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史、中日戰爭以及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來說，近百年以來的“滿鐵”調查資料絕不是廢紙一堆，其價值也不止于罪證那么單薄。它是那段沉痛歷史遺留下來的一項數量很大的文物，重要的是如何去偽存真，為今所用，少一點籠統的褒貶，多一點具體的分析和研究。
用“硝煙”和“塵埃”兩個詞來形容“滿鐵”調查資料似乎很恰當，前者揭示歷史——這是日本侵華期間留下的文獻報告，也是確鑿的罪證；后者描述遭遇——在各地的檔案室與圖書館被束之高閣，有些甚至與廢紙無異。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對其的評價是：“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質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紀（20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
推動并資助“滿鐵”調查開展的是組建于1906年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形式上是一家股份公司，但本質上是日本的侵華大本營，根據日本政府特定法令設立，代表國家意志、代行國家職能。從鐵路與煤礦的經營起家，發展到擁有70多個公司以及旁系機構，“滿鐵”就像一趟隆隆駛過的超級列車，監控運行與分析數據的就是調查部——如果換個說法，這個所謂的“國策機構”類似于現在常說的智庫。“滿鐵”第一個合同職員田村羊三曾經回憶：“調查部本來是滿鐵的一個部門，但實際上并不是一個部門，名義如此，但竟脫離了滿鐵的規章制度而開展工作，似乎有法外治權似的。不過我們滿鐵人從思想上，硬是支持這種特殊的存在。”
“戰后滿洲經營惟一要訣在于：表面上經營鐵路，背地里實行百般設施。”“滿鐵”首任總裁后藤新平被視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殖民地經營家，其推崇的一條經驗是要重視情報調查工作。在他看來，要在“滿洲”建立“文化統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調查機關，因為“舉凡近代的企業，應以科學的調查研究作為其合理經營的基礎，尤其是負有特殊使命的滿鐵，其專業范圍極其廣泛，為了推展公司業務，當然需要多方設置復雜而龐大的調查機關”。最早的調查部規定了三項業務，分別是一般經濟調查、舊慣調查與圖書保管，后藤新平邀來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擔任理事，這位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也因此成為“滿鐵”調查事業的奠基人。
“滿鐵”首任總裁后藤新平被視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殖民地經營家，其推崇的一條經驗是要重視情報調查工作
“滿鐵”調查部一開始關注的是“經營滿鐵所需要的舊習調查及關東軍事地志”，后來隨著業務范圍的不斷拓寬，工作內容又涉及社會調查、情報搜集、政策研究，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軍事，全都是調查目標。楊覺勇進行過統計，“滿鐵”調查前后完成了6200多份調查資料，“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亞洲知識的寶庫。”（就調查資料而言，吉林省社科院“滿鐵”資料館近年來統計的數據還要多一倍）此外還出版了一批調查期刊，包括《滿鐵調查月報》（由《調查時報》《滿蒙事情》演變而來，絕大部分內容與東北有關）、《北京滿鐵月報》（“滿鐵”北京公所對華政治經濟調查報告，后轉交上海事務所，改名《上海滿鐵支那月志》）、《蘇聯事情》（對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調查以及關于蘇聯的各國書報刊譯文）等。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員解學詩在《評滿鐵調查部》一書中指出：“滿鐵”調查機關可以分為三類，即一般調查機關、社業調查機關、科學技術研究試驗機關。各類調查機關及其隸屬關系隨著“滿鐵”機構的不斷調整經常變動，但三種類型始終如一，而三者間的活動界限也不是絕對的。值得一提的是，自成體系的情報部門、專以亞洲和世界為對象的東京“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日本現代化調查機關的楷模）、“滿鐵”公所和事務所因其共有的調查屬性，也應歸入調查機關的陣營。依據他的研究，“滿鐵調查部”只存在兩個時期（1907年3月至1908年10月、1938年4月至1943年5月），其他時間，名稱不同、職能各異的專門調查機關一直在運行。在“滿鐵”本部，繼調查部后出現的是調查課，到1932年撤銷；接替的是經濟調查會和產業部，在1938年讓位于調查部，次年擴大為大調查部；1943年又改為調查局。
