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國際反貧困戰略的比較研究
摘要：貧困的產生和解決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個人主義將貧困歸因于個人原因，結構主義認為貧困是社會問題，前者主張不需要國家干預，后者主張國家干預。文本從個人主義與結構主義理論組合來考察貧困的國家干預類型，通過對中國脫貧攻堅戰實踐的考察及與西方扶貧理論和國家干預類型的比較，提出反貧困的五種類型：積極國家、發展型國家、有效國家、消極國家和無為國家。中國屬于積極國家，干預程度最高。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干預度，國家干預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個人努力也有一定的限度。有效干預是能夠實現減貧最大化的干預；有效努力是能夠實現脫貧最大化的努力。國家有效干預與個人有效努力的結合能夠實現最有效的減貧。從世界范圍看，反貧困的干預收斂于有效國家。
關鍵詞：積極國家；有效國家；有效干預；有效扶貧；有效努力
貧困是一個伴隨著人類產生的問題，每個國家、地區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貧困問題。對于貧困問題的產生和干預的認識，學界有共識，也有分歧。一是貧困根源于個人還是社會？二是反貧困依靠個人努力，還是依靠國家干預？三是如果依靠國家干預，國家干預的邊界在哪里？積極國家的干預是否會影響個人的努力程度？對于這些問題，不能簡單以是或者否來回答，必須從理論的源頭及實踐經驗比較進行研究。筆者擬通過對貧困理論的梳理，探討國家進行貧困干預的理論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脫貧攻堅實踐中的國家干預類型及其理論基礎。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提出
不同的理論對應著不同的政府干預，進而形成不同的國家類型。反貧困有兩大理論：一是個人主義理論與消極國家；二是結構主義理論與有效國家，以及在結構主義下的發展主義理論①。
（一）個人主義貧困理論與消極國家
所謂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就是從個人的角度解釋貧困及國家在反貧困中的干預程度及角色。個人主義貧困理論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是貧困是個人原因；二是個人產生的貧困問題由個人解決，不需要國家干預。
個人主義理論最早產生于英國，英國在歷史上有強大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它強調個人自主選擇，反對國家干預。國家被概念化為“守夜人”，其作用是保證社會秩序和市場自由。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意識形態主張否定國家、否定強制，追求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被視為繁榮社會的驅動力②。純粹的個人主義理論主張對于市場產生的不平等、貧困問題，國家只能有限地介入。這類國家被稱為“消極國家”。
美國是主張個人主義貧困理論的代表性國家。Jacobs.Hacker和Paul Pierson表示，美國人擁抱個人主義，將其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支撐這種倫理的是用一種以高度個人主義的術語來解釋世界。個人主義將責備和贊揚歸因為個人，重要的是個人行為，無論好壞都是他們應得的③。大多數美國人重視個人的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認為機會是開放的，反對再分配政策，無論是針對種族的政策，還是旨在幫助普通貧困者的政策。生活中的機會廣泛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個人背景的約束。因此，任何由此產生的不平等都被認為是公平的，因為個人的努力和能力會得到適當的回報。持有這些信念的人強調自力更生和獎勵分配的公平性④。
Edward Royce通過對個人主義進行梳理，認為貧窮源于個人的弱點、缺點和不足。窮人缺乏智力、技術和能力；缺乏經驗和教育；缺乏決心和毅力；缺乏良好的態度和價值觀；作出錯誤的選擇，從事自我毀滅的行為；不能或者不愿意努力，也不愿意積極利用為他們提供的機會。他主張貧困是個人問題，是貧困者的特點和行為的副產品⑤。杭承政、胡鞍鋼從個人主義的視角分析了貧困人口的“精神貧困”，將其界定為貧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極和行為決策非理性等，其本質是個體失靈⑥。
可見，個人主義理論認為貧困是個人原因，國家不應該對個人產生的問題進行過多的干預，只需要進行有限的干預和政策支持，主張依靠個人努力脫貧，實施“消極國家”政策。
（二）結構主義貧困理論與有效國家
結構主義貧困理論是與個人主義貧困理論相對的一種理論，認為貧困的根源不是個人原因，而是外部影響的結果。結構主義貧困理論為國家有效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
