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填補了制造業、建筑業、餐飲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崗位空缺，成為支撐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保障農民工就業穩定和就業質量明顯改善，既是農民工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體現，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促進其市民化。然而，目前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仍處于弱勢地位，就業質量偏低；同時，農民工外出就業流動頻繁，其流動性明顯高于城市勞動者，甚至比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流動率高出數倍，而且可能出現了“短工化”趨勢。頻繁轉換工作已經成為農民工市場的普遍現象和重要特征，部分研究將其解讀為農民工群體為了提高其工資水平進行的主動選擇，同時也是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的具體行動，即“用腳投票”。而工作轉換究竟能否提升農民工就業質量？有關理論和實證研究對此有不同見解和結論。
在理論上，“轉換者—停留者模型”認為低生產率的工人傾向于經歷持續的流動，而且這種流動傾向特征不會隨時間推移而消失，所以最終導致工作轉換反而對收入產生負效應。“人力資本投資理論”則強調了人力資本的可遷移性，通用性人力資本投資可在不同工作之間進行轉移，專用人力資本則具有不可轉移性，最終工作轉換對工資的影響取決于這兩個效應的沖減程度。“工作搜尋模型”強調了在職搜尋在工作轉換中的重要性，自愿流動者更可能在流動前進行在職工作搜尋從而獲得更高的收入，而非自愿流動遭受工資損失的可能性更大。“工作匹配模型”則強調工作轉換提供了一個勞動力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機制，工人只有經歷一系列的工作匹配、離職和新工作匹配后，才能找到與其能力相匹配的最大化生產率的工作，因此，工作轉換對生命周期的工資增長有重要貢獻。“分割勞動力市場理論”則指出，制度分割的存在使得次要勞動力市場無法出清，難以實現長期均衡，最終導致處于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者無法通過職業流動來提升就業質量。
本文利用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調查(RUMIC)2008—2010面板數據，在區分受雇就業和自營就業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工作轉換前的就業狀態，考察了工作轉換對農民工就業質量變動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農民工工作轉換對就業質量變動的影響受制于其轉換前的就業狀態，轉換前就業質量越高，就業質量提升空間越有限，工作轉換對本來低質量就業的農民工的就業質量有更大的提升作用。具體來講，對受雇就業者而言，就業質量處于25分位及以下者，轉換工作對其就業質量提高的影響為正；而對就業質量處于25分位以上者，轉換工作對其者就業質量提高具有消極影響。對自營就業者而言，轉換前就業質量處于80分位以上者，工作轉換對其就業質量提高具有負效應；而對轉換前就業質量處于80分位以下者，則表現為積極影響。從分指標來看，工作轉換對受雇者收入增長的平均影響為正，對自營者收入增長的平均影響為負，但均不顯著；有養老保險的受雇就業者進行工作轉換對其養老保險參保率產生顯著的負面沖擊，工作轉換不利于受雇就業者養老保險的存續，不過對于自營就業者的負效應并不顯著；轉換前工作時間較長的農民工轉換工作后，其工作時間有減少趨勢；而有固定或者長期勞動合同的受雇就業者在工作轉換中處于不利地位，相對于未轉換者，工作轉換反而使其勞動合同情況變差。
綜上所述，雖然工作轉換對于底層農民工的就業質量提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總體而言，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的再次流動對其就業質量提升作用有限；農民工的工作轉換行為并不是盲目的，大部分工作轉換者都期待獲得更好的就業待遇，但結果卻往往不能達到其期望。這一結論有較強的政策含義，要求我們在關注農民工就業質量時，一定要關注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實現農民工穩定就業、適度流動；要從根本上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壁壘，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回報，加速農民工融入務工地社會經濟中，進而實現農民工由循環流動向持久性遷移轉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作者簡介：明娟，廣東工業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王明亮，廣東工業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期刊庫——《西部論壇》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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