落的儒教意識形態就是其中的典型。現代社會是以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為基礎的，是一種擴大再生產方式，也是一種相對過剩式的社會經濟形態。既然是過剩，就必然鼓勵社會成員去消費，只有消費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也才能維持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顯然，這種意識形態與村落空間中的禁欲主義取向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民族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成立和發展起來的，它順應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渴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為建立現代社會掃清了制度障礙。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的歷史使命已經由破除現代化的障礙轉向了組織實施現代化的建設。在建設現代社會的過程中，鄉村社會就必然要被納入總體的進程與方案之中去，鄉村村落也就自然成為實現現代社會的總體目標而必須進行改造的對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開始了對村落社會的改造與重建，其目的就在于要將傳統村落的宗法空間轉換成為具有現代特征的行政社區，從而為中國現代化的整體目標服務。
二、用集體合作的經濟社區取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空間
在傳統的村落社會中，基本都是一家一戶的獨立經濟行為，村落是個體經濟行為的主要活動空間。新中國成立后，對舊有的村落經濟進行改造，重點是要建立以集體行動為基礎的新型經濟社區。通過公有制經濟實現鄉村經濟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也是中共成立以來的基本實踐追求，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就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鄉村村落為基礎的集體合作經濟行為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和積極的現實效應。根據地以合作為核心的鄉村集體經濟的建立，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在江西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非常強調集體合作經濟的重要性：“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我們對于整個農村民眾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決策層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是否要立即啟動農村集體化、改造村落社會的經濟模式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同意見很快就統一到毛澤東所倡導的加快集體化的主張上來，對村落社會的經濟改造在土地改革完成不久就啟動了。依照在根據地時期的經驗，在村落社會中首先推行互助組。經過中央的大力推動，村落社會中的互助合作模式開始替代家庭單干模式《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并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并特別強調：要教育廣大農民，“使他們逐步地懂得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比起單純的孤立的個體經濟有極大的優越性，啟發他們由個體經濟逐步地過渡到集體經濟的道路。”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集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經過征求意見后，中央于同年12月15日印發。中央印發的《通知》強調，互助合作是一件具有全局意義的工作，“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做一件大事去做。”打破村落社會中的自給自足狀態，將村落社會的經濟納入到國家統一行為中，是現代化特別是工業化的必然要求。對現代化的渴望，“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迫切，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村落改造的過程中，縮短了原來承諾的新民主主義（“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模式）期限，迅速地推動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其目的非常明確，《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指出：“提倡組和組、社和社、組員和組員、社員和社員之間的愛國豐產競賽。必須在農村中提出愛國的口號，使農民的生產和國家的要求聯系起來。片而地提出‘發家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