美國是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及消極國家的代表，西歐和北歐國家則是結構主義貧困理論與有效國家的代表。美國人認為貧窮是窮人懶惰，而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窮人不幸；美國人認為窮人只要努力就能夠擺脫貧困，歐洲人認為需要國家幫助，窮人才能夠擺脫貧困。因此美國反對再分配和國家干預，歐洲國家支持再分配和國家干預⑦。
Edward Royce對結構主義貧困理論也進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指出結構性的觀點將貧困歸因于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力量在個人控制之外的作用：窮人缺乏能夠支付生活工資的工作；政府體系照顧富人的關切而忽視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政治和媒體言論蔑視窮人，將他們視為慈善事業的對象，并使他們隱形等。總之，貧困是一個社會問題，是權力分配和社會組織的副產品⑧。
David Brady提出要超越個人主義，主張以制度化權力關系理論解釋貧困問題，認為個人主義理論、結構主義理論對貧困的解釋力很弱，制度化權力關系理論的解釋力很強。貧困是政治的結果，因此需要通過政治來反貧困⑨。Thomas A.Bryer等雖然沒有提出結構主義貧困理論，但是主張貧困者擺脫貧困需要國家干預，特別是最大可能向貧困者授權，鼓勵貧困者參與⑩。也有學者通過對墨西哥的反貧困研究得出結論，認為扶貧項目是由政治決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社會項目的特殊設計取決于現有的制度約束和政治家贏得選舉的必要性。扶貧的政治邏輯將選舉和制度設計置于核心?。
還有些學者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結構主義貧困理論，但是他們認為貧困的根源是外部因素，因此需要國家進行有效干預。Onlenna Selolwane指出，博茨瓦納反貧困的成效主要是國家的有效干預，其中民主制度的鞏固與問責的作用很大，政治性因素對反貧困的作用排在首位?。Khoo Boo Teik的研究指出，減少貧窮最有效的辦法是實施普遍性的社會政策，而不是有針對性的、應享盡享的辦法，且實施普遍性的社會政策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汪三貴、彭華民等從國家有效干預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梳理了中國的扶貧政策和扶貧經驗?。
（三）結構主義下的發展主義理論與發展型國家
Edward Royce曾將“有效國家”稱為“發展型國家”?。筆者認為Edward Royce的判斷并不正確，“有效國家”并不干預市場，但是“發展型國家”會干預市場。“發展型國家”是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通過產業支持政策促進發展的一種國家類型。發展型國家既不是社會主義類型，也不是自由市場類型。發展型國家主要利用國家有效干預而促進經濟發展，在前期控制底層民眾的組織化和福利增長過程中，國家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謀求經濟發展，通過經濟發展及發展后的社會政策解決貧困問題?。
簡言之，發展型國家就是“先發展，再分配”，“先忍受低福利痛苦，再分享紅利”。發展型國家與有效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實施產業政策影響市場。因此發展型國家的扶貧是發展結果的副產品。可以將這種干預和扶貧稱為發展主義。在發展主義下需要國家主動干預，這類國家屬于“發展型國家”。從研究范疇和影響因素看，發展主義也是一種外因論，可歸屬于結構主義理論。
還有學者將兩種理論、兩類國家結合起來研究。Steffen Mau認為，國家需要為窮人提供體面的生活，窮人也應該努力工作，擺脫貧困?。Duncan Green則建議，要解決貧困問題，不能只有“有效國家”，也不能只有“積極公民”，要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夠有效反貧困?。Yuen Yuen Ang通過對中國的研究指出，中國能夠擺脫貧困主要在于將“薄弱的機構”與“薄弱的市場”相結合，相互演進促進發展擺脫貧困?。Zhaohui hong認為中國貧困沒有解決，根本原因是窮人缺少權利，即“權力資本”剝奪了窮人權利，導致“權利貧困”?。邢成舉、李小云則基于中國扶貧實踐的分析，認為中國走出了一條超越結構與行動的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不僅重視貧困者自身的主體價值與內在動力，而且健全了貧困政策結構和治理體系?。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解釋貧困問題方面存在兩種理論，即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和結構主義貧困理論，同時也存在兩類國家——消極國家、有效國家。此外，結構主義貧困理論在實踐中拓展為發展主義理論和發展型國家。但是這些理論和國家類型都無法完全解釋近年來中國全面實施的脫貧攻堅戰。在脫貧攻堅戰中，國家不僅干預市場，而且直接介入生產過程，幫助窮人提高生產能力；國家提供的脫貧援助不是以產業政策及企業集團為對象，而是以社區和貧困戶為對象；國家在提供援助時脫貧對象沒有選擇的自由，等等。那么中國脫貧攻堅戰可以用怎樣的理論來解釋？脫貧攻堅中的國家是什么類型的國家？在國家類型的譜系中位置如何、角色如何？
