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之相比，在共產黨地區，可能大多數農民仍然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但他們傾向于與這個政權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則積極地支持共產黨人。”這恰是對土地改革運動意義的一個旁解。
近些年，社會上不時出現對土改必要性與合法性質疑的聲音，諸如地主并非是小說《半夜雞叫》中周扒皮那樣的人物，實際上他們有的省吃儉用、為人厚道，有的熱心教育、濟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問題;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等。究竟怎樣看待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本文試圖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地主富農是什么樣的人
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運動。上世紀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其實，土地改革與土地改革運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土地改革簡單地講，就是要變革舊有的土地制度。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土地改革的內容。土地改革運動是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開展的廢除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農民土地所有制的群眾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五四指示”發布后到新中國成立，主要在老解放區和半老解放區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是指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已解放的地區，半老解放區是指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開展戰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區);第二階段為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后，在廣大新解放地區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這一階段到1952年底基本結束。
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既然土地改革運動的目的在于廢除舊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毫無疑問其前提是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農村主要有兩大對立的階級，即地主與農民，而農民又細分為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階層。劃分地主和富農的標準是什么?1933年10月，毛澤東寫作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作了這樣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剝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高利貸者，應和地主一例看待。富農——一般占有土地，或者自己占有部分土地、租入部分土地，也有自己不占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剝削雇傭勞動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依據這一界定，地主與富農的共同特點是剝削，其不同之處在于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農剝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富農雖然屬于農民階級的范疇，但這個階層帶有剝削性質，所以人們習慣將之與地主并列，稱之為地主富農，其實富農與地主并不是同一個階級。由于地主與富農的剝削方式不同，故而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對待他們的政策也有所不同。“五四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也就是說，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采取的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對地主的政策不是“平反”而是“摘帽”。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即后來的縣人民政府——作者注)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主原有的土地也不是像有些人指責的那樣收歸國有，而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主要是貧農和雇農，同時也分給地主一份作為生活出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各個階級、階層所有的土地，由個人所有轉變為農業合作社集體所有，也并非收歸國家所有。這其實本是并不久遠的事實。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仍是農民集體所有制。
二、惡霸與地主概念不同，農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為地主
說起地主，人們自然容易聯想到四個人，即小說《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這是當年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四個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當多中國人對于地主的最深刻的記憶。準確地說，這四個藝術形象應當稱之為惡霸地主，并且是集惡霸地主罪惡之大成者。
應當指出的是，惡霸與地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惡霸是指“依靠或組成一種反動勢力，稱霸一方，為了私人的利益，經常用暴力和權勢去欺壓與掠奪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查有實據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版，第406頁)惡霸尤其是惡霸地主最為農民所痛恨，但惡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惡霸，那種同時具有地主和惡霸兩種身份者，便是通常講的惡霸地主。全國的地主總數中可稱為惡霸地主者畢竟是少數，據當年的調查，一般只占地主的十分之一。
從階級屬性看，地主是剝削階級，這些人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之所以被劃為地主，主要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但是，作為每一個體的地主，作為個體的人，他們的品行是惡還是善，人品是好還是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過出租土地剝削農民，另一方面又將其剝削所得的一部分用于社會公益與鄉村慈善事業，做些鋪道路、辦學堂之類的善事。也有的地主為非作歹、欺男霸女、魚肉鄉鄰，成為惡霸地主。農民也并非清一色，當中也有少量好逸惡勞、偷雞摸狗之類的“二流子”。但從階級總體上看，因為地主占有土地，可以憑借土地過著不勞而獲的生活;而貧雇農由于缺少土地或根本沒有土地，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剝削，所以地主和貧雇農之間構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形成了根本的階級對立，土地改革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這種階級矛盾。
還應該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農民，由于某種機緣和個人努力，慢慢積累了一些財富，購進了若干土地，隨著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種不了，便將土地出租給其他農民以收取地租。當地租剝削達到一定量的時候，這樣的農民也就演變為地主了。對于這個現象，毛澤東1930年進行尋烏調查時就已經作了剖析。當時農民與地主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地主如果破產，就有可能變成貧農乃至雇農，普通農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業致富”而上升為地主。但一個農民一旦成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參加勞動，也可能仍過著勤儉的生活，但其必定將土地出租給農民以收取地租從而帶有剝削性質，其階級身份也就從普通勞動者演變成剝削階級的一員，階級屬性根本變化了。
三、地主集中土地不是為了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
當下有人認為，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因此，地主階級不應該被打倒，舊的土地制度也沒有必要改變。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尋烏調查中就以切實詳盡的實例作了回答。毛澤東的調查結論是：以“收租坐視”為目的之地主，他們手中的土地并非為了集約經營與規模化生產，而是為出租贏利。地主并不關心土地改良和生產工具改進，因為地主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產，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種，而是出租給農民，然后收取一定數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經租給別人耕種，地主自然不必過于關心土地的經營狀況，也不會過于關心土地改良與生產工具改進的情況，他更關心的是地租的收取。從這個角度看，地主集中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并非為了集約經營，也沒有實現規模化生產，對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沒有積極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五四指示”，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對于地主與富農都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從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個角度看，在革命的過程中該不該將地主階級打倒，答案不難得出。