在這里已經明顯地看出，中共在對待改造自給自足村落經濟的出發點發生的變化，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農村經濟，轉變為以國家現代化（工業化）需要為重點。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加快集體經濟步伐的最大動力，也是毛澤東否定劉少奇保持新民主主義路線一個較長時期觀點的重要原因。河北省有一個叫五公的村落，辦起了互肋合作社，而且經營有方，成為全國有名的模范社。但合作社以農民致富為目的，受到了上級的批評。社長耿長鎖在上級的幫助下，提高了覺悟，他自我批評：“舊合作社章程的最大弱點是缺少愛國精神”。現在，一個模范合作社成為服從國家經濟計劃的單位，社員們應該優先考慮國家，其次才是自家。在中央的大力號召下，各級黨委政府對于在村落中推進集體經濟都高度重視，努力貫徹落實。在湖南安鄉縣，“1951年冬，縣委執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關于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指示，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辦法，在三區官當鄉（這里的鄉是指村，當時叫小鄉—引者注），五區槐圃烷鄉，六區萬余洲鄉，組織勞動互助友愛組。至1952年底，辦起常年互助組34個，季節性和臨時性互助組962個，入組農戶7024戶，占全縣總農戶的16%”。
村落是傳統農業經濟中的基本空間范圍，中國共產黨在重建鄉村經濟結構時，不得不考慮到這種傳統的空間因素。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集體經濟的范圍不能超越出村落空間。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客觀現實下，農村集體經濟單位的組成范圍不可能超越出傳統的村落。這是由于耕地的空間分布和人工耕作的有效范圍所決定的，傳統村落的耕地都是以居住中心呈放射狀分布，其邊界一般都是在人工運出肥料、運回收成的最有效范圍里。這個范圍太近，耕地太少，不足以養活本村落人口：這個范圍太遠，勞動效率太低，村落就會分支重建。這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村落經濟活動范圍。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基層政權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建立集體經濟的時候，盡量不超出村落的空間邊界。在華東地區，新政權對集體經濟單位的組成一開始就考慮到了村落的空間范圍，沒有讓互助組人為地擴大到村落空間以外的范圍。“據初步統計，各地互助組的規模，不論新區老區，小的3戶，大的10戶，一般在5戶左右。也有多至20多戶到一個行政村的大組，但這些大組下而，還分若干小組。分組的原因，第一是人多、組大，做活不便：第二是為了便于領導。這種情形，一般是和當地生產條件以及農民過去已有的經驗相適應的。”“為了便于掌握，在組織規模上，一般都是從小到大，從三五戶開始，或者在大組中再分成小組，在開始時切忌‘大呼隆’的偏向。”互助組是這樣，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這樣，合作社會規模必須與村落的空間范圍相應，也就是最好以一個自然村組成一個集體經濟單位的合作社。這無論是在老解放區，還是南方新區都是如此。東北局在總結經驗時強調：“農業生產合作社初辦的時候，集中程度不宜太高，經營范圍不要太大。有的縣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集中居住，土地集中，結果增加了試辦中的困難。目前，一般的每個社都由10戶到20戶或由同等戶數的一個自然村組成。”然而，隨著合作化運動中急躁情緒的不斷加劇，經過初級社、高級社，集體經濟組成單位的空間范圍越來越大，特別是到了高級社階段，規模都比較大，是幾個村落的聯合。“兩年以后，就是1956年，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之下，農民就糊里糊涂地，從基本合作社被編成‘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合作社與基本合作社可說是大大的不同。第一，它的規模大得多，每一社有300戶農家。我們這區鄰近的村子，包括林村、山頂村、泥窟村，通通合在一起，才形成一個高級合作社。”事實證明，這種超越自然村落空間邊界的大規模集體經濟單位，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所以后來被迫作了調整。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營規模，并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
對村落自然經濟的改造，構建村落集體經濟，是中共改造鄉村村落的重要基礎性內容，對于破除幾千年來村落自耕農經濟有著重要的意義。后來國家通過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購統銷”政策，將村落經濟完全控制起來，長達幾千年的村落自然經濟就被納入到國家的整體經濟行動中去了。初級合作社發展成為高級合作社。每個村莊都有一至兩個這種高級社，“它們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擔當地的公共工程項目和從事福利事業，這些在帝制時代是士紳領導階層分內的事”。