二、脫貧攻堅：從“發展型國家”到“積極國家”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十分重視扶貧和反貧困。改革開放前，因為國家能力不足，扶貧沒有進入國家的政治議程。但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增強了國家能力，國家開始加大反貧困的力度。1986年5月成立的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作為國務院的議事機構，協調、統籌全國的扶貧工作?。1993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國務院扶貧辦成立后，我國進入專門的扶貧階段，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扶貧服從于經濟的發展，與日本、韓國的“發展型國家”類似，在發展中扶貧，以發展促扶貧。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標志著脫貧攻堅戰正式啟動?。該《決定》要求2020年所有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為了實施脫貧攻堅戰，國家編制了脫貧規劃及實施“倒計時”脫貧策略，并對各級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實施嚴厲的政治和行政問責。與消極國家、有效國家、發展型國家的扶貧政策比較，中國的脫貧攻堅戰具有如下特點?。
（一）系統性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扶貧內容的系統性。除了“兩不愁、三保障”外，還有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貧困社區和農戶的產業發展政策。“兩不愁、三保障”是指窮困戶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它是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二是扶貧行動的系統性。整個國家的黨務和官員行政系統，從國務院、省、市、縣、鄉、村的各級政權、行政官員和黨務系統，均參與和承擔著本地或者對口幫扶地區的脫貧攻堅任務。各地還動員企業、社會組織等加入脫貧攻堅系統；三是扶貧經費的系統性。中央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扶貧經費，但是各級政府需要配套資金，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也被動員投入扶貧經費。脫貧攻堅戰是一項以國家為行動主體的系統性政治、行政工程。
（二）精準性
脫貧攻堅戰又稱為精準扶貧戰，精準性是中國脫貧攻堅的一大特征。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脫貧對象的精準性。國家在低收入地區劃出一些貧困縣、貧困村；在低收入人群中劃出一些貧困戶、貧困人口，專門為這部分人群建檔立卡。各級政府、對口幫扶部門和人員對建檔立卡貧困戶和人口進行精準幫扶。建檔立卡戶務必在2020年底實現脫貧，國家與社會集中幫扶脫貧；二是脫貧經費的精準性。國家財政撥款和地方配套經費專款專用，基礎設施經費、產業項目經費、危房改造經費等不得混用，也不能轉移到非貧困縣、非貧困村。脫貧對象和脫貧經費的精準性有利于提升扶貧效率和績效，但扶貧對象和經費投入的傾斜也可能造成地區之間、社區之間和貧困戶之間出現新的不平等。
（三）生產性
中國脫貧攻堅戰與有效國家、發展型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國有產業扶貧項目、金融貸款項目等。產業項目可以以村、小組或者合作社為單位組織，也可以因戶施策，進行生產性投入或者經營性投入，必須保障貧困戶增收。金融貸款采取“戶貸戶用，企貸企用”原則。各級地方政府及駐村幫扶人員要確保貧困村有產業，貧困戶能夠從產業中增收。國家的投入不僅有產業支持政策，而且能直接培育生產、組織生產和發展生產，期待通過生產項目扶貧培育貧困村莊和貧困戶的內生動力和增收能力。脫貧攻堅戰的生產性特點主要是針對有生產能力和意愿的貧困戶，但是這種生產性特點將中國與有效國家和發展型國家區別開來，而且與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理論存在差別。
（四）強制性
脫貧攻堅戰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強制性。一是對貧困地區的地方官員具有強制性，地方黨委、政府負責人是脫貧攻堅的第一責任人，轄區貧困人口不脫貧，就不允許責任人異地調動和提拔。如果在2020年或者其他規定的時間內不能脫貧，要被上級問責。二是對口幫扶單位及駐村扶貧人員具有強制性，對口幫扶單位和幫扶人員必須持續幫扶，在規定的期限內幫助貧困村、貧困戶脫貧。三是對貧困村、貧困戶具有強制性，國家級的貧困村、貧困戶必須接受各級政府的幫扶直到脫貧。四是對扶貧辦系統具有強制性，國務院扶貧辦及各級地方扶貧系統作為脫貧攻堅的統籌協調部門，負責協調、組織、分配和監督，同時接受黨中央、國務院的政治和行政問責，具有強制性的職能和任務。
（五）高標準性
