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民粹性學術
近年來，伴隨市場化以來中國日益凸出的不平等問題，“底層”獲得社會科學研究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此，本文作者通過回顧“底層研究”在全球的興起與發展歷程，指出當前中國的底層研究，雖然從非官方視角為社會呈現出了“底層”的生活境況，但也有研究者為了某種功利性的目的，“消費”底層，夸大底層民眾生活的悲慘境遇，進而通過一種民粹化的學術話語，不斷制造和強化社會的“斷裂”。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都是圍繞著“改革開放”這個中心，主要的關注點也一直是“政府”。然后在過去的近二十多年中，研究的單元開始從“政府”逐漸擴展到了“社會”，其中將“底層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幾乎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
這類研究聚焦轉型過程中經濟上受益少，在政治和經濟社會結構中處于“弱勢和邊緣”的群體，通過描述性和分析性的學術語言向社會呈現這些群體的權力和福利的缺失狀態。這些研究在描述和分析“底層群體”的狀況時，往往對政府持批判的立場，很多研究在其觀點的表達上夾帶很強的情感傾向，加上研究者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使得這類研究話語逐漸演化成了“底層群體”的權利的代言，從而使得這類研究呈現出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
由于不同的學者對于中國當代的“國家”、“改革”、“市場” 、“社會”等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類型的有關“底層”的學術觀點往往自身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主流性的“底層”學術研究還是表現出了很強烈的親“底層”性和質疑國家官方政策的立場。
一方面，民粹性學術研究為社會提供了非官方視角的“底層”生活的實際境況，改變了單一國家視角下有關社會變遷的社會呈現，為“底層權利運動”提供了思想資源，也為改善“底層群體”的社會福利提供了積極的政策支持。過去十多年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社會福利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粹性學術研究所提供實證支持和由此引發的公眾的呼吁。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不能質疑嚴肅性的底層研究的學術價值，但是很多“底層”學術研究忽視了社會變遷中社會秩序失范有機愈合機制的作用，也忽視了社會群體作為社會關系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忽視了不同類型群體的能動性所產生的階層動態性以及不同群體社會功能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在學理上制造了極端二元論，通過學術話語不斷制造和強化了社會的“斷裂”。這類研究往往通過直接展示“底層”悲慘性境遇的“算計情感”性策略，從而建構了一個 “底層”呼聲等同于“正義”的底層政治邏輯，并依托巨大的“底層”呼應建構了“底層”的政治正確性主張。
“底層研究”通過為民粹性社會運動提供思想資源的方式，并同時與民粹政治相結合共同建構了一個“民粹社會實踐的同盟”（community of populist social practice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同盟即便不是有目的的，但至少在客觀上正在由原初促進民生的積極社會角色演化為中國社會碎片化和對立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對于社會整合產生了某種程度的隱形傷害。
一、作為否定殖民歷史觀的國際底層研究思潮
雖然說，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底層”民粹學術思潮是中國“地方性”的學術實踐，但是各種類型的底層研究在總體上則受到了國際底層研究思潮的影響。底層研究思潮（Subaltern Studies）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從反思印度歷史逐步擴張到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思潮。
七十年代末期，八位來自英國和印度的歷史學家在劍橋聚會討論出版一個有關底層歷史研究的雜志，牛津大學出版社最終同意以“底層研究：關于南亞歷史和社會的問題”為題出版系列出版物。從1982年到1989年，底層研究的發起人，印度歷史學家古哈（Ranajit Guha）與他的其他7位合作者們共完成了六卷底層研究專輯，包括了47篇文章以及相關著作15部。198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古哈和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主編的《底層研究選集》一書，薩伊德（Edward Said）為該書做了序。這標志著底層研究學派的成型。
至此以后，底層研究思潮在全球范圍從歷史伸展到了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和文化批判。牛津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古哈的《殖民地印度農民暴動的基本問題》一書是底層研究思潮的經典之作，同時也是后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代表之作。
該學派的研究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的影響，但他們摒棄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半封建的印度在英國殖民后如何獲得民族獨立的理論，同時也摒棄了印度是通過精英的覺悟才取得獨立的殖民歷史觀。
他們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底層社會。他們認為正是印度的底層社會運動，而不僅僅是那些看得見的由精英組織的游行示威導致了印度社會的變遷。他們的研究徹底改寫了傳統上從殖民主義視角出發所形成的殖民-去殖民的南亞歷史敘事，奠定了反對主流歷史解釋的后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理論框架。他們同時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社會運動的話語和修辭表達方面，力圖從社會運動的話語的表達上解構殖民話語體系，這為其后的后殖民主義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方法。
南亞歷史學家們在針對南亞文化和社會與國家和政治經濟在國家建設和民族認同中的作用方面原本一直就存在學術上的分野。底層研究潮流極大地強化了這一分野。在底層研究的影響下，南亞國家的歷史開始成為兩個歷史，一個是充滿文化和反抗的人民歷史，一個是充滿了精英和政黨的官方歷史。
事實上，針對這個二元對立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構建的方法論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一直都存在很大爭論。從理論上看，正如魯登（David Ludden）所說的那樣，底層研究把民族和國家分成了水和油。將底層和精英截然對立，將大眾和國家完全割裂。就連底層研究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薩卡兒（Sumit Sarkar）都不得不承認被割裂的不同方面實際上都是相互緊密聯系的。
