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經濟學原理出發，討論農村集體經濟增長需要具備五個理論條件：產權明晰、產權激勵、拓寬市場、延長鏈條和維持特色，并指出當前中國農村實際情況與理論條件相違背。農村“三變”改革促進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就是改變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使其與理論條件相符合。具體而言，農村“三變”改革通過資源資產登記制度、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和產品中地域特色的引入等措施，實現集體經濟的增長。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增長，除了要思考資源產權問題外，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市場化經營資源。本文的研究拓寬了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農村“三變”改革；農村集體經濟；理論邏輯；實踐啟示
1、引言
肇始于2011年貴州省六盤水市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農村“三變”改革對集體經濟增長有明顯成效。六盤水市通過農村“三變”改革、制定并實施集體經濟發展提升計劃，盤活了農村閑置的自然環境資源、歷史文化資源和村社存量資產，激活了農村居民承包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整合了政府資源、社會資本和村社資產，有效促進了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民收入提高(陳全，2017；王東京等，2017；王永平等，2018)。農村“三變”改革較好詮釋了通過改革促進鄉村振興，實現了集體經濟的增長和壯大。同時，農村“三變”改革的制度安排引起國家高層的關注，2017年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均提出鼓勵地方開展和推動農村“三變”改革。農村“三變”改革既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樣本，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踐的可行路徑之一。而關于農村“三變”改革的理論經驗并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對改革實踐的指導價值有限；同時，國家鼓勵地方開展和推動農村“三變”改革，要求總結和歸納農村“三變”改革的實踐經驗。鑒于此，本文重點討論農村“三變”改革成功的理論經驗，并加以總結和歸納，以期得出相應的啟示。
農村“三變”改革是貴州省六盤水市為解決家庭承包制背景下“分”得徹底、“統”得不夠問題，以“還權賦能”為核心推進的一項系統性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具有豐富的內涵。其中，“資源變資產”的核心是讓“死資源”變成“活資產”。通過改革將農村的自然型資源、歷史型資源、資產型資源和權利型資源轉變為資產，實現資產增值。主要通過明確四類資產的范圍類型、產權歸屬和權能邊界，并將四類資源入股到龍頭企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中，推動農村產業規模化、集約化、融合化發展，并量化為農村集體和農村居民的股權，按股分紅。以此盤活農村閑置資源，發展并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高農村居民收入。“資金變股金”的核心是讓“零散資金”變成“增值資本”。通過改革將農村的各類資金整合起來，入股到新型經營主體中，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和用途的基礎上，提高農村資金的邊際收益和利用效益，并量化為農村集體和農村居民的股金，按股分紅。以此變農村集體和農村居民“一次性”投入為“持續性”增收，形成增收的長效機制。“農民變股東”的核心是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在“資源變資產”和“資金變股金”中，引導農村居民將自身擁有的土地、資金、資產、技術入股到新型經營主體中，成為股權人，按股分紅。同時，農村居民是農村集體的組成部分，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背景下，農村集體資產量化到農村居民個體。所以，既使農村居民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沒有入股到新型經營主體中，只要農村集體的資產入股到新型經營主體中，農村居民依舊是股權人。通過入股的方式，改變農村居民的投資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實現農村居民有效分享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利潤收益，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農村“三變”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增長。本文的研究指出，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增長需要具備以下五個基本的理論條件:產權邊界明晰、產權激勵明確、產品市場拓寬、產業鏈條延長和產品特色維持。中國農村存在的大量閑置資源之所以沒能夠被充分利用以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增長，就是因為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滿足上述五個基本的理論條件。農村“三變”改革的成功，關鍵在于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使實際情況與理論條件相符合。具體而言，農村“三變”改革實現了產權明晰、產權激勵、價格發現和產業融合，其中產業融合內含有市場拓寬和鏈條延長；并在產業選擇時堅持市場需求和地域特色雙重標準。本文在討論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條件的基礎上，回答農村“三變”改革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并指出實現集體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選擇有市場需求的特色產業。