三、以階級關系紐帶取代血緣關系紐帶
如前所述，傳統鄉村村落空間的結構支柱是宗姓的血緣關系，它是維系村落空間的最基本紐帶。這一紐帶將不同等級（階級）關系的村落成員整合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模糊了村落中不同等級（階級）成員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實際上在維護村落空間中一小部分“精英”成員的經濟利益與社會地位，不利于在現代社會關系理念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的實現，制約了村落全體成員生產積極性與主動性的發揮，妨礙了鄉村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中共必然要對其進行改造。用階級關系取代血緣關系，打破鄉村村落的宗姓空間，建立新型的以階級關系為前提的鄉村社區，是中國共產黨改造與重建鄉村村落空間的重要目標。
用階級關系來分析社會結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也是中共一直沿用的理論方法。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就對鄉村村落中的階級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鄉村村落中的宗族關系只不過是掩蓋剝削和壓迫的階級關系的表而現象，是鄉村村落中的既得利益者欺騙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工具。因此，要對鄉村社會進行變革，就必須首先在理論上揭穿這種假象，讓廣大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認識到，同一村落空間下同宗同姓的人，就是壓迫和剝削他們的人，他們在口頭上宣傳同宗同姓的血緣關系，但實質上并不妨礙他們對同宗同姓者的利益掠奪。毛澤東將村落空間中的家族內部的壓迫和剝削，稱為“族權”，與其他三種統治的權力并稱為中國農民的四大繩索。這一理論的框架，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指導鄉村社會改造與建設的最基本理論依據。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強調一定要將農村社會的階級關系弄清楚，其目的就是要利用階級關系來解構傳統的血緣關系，為貧苦的階級反對富裕的階級提供依據，為農村革命提供動力。毛澤東在調查農村社會基本情況時強調：“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1933年，為了更好地指導根據地的土地改革，毛澤東撰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詳細地說明了在鄉村社會中，階級劃分的不同標準。
新中國成立后，打破舊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村落空間，建立以階級關系為紐帶的行政社區，基本上沿用了根據地時期劃分階級關系的原則和方法。在各地新解放地區的土地改革中，其前期的重要工作就是對村落中的階級關系進行普查，劃定階級成分，成為各根據地建設，特別是重新分配鄉村社會資源的最基本依據。為了更加有力地推進這項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印發了《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一文，重申了1933年《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礎上作了適當的補充和修訂，作為各地土改中的綱領性文件。其基本的指導思想是，要在土地改革之前，將每個鄉村社會成員的階級屬性確定下來，根據不同的標準，打破原來村落空間中，同一個宗姓中表而上身份平等的假象，真正呈現出同一村落空間中不同階級關系的差異地位，從而徹底切斷同一村落中的血緣紐帶關系，為切割傳統的村落空間，建立新型的鄉村打下良好的基礎。“階級意識的形成意味著家族意識的削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家族體制被有計劃地打破，階級意識不斷上升。階級意識從觀念形態上超越了血緣關系，它不再依據人們在血緣關系中的地位劃分每個人的身份，而是依據人們在社會經濟政治中的關系和地位劃分每個人的身份”。將村落社會關系重新建立與經濟資源分配緊密結合起來，這是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肢解村落空間血緣關系紐帶的最有效手段。將原來籠統混沌的、以血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劃分為兩個最基本的、以財富占有多寡為基礎的群體：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縱“在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不斷宣傳和啟發下，農民的宗族觀念開始淡薄，‘親不親一家人’的口號，開始被‘天下窮人是一家’的口號所取代。”
