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蘇人，從小就聽說我們省華西村了，那是一個讓我父親他們這些大隊干部羨慕、學習的榜樣。當時我們的大隊書記參觀華西村回來后，也興辦了一點集體小加工作坊，一時也很引發干群對未來的喜望，但是不久隨著農村土地承包制的實行和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們的這位大隊書記甚為不堪而辭職，他在位時所興辦的集體加工作坊也就迅速消失了。
參觀南街村，我不由得回想起我小時候的大隊辦企業的事來，也想起華西村來。引發的思考大致有這么幾點：
一， 集體經濟的產生、興衰，與“分田到戶”的農村土地承包制有根本性關系嗎?
我們大隊的集體作坊的消失，是因為當時的大隊書記對“分田到戶”后人心的變化有點失望，更是因為計劃生育工作所帶來的煩惱而辭職導致的。但是，這是導致我們大隊集體經濟消失的根本原因嗎?現在想來，不是的。華西村，一直沒有“分田到戶”;南街村，是分了以后又合起來的，這就說明，集體經濟是否產生、存在、發展，根本原因是是否有足夠才能、意志的領導者。吳仁寶，在集體勞動時代就以自己過人的才智創辦集體企業，并讓它們生存和發展，“分田到戶”并沒有分掉華西村，因為吳仁寶帶領農民發展集體工商經濟的事實證明華西村不需要“分田到戶”。南街村的王宏斌，將“分田到戶”后迷茫的農民重新領回到土地合攏的集體規劃發展之中，走向富裕路;王宏斌，這是何等的魄力、意志、才智!我們大隊的集體作坊的消失，表面看是“分田到戶”等新政策引起的，實際上是我們那位大隊書記沒有像吳仁寶、王宏斌那樣的魄力和意志。拓寬一點，看八十年代崛起的農村集體企業，后來紛紛消失，究其原因，就是缺乏適應外界變化的高素質的現代企業家，更何況這些集體企業內部滋生腐敗了呢!如果我們以冷靜、理智的頭腦思考這些問題，就會意識到：現代農村集體經濟能否產生、發展、壯大，與“分田到戶”沒有根本性關系，分田到戶本身并不會成為搞集體經濟的根本障礙;搞農村集體經濟，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要有像吳仁寶、王宏斌那樣才智、魄力、意志，并且有不謀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精神的人才!
我們左翼的很多同志，將“分田到戶”認識為私有化，我以為這個認識上的偏頗已經成為我們認識中國現實問題的很大的迷障!這個迷障使得我們左翼不能找到中國現實問題的根本原因，當然也就無法探得中國未來之路。“分田到戶”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不切合實際的，切合實際的說法應該叫“分勞到戶”。所謂“分”，其實并不是分“田”，“田”仍然是集體所有制，分的是“勞”，即生產勞動的方式，由集體統一安排成員的生產勞動，變為成員生產勞動方式的自由決定。承包制下的生產勞動方式的自由決定，具體方式在發展中很多的，大致上有這么三種：一是農戶自家內部的安排，比如全家勞力都從事農業勞動，或者家庭部分勞力從事農業，部分勞力從事打工、工業、商業等;二是農戶間的協作互助，比如幾個農戶根據勞力、耕牛、拖拉機、技術等的取長補短的需要，互相協作，進行分工，共同完成他們的生產勞動。這在“分田到戶”初期，是個普遍的現象，——解放前后的自然萌生的互助組，也就是這種!三是所有農戶的重新進行生產勞動的協作、分工，即在農民自愿基礎上的承包地重新合攏，生產上各有分工，務農的務農，經商的經商，辦廠的辦廠，這就是當今南街村道路。“分田到戶”的土地生產勞動承包制，實質上就是在土地這個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將人的生產勞動方式放回歷史的起點，讓農民的創造歷史的主體性得到自然發育、生長，然后在發展中走向協作互助，走向社會化意義上的生產關系的集體所有制。讓農民在創造自身歷史和未來的過程中，走向新的集體化，這就是鄧小平的長遠的戰略構想。說得通俗一點，土地生產承包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客觀上就是放棄拔苗助長式的人為制造的生產勞動方式和生產關系，讓農民在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前提下自己去創造生產勞動方式和生產關系。如果誰能像王宏斌那樣帶領你的村上的農民重新組織干起來，盡管伸開手腳干，沒有法律阻止你的，如今的合作社組織，其實就包含了這樣的趨勢。把農村問題的原因歸結為“分田到戶”，是從表象上誤識，這種誤識，會將我們引向解決問題的歧途。華西村、南街村等，不是因為堅持集體產生勞動制才富裕的，而是因為有了吳仁寶、王宏斌這樣的德才兼備的共產黨人才富裕的，我們不能顛倒因果。
再想到小崗村。左翼對小崗村的批判是鋪天蓋地的，往往是竭盡痛斥、挖苦、嘲諷之能事。當初，小崗村分開單干，是吃飽喝足過上好日子鬧分家的嗎?顯然不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正是他們為了生存才分開單干的。如果當時沒有其他辦法解決他們的貧困、生存問題，那么分開單干就是正道，就是真理。其他事后“假如”類的否定，都是謬論。他們當時必須分開單干，因為他們中沒有“吳仁寶”。單干解決了生存問題后，沒有走向發展和富裕，這也不能證明當年的分開就是錯誤的選擇;如果說以此來否定當年的分開單干，那么你又怎么解釋他們當年為什么會走向分開單干?單干后，小崗村沒有發展起來，不是因為當年分開單干選擇錯了，而是小崗村沒有“王宏斌”!