與此相關聯，當年啟動土地改革運動時，農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時下人們議論較多的另一個話題。如果當年農村自耕農(或中農)占主體，土地并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沒有必要通過土地改革這種方式大規模地調整農村的土地關系。中國地域廣大，農村土地的占有情況自然也是華北與華南不同，西北與江南有異，某些地方土地集中程度較高，亦有的地方土地比較分散。即使在同一個地區，有的村莊或許一戶地主也沒有，而有的村莊則集中有若干戶地主。就全國而言，當時的土地制度極度不合理，有大量農民無地可耕或耕地不足，恐怕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
據著名經濟學家陳翰笙在上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農村調查，在河北定縣所調查的14617戶農戶中，有70%的農戶占有耕地不到總數的30%。保定調查的10個村1565戶農戶中，65%的農戶不是無地可耕就是耕地不足。江南土地集中的情況也很嚴重。無錫的地主僅占農戶6%以下，卻占耕地的47%，占農戶口69%的貧農和雇農，僅占有14.2%的土地。在浙江臨安縣，貧農占人口的48%，所有耕地僅占13%。而在中原的河南南陽縣，65%的人口都是貧農，他們所有的耕地僅占全部農地的五分之一。廣東占人口74%的貧農，占有耕地不及五分之一，同時占人口2%的地主卻占有耕地二分之一以上。然而，“現代中國的貧農，難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因為在近代的經濟影響下，私人財產的發展，已有一世紀的行程。國有及公有的土地，為大地主所掠奪，他們非法的然而事實上壟斷了這些土地的地租”。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陳翰笙寫作了《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這篇著名的調查報告。文章開頭就說：“農民需要土地”，“中國經濟結構，建筑在農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殊不知農村中不下65%的農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種，而中國的經濟學者以為自耕農是自給自足的，其實這是遠于事實的見解，黃河及白河兩流域間，自耕農很占優勢，然而大多數和別處的貧農一樣，所有土地，不足耕種。”正如陳翰笙所指出的：“這樣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間的矛盾，正是中國現代土地問題的核心。”(《陳翰笙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第44頁，第37頁)既然如此，通過土地改革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土地改革運動是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有效方式
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建立農村根據地就成為這條道路的主要內容。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要在農村開展革命，就必須動員與組織廣大農民。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參加革命與否，不是靠幾句動人的口號，講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決問題，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其切身利益。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生活貧窮、社會地位低下的根源，正在于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農村根據地之后，就開始“打土豪、分田地”，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是符合農民意愿的。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解決了糾纏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土地問題，才贏得了億萬農民的真心擁戴。
進入抗日戰爭之后，中國共產黨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許多重大的政策調整，其中將土地革命時期執行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這是一個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對于廣大農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們的強烈要求，但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給予其一定的物質利益，其抗日的積極性才更得以激發;對于地主富農而言，他們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作為中國人，多數人不愿當亡國奴、賣身求榮去做漢奸，他們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既使農民減輕了負擔，得到了物質利益，也使地主富農的根本利益沒有受損。這一政策的執行，使抗日根據地的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于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雖然為爭取和平民主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蔣介石一意要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國共雙方都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戰爭是難以避免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解放戰爭的準備，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下決心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經過八年抗戰，解放區農民付出了巨大犧牲，要進行面對國民黨軍隊的解放戰爭，動員更廣大的農民參軍參戰，僅靠減租減息這一政策已不足以調動廣大農民支援革命戰爭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明確提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并由此啟動了解放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億萬農民參軍參戰的熱情。在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進行了有效的戰爭動員，將保衛土改勝利果實與打倒蔣介石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參軍、支前成為解放區農民的自覺行動。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個月，全解放區就有30萬名翻身農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為了支援前線，翻身農民踴躍交納公糧，參加戰勤，以各種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戰爭，他們用非常原始的運輸工具——牛車、毛驢、扁擔和背架，以至兩手和雙肩，保證了規模巨大的戰爭供給。單是戰爭最初的8個月中，冀魯豫解放區就出動120萬民工，用了3320.8萬個工來支援前線。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動員58萬人入伍。淮海戰役期間，各相關解放區前后方共動員民工500多萬人。解放區農民為什么能踴躍參軍參戰和支援前線，正是因為通過土地改革運動使他們得到了土地，實現了中國農民期望幾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他們意識到這場戰爭的勝負與能否保住手中的土地有著密切的聯系。
美國學者易勞逸在他的《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中寫道：“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是由于當局——無能力保證農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極大地削弱了農民對政府所持有的尊敬。這就意味著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經常性的苛捐雜稅、腐敗、絕大部分官員所顯示出來的傾向地主階級反對佃農的偏見，所有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及其合法行動的社會價值。結果，農民們不是非難，就是躲避征稅和征兵官員。”“與之相比，在共產黨地區，可能大多數農民仍然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但他們傾向于與這個政權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則積極地支持共產黨人。”這恰是對土地改革運動意義的一個旁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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