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來說,如何超越村落研究是我們面臨的一大困惑,而為解決這一困惑所做的種種努力也成為人類學發展的一大動力。在這一問題的觀照下,許多超越村落研究的人類學研究路徑被提了出來,其中關于流域的人類學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人類學的發展還處在村落田野和鄉村民族志階段,如何走出這一階段一直是中國人類學者們探討的課題。近日在西南大學舉行的由人類學高級論壇秘書處主辦的第十五屆人類學高級論壇,便對此做了有益的探討和大膽的嘗試,40余位學者以“人類學與流域文明”為主題各抒己見。
人類學家格爾茲在論文集《可鑒之光》中討論人類學學科發展時認為,“我們的困惑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學科發展面臨困惑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學科的幸運,可以讓一個學科在問題解決過程中保持生機和活力,避免學科發展的“內卷化”。對于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來說,如何超越村落研究是我們面臨的一大困惑,而為解決這一困惑所做的種種努力也成為人類學發展的一大動力。在這一問題的觀照下,許多超越村落研究的人類學研究路徑被提了出來,其中關于流域的人類學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流域人類學被作為一個學術方向的提出,將人類學的研究視野從村落擴展到了流域,同時對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創新提出了挑戰。與會學者大多肯定了流域研究在人類學研究內容或對象的新嘗試。
在主旨演講中,中山大學周大鳴教授從珠江流域族群和文化研究的不足,指出了超越行政區域和族群的流域研究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珠江流域現有的研究,或者過于偏重以行政區劃為單位來進行研究,或者過于偏重以民族為單位展開研究,兩種路徑都無法對珠江流域內的族群差異和互動的復雜性進行整體性的研究,而從流域的視野展開研究,則可彌補兩者的不足。所以,珠江流域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的現實狀況,迫使我們在人類學研究對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方面進行反思,從而為流域人類學的提出創造了條件。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教授提出了村落不可以代表中國的命題, 指出流域文明的民族志書寫,對中國人類學的視野提升和范式轉換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傳統民族志以村落為研究單位,必然面臨如何通過村落研究認識中國這一問題。流域研究則通過研究單位的提升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新的可能,同時流域研究也將推動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轉換,即促使一種超越傳統田野調查方法的線索民族志呼之欲出。所以,對于費孝通先生的江村而言,或許最佳的觀察視角不是局限于一個村落,而是放在更大的視野中,即可追溯到流域范圍。由此,江南的水鄉澤國可以在江村得以映照;與此同時,假若眼光不是聚焦于村落中的土地和人民,而是轉換到村落之中跟外部世界聯系在一起的幾乎是環繞開玄弓村的那條小河,那么作為劃時代里程碑的《江村經濟》一書就可能會是另外一種寫法和樣貌。
廈門大學彭兆榮教授則通過對良渚古城的結構分析指出了中國城市文明與流域之間的緊密關系,讓我們注意到在“鄉土中國”的底色之外,中華文明的另外一個面向。中國有以農耕文明彰揚天下的傳統,但“鄉土中國”只說明農耕文明,所以,“流域”的形貌與“域流”的屬性值得反思。西南大學田阡教授從費孝通學術發展的歷程出發,指出流域研究是在民族走廊研究以及多元一體格局的基礎上順勢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這個概念所凝煉的學術方向有極大的張力,那就是:方法論的轉向,從社區研究到區域研究;對象的轉向,從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學科的轉向,從人類學洞見到跨學科協同。顯然,這種張力無疑是突破人類學學術視野的一種嘗試。
在青年論壇中,南京大學楊渝東副教授以“敕建安瀾龍王廟”為例對大運河的治水政治與權力象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江南大學王華副教授則對傳統社會中太湖漁民的生存圖景進行了描摹,以“底邊”為概念對國家、社會與底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山西大學的郭永平博士則對宋金以降沁河流域白龍神信仰進行了研究;廈門大學趙婧旸博士則對閩江流域下游的族群格局和族群文化互動進行研究。這些具體研究表明了在流域研究的視角下所能取得的豐碩研究成果。此外,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介紹了川滇瀘沽湖流域文化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中山大學孫九霞教授的發言則探討了洱海邊雙廊鎮的勞工移民與社會融合問題。
在閉幕式上,臺灣地區“國立清華大學”黃樹民教授指出,對流域的研究,可以把人類學的研究引至一個新角度,即廣泛地從生態學、水資源管理、地質學等多元學科看待問題的角度。流域的人類學研究超越了單一村落、單一民族,以區域的整體視角來看待問題。這種嘗試,為突破人類學村落研究的瓶頸提供了一種可能。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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