沒有吳仁寶，集體時代的華西村也不會富裕;沒有王宏斌，農村改革后的南街村也不會走向富裕;沒有“吳仁寶”，小崗村才會走向單干，沒有“王宏斌”，小崗村才不會自己走向富裕。我以為，中國農村改革前存在的問題和改革后存在的問題，根本原因都不是集體不集體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即要有德才兼備的優秀的領導者。
二， 集體經濟村的發展，靠的是傳統意義上的集體制度還是改革后的工商業經濟?
左翼同志往往以華西村、南街村這些集體村的富裕來肯定傳統的集體制，但是，不知道大家想過沒有：在集體經濟時代，吳仁寶也是偷偷摸摸搞工業的;在八十年代，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而這產生和發展的背景是允許發展商品經濟了。在傳統的集體制、計劃經濟、封閉的管理制中，有幾個華西村、南街村發展富裕的?陳云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沒有自由、流通的工商業經濟機制，華西村富不起來，南街村也富不起來。如果你承認需要發展工業，那就要承認需要發展商業;你承認需要發展工商業，那就會認識到傳統的集體、計劃管理體制必然會被工商業的發展所打破。所以，我以為，不能簡單地以當下的集體經濟富裕村現象來肯定并要求回到傳統的集體制中。
三，目前集體經濟村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左翼同志絕大多數一提到華西村、南街村等，就是贊頌之聲，自豪之情，很難看到誰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些集體經濟村，將靠什么來保證其沿著這樣的路子發展前進?這個問題，在一些學者和右派那里早就指出了，但是我們左翼同志就是充耳不聞、充腦不思。目前的集體經濟村，其存在和發展，靠的是第一代創業者的權威來實現的，華西村是如此，南街村也是如此，其他集體經濟村也是如此。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誰能保證吳仁寶、王宏斌之后的領導者都能有他們第一代創業者的德和才?要想集體經濟村長盛不衰、健壯不腐，該如何產生它們的領導者?大邱莊的禹作敏，走向了封建莊主，家族成員可以為所欲為，這已經暴露了集體經濟村的政治上的根本問題，但是左翼同志不見有思考研究的;華西村的吳仁寶，在位時就確立了自己的兒子作為接班人了，(當然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華西村的發展道路的不變)但是左翼中不見有深思研究的;南街村的王宏斌一班領導者，他們將怎樣產生自己的接班人，不見左翼中瞻望討論的。怎樣才能保證集體經濟村永遠有德才兼備的“吳仁寶”、“王宏斌”?這個問題不解決，集體經濟村的發展道路也必將是有限的。吳仁寶、王宏斌等集體經濟村的創業者，都沒有將此作為一個深遠、重大的課題去思考研究、探索實踐。靠家族傳承，明顯是不可長久的;靠培養指定，局限性也是不難想到的。吳仁寶、王宏斌，以及其他的集體經濟村的領導者，都是客觀上的權力終身制，他們沒有研究和探索如何進行領導者的新陳交替，讓集體經濟村在政治上的不變質獲得制度和機制的保證，所以他們實行的是為民作主的人治政治，而非由民作主的民主政治。權力不間斷的終身制，起碼說客觀上壓制了人才的出現、磨練。歷史和現實的大量事實都表明，人治政治是不可依賴的。集體經濟村，其于中國的歷史使命，不僅應該是在經濟上為農民探索一條出路，更應該在政治上為中國探索出一條民主的路子，——一條由共產黨人執政的人民民主的路子。
關于集體經濟村，我的思考和看法可能很讓一部分左翼同志不滿意，不高興。但愿我們都能平心靜氣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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