1908年，后藤新平離開“滿鐵”，與“滿鐵”本社幾乎同時設立的調查部（一級機構）改為調查課（二級機構），但在“滿鐵”調查活動中依然扮演中樞角色。調查課的人員構成起初以東亞同文書院的勢力為主，1919年起，京都帝國大學與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被招入“滿鐵”，如伊藤武雄、嘉治隆一、石浜知行等，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難以避免。第一任調查課長是曾在臺灣參加舊慣調查的川村鉚次郎，他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調查首先要用腿跑路”。在進行地勢、水質、道路、資源、人口等項目的調查時，必須做到這一點。當時只有14個課員，川村鉚次郎要求每個人進行獨創的研究，寫報告從不限制截止時間。嚴格、嚴謹都是調查研究工作之必須，但他過于注重個人的專家主義，因而調查方法難以改善，調查水平未見提高，影響了調查計劃的整體實施。作為繼任者的第二任與第三任課長，島村孝三郎、唯根伊與都在強調“必須根據事實來進行調查、擬定計劃”，不過兩人任期較短，業績平平。
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石川鐵雄（第四任課長）對調查課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反對個人的專家主義，提倡導入科學的方法，比如《滿蒙全書》就是“以調查方法近代化為基礎”。當上課長后，石川鐵雄的一大舉措就是建立資料室。他把課員們召集在一起，對調查方法重新進行研究，搜集那些散失在社會上的書籍、雜志、報刊，制作資料卡片與目錄索引，主要是“滿洲”和中國政治、法律、經濟方面的文獻。其次是擴大了調查課的作用。當時中國形勢正陷入混亂的漩渦，產生危機感的石川鐵雄希望從中找到可能會波及“滿洲”的因素，避免局面出現惡化，遂開始調查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后來出版了《勞農俄國研究叢書》與《俄國經濟調查叢書》。
對于俄國的研究，“滿鐵”調查員提交的報告堪稱“精確”。《滿鐵調查部內幕》的作者草柳大藏在書中講述了一個頗有說服力的故事：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要研究西伯利亞的森林資源，跑了很多大學圖書館，也包括國會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有的過于專業，有的過于片面，實在不能讓人滿意。焦頭爛額之時，“滿鐵”調查資料成了“救命稻草”。這僅僅是一個鐵路公司發行的資料，上面也沒有調查者的名字，這位官員起初不以為然，讀完以后，他表現得又驚又喜：“讀了這份資料，其他的書籍就不用讀了！”據說在這份報告里，記載著西伯利亞森林的位置、樹種、生長速度、采伐方法、運輸路線，甚至還寫了在森林里棲息的動物種類及其習性。
“滿鐵”調查員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所學的專業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商業、工學、農業等。在他們中間，不乏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等名牌大學的高材生。有一種說法，在“滿鐵”調查部任職的人員當中，僅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學生就有百余人，大部分人擔任重要職務或作為業務骨干從事調查工作。京都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等高校的畢業生也不少，一些人甚至還有海外留學經歷。進入“滿鐵”，任何人都必須參加“漢語”考試，分為一二三等。三等及格者發給“獎勵津貼”五元，而當時日本名酒櫻宗正的價格是每升一元。如果三等不及格，那么就是“準職員”的待遇。