中國脫貧攻堅戰還有一個特點是高標準性，指在最嚴考核和督查問責體制下，各地嚴格按照高標準、嚴要求推進脫貧攻堅工作。例如，在危房改造方面，河南省新蔡縣危房改造不僅速度快，投入比非貧困村多，而且在改造完成時還在“清零”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六改一增”，即為困難家庭改院、改廁、改廚、改線、改地面、改墻面，以及增添簡單家具。在醫療保險方面，河南省西平縣的貧困戶能夠享受基本醫保/家庭醫生、大病醫療保險、大病補充醫療保險、門診重特大疾病保險、民政大病救助、政府醫療救助等，住院治療貧困戶自己基本不花錢，但是同一地區的非貧困戶則只享受基本醫保、大病保險、大病救助等。在教育保障方面，遼寧省黑山縣的貧困戶學生可以享受學前教育免除保教費，同時補助生活費；義務教育階段寄宿補助，高中階段免除學雜費、享受助學金，非貧困戶只能享受國家普惠教育政策。另外，在產業扶貧、就業幫扶、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這些高標準、嚴要求的投入和保障，有力促進了貧困村、貧困戶脫貧，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級政府在扶貧上的“政策疊加”可能引發“政策懸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中國脫貧攻堅戰是一項舉國體制、系統工程，貧困人口享受到的脫貧待遇超過其他非貧困人口的待遇。脫貧攻堅不僅有產業政策扶持，更有生產性投入、組織和培育。脫貧攻堅戰帶來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深刻改變，國家幫扶貧困戶，而且對貧困戶具有強制性。脫貧攻堅戰本身是解決不平等問題，但是部分地區由于政策疊加形成了“政策懸崖”，貧困地區、貧困村和貧困戶的收入、發展環境、福利政策等反而超過了非貧困地區、非貧困村和非貧困戶，產生了新的不平等問題。
三、貧困理論的組合與國家干預類型的系譜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扶貧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也是世界反貧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放在世界扶貧框架中進行考察將更能發現中國脫貧攻堅戰的特色，也能更好地理解脫貧攻堅中的國家與反貧困理論。
（一）貧困理論組合與國家類型
Edward Royce曾將結構主義分為“強結構主義”和“弱結構主義”?，但是他沒有將結構主義與個人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結構主義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將外部因素對扶貧的解釋均置于結構主義下，模糊了不同國家扶貧戰略的差異。本文將個人主義理論與結構主義理論相結合，建構一個二維四象限的框架來解釋不同國家的反貧困戰略（見圖1）。
圖1 貧困理論與國家類型
第一種類型，強結構主義和強個人主義：有效國家（Effective Country）。這種理論的組合強調貧困是外部因素與個人因素共同導致的，因此需要國家的大力幫助，也需要個人的最大努力。所謂有效國家主要是指能夠將國家干預與個人努力結合起來反貧困的國家，西歐、北歐的福利國家是有效國家的代表。
第二種類型，弱結構主義和強個人主義：消極國家（Negative State）。這種理論的組合強調貧困產生的個人因素，主張最小干預的國家，即“守夜人”、“看門人”的國家。早期的自由放任型國家屬于這種類型，主要指美國和早期的英國。
第三種類型，弱結構主義和弱個人主義：無為國家（InactiveState）。這種理論組合下的國家沒有能力對貧困進行干預，也沒有制定相應制度激發個人的積極性。簡單而言，這類國家是：國家無能力，窮人無依靠，努力無作用。
第四種類型，強結構主義和弱個人主義：多類型的國家。在這種理論組合下有多種類型的國家，本文主要討論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和積極國家（Positive State）。發展型國家主要是國家積極干預產業政策，先發展經濟再扶貧脫貧，因此扶貧是在發展的后期，發展前期國家往往抑制福利的增長和再分配。這類國家在第四象限的上部分，國家的行為是為了發展，可以稱之為發展主義，日本、韓國屬于這種類型。在第四象限的下部分，國家不僅干預產業政策，還直接干預家庭、社區的生產過程，比如中國的脫貧攻堅戰。這一類型的國家有更積極的行動、更積極的政策，可以稱為積極國家。這種類型的國家只有在強意識形態、強國家能力、強職能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實現。本文將積極國家概括為“強國家主義理論”。
（二）不同類型國家的貧困政策與戰略
個人主義、結構主義貧困理論及其組合可以形成五種經典的國家類型。為什么會形成這五種類型的國家？這五種類型國家的劃分依據是什么？五種類型國家的扶貧政策有何不同？本文將從國家對社會和市場干預的程度的維度予以解釋。
1.消極國家（Negative State）
早期的現代國家是典型的消極國家，如英國、美國。這類國家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由市場調節、個人自主選擇來解決市場產生的問題，國家主要是維持秩序，最多也只是解決弱者的生存問題，在這類國家中即使有社會政策也只解決貧困人口的生存問題。因此，消極國家只有少量的普遍性社會政策。
2.有效國家（Effective Country）
