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社會階層的代際絕對流動率不高，兩代人的社會階層流動總體是積極、合理的。代際流動的階層固化主要表現在中、下層，尤其是子代下層中超過83%來自于父代下層，表明“貧二代”的真實存在。解決之道在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打破和體制區隔，將教育資源公平地分配給全體國民，使社會中的階層迅速壯大，社會向上流動渠道更公平、通暢。
“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農二代”和“貧二代”等詞匯發端于網絡并在日常生活中普及，進而成為社會流行語。這些詞匯指向一個典型的學術問題：中國社會階層的代際流動問題。流行語代表一種社會公眾的感性認知，其中含有很多主觀成分。事實上“官二代”或“富二代”等是否是一種普遍現象，從學術層面進行思考和判斷，則必須使用科學的數據資料、進行嚴謹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因此，“二代”現象的分析，必須解決兩個基本的問題：其一，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率究竟如何？其二，什么樣的社會機制影響社會階層的代際流動？（數據分析過程略）
“貧二代”現象的社會發生機制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制主要有兩個：教育和參軍。前者通過科舉考試，后者通過戰爭立功。科舉考試在社會中是常態，只要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或動亂，科舉考試會定期進行。當兵打仗立功并不是常態，它主要發生在改朝換代、外族入侵或農民起義時期。由于科舉考試參與人數在社會中所占比例很低，而小農經濟要集聚財富并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國傳統社會顯然是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戰爭帶來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及階層流動已經過去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市場經濟改革，開辟了社會階層流動的新途徑：開辦企業經商和外出打工。前者是對企業主階層而言的（他們大都屬于社會階層中的中上階層），后者是對農民而言的（他們基本屬于社會階層中的下層）。
教育和經營企業是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尤其是在1990年代末高等學校的大規模擴招，教育的確打開了普通家庭孩子進入中上社會階層的大門。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必然會帶來教育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近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工資水平降低就是一個明確的市場信號。
經商辦企業是中下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后的“下海潮”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人，這是當代中國在社會階層流動中發生的最為積極的變化之一。但是，市場競爭會逐漸走向均衡，靠改革開放之初只要膽大敢干就可以發財致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人下海都可以賺錢的時代不可能再有。現實的市場競爭有勝利者，更會有失敗者，失敗者會大大多過勝利者。
農民外出打工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之一，打工者除了掙錢外，還可以學技術、積累經驗和知識，從打工者轉變為老板，但是，這樣的人，在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中比例極低，大多數打工者還是打工者，農民工還是農民工，這是人們普遍熟悉的基本的社會現象。
農民工為什么難以向上流動，從普通工人轉變為技術工人，從藍領階層轉變為白領階層，從打工者轉變為老板呢，基本原因如下：
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顯然易見，中國經濟發展處于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粗放式階段。“粗放式經濟形成的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工人從農業生產、小商品生產、服務業或者家庭經濟涌向工業生產部門。”（伊萬·塞勒尼等，2010：46）
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以體力為主，技術要求極低，粗暴地使用勞動力。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吃青春飯：對外來農民工來說，很多企業基本不要35歲以上的，勞動時間過長，長期加班，只有青年人才能承受這樣的工作，而且也嚴重損害他們的身體。第二，忽視勞動安全：工作環境有危害，冒險作業，無防護或防護不到位的情況比比皆是，各種安全事故頻發。第三，忽視培訓：使得外來工技術水平較低，勞動技能長期得不到提高。第四，低工資水平導致外來工沒有足夠資本培養下一代，外來工下一代的命運很難改變。
戶籍區隔和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戶籍制度將城里人和鄉下人區隔開來，使得外出打工的農民很難轉變為城市居民。這樣的制度安排既造成了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更形成了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布洛維（Burawoy，1976）分析了移民勞動力（migrant labor）的再生產模式。與一般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不同，移民勞動力的再生產表現為持續和補充過程中的制度分化和物理分離，即持續過程通常是在勞工流入地（工作所在地）實現的，而補充過程則是勞工流出地（家庭所在地）實現的。流動工人在就業地勞動力市場以及法律和政治體系中的無權地位是這一再生產機制的前提。
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造成了外來農民工非工非農的尷尬地位，既無法在城市定居，也難以回到農村生活。他們在打工地完成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在家鄉完成代際的再生產，頻繁往來于農村和城市等不同的社會空間之間。對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培養來說，戶籍區隔和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在農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兒童，而在城里則使得農民工子弟主要依賴民工學校完成教育，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個環節都無法和城市居民競爭，這樣的教育顯然無法讓農民工子弟向上流動。
社會資本貧乏。中國是一個關系社會，關系對于中國人尤其是進入城市工作的外來人影響極大（劉林平，2001，2002）。西方社會學對于勞動力市場的研究表明，人們大多利用關系網絡去尋找信息而獲得工作，不論這些關系網絡是由強關系或弱關系所構成。當然，地位較低的藍領工人更可能利用強關系，而地位較高的白領則更多地利用弱關系（Granovetter，1974；Marsden and Hurlbert，1988；Wegener,1991）。
對于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陸、新加坡和日本等地的研究表明，人們更多地利用強關系去尋找工作，而不論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Bian 1997；Bian and Ang 1997；Watanabe，1987）。我們的多次調查表明，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主要由老鄉構成，同質性極高，網絡中社會地位高的人極少（劉林平，2012）。或者換句話說，外來農民工社會資本貧乏。這導致農民工及其子弟在求職（比如考公務員）和工作崗位晉升上及其困難。
總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缺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主要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由于戶籍區隔的基本制度安排，形成了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他們本身及其后代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大，因而形成了“貧二代”的社會現象。
同樣，我們的分析也基本適用于沒有外出打工的農民和城市居民中的下層。城市居民中的下層也同樣缺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盡管和農民工同，他們具有城市戶籍，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處于體制外，從事個體經營或低等職業，體制內人員較好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晉升渠道是他們不可能擁有的。如果說，農民和農民工被戶籍所區隔，那么城市居民就被體制所區隔。顯然，解決“貧二代”問題必須打破戶籍和體制的區隔，將教育資源公平地分配給全體國民，國家更多地承擔下一代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而將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隨之造就一個龐大的技術工人和白領階層，使得社會結構中的中等階層迅速壯大，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公平、通暢，這也應該是“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簡介：劉林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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