“滿鐵”調查員把“資料”和“調查”看作是一輛自行車的兩個輪子，頭兩年的主要工作是從事報紙雜志的剪輯和讀書。每天早上分配給每個人五六份外國報刊，從中摘出需要的地方并用紅鉛筆把它勾劃出來，為此至少需要花上兩三個小時。熟練以后，這項工作午前就能完成，午后就可以用來讀書。在“滿鐵”的圖書館，想讀的書應有盡有。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伏爾加《經濟年報》《列寧著作集》《一九二七年提綱》，這些在日本都是禁書，連藏書都是危險的，在“滿鐵”卻能自由閱讀。誰在圖書館找不到需要的書，提出要求基本上都會想辦法購買。日本戰敗后，“滿鐵”調查員具島兼三郎回到九州帝國大學，當他走進學校圖書館時，立刻感到了落差——“仿佛是從一個現代化的大工廠，突然被攆到一個家庭手工業作坊。”
讀資料的階段結束后，就被允許出去調查，究竟調查什么完全由調查員自己來決定。在草柳大藏看來，當時調查部的兩個特點是“自由”和“田野”，特別是走路這一傳統（只靠資料來東拼西湊寫報告，那是絕對不允許的），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彼時在日本大學生中間，畢業去“滿鐵”調查部或是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為一部分人的奮斗目標。京都大學著名的人類學家今西錦司很早便采用了田野調查的方法，他從來不把那種只知在研究室中涉獵文獻類型的研究員放在眼里。“要想從五種資料中取得十種意義，那就得善于細聽資料的喃喃之音，能否聽得出資料的這種微細的聲音，就是靈感之所在。所謂科學就是在這種喃喃細語的引誘下，鍥而不舍地窮原竟委才能取得的。所以，一看出新事物的苗頭，就要抓住它繼續深入下去，在深入鉆研的過程中，才開辟出更新的途徑；做學問的樂趣也正是在這里。”
在調查課時期，“滿洲舊慣調查”、一般經濟調查、“北方調查”并稱為三大調查。在“滿洲舊慣調查”之前，已有“臺灣舊慣調查”，其后又有“中國慣行調查”。不同的是，“滿洲舊慣調查”僅僅是土地關系調查，沒能涉及農村的慣行，調查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負責調查官田和旗地的天海兼三郎，做了一個多月的田野，每天訪問一個村落，其間碰到了不少困難。有時剛和受訪者說上幾句話，立刻有人過來阻撓，生怕農民的權益受到侵害。如此一來，準確性就受到了影響，況且很多結論是以古籍史料為基礎，實地調查的意義大打折扣。至于參考的古籍，有《大清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盛京通志》等，調查員們在解讀古漢語文獻時經常會不知所以然。1935年底，出版了包括《一般民地》《蒙地》《皇產》《內務府官莊》等一系列調查報告。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員曹幸穗認為，這是“滿鐵”采用法律社會學的理論模式在中國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的開端，為后來在華北地區開展的農村社會習俗調查積累經驗、培訓人員，提高了適應能力。比如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平野蕃，有一次下鄉去做調查，夜里被臭蟲咬得從炕上跳起來。他一笑了之，“如果你不能適應在睡覺的時候被臭蟲咬，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的農村。”
曹幸穗在《滿鐵的中國農村實態調查概述》中談到：“九一八”事變以前，“滿鐵”的農村調查重點在中國東北地區，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有關農村人口與經濟狀況，農業資源與農業生產條件等方面。事實上，“滿鐵”調查部設立沒多久，他們就從日本國內調來一批農林專家，對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業資源與生產狀況進行實地調查。此后，調查范圍逐漸擴大，調查內容也充實起來，發表了包括《滿蒙土地放貸參考資料》《從人口、耕地及農作物看滿蒙大勢》《滿洲氣象與旱地農業》等調查研究報告。