市場經濟帶來了發展，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不平等問題，僅僅依靠市場無法解決。因此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認為落后國家需要國家集中力量促進發展?。波蘭尼認為，要使市場不毀滅，需要國家扮演更“積極”的“強制”角色，賦權公民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經濟政策領域出現了“凱恩斯革命”，即通過國家投資來解決就業、再分配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形成了福利國家，如北歐的丹麥、挪威、瑞典等。與消極國家相比，福利國家除了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政策扶貧外，還有針對性的應享盡享政策和提升就業能力的政策，前者包括針對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扶貧政策，后者包括教育、技術培訓等人力資本政策。這類國家沒有干預市場，但是通過干預性社會政策補充市場。因此，國家干預主要是幫助個人、促進個人，調動政府和個人兩方面的積極性。因此，這類國家被稱為扶貧的有效國家。
3.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東亞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國家，采取了與有效國家不同的發展政策，即通過主動干預產業政策、協助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發展。這類國家稱為發展型國家。發展型國家的扶貧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發展階段，國家主要是促進發展，即“做大蛋糕”，國家控制再分配和社會政策，以免福利增長過快影響發展。第二階段為再分配階段，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漸提高再分配比重，實施較多的社會政策，緩解不平等和進行扶貧?。發展型國家與有效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發展型國家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促進發展。這與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主義有很大差異。
4.積極國家（Positive State）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脫貧攻堅戰與有效國家、發展型國家有較大區別：一是在社會政策方面，有超過生存需要的政策，如各類教育保障、住房改造、低保政策等“政策疊加”，致使有些地方形成了“政策高地”甚至“政策懸崖”；二是國家不僅實施產業政策，干預市場，而且還直接幫助貧困村、貧困戶發展生產，要求生產環節有成效，即保障貧困戶、貧困村有持續發展和增收的能力；三是部分貧困地區、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標準高于周邊非貧困地區、非貧困村，其建設標準超越貧困地區、村莊、農戶的需要。與有效國家、發展型國家相比，中國脫貧攻堅戰在貧困政策、介入生產、超越需要的基礎建設方面更加積極。因此，本文稱脫貧攻堅時期的中國為積極國家。
5.無為國家（Inactive State）
世界上還有一類國家，國民掙扎在生存的邊緣，國家沒有能力扶貧。如果有社會政策支持，也只是微弱的生存性支持，并不是普遍性保障。這類國家屬于無為國家，在無為國家中有一部分國家屬于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所說的“失敗國家”。“失敗國家”不僅沒有包容性的增長以使國家從貧困走向富裕，甚至不能維護社會秩序?。五類國家對應著不同的貧困理論，消極國家對應個人主義貧困理論；有效國家、發展型國家和積極國家對應結構主義貧困理論。結構主義理論下的三類國家也有差別，有效國家對應福利主義，發展型國家對應發展主義，積極國家對應強國家主義。如果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理論的不同組合又會形成多類、多層的國家。
表1 經濟、社會政策與國家類型
（三）國家干預、個人努力及國家系譜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將五類國家置于一個連續的系譜及箱式結構圖中（見圖2），A為完全的國家干預，沒有市場和社會的努力空間；B為沒有任何國家干預；C為完全的個人努力；D為個人沒有任何努力。
從國家干預程度來排序，從A到B，依次為積極國家、發展型國家、有效國家、消極國家和無為國家，其干預程度依次降低。從圖2可以看出，有效國家的干預程度雖然較高，但是沒有達到50%（假設最高干預為100%，50%為干預的中間線），但是接近50%；發展型國家干預程度大于有效國家，超過了50%的干預中間線；積極國家的干預程度最高，超過了50%，靠近100%的干預線；消極國家有干預，但是干預程度有限；無為國家的干預程度最低，無法滿足窮人的需求。
按個人的努力程度排序，恰好與國家干預程度相反，從C到D，依次為掙扎窮人、努力窮人、積極窮人、服從窮人和被動窮人，其個人努力程度依次降低。其實個人的努力程度與國家干預程度緊密相關，國家干預的程度越大，窮人作用的空間越小，努力程度越小。如積極國家對應著“被動的窮人”，即窮人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夠實現脫貧。
