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營街位于云南省紅塔區大營街社區，在歷史上它有大營街大隊、大營街居委會等各種名稱，地處玉溪壩子西南部，距玉溪市區5公里，國土面積2.6平方公里，2012年底，總人口為5502人。2012年，大營街農村經濟總收入達到了128.44億元，我想這個收入跟今天王景新教授講的“明星村”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這個村被稱為“五難村”，就是“吃糧難、喝水難、住房難、行路難、娶媳婦難”。但是到了1992年，由于鄉鎮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營街的農村經濟總收入突破億元大關，達到1億多元吧。到了1995年，全村農村經濟總收入一舉突破10億元大關，成為云南省首個農村經濟總收入突破10億元的村（居）民委員會。在這一年，云南省的鄉鎮企業總局就給他們送了一塊牌子，叫“云南第一村”。2012年，大營街農村經濟總收入達到了128.44億元，上繳國家稅金1億多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兩萬多元。
關于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的原因，大體上來講有國家政策、市場及集體土地所有制。國家作用、市場作用大家都一樣，為什么這個村就做得特別好呢？我覺得可能下面這個因素非常重要，就是通過將包產到戶的土地轉為集體使用這一策略來改變土地使用方式。土地收歸集體使用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也是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來完成的。我們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6年，山地收歸集體使用。這一年，開始興建更多的工廠，沒有地就去收山地。山地也沒有出產有多少經濟價值的東西，所以收回相對簡單，山地要蓋工廠，蓋工廠大家就有錢了，所以老百姓說OK，蓋吧。第二階段：1994年，部分耕田收歸集體使用。隨著集體經濟不斷發展，不斷有新的工廠出現，老的一些工廠不斷擴大，而這時候山地沒有了，只能占用一些村民的土地。但是占用村民土地可能就出現一些麻煩，就是有一些家被占了，有一些家沒被占，這個不好評估，比方是你們家的被占了，你們家是不是得到更多的補償，剛開始這么做，后來發現矛盾很多，有些人說你們來我們家建吧，所以最后大家說，不要說用了誰家的地，干脆居委會將總的地再平均一下。到2000年，所有的地，剩余耕地都收歸集體使用。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是，將土地集中使用，通過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具體來說辦工廠、辦企業，包括第三產業，使相對廉價的土地大為增值。辦工廠是要投入的，對鄉鎮企業來講，在這個階段就節省了土地成本。
下面說一下大營街集體經濟發展的一些社會條件。前30年的發展對后30年的發展到底鋪設了什么基礎？共和國最初30年的各種制度建設及變遷所提供的社會條件對于大營街最近30余年的變化有著實質性影響。共和國前30年發展中，“以糧為綱”是基本政策，但也強調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并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像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實現“公社工業化”。社隊企業一哄而起。這段時間社隊企業不一定辦得特別好，但是起來了一些。到70年代初，國務院提出了農業機械化的奮斗目標，也提到了“五小工業”。再到1979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這些對大營街來講也有很重要的意義。為什么這樣說呢？1964年大營街生產大隊成立了第一個集體企業——大營街建筑隊。大營街建筑隊為后來大營街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及人才方面的基礎。資金的基礎很好理解，人才的基礎做一點解釋，后來一直到現在的大營街鄉鎮企業里面的主帥們基本上都來自這個建筑隊，他們的代表人物任新明是當時的隊長。他們現在都成為企業家了，而當時都是建筑隊的一些小領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大營街鄉鎮企業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條件。1983年、1984年開始分地，他們是分了地，但是集體企業沒有分，建筑隊沒有分，因為大家覺得分了以后就沒有辦法干，保留著還可以掙點錢。建筑隊在1985年進入發展高潮期，職工隊伍一下子到了390人，年純收入達到了40萬元，職工工資也達到了200—400元的水平。就在這個基礎上，他們開始辦紅磚廠，用土來燒磚，還有芝麻片廠、鋁合金廠、玉溪水松紙廠、玉溪卷煙廠濾嘴棒分廠等企業。
