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新鄉土中國》（修訂版）札記之一
《新鄉土中國》是賀雪峰先生2001-2002年所寫農村調查隨筆的匯編，2003年出版；10年后的2013年，作者進行了修訂和增補，重新出版。這十多年間恰恰是中國“三農”局面扭轉的重要歷史階段，在今天重讀世紀初的“三農”作品，恰好可以更深刻地感受“三農”的歷史變遷。
作者有著與溫鐵軍先生類似的“三農”歷史地位觀，即“三農”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支撐。不同的是，賀先生認為“三農”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鄉土中國”為“市場中國”提供了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而溫先生則認為“三農”是歷次中國危機的化解池，是重要的戰略縱深空間，并在《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一書中有系統論述。
何以“三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作者解釋道，主要是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為中國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同時也讓農民可以把農村作為基本的生存保障，從而有效化解失業問題。僅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即不可能陷入“拉美陷阱”，因為拉美的農民實際上只是農工，一旦進城就再也沒有退路，而中國的農民卻可以在城鄉之間來去自由，更重要的是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但是，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特別是大量青年農民的進城，這種“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正在慢慢改變，有大量的農民開始舉家進城，特別是撤并鄉村學校以來，連農村的婦女、兒童也只能跟著進城了，形成“陪讀媽媽”這一重要的新現象，而農村普遍只剩下了老人守村，其原有的青年進城、老年返鄉的循環正在被打破。同時，撤鄉并村也還在推進，移民搬遷實施力度加大，一批村莊正在加速消失，新涌現出許多農村社區、中心村鎮，加上村莊改造過程中出現的鄉村樓房群，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加速現代化并和城市接近，“新鄉土中國”已經向“城鄉中國”演變，出現城中有鄉、鄉亦似城的跡象。
作者概括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村在三大層次的巨大變化：“一是2006年國家取消了延續千年的農業稅，這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巨變；二是鄉村社會基礎結構之變，之前一直構成農村內生秩序基礎的農村社會基礎結構（比如宗族和農民家庭），在革命運動和市場經濟雙重沖擊下，快速解體，形成了農村基礎結構之變；三是一直構成農民的意義世界和人生價值基礎的傳宗接代觀念開始喪失，出現了農民價值之變”。
如果再與費孝通先生當年的“鄉土中國”對照，真是今非昔比，最大的特點是由原來的“熟人社會”變為“半熟人社會”，村民熟悉程度下降，內生秩序能力加速喪失，村民對村莊的主體感也在逐步喪失，結局就是“當前中國一些農村，村莊信息仍然全對稱，但地方性共識卻已經瓦解或陷入變動中，新的共識尚未定型，鄉土邏輯也在蛻變”（第7頁）。特別是“傳統的宗族聯系解體了，血緣聯系弱化了，地緣聯系被破壞了，利益聯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來的社會基礎，村民因此在村莊內部變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一袋馬鈴薯，村民已經原子化’”（第12頁）。這是今天村莊治理必須面對的現實。
稅費改革前后的鄉村矛盾出現了變化?！岸愘M改革前，群眾路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基層干部方法不得當，官僚主義泛濫，干群之間‘打成一片’，關系緊張。稅費改革后，群眾路線的問題更為嚴重，主要表現為基層干部已經脫離群眾，干群之間的關系看似得到了緩和，實際上是相互之間已無聯系。沒有關系是最糟糕的關系?！钡S著近年惠農政策和舉措的不斷增加，目前的農村干群聯系又在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惠民政策需要分配，必須由干部與群眾發生關系；而且關系層次已經顛倒，原來是干部找群眾，現在群眾找干部，因為關系切身利益。但總體看，干群關系平和，由原來的整體性不滿轉向個別性不滿，從原來主要反抗整體農民負擔加重轉向到現在主要反映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平衡，農村干部的廉潔從政、公平公正日益成了群眾關注的重要問題。
基于當前農村溫飽已經解決的現狀，作者提出了重建農村價值生產能力的命題，希望“新鄉土中國”能為農民提供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最關鍵的一點是讓農民獲得主體感、價值感和尊嚴感，讓他們對未來具有預期；讓村莊可以成為農民精神上的歸屬與寄托”。（第24頁）
作者也一直主張，在村莊治理方面發揮老年人的作用，而且試點的農村老年協會運行都還不錯，花一點小錢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關鍵是要政府舍得給一點資源。通過把老年人組織起來，可以發揮老年人互助、和諧村風倡導、道德輿論引導等作用，特別是農村的老年人由此可以過上“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
在大量人口轉移的背景下，如何讓村莊保持生命力，作者主張要培育“新中農”，主要是愿意留在村里搞適度規模經營的群體，國家應積極扶持。同時提出，“新興中農階層，不僅要經營土地，而且要經營村社”，因為他們既要耕種還要生活，必須要有一個“人際和諧、社會安定、充滿人情面子的村社。”這也在提醒我們，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注定要與美麗鄉村建設相匹配，否則農村還是難以留住人。由此也就可以看出，為什么鄉村振興戰略20字總要求中，“生態宜居”緊隨“產業興旺”其后，還要“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沒有這些，鄉村就難以真正實現振興。
而小城鎮的問題似乎還可以再探討。作者認為，“農民完全沒有必要經由鄉鎮的小城鎮走向縣城，而是在村莊與縣城之間往返，并通過縣城走向更加廣闊的城市舞臺”。（367頁）這一點在平原地區是沒有問題的，在那些農業為主的平原地區更是必由之路，但也存在以工業化為支撐的部分村莊就地轉化為新的城鎮，而在廣大的山區，小城鎮的存在又有另外一種必要性，因為即使交通再改善，從一般的山區農村到縣城依然路途遙遠，而山區的縣城容納空間普遍是有限的，所以山區更有可能形成小城鎮。從陜南的情況看，山區往往有大的鄉村集鎮存在，而且正在興起高樓大廈，越來越像城鎮，山區的城鎮化似乎是另外一種風景。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這一世紀戰略，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促進城鄉融合，未來的“鄉土中國”又會是新的一番景象，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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