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三代以上，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祖上都是農民。將近兩千年來，小農經濟已經成了中國傳統的DNA。中華民族依賴小農經濟養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一語道破：中國就是鄉土社會，小農意識深深地扎根在中國的國民性格之中。
但中國并非一開始就是小農經濟。從戰國時期，直到漢代初期，中國的城市工商業相當發達。如果一直沿著這個方向演變，中國未嘗不會出現類似古代希臘那樣的城邦文化。歷史的洪流在漢代轉了一個大彎。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的研究，中國在漢代才出現了獨特的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一生產模式的出現，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戰國時期，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商業繁榮。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提到了鹽商猗頓、鐵商郭縱、畜牧起家的烏氏倮、以及能夠獲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業家巴寡婦清。《漢書》里關于巨商大賈的記載更為詳細。《史記》寫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業的興旺，一是得益于戰國時期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而這是借了各國為打仗紛紛修路之便；二是得益于戰國時期的大國比春秋時候的封國規模更大，市場規模更大，人口和貨物能夠流通的范圍更廣；三是得益于貨幣制度的發展。漢初的商業繁榮，亦得益于戰后的“和平景氣”：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這是一種以城市為重心、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由此帶來的那種意氣風發的市井社會，也顯得格外別致。《史記·游俠列傳》中寫到的那些個性鮮明的俠客，大多生于閭巷，而非寄身畎畝。
由亂至治之后，人口逐漸增長。據估計，西漢時期人口的增長率大約為1.6%。在一個傳統社會中，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長率。西漢時期，人口總額至少翻了一番，或許翻了兩番。在一些核心地區，人口壓力逐漸凸顯。西漢初期，官府試圖減少農民的賦稅負擔，但仍然無法緩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遷移，尤其是遷至具有戰略意義的北部邊疆。然而，開墾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終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四處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漢初年，就有像賈誼、晁錯這樣有遠見的大臣上書，要求朝廷采取措施發展農業。西漢初期的應對措施是重本輕末，認為農業是本，商業是末，一方面提高農業的地位，另一方面打擊商業。漢景帝時期就曾經打擊閭里豪強，但最具殺傷力的還要算漢武帝時候的“算緡令”和“告緡令”。
漢武好大喜功，四處出擊，大興土木，自然入不敷出。算緡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種財產稅。一緡折合一千文。富豪家中財產，每兩緡抽取一算，約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稅率折合6%-10%。乍看似不高，但這次出臺的新稅已經比舊稅提高了五倍。此外，官府還要征收車船稅。《史記.平準書》寫到，算緡令公布之后，“富豪皆爭匿財”。于是，漢武帝又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告緡”運動。
所謂“告緡”，就是發動群眾斗地主，鼓勵群眾揭發隱瞞財產的商賈。一旦被告發，這些商賈的財產就要被全部沒收。告發者將得到大大的獎勵：“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富豪家財的一半都賞給告密者了。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多被告發得傾家蕩產。后來，漢武帝派出工作組奔赴各地，清理告緡罰沒的財產，得到財物數以億計、奴婢上千萬。大縣罰沒土地數百頃，小縣也有百余頃。大約十年之后，告緡令才最終廢止。