“九一八”事變后，“滿鐵”以自然村落為單位進行全面的經濟調查，目的是向“滿洲”殖民地統治者提供“立法和資政上的依據”。從統一的調查程序到統一的調查項目，從組織專門的調查人員到有針對性的選點調查，“滿鐵”調查走向了規范化和系統化，同時聯合情報部門組成了一支機構龐大且經驗豐富的調查隊伍，形成了建立在嚴密的學術理論之上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和農村經濟狀況調查兩大模式。在這個階段，有過兩次大規模的調查活動。一是前文所述的“滿洲舊慣調查”，二是由“偽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支持的農村經濟調查（1934—1936）。調查內容分為三部分：
圍繞租佃關系、雇傭關系、農家生計、農村社會等話題展開的“農村實態專題調查”。
1933年5月31日，隨著“塘沽協定”的簽署，“滿鐵”在華北地區的調查不斷升級，而作為這個時期的智囊，經濟調查會在華北最重要的調查活動之一就是冀東農村實態調查。擔任中國駐屯軍顧問的伊藤武雄是調查班的班長，為了實現司令部《農村組織化大綱》所要求的“農村組織化”，即“作為對華工作的一個側面，應將重點置于對民眾的把握上”，他花了一個多月時間進行前期準備，商討調查的方針與方法，并確定了六個調查要點：生活資料供需關系、地區特殊生產關系實態、農村金融實態、農村疲敝原因、合作社互助組的有無及其現狀、農村一般實態調查。伊藤武雄表示，調查表參照了美國經濟學家巴庫以前的項目而制定，理論上則采取了一位蘇聯學者的主張。
冀東農村實態調查共有14個小組，在《冀東地區內二十五個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中，第13小組針對平谷縣夏各莊、小辛寨、胡莊的調查方法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具體可以概括為四種：
一、一般縣市，向縣長、秘書、保衛團長、公安局長、政府顧問、城內布行糧棧雜貨鋪的主人進行口頭調查，并對縣政府的文書進行調查；
二、縣城調查，向縣長、秘書、公安局長、縣城內布行糧棧雜貨鋪的主人以及商會會長進行口頭調查；
三、農村一般調查，向鄉長、副鄉長和知情者進行詢問，查閱鄉公所的文書，不明之處訪問各農戶；
四、農家調查，對戶主進行調查。“農村一般調查”設置了55個項目、100多個與農村社會經濟有關的問題，“農家調查”包括26份專題調查表（如農家人口構成表、農業生產調查表、農業副產品收支表、畜產調查表、農家房舍調查表、農戶生活費、借貸關系表等）以及數百個調查細目。
1937年，“滿鐵”天津事務所又對平谷、寶坻、豐潤、昌黎等縣農村進行了第二次冀東農村實態調查，統計資料的精細程度超過了第一次。調查員之一的溝口房雄在戰后表示，“調查結果肯定不能認為是完全的，但在當時是相當努力的調查。”
“滿鐵”在華北地區開展的另一項大規模農村調查是屬于“中國慣行調查”中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一份調查部的內部文件闡述了調查的意義和必要性：“成文法不一定能在一般國民生活中被遵守”，而所謂“慣行”是指“給中國社會以秩序并構成社會準則”。如果日本不能正確把握這一點，那么“便不能指望以中國社會為對象而考慮制定的各種政策是否會順利推行”。由于慣行并非一成不變，因此還要找出其發生、演變的“社會經濟根源”。“法律性慣行”是主要調查對象，即“中國原有社會中成為社會規范的并由該社會統治力量定型化了”，這是“歷史、社會和經濟的產物”。“滿鐵”設定了六大調查項目，分別是土地法、財物法、債權法及商事法、人事法、自治制與特殊事項，就設定的細目來看（人的行為能力、階級、家庭、婚姻、財產繼承、職業社團、金融制度、勞動法等），涉及了社會、經濟與歷史的調查研究。
“滿鐵”調查部舊址掛牌“大連市重點保護建筑”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在調查方法上堅持“文獻調查”與“實態調查”并重，這也是從“滿洲舊慣調查”中所汲取的經驗教訓——后者太倚賴文獻資料，與新的形勢、新的問題存在脫節現象。另一個不同的做法是，“滿洲舊慣調查”入村前舉行宴會招待縣知事、縣顧問、村長以及縣里的顯赫人物，當然還有憲兵隊長；“華北農村慣行調查”是讓調查員住在縣公署或商務會的縣級機關，無論是前往村莊實地調查還是把農民叫到駐地詢問，他們的身邊始終都有武裝護衛。“用這樣的調查方式，能觸及舊中國農村被壓抑的勤勞農民的真實生活情感嗎？”當時參與策劃的野間清后來在回顧“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時指出：“大約可以想象‘在爐邊促膝談論生產之苦’的氛圍是不存在的。”