2、文獻綜述
農村“三變”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現階段，學界主要圍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價值、困境、經驗和對策四個方面展開研究。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為主，且得出較多富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結論。劉可(2014)從落實農民產權主體地位、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實現城鄉一體化等維度討論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要義是明晰農村集體資源產權，將農村集體資產通過市場化轉化為資本，實現農村集體資源的市場化經營。農村資源市場化有利于喚醒農村“沉淀”的資源、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和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符剛等，2016)。但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仍然存在以下四個方面問題:一是農村資源產權界定不清晰，權能不完整，二是農村資源產權量化不完善、遺留問題大，三是農村資源產權讓渡不順暢，交易成本高，四是農村資源產權經營不順利、市場風險高(劉可，2014；符剛等，2016；“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政策問題研究”課題組等，2014；鐘桂荔等，2017；何登錄，2015；王德福，2015)。針對上述四個問題，學者們從健全法律法規、完善股權制度、提升“集體”能力、推動產權融資、統一土地市場和構建交易平臺等多個維度提出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辦法與路徑(劉可，2014；宋洪遠等，2015；郭煒等，2015；符剛等，2016)。學者們還基于調研案例分析了農村集體產權改革中面臨的困境、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并針對性提出了對策建議(賀福中，2017；方桂堂，2017；夏英等，2018)。“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政策問題研究”課題組(2014)基于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調研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的股權量化方法進行了專門討論；張應良等(2017)基于騰沖、湄潭和崇州的改革實踐，從產權實施能力、實施環境與主體權益三個維度提煉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理論邏輯，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啟示。楊慧蓮等(2017)進一步表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功的關鍵是精英帶頭、共享機制、三產融合和各級主體參與。夏英等(2018)將改革的經驗總結為以下六點:清產核資、界定成員、股權設置與股份量化、股權管理、成員權實現和政社分離，同時指出農民合法權益的有效保護始終貫穿于改革全過程。學者們還分別就農村產權交易模式、產權市場運行、產權法律體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王德福，2015；楊久棟等，2015)。張龍耀等(2015)、俞濱等(2018)分別討論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金融市場和農地抵押市場的影響；而涂圣偉(2017)則就農村產權制度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討論。可以發現，關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文獻很多，且得出較為一致的政策含義，為改革推進提供了較強的理論基礎。但既有文獻缺乏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路徑的系統設計研究，實踐指導價值有限(王永平等，2018)。
肇始于2011年貴州省六盤水市的“三變”改革被認為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再一次革命(韓保江，2017)，是一條科學的切實可行的科學之路(中央黨校農村改革調查課題組，2016)，被認為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推進的路徑之一。學者們基于實踐案例歸納總結了農村“三變”改革的現實背景、實踐困境、改革經驗和推進對策。王東京等(2017)指出農民“三變”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破解當前中國農村經營體制改革、脫貧攻堅和農村增收等現實困境，具有強化農民主體、推進股份合作、催生組織再造和優化鄉村治理四個創新點(羅凌等，2016)。劉遠坤(2016)認為，農村“三變”改革通過構建六大機制給農民“還權賦能”，維護農民利益；劉守英(2017)討論了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中各個“變”的做法，并與安順市“三權”促“三變”改革的做法相比較，提出堅持發展農業工業化、資源價值資本化、明晰和尊重產權、變革經營方式和財產、扶貧資金變股金五點啟示；陳全(2017)則歸納三種典型的農村“三變”改革經營模式:依靠企業實現“三變”改革、依靠伙伴合作實現農村“三變”改革和依靠基層黨組織主導實現“三變”改革；王永平等(2018)將農村“三變”改革總結為資源資產確權登記、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產業平臺建設、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以及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五個關鍵環節；劉遠坤(2016)、韓保江(2017)、張建等(2018)就農村“三變”改革的內在風險進行討論和歸納。