許倬云談到，這場告緡運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從此之后，富人們不敢再投資于工商業，而是轉而購買土地，因為土地不屬于征稅對象。加之商業稅嚴苛、農業稅優惠，這更鼓勵商人們投資土地。這導致土地價格上揚，普通農戶無力購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塊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緡令是一個來自經濟系統之外的外部沖擊。經濟系統遇到外部沖擊自然會偏離原有的軌道，但逐漸會調整回去。若從根本上講，中國的小農經濟，很可能跟種植本土農作物需要的技術有關。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就曾經提出過類似的假說。各種農作物差異較大，因此種植不同農作物的文明也表現各異。歐洲種植的小麥易收耐寒，但產量太低，大約播一收五，即產量是播種的種子量的五倍左右。東亞種植的水稻產量高，但需要付出大量的勞動。美洲種植的玉米易于成活、產量最高。布羅代爾講到，正是由于種植玉米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而且不占用太多的人工，才有可能調動那么多空閑的人力去修建瑪雅人的巨大金字塔、庫斯科的巨墻或馬丘比丘。
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主要糧食是稷、黍、麥和稻。稷、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作物，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是中國人的主要食物。一說麥來自西亞，也有觀點認為中國自己培育出了麥。麥要到漢以后，才獲得了主要食糧的地位。中國人的食糧素稱以五谷為主。五谷究竟包括哪幾種作物，尚有爭議，但像稷、黍、粟、菽這些中國北方的禾谷，或是從狗尾草的變種演化而來。
禾谷的優點是抗風、耐旱，適合北方的氣候。但種植禾谷也有不利之處。分量較輕的谷粒很容易從谷穗上脫落，來年自己發芽長出來。要想提高產量，就得不斷地除草間苗、深耕保墑（在中國北方，只有將土地的表層翻耕，打碎覆蓋耕地地表的細小顆粒，干燥的黃土地才不會很快失去水分）。中國的農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艱辛的勞作，從播種之前，到收割之后，都要不斷地耕耘土地、芟除雜草，中國的農民在這些農活上付出的勞動和時間，超過了播種和收獲時所需的勞動和時間之和。“鋤禾日當午”，就是寫照。中國的小農經濟是精耕細作的農業，這和種禾所需的勞作是有關的。
種稻亦然。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插秧的技術，農民在淺平的秧圃培育稻秧，這能夠節省稻田的面積，提高產量，但代價是農民不得不再把秧苗移植到大田中去。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因此農民還得花費大量的時間灌溉。布羅代爾就曾經講到，一位在中國旅行的傳教士驚奇地發現，中國的農民不用馬拉水車，而是自己用腳踩動機器，“輕松愉快”地踩一天。
由于土地稀缺，漢代農民為了改良土壤，付出了艱辛努力。歐洲的農民土地廣闊，可以拿出很多土地休耕，而休耕地可以用來喂養牲畜。牲畜的糞便再用來做肥料。中國的農民不可能這樣“奢侈”，他們只能對有限的土地連續耕種。中國的肥料包括綠肥和糞肥。雜草腐爛之后，變廢為寶，可以改善農田土質。糞肥則只能用人的糞便、豬和雞鴨的糞便。用糞肥改良土壤、有限的家畜飼養，表明漢代的農民不得不采用小農經營的方式。
古代的農書，比如《氾勝之書》的記載上說，漢代的單位面積畝產非常之高，兩個勞動力種十畝田，所得糧食可供他們兩個人吃26年。這一記錄是否可信，仍待考證，但較有把握的是，到了漢代，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已經大致成型。西漢末年制鐵技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東漢時期已經可以用熟鐵制造農具。但漢代的農具一直流傳至今，無論從種類，還是每一種類的細節，居然都和今天的農具極其相似。
說起小農經濟，人們往往認為小農經濟就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其實恰恰相反。如果是大的莊園，各類農作物、各類手工作坊齊全，才有可能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是無法自給自足的，許倬云講到，中國的小農經濟是重商的小農經濟。
從九月以后，田間的勞動就告一段落，農閑時光，人們會從事農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賺取現金的活動，比如加工食品、紡紗織布、金屬加工、制革制陶，甚至做一些運輸和買賣。或近或遠的交易網絡，將零零散散的小農經濟交織在一起。農民參與的交易大致在兩個圈子里進行，一是方圓五十公里左右的小圈子（趕集趁墟），一是方圓兩百公里左右的大圈子（都市城鎮）。漢學家施堅雅提出，中國的農民參與市場活動有一個周期循環。若是天下承平，農民就積極參與到市場體系中，集市連著城鎮，城鎮連著遠處的市場，形成了區域性甚至全國性的網絡，而到了動亂時期，農民就會回撤，以至于一個村子完全地與外界隔離，形成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
中國從漢代開始，就出現了精耕細作的、重商的小農經濟。這一轉型肇始于政策的劇烈沖擊，但歸根到底，是在中國獨有的資源稟賦條件下做出的一種最優選擇。一旦走上了這條演進道路，歷史就從此景色大異。兩千年一彈指。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許倬云，《漢代農業：中國早期農業經濟的形成》，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譯本。）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2016年11月1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