從實踐層面看，如果印度的社會變遷來自于底層的抗爭的話，那么為什么盡管印度存在數幾十年的底層的抗爭，但是這些抗爭都沒有導致印度國家的體制的變化。雖然印度的國家體制并沒有能夠阻止底層的反抗，但是，底層的反抗也沒有導致革命。還有的學者通過提出為什么中國和越南的民族主義導致了革命，而印度為什么沒有這樣的問題之一底層研究學理？
底層研究除了關注大規模的公開的暴動和抗爭之外， 還將關注點轉向日常的和個體針對精英和國家權力的反抗，斯特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就是這個方面的代表之作。底層研究思潮在繼續揭示印度過去的底層反抗的政治運動以外，開始將關注點轉向全球化和發展問題。
戴薩義（A.R.Desai）1986年出版的《獨立后印度的農政斗爭》一書。該書在展示印度農民的歷史抗爭的同時，強烈質疑印度實施綠色革命的技術官僚的發展主義，這也標志著作為旨在改變歷史敘事的底層研究擴展到全球化與發展領域。至此以后，底層研究又成了反對全球化的學術武器。底層研究思潮不僅對于后殖民主義社會科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了全球范圍的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性公民社會運動。
二、中國社會科學底層研究的民粹化
廣義性的“底層研究”和底層政治行動在中國算是很有歷史的。通過“底層”革命而產生的朝代更新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國近代的變革也是精英動員“底層”的結果。“人民創造歷史”是對這一特有的政治現象的歸納。早期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應該算是“底層”視角的代表性著作。而中國當代對于“底層”的關注則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后。
1992年陸學藝和1995年李培林主編的《改革中的農村和農民》以及《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不能說是典型的“底層研究”，也沒有直接針對“底層群體”，但這些研究為其后不斷出現的底層研究產生了影響。
于建嶸的《岳村政治》、《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和《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三部書可以說是中國底層研究的代表之作。他在人民大學的一個講演中講這三本書是他近十年來關注的基本問題及主要的研究活動和結論，他想表達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底層社會有自己的政治邏輯，國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認識底層社會，確認和保護底層社會公民的個人權利。
底層研究思潮迎合了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對于市場化以來出現的日益不平等問題的學術關切。孫立平在本世紀初提出的“斷裂”理論，將他早先提出的精英和上層社會的形成系統化，李強等開展的農民工的研究和九十年代李小云等倡導的參與者發展等都有著明顯的“底層研究”的色彩。
趙樹凱的觀點大致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對于國際底層研究的態度。他認為“印度的底層研究學者們自始自終將農民視為最具‘底層性’的階級，站在農民的立場來考察統治和從屬關系，展示了農民在印度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中國社會雖然沒有經歷印度那樣長時期的殖民統治，但無論歷史上中國農民的受壓迫程度，還是當代中國農民所處的邊緣化狀況，都基本上符合有關‘底層性’的界定。底層研究學派所提供的政治分析框架，可能對我們研究中國基層民主、公民參與等政治過程有重要啟發。”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引發的農民工和留守問題以及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問題等轉型問題是中國的底層研究思潮發展的主要土壤。從80年代關注土地承包權到90年代的三農問題再到新世紀以來的農民工，留守問題和城市化占地等問題，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完成了從以研究“上”；國家為主的研究向“下”；不同群體和“上下一體”研究單元的轉變，同時“結構主義框架”也開始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中重要影響。
二十一世紀的十多年中，“底層群體”幾乎主導了中國社會科學的主要關注力。“農民工”，“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失地農民”等占據了巨大的研究資源，與此同時，大量諸如“新工人”，“新農民”等新的結構主義概念也不斷出現，構成了中國特有的“底層研究”思潮。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由“國家”為單元為主轉向“國家”和“社會”為雙重單元是中國社會科學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學術回應。因為中國社會變遷的能動性主體不再只是國家一個，而出現了多元化的現象。
大量嚴肅的底層學術研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當代的社會科學體系，推動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成熟和發展。很多涉及到底層問題的學術研究如陸學藝，李培林和李強等的社會分層理論，孫立平的斷裂理論和于建嶸的底層政治邏輯等均對中國社會科學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很多底層研究也忽略了全球化在中國的實踐為不同的行動者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機會的客觀性，忽視了包括底層群體的社會行動者在新的場域中重新建構社會關系和自身認同的能動性，忽視了在全球化過程中事實已經很難有一個均一的“農民群體”，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留守人口”既不是一個均一特點的群體，也不是一個固化的階層等。
特別重要的是，很多底層研究未能很好地把握中國存在著改變階層的主導性政治力量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治力量對于社會分化的負面性所具有的極高的內在敏感性，能動性和政策回應能力的制度性特點，而仍然沿用傳統的結構主義視角和基于很多發展中國家階層固化所提出的理論觀點來看待中國實際上正在變動的社會階層。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出現的民間社會組織思潮也誕生于轉型問題的土壤中，這些組織為了強化其組織的專業化將底層群體不斷細化分類，從而發育出了特殊的“機構利益維持需求”。這種利益的維持同時需要具有公信度的研究理論的支持，繼而催生了底層學術與民粹性社會運動思潮在“專業利益”方面的聯姻。
在“底層研究”逐漸從純學術研究擴張到了社會活動領域的過程中，雖然很多底層研究依然堅守其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倫理，但是不少底層研究則將消費底層作為其功利化的資源，通過學術話語不斷放大底層境遇的負面性，從而使得部分底層研究產生過度“民粹化”的傾向。嚴肅的底層研究的學術價值不用多疑，而以消費底層為主要策略的大量“底層研究”在一定意義對社會的整合則可能是一種看不見的傷害。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