劉琴等(2018)指出了農村“三變”股權架構中存在著入股資產評估隨意、管理監督權限缺位、股份配比未兼顧管理層激勵、股權轉讓和退出不暢、土地類資源減損風險大和農民股東履權能力不足等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優化路徑；姜長云等(2018)基于對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概況的梳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五個后續建議。學者們也在理論邏輯上討論了農村三變”改革的效應，有效激活“沉睡資產”，整合國家、社會、集體、農民資產，再造雙層經營中“統”的功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源、資金、農民分散問題(羅凌等，2016；中央黨校農村改革調查課題組，2016；孔祥智等，2016；陳林，2018)。桑瑜(2017)從農村“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著力點、利益機制三個維度闡述了改革的經濟學邏輯。
現有研究主要討論農村“三變”改革的現實背景、經驗做法、推進困境和解決措施，缺乏從學理上深度剖析農村“三變”改革作為一項制度安排推進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對改革實踐的指導價值有限；同時，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國家將農村“三變”改革列為強化到村到戶到人精準幫扶的重要舉措之一。無論是提高理論對改革實踐的指導價值，還是推進和推廣農村“三變”改革，都需要從理論上探究農村“三變”改革與農村集體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總結和歸納農村“三變”改革可復制、可借鑒的經驗，以及改革中的重要啟示。鑒于此，本文從經濟學原理出發，討論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條件，在此基礎上探求農村“三變”改革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并期望得出農村“三變”改革推進及推廣的相關啟示。
3、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理論條件分析
(一)資源配置:產權明晰與產權激勵
農村集體經濟增長離不開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產需要土地、勞動、資本、科學技術、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且是各類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農業生產函數可表示為:
Y=F(R，L，K，T，E)
其中，Y代表產量，R代表土地，L代表勞動，K代表資本，T代表科學技術，E代表企業家才能。當各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自身價格時，農業經濟效率最高。同時，根據邊際產品遞減規律和邊際技術替代率遞減規律，在生產過程中，因交易成本高昂等原因導致缺乏某一生產要素時，該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一定遠高于其他生產要素，從而導致農業經濟效率低下，生產成本高昂。農業經濟活動的實質是最小的農業生產要素消耗獲得最大產值(鐘甫寧，2005)，所以農業生產的關鍵是各類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即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中國農村擁有的生產要素有限，主要是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和傳統技術；較為稀缺的是資本要素、現代科技和企業家才能。農業生產要引進稀缺要素，并將各類要素納入到某一具體產業中生產經營，實現資源配置。從產權角度看，資源配置是資源產權的有效轉讓和配置，資源產權從低效率者轉移至高效率者手中，實現農業經濟效率的提高。中國農村資源性、經營性資產存量巨大(陳雪原，2015)，促進集體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激活農村巨大存量的資源型和經營性資產，實現農村集體資源的優化配置。
1.產權明晰。制度經濟學指出明晰的產權安排是市場有效的前提。所以，農村集體資源優化配置、實現資產增值的前提是有明確邊界的產權安排。資源配置的內核是資源在市場經濟主體中的有效配置，即資源產權如何交換以及在什么條件下實現交換(Alchian，1967)，而產權交換的前提是產權如何界定。關于產權界定的重要性，赫爾南多?德?索托(2017)有過如下的論述，“資產就像湖泊一樣，需要借助于一座水電站，才能產生可資利用的能量。資產也需要一種正規的所有權制度，才能產生大量的剩余價值。因為沒有正規的所有權安排將資產的經濟潛能提取出來，轉化為便于運送和控制的形式，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資產，就像是高高位于安第斯山脈的湖水一樣——只是一種沒有開發的潛能，是一種‘沉睡的資本’”。陳雪原(2015)指出，中國農村資源性、經營性資產存量巨大，但是長期缺乏轉化為資本的機制，資產的財產性功能發揮不足，長期以來財產性收入對農民收入的貢獻不到4%。當然，明晰的產權界定并不是特指私有產權，主要是產權權屬明晰，具有充分的排他性。私有產權一定是明晰的產權界定，但是明晰的產權界定不僅指私有產權。何一鳴等(2010)指出中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個管制不斷放松、不斷“還權賦能”的過程(郭曉鳴等，2013)，本質是將共同共有的集體產權改為按份共有的集體產權(方桂堂，2017)，核心是賦予農民邊界產權明晰、充分排他的財產權能。