比如在廣東豐順縣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干部下到農村，與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扎根串連，訪貧問苦，發動群眾向地主進行斗爭，此為土地改革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分田分地”。可以看出，鄉村村落土地改革的前提就是先要打破血緣關系紐帶下的虛擬共同體，形成分化的階級關系，從而達到瓦解血緣關系，建立階級關系的目的，也只有這樣，才能說明土地改革及其他村落社會改造行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四、用國家政權直接監管取代村落自治
打破鄉村村落空間的封閉性，特別是改變國家政權與村落之間的相對隔絕狀態，使國家（包括政黨）權力與政治觸角進入村落，實現國家對村落的有效治理和管控，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改造村落空間的又一個重要目標。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要對千百年來鄉村自治的基本制度—保甲體系進行徹底的摧毀。封建保甲制度是鄉村村落空間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村落空間得以維系與發展的政治保障。它是對村落宗姓權力的有效補充，同時又發揮了國家政權與村落空間的中間代理人角色，在保證村落空間的獨立自治又不至于走向國家政權的對立而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方而，它以國家權力的默許或委任，對鄉村村落的秩序進行必要的治理和管控：另一方而，它又以村落自治的民意，與國家權力進行利益談判與博弈。村落空間與國家政權體系在形式上是相對獨立的，但實質上又不是完全隔絕的兩個空間。這兩個空間體系之間的通道就是保甲制度。
它充當了村落空間與國家權力這兩個不同系統之間的物質和信息交流互換的中介。所以，封建保甲制度的歷史與封建社會的歷史一樣悠久，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前的里、亭體系。
為達到國家權力進入村落，取代封建宗法權力的自治，打破封建保甲制度代理自治體系的目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首先在軍事管制的基礎上，宣布廢除一切舊有的村落空間權力體系，對宗姓權力和保甲權力的掌握者采取強制措施。如在湖北“全省71縣、553個區、15956個行政村中（城鎮區村不包括在內），已有12000多個村組織了農會，有4819個行政村的政權較徹底地實行了改造，有7380個村政權亦在采取委派制，廢除保甲，逐步進行改造中。”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可控的鄉村治理體系：選派工作隊進入村落空間，由工作隊控制村落的政治資源、話語資源。然后組建以農會為基本框架的村落權力體系，經過物色和篩選，把政治上最可靠的村民組織起來，通過他們來取代舊有的宗姓族權和保甲權力體系，實現對村落的有效治理。農會在土地改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上級派來的土改工作隊一起，劃分村落中的階級成分，教育和動員農民，分配土地和浮財。在這些重大行動中，原有的村落權力體系完全沒有參與，基本實現了新的權力體系取代舊的村落權力體系。
然而，農會畢竟不是規范性的國家政治勢力，它只能是國家權力體系的委托。農會權力對村落的治理并不是中共改造村落權力體系的最終目的。最終目的必須是規范的國家權力體系的縱向組成部分，也就是必須是垂直于國家最高權力的基層政權。所以，在農村集體化開始以后，帶有自治性質的農會就慢慢地淡出村落的權力體系了。中共開始組建新的規范正式的村落治理政權。基層政權的建立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最早的思路是，取消村的名稱，不再以村的名義來劃分鄉村的治理單位，其目的是讓村的概念在鄉村社會中消失，讓村落空間自行瓦解。在農村互助組建立的同時，中共先在縣以下建立正式的基層政權，這種基層政權的管轄范圍基本是以傳統的鄉為單位的。為了與舊的鄉村社會治理結構相區別，在話語概念上盡量不用原來的名詞，所以用區來代替原來的鄉。將幾個村落合并在一起，成立鄉，在鄉上建立黨支部和行政權力派出機構。這種幾個村落合并的“鄉”，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原來的“鄉”變成了區，鄉的概念變成了幾個村落的聯合。當時一般將這種鄉稱之為“小鄉”，以與原來和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鄉區分開來。1952年湖南醒陵縣委“把劃小鄉提高到了‘革命的基本問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高度，本著‘大的躍進’和‘以鄉為基礎’的指導思想，劃鄉后鄉總數由154個增加到496個‘躍進’了3倍。鄉政權的再次細分，確實便利了行政的領導和控制”。從合作化開始一直到改革開放，在治理體系中，“村”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在小鄉之后，一般就是農業合作社，初級社的規模比較小，在有的村落中，有幾個初級合作社，到了高級合作社之后，其規模就越來越大，一般都是一個村有一個合作社，甚至幾個村合并成一個更大規模的合作社。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村落又演變成為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生產隊一般是一個自然村落，生產大隊是相近自然村落的聯合。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過程中，自然村落的人員、資源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動，如本村人在外村分得了土地和住宅，就遷移到其他的村落去居住和生產了。這一人員和資源的流動過程，也就是對原有的村落空間的瓦解過程。這一過程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就基本上打破傳統村落自治狀態，國家權力直接進入了村落，并對其實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控。