下面再講第三個方面的問題，維護集體主義的社會建設及文化符號建構。毫無疑問，在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大營街的社會結構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再像原來一個隊一個隊的，都打散了，你到這個廠，他到那個廠，大家就不像在原來傳統的社區，而是更像在一個城鎮化的工廠區，有很多工廠，一家子可能妻子在這個廠，丈夫在那個廠。為了使這種集體主義能夠延續，大營街在進行企業改革的過程中也在努力進行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建設。社會建設方面可以說就是福利方面的，總體上講他們希望努力實現“少有所教、壯有所為、老有所養”的目標。在1990年，大營街已經有一些錢了，就籌資100萬元，建起了一所幼兒園，年滿3歲的孩子即可免費入園，每年配4套衣服。1989年大營街投資101萬元，對大營街中心小學拆舊建新，一直到后來就有了對中學生的補助，對高中、中專以上也進行了補助。從2000年開始，大營街居委會還保證所有的擁有大營街戶口的勞動力都有工作。現在還實行了退休制度，凡54歲以上的退休老人每月可領取養老金，最低250元，最高660元，現在大概有1100多人領取養老金。他們特別提倡孝文化，每位老人每年生日可領取200元的生日蛋糕和日用品，94歲以上老人，居委會發放5萬元長壽獎，100歲以上老人，居委會發放10萬元長壽獎。當然100歲的老人去領的很少，但是94歲以上老人是領過的，這是個導向。2008年居委會統一為全村人繳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費用51230元，還專門為村民投了1600多萬元的保險金。2000年大營街還設立了自己的環衛站。1985年開始，大營街居委會開始了第一輪居民住宅拆舊建新工程，統一建造居民住房，也就有了第一批小洋樓。到2003年底，大營街人均居住面積達到50平方米。2012年大營街投資10億元，啟動了民居改造和商業中心建設計劃。按照計劃，到2015年底，全社區1700戶，每家都將有一幢310平米的連體別墅、一個40平米的車庫。當然，大營街居民每戶也要支付20萬元的建房成本。文化建設方面，文化符號建構也是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很特別的是，他們1995年建了個有線電視臺，按照宣傳部的規定，一般村一級是不準弄的，但是他們跟上面的關系搞得好，所以到現在還在辦。這個電視臺在我看來，實際工作重心有一些變化，最開始是解決當地百姓看電視難的問題，現在主要是在完成播放通知的任務以外，讓村莊和村里的領導人在媒體頻頻出現。不斷強化“云南第一村”形象，以及強化居委會領導人的權威之類的工作成了重點。所以我的理解是，在一個“自由”的村莊空間內，憑借電視傳媒這種權威性資源的掌握，來建立社區領導者能夠控制的社區秩序或組織秩序。
最后，講一下集體名義下的產權不明晰以及值得思考的問題。可能是做人類學的原因吧，我比較關注普通老百姓對這樣的發展是怎么理解的，怎樣感受的。我們做入戶觀察和訪談比較多，得出如下結論：總的來講，產權不夠明晰所導致的普通居民對企業發展決策沒有發言權，以及對收益分配等問題的不滿是困擾大營街發展的主要問題。具體來講，其一，2000年之后，在全國鋼鐵行業越來越不景氣的情況下居委會巨額投資建設匯溪金屬鑄造制品有限公司，一直到現在，好像效益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好。村民們對此也有看法。實際上村民越到后邊越被它拖累，村民的福利沒有增加，村民就說主要是他們領導干的這個事情不民主，也不科學，最后搞了個爛攤子。其二，大營街居民會因在不同的企業以及不同的崗位上班而在工資待遇上存在差異，他們也會有意見，就說我不去那邊上班不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你們沒有給我這個崗位。當然這還是小的矛盾，比較大的矛盾是普通居民收入與企業領導層收入反差巨大。他可能也有小轎車，8萬元或者10萬元一輛，但是領導可能是一兩百萬元一輛，或者領導子女是四五百萬元一輛。當然他們的收入比起其他村的村民來說還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優勢不像前期那樣明顯，別的村子有些地方也趕上來了，單就村民跟村民相比，有一些村的村民比他們還富裕，他們就有怨氣。還有很關鍵的一點，現在的居民或者工廠的工人實際上很難憑借自己的努力獲得升遷的機會，原因就是集體企業領導層家族化問題。這個地方與吳仁寶的村不太一樣，那個是一家獨大的，這里大概是好幾家。大概一家控制著一個很大的公司，他們現在也六七十歲，也面臨交權的問題。實際上老百姓也抱怨，他們領導層對這個集體模式也不滿，覺得自己也不見得拿多了。為什么呢？就說他雖然覺得自己有點家族化，但是比起1998年改制出去的那一批私營企業的老板，論他們為大營街做的貢獻，這個集體企業的老板拿得實在太少。實際上1998年企業改制是有些急的。當時有所謂“郎顧之爭”，提到管理層收購問題。從國家層面來講，也是在前后一兩年，提出國有企業改制。當時在紅塔區出了褚時健事件。褚時健為國家創造利稅數億元，他大概有幾百萬元收入不明，結果就進去了，紅塔區政府就開始要求這個村的企業搞產權清晰的改制。小的企業干脆把它賣了變成私有的，誰有錢一次買了也行，沒有錢的話分幾次買也行，經營很多年最后把錢還給集體就可以了。對普通村民來講，我沒有錢當然買不了。但是你既然可以延續很多年才把這個廠變成私人的，為什么我不可以呢？當時收購要求有管理經驗，那就使普通的老百姓沒有資格和可能來收購企業。所以，我對1998年改制的理解就是管理層收購。這個東西到現在就有個后遺癥，村民還在抱怨這件事情。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大營街發展鄉鎮企業，既終結了1978年以前的那個集體主義傳統，不再搞平均主義，不再搞“一大二公”，又延續了那個集體主義傳統，并且將共同富裕作為發展的理想。這是他們不斷在提的，而且也在努力實踐的。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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