2.產權激勵。在產權邊界明晰的條件下，也就意味著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損，因而誰必須向誰提供補償以修正人們采取的行動(Demsetz，1967)。個體的選擇是一個穩定集合，且有著穩定的預期，從而產生相應的刺激和激勵(羅必良，2005)。以1978—1984年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為例，在這一期間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對農業總產出增長的貢獻高達42%(林毅夫，199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核心是重新賦予農民“剩余索取權”，改變農民的預期，極大促進農民生產積極性，釋放農業潛力。但是由于經濟運行存在交易成本，同時產權界定具有相對性和漸進性，依舊有部分財產價值未被界定，從而產生公共領域(Y?巴澤爾，1997)。個體在公共領域內會通過兩個路徑使得資源的租值耗散，導致資源的非有效配置:一個是個體在公共領域內會通過過度競爭使得租值耗散(張五常，2015)；另一個是個體在公共領域內有動力通過尋租等非生產性方式獲得收益(方浩，2011)，刺激個體的分配性努力導致租值耗散。耗散的租值與公共領域呈正相關。而公共領域是交易成本的函數，與法律層面、技術層面、法律歧視、行為能力不完全、行為能力受約束相關(羅必良，2011)，受產權界定約束。當產權界定越清晰、邊界越明確，所存在的公共領域就越小，個體的過度性競爭和分配性努力越小。產權明晰具有正向激勵作用；反之則具有負向激勵。實現產權制度的正向激勵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激勵個人行為符合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
(二)經濟增長:拓寬市場、鏈條延長與維持特色
產權明晰和正向激勵并不必然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只是實現集體經濟壯大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同時，既使是在產權明晰和正向激勵基礎上資源實現有效配置，那也只能表明實現最低成本的最大產出，并不等價于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持續增長。農村集體無論選擇什么產業發展經濟，最終都要向市場提供高質量的產品或服務。農村GDP等于各類產品或服務乘以價格的加總，農村GDP可表示為:
GDP=∑Fi(R，L，K，T，E)×Pi=Y×P (2)
理論上，達到市場均衡時，完全競爭市場下資源最高效率配置，農村GDP是確定且不變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最低成本的最高產出，但是并沒有實現農村集體經濟持續增長。未達市場均衡時，存在效率改善，但是這一過程并不必然有經濟增長，可能是維持該經濟水平的消耗下降，在產品需求缺乏彈性時甚至會導致經濟水平下降。資源實現有效配置，并不必然有農村集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在生產函數中，資源配置的定義是最低成本的最大產量；而在GDP公式中，資源配置的定義是轉變為最低成本的最大產值。式(2)指出，決定農村GDP除了產量外，還有市場價格。所以，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持續增長，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和分析市場價格。從供需角度看，提高市場價格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提高需求，二是降低供給。擴寬市場是拓寬農產品作為最終產品的市場邊界和作為中間產品的有效需求；而延長鏈條除了提高農產品作為中間產品的有效需求外，還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加利潤。維持特色則在于保證農產品供給的獨有性。
1.擴寬市場。當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的數量一定時，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價格決定于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生產者是價格的接受者，利潤為零；而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生產者可以影響市場價格，并可以獲得壟斷租金。所以，形成壟斷、提高價格、獲得壟斷租金是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之一。同時，在市場供給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通過提高市場需求，推動需求曲線外移，從而提高市場價格。從圖1中看，需求曲線從D向D1移動，市場價格從P0向上提高到P1，收益增加P0P1E1E0。而擴寬市場需求有以下三個路徑:第一，作為最終產品，擴大產品或服務市場輻射范圍，市場需求與市場直徑成正比，市場直徑越大、人口數量越多，有效的市場需求也就越大；第二，在市場輻射范圍一定的條件下，增加有效需求數量，提高市場需求；第三，向下延長產業鏈條，將農產品作為中間產品進一步生產和加工，提高作為中間產品的市場需求。
2.延長鏈條。延長產業鏈條，不僅可以拓寬產品的市場需求，還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開發新產品和新市場。微笑曲線的中間部分是利潤最低的生產制造。農業生產過程被分為產前、產中、產后三個部分，其中農民主要參與產中部分，位于微笑曲線的中段，即利潤最低區間。增加農民的收益，需要引導農民進入產前或者產后部分，獲取產前農資、化肥、農藥等購買和產后儲存、運輸、銷售、加工的利潤。且產業鏈條越長，經濟利潤越高。需要指出的是，產品和服務在市場拓寬和鏈條延長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引致需求，即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市場需求。將部分退出城鎮勞動力市場的農民重新納入另一個勞動力市場、重新定價，提高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這一過程發生在點E1向點E2轉移的過程中。不可否認，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是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但對內延長鏈條、對外拓寬新市場才是維持農村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