五、用中共意識形態取代儒教道德倫理
儒教意識形態是村落空間的精神支柱，是村落文化的核心內容，儒教意識形態不僅是村落社會外在秩序的重要規范，而且是村落民眾保持內心和諧的邏輯基礎。村民們不僅僅用儒教的倫理來規范自己的外在行為，而且還要用儒教邏輯框架建構自己的內心世界。儒教倫理和邏輯是建立在維持封建社會的外在社會秩序和內在精神世界需要的基礎之上的，它與現代社會的要求是相矛盾的，甚至是妨礙現代社會建立與發展的。因此，自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社會各種政治勢力在提出中國現代化方案的時候，對鄉村傳統儒教文化的改造是其中必然內容。中共當然也不會例外，其立場一直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要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在鄉村推行的全新文化形態。毛澤東將這種文化稱這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在鄉村社會，要達到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目的，就必須對村落空間中的儒家倫理和規范進行改造。
要瓦解儒教文化體系，最重要的就是剝離村落空間中儒教文化的經濟基礎。觀念形態的文化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離開了經濟基礎，文化就失去它的載體與介質。“新政權通過從根本上摧毀其賴以存在的物質根源而廢比鄉村道德空間與儀式發揮作用的做法，在現實中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在村落空間中，儒教文化的載體就是宗族體系，它為村落文化活動提供支持的場地、經費和器材，如宗族公共祠堂、為祭祀活動提供經費支持的族田、文化表演的器具等等。這些是村落中儒教文化傳承地、散播的重要物質基礎。中共在進入村落空間之后，結合土地改革等社會改造運動，對村落空間中儒教文化的物質基礎進行了抽離。《土地改革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為宗族文化活動提供最主要經費的族田被沒收，就讓村落空間中的傳統文化活動難以進杭“村中宗族、家族所擁有的土地已收歸集體所有，原有的宗族祠堂等建筑物亦多被沒收或毀棄，各宗族已沒有公共財產，原有的宗族族規、族約和族訓不為人們承認，早已失去權威和約束力。”祠堂是村落空間文化活動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場所，承擔著村落空間中文化中心的功能。中共進入村落空間后，首先將這一中心沒收，將其改造成為新政權、新社區的活動場所，使得村落空間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地盤。
破除儒教文化體系之后，新政權大力推進新文化進村落的宣傳、發動和組織實施工作。在對村落舊有文化活動進行改造的同時，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用一種全新的精神觀念體系和意識形態替代村落空間中的舊有文化系統。鄉村社會總是需要文化產品的，人們總是需要理論框架和邏輯體系來解釋外在的物質世界、去指導自己內心的精神活動。在禁比村落空間中舊有文化的同時，必須要給他們提供一套能夠承擔這些功能的文化系統“土地改革伊始，宣傳教育先導。宣傳的內容：一是講社會發展史，使人民群眾認識“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第一，宣傳無神論。舊有村落空間的意識形態基礎就是有神論，將一切的終極價值延伸為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是村落空間社會規范與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礎。針對這一現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生政權大力宣傳無神論，努力從根本的文化基礎上，摧毀村落空間的意識形態存在的條件。每個進入村落的工作隊同時就是一個宣傳隊，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利用村民能夠理解的途徑和方法宣傳無神論思想。特別是通過宣傳普及最基本的科學文化知識，幫助廣大村民用科學知識來解釋身邊的自然現象和生活規律。如讓村民們明白：風雨雷電是一種自然界正常的現象，既不是上天或者其他的神靈的安排、也不是祖先在天之靈操縱。在福建龍泉縣“1956年，農村黨支部和農業合作社，配備政治教員（義務），以社為單位建立宣傳教育站，生產大隊設宣傳員小組”。普遍開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