中國人民的抗戰節節勝利，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華北農村慣行調查這項自1940年啟動的龐大計劃最終在1944年半途而廢。在3年多的時間里，日本人對河北（昌黎、順義、良鄉、欒城）、山東（恩縣、歷城）兩省的六個縣實施了實地調查，通過談話記錄的方式形成了114份專題報告，戰后由日本巖波書店出版了六卷本《中國農村慣行調查》，這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詳盡的以村莊為單位的農村社會經濟資料。“此項調查……在必須是‘純學術’的主張中，的確也可能含有‘抵抗精神’。然而，對于原本就是以‘有助于帝國對華政策推行’為目的的調查，并未否定其調查的目的……在態度上非常強調‘純學術性’和對殖民地調查的‘不妥協性’，這個矛盾我難以理解。”野間清批評了所謂《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系純粹科學立場的調查，是專為學界做貢獻的”這一不當言論。
1939年與1940年，“滿鐵”在華東地區也進行過兩次農村實態調查。
第一次，由17個調查員與6名譯員組成三個調查小組，分別調查了嘉定縣石門崗鎮的澄塘橋與丁家村（江南棉區型）、太倉縣直塘鎮遙涇村（亦工亦農型）、常熟縣虞山鎮嚴家上村（半農半漁型）；
第二次，同樣是三個小組，調查了松江縣華陽鎮薛家埭與何家埭等四村（商品糧生產型）、無錫縣榮巷鎮小丁巷與楊木橋等三村（亦農亦蠶型）、南通縣金沙鎮頭總廟村（手工棉紡織型）。
兩次調查整理的報告都編入了《上海滿鐵調查資料》，陸續在上海出版。除了東北、華北與華東，“滿鐵”的調查范圍還包括新疆、內蒙、湖北、華南、廣東、海南等地區，調查內容涉及區域經濟概況、自然資源與社會人口等。
“滿鐵”調查資料
如何看待“滿鐵”調查資料？“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對于社會學、歷史學、人口學、民俗學、農村金融學等學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中一些調查項目所包含的時間深度，甚至可以上溯近百年來的變化。”曹幸穗為“滿鐵”調查資料概括了三個特點：
其一，“滿鐵”農村調查多數是以自然村為單位，以村戶為對象，具體而全面，而舊中國其他中外學者或政府部門所作的類似調查則只能提供籠統的累計數字；
其二，“滿鐵”調查采用了現代經濟人類學的理論模式，有一套設計嚴密的調査程序、內容和方法，不同地區、不同經濟類型的農村資料具有很高的統一性和可比性；
其三，“滿鐵”的調查班子由各個相關學科的專家組成，深入一線實地調查的人員多半是學有所長、訓練有素的高級學者。
與之相應，曹幸穗還總結了“滿鐵”調查的三大硬傷：
首先，“滿鐵”的調查活動無論是內容還是地點，都與日軍的情報搜集直接有關，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無數罪惡的一部分；
其次，“滿鐵”的農村調查在日軍的武裝護衛下才得以實施，村里的群眾對調查人員普遍懷有敵意，并進行各種反抗和抵制，而依仗武力脅迫得到的調查結論難以避免失實和搪塞的成分；
再次，“滿鐵”調查是在日軍占領區內進行的，不管調查人員多么努力地追求“客觀”，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種戰時資料，并不能完全反映舊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真實面貌。
“在十五年戰爭中，滿鐵調查總部經常出現在戰場的第一線，為軍方的決策和調查而獻身。”石堂清倫在《十五年戰爭與滿鐵調查部》寫道。毫無疑問，“滿鐵”調查機關是近代殖民侵略史上的情報機關和特務系統之集大成者，從“滿蒙”綜合調查時期起，到“九一八”事變和侵占中國東三省，到“七七”事變和侵占華北，再到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及戰敗，它在近代侵華史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如何批判地利用“滿鐵”調查資料，解學詩的看法是：把這種出自侵略“國策”需要的調查資料美化為“純學術性”，人為地加以炒作，甚至將其特意精美包裝，當成是名篇巨著，不會給真正的民族文化帶來光輝。自然也無須因為是出自“滿鐵”的調查資料而報以冷眼。它也是那段沉痛歷史遺留下來的一項數量很大的文物，重要的是如何去偽存真，為今所用，少一點籠統的褒貶，多一點具體的分析和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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