從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實踐及各國比較看，有效政府與積極窮人是扶貧最有效的組合?。如果國家干預程度太大，就會發生“擠出效應”，即會降低窮人的努力程度；如果國家干預程度太小，則會發生“干預赤字”，貧困者的努力無法實現最優化。因此，國家干預不是越多越好，窮人努力雖然是越大越好，但是如果沒有國家干預支持，其努力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可見兩者是相互補充的。最好的組合即：干預而不影響努力，努力能夠借助政府力量獲得最大程度的發展。只有獲得國家支持的努力才是“有效的努力”，當然只有窮人努力的國家干預才是“有效的干預”。
圖2 國家干預與個人努力的結構圖
四、結論
經過實證分析及比較性深入討論，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一）脫貧攻堅戰的中國屬于積極國家
在脫貧攻堅戰中，國家在社會政策、基礎設施建設及生產環節的介入比較深，特別是超需要的干預和供給。對生產過程的積極干預，即使在發展型國家、有效國家中也不存在。因此，在扶貧的國家干預類型中，中國屬于積極國家。脫貧攻堅戰中國家干預的理論基礎，既源于結構主義理論，也源于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要求。可以將此稱為結構主義理論中的“強國家主義觀點”，它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的理論基礎，也是對積極國家的一種理論概括。
（二）不同的貧困理論會有不同類型的國家
總體而言，學術界有兩大貧困理論，即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和結構主義貧困理論。每一類理論都會有不同類型國家及對貧困的干預類型。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對應消極國家，結構主義貧困理論對應干預國家。從科學角度講，沒有完全單一理論支撐的貧困干預和國家類型，任何國家都是個人主義理論與結構主義理論的結合，只是組合的比例不同。根據兩者的不同組合，可以形成五種類型的國家：積極國家、發展型國家、有效國家、消極國家和無為國家。這五種類型的國家干預程度依次降低。積極國家的干預程度最強，無為國家的干預程度最低。
（三）有效扶貧是國家干預與窮人努力的有效組合
對于有效扶貧而言，國家干預程度不是越高越好，窮人的努力程度也不是越大越好，兩者都有一個“度”的問題。從實踐中看，國家最有效的干預程度是不以“擠出窮人努力”為代價；窮人的有效努力是能夠借助國家的干預發揮最大化減貧的努力，窮人的努力只要沒有出現邊際遞減，就是有效的努力。從整體上看，有效國家與積極窮人的組合是比較適宜的脫貧組合；積極國家可能擠出窮人的努力；消極國家可能使窮人努力無效。
（四）國家類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以相互轉化
國家對扶貧的干預類型在不同的時期會有所不同。如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型國家轉向如今的積極國家，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階段即將結束，脫貧攻堅戰全面完成后的相對貧困問題，如何從“積極國家”轉為“有效國家”，通過社會政策實施普遍性的或者應享盡享的扶貧政策緩解相對貧困，應是我們思考的問題。東亞的發展型國家也逐漸降低國家干預程度，即從“發展型國家”轉為“有效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扶貧戰略也是從“無為國家”轉為“消極國家”，從“消極國家”轉為“有效國家”。可見，國家對貧困的干預程度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進行調整，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國家干預戰略，但是最終都會逐漸收斂于“有效國家”。
筆者在此可以與一些競爭性觀點進行商榷。Edward Royce對個人主義貧困理論和結構主義貧困理論進行詳細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強結構主義”和“弱結構主義”的觀點，但是Edward Royce沒有對兩種理論的組合及其國家類型進行深入研究，也沒對結構主義理論進行細致的分類和拓展性研究。同時，筆者在Edward Royce研究的基礎上將結構主義理論與個人主義理論進行了組合性研究，提出五種經典的反貧困的國家干預類型。筆者還將國家干預程度放在一個連續的系譜上考察，提出積極介入生產過程的中國，屬于積極國家。積極國家對貧困的干預程度最高，而且這種最高的干預對個人努力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Duncan Green對國家干預與個人努力進行過深入研究，提出了有效國家和積極公民的結合可以有效脫貧的觀點，但是他并沒有考慮有效國家干預的程度和積極公民的努力程度。本文在此將五種類型的國家與個人努力程度進行結合，并提出了過多或者過少的國家干預都不會實現最有效的扶貧，沒有國家干預的個人努力不是最有效的努力，只有適宜的國家干預與個人努力的結合才能夠實現最有效的扶貧和減貧。
作者簡介：鄧大才，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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