第二，倡導自主意識。村落空間中的宿命論觀點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觀：人的命運不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是由諸如菩薩觀音、上天祖先之類的超自然力量的安排。村落空間的權威精英是這些超自然力量在世俗界的代表。因此，他們也可以安排普通民眾的命運。一般村民就形成了非常強烈的依賴色彩，對于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不是積極的爭取，包括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身命運、實現美好生活的意識都相當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識非常淡薄。中共進入村落空間后，在對宿命論批判的基礎上，大力宣傳自主意識，如同《國際歌》所唱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政府的社會改造計劃在意識形態領域非常成功。獨立自主、自由戀愛、男女平等這些新觀念通過政治教育、宣傳機器、娛樂活動等方式被引進了村子。”在長沙縣，1949年下半年“主要是配合中心工作宣傳黨的政策。在民主建政中，側重宣傳民主建政的原則，講人民要翻身必須自己當家做主的道理，激發人民群眾參與民主建政的積極性和提高其當家做主的意識。”
第三，強化斗爭觀念。由于有神論的主宰和宿命論的影響，在村落空間中血緣關系下，村民們長期忍受著極大的痛苦，而不敢起來進行抗爭，沒有反抗的精神和斗爭的動力，使得村落空間長期穩定在宗法秩序中，阻礙了鄉村社會的發展進步。中共進入村落空間后，倡導一種斗爭的精神，以村落中的階級矛盾為基本動力，激發廣大村民的反抗意識與斗爭精神，通過這種意識和精神，推翻妨礙鄉村社會進步的反動勢力。“一方而運用訴苦、對比等方法，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自覺起來同地主階級作斗爭。”
六、中共改造村落空間的路徑和方法
新中國初期中共對村落空間的改造總體上來說是成功的，基本達到了瓦解村落宗法空間的目的，將其納入到國家現代社會建設的總體進程中來，為即將開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加速推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之所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如此復雜艱難的歷史任務，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生政權采取了正確的路徑和方法，制定合理的行動方案和推進程序。
第一，以強大的政治壓力為改造提供行動保證。村落的空間結構是一個自然經濟、宗法制度與儒家文化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在中國社會延續了千百年，具有極其強大的外在應對和內在的自我調適能力，要對其改造是有著較高難度的。中國共產黨在運用民主革命時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對村落改造的方法與路徑的認識，將以軍事力量為后盾的政治壓力強勢介入，為村落的改造提供強有力的行動保證。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建設的最重要的行動保證就是正式武裝力量的存在，毛澤東將其稱之為農村根據地建設的根本前提。后來他在總結民主革命基本經驗的三大法寶時，將武裝斗爭作為最首要的法寶。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村落傳統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新政權的進入存在著較強的拒斥動機和能力。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首先進入村落的是帶有武裝力量的工作隊。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前，中國共產黨對村落基本上實行的是軍事管制，進入村落的人員是最先到達本地的軍隊干部，后來才有一些地方干部和農會積極分子加入進來。軍事干部進入村落后，對于膽敢反抗的村落反動勢力予以堅決的鎮壓和打擊，并通過剿滅土匪、鎮壓反革命等行動，對村落中的落后反動勢力起到了震懾作用，對中間勢力起到了團結和爭取作用，對一些積極進步的勢力起到了鼓勵和支持作用。在湖南漢壽縣：“1950年11月，全縣開展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主要打擊匪首、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1955年，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殘余反革命分子乘機搗亂，暗藏在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動，同年6月至1956年開展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罪犯264名，有294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第二，以資源的重新分配為改造凝聚群眾的基礎。要對村落進行改造，關鍵在于把村落中大部分村民爭取過來，讓他們參與到對村落舊有的經濟體系、宗法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對中來，從而為村落改造凝聚必要的群眾基礎。要把文化水平較低的村落民眾吸引過來，給予一定的物質利益是前提，如果僅僅依靠一般的爭取是很難取得預期效果的。中國的農民是非常務實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在于在根據地的建設中，通過以土地為中心的經濟資源再分配，給予村落民眾以一定的物質利益，從而堅定了他們跟中國共產黨一起革命的決心。新中國初期的村落社會改造，當然也不例外，特別是在一些革命基礎比較薄弱的南方偏遠地區，要爭取民眾更是如此。正是對村落民眾心理預期的準確把握，中共在對村落的社會改造過程，始終將經濟資源的再分配作為一個重要抓手。首先是通過土地資源的分配，贏得了村落民眾的支持，用這種方式使村落民眾從血緣關系的紐帶中脫離，動員村落民眾為獲得耕地反對原來壓迫和剝削他們的同宗同姓的村落權威。后來在集體化的過程中，通過合作社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和分配，將村落原有的空間打破。如以幾個村落聯合成一個合作社，將村落民眾的居住地進行調整，打破了原有的村落同一宗姓的格局。在新解放地區的很多村莊，民眾懾于村落權威的壓力，一開始對中共新政權的村落改造的方針政策并不是特別的響應。中共通過土地分配，使廣大村民真正得到了實惠，而且新政權對村民得到的實惠進行了保護，村民的積極性才調動起來，共同參與新政權對村落的改造行動。特別是在后來的“統購統銷”實行之后，村落的經濟資源分配基本被國家所控制，這一政策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對村落宗法空間的改造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論者指出：“統購統銷體制于1953年推向全國后，在實際運作中逐漸呈現出一種泛政治化的特征。地方在推行統購統銷過程中，基本上采取的是政治化操作。”通過對經濟資源分配的有效掌控，引導社會變革的路徑和方向，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改造村落空間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廣泛的宣傳動員為村落的社會改造營造良好的氛圍。通過宣傳喚起廣大民眾對自身政策的理解，并進而獲取最廣大民眾的支持，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工作的寶貴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村落的社會改造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這一經驗運用和發揮到更高的境界。無論是經濟資源的分配，還是對村落權威的打擊，中國共產黨都是通過廣泛的宣傳，進行了充分的發動，讓村民們理解其意義。從而營造出村落改造的有利氛圍。“為確保經營方向正確，激發愛國主義精神，合作社開始訂閱省和全國性的新聞報刊。”用村民能夠理解的話語，通過村民們能夠接受的形式，進行宣傳和動員。在湖南雙峰縣，“建縣初期，全縣組織2900多名宣傳員、報告員，運用墻報、標語、廣播筒等形式，進行籌糧支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的宣傳，。"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后，全縣出動7500人的宣傳隊伍，運用廣播筒、黑板報、文藝演唱、幻燈、標語等形式，集中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如在經濟資源分配過程，并不是用土地改革這些書而和規范的語言，而用“土地回娘家”這樣通俗易懂的話語，讓廣大村民了解土地本來就是自己的，只不過長期以來被村落中的統治者霸占了而已，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就是要支持和幫助大家把自己的土地拿回來。土地要拿回來，而且不再被統治者霸占，就需要對村落原來不平等的秩序和制度進行改造，這些改造必須依靠廣大村民的自身參與，僅僅只有共產黨派來的工作隊干部是遠遠不夠的，沒有村民的參與，得到的寶貴土地，很有可能被統治者再奪回去。“在農民群眾中開展‘誰養活誰’的討論和訴苦串連活動，提高干部、群眾的階級覺悟，推動了各項民主改革和政治運動的開展。”通過這樣的宣傳，廣大村民的熱情被激發出來，村落改造就形成了非常有利的氛圍和環境。
由于各種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在村落改造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快速的改造過程中，對村落空間中的人和事有簡單甚至粗暴的現象，沒有很好地甄別改造對象，打擊而過寬，打擊程度偏重，冤枉和傷害了一些人，對村落傳統道德倫理的改造有一刀切的現象，沒有將村落文化中一些合理有效的成分吸收到現代鄉村社會的建設中來，對后來鄉村社會道德秩序的建設產生了一定的負而影響。但不能因存在這些偏差和失誤而影響對這一時期村落社會改造的總體上的成績和基本而的肯定。不管怎樣，這一時期的村落社會改造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照價值。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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