3.維持特色。在同時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對內擴展分工延長產業鏈條，對外提供信息拓寬市場需求，取得規模經濟、分工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條件下，決定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民收入提高程度的因素，是選擇的產業的產品市場邊界和產業鏈條邊界的潛力。當潛力用盡時，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增長必須另尋他路。正如上文指出，農村GDP等于各類產品或服務乘以價格的加總，而價格取決于市場的供求關系。上文分析的是假定供給不變、產品或服務的需求不斷擴大從而提高市場價格，實現GDP的增長。而現實生活中，供給不變的假定難以維持；同時市場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即市場需求有上邊界。市場價格隨市場需求的擴大而提高，必然導致生產要素流向該類產品或服務的生產，從而導致供給上漲，拉低價格，在這一過程中實現效率的改善與農村集體經濟的增長，在圖1中表現為點E1向點E2移動。理論上，當市場需求達到上邊界，產品或服務的供給達到最大，實現經濟效率，但是農村經濟增長停滯。生產在點E2下進行，經濟利潤為零。一般的，當供給大幅度提高，甚至高于需求提高時，將會拉低市場價格，導致經濟增長下滑甚至破產。特別是行政手段下的產業發展有嚴重的產業同構問題(陸銘，2015)，在某一時間點供給將會大幅度增加。實現農村經濟的持續增長，必須保證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存有差異，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保證供給的獨有性。可在產品或服務中融入文化內涵、地理標志等，形成市場勢力，保持農村在該類產品中的定價權。
4、農村“三變”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
農村“三變”改革為什么可以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壯大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增長?下面分別討論農村“三變”改革如何實現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使其與理論條件相符合。
(一)資源配置的實現
1.產權明晰:資源資產確權登記。農村“三變”改革中的資源資產確權登記，就是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化農村產權制度，主要是政府行為。鄧大才(2004)認為農村的資源有三類:自然型資源、資產型資源和權利型資源，筆者在此基礎上，再添加歷史型資源，指位于農村地域范圍內的歷史文化資源，如古建筑、古文物、傳統習俗等。所以，將農村資源大致歸納為四類:自然型資源、歷史型資源、資產型資源和權利型資源。農村資源類型多樣，長期以來普遍存在底數不清、產權不明、利用率低等突出問題(王永平等，2018)。資源資產確權登記的核心就是確定農村集體資產的類別、范圍、權屬和數量，對農村集體資源進行分類，重點清查核實未承包到戶的資源型資產和集體統一經營的經營性資產，明確權屬、確定數量，并在此基礎上合理量化權利，對相應的權利進行合理定價，落實到村到戶到人，并頒發產權證，明晰資源的產權邊界。
2.產權激勵: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農村“三變”改革中的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就是在清晰界定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邊界的基礎上，將農村集體資產折價轉化為股權，并將股權量化到村到戶到人，股權是收益的依據，主要是政府行為。股權量化的條件之一是確定農村集體成員，而農村集體成員的確定主要考慮的依據是承包地人口和現有戶籍人口，當然也有部分特殊情況。在確定農村集體成員的基礎上，綜合考慮農齡、勞齡、人口數量等情況確定股份，尊重歷史，考慮村情。這一改革安排的實質是將農村集體資產的“剩余索取權”賦予農民，縮小公共領域，提高農民的生產性努力，是改革的動力源泉。以農村集體賬面資產為例，全國農村集體賬面資產總額(除西藏外)2.86萬億元，其中東部2.16萬億元(韓長賦，2017)。資產較多，且存在嚴重的資產流失(徐京波，2018)。例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縣宮村鎮馬公莊村原黨支部書記，利用職務之便侵占集體利益，造成村集體資產流失，涉案金額4200余萬元；安徽某村官涉及金額更高達1.5億元。主要原因是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主體混亂，且缺乏監督機制(馮卓等，2014)。監督主要依靠農民，而在過去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中，農民由于沒有“剩余索取權”，缺乏參與監督的動力。農村“三變”改革賦予農民農村集體資產的“剩余索取權”，激勵農民參與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和監督。由此，農村“三變”改革賦予農民農村集體資產“剩余索取權”。產權明晰和產權激勵是實現資源產權的優化配置的前提，而資源優化配置的核心是資源產權的定價。資源配置的依據是市場價格，資源隨市場價格變化流向不同的行業。因此，資源有效配置前提是非扭曲的市場價格和順暢的產權轉讓制度。農村集體資產除經營性資產外，其他兩類資產因各類原因未被開發，缺乏市場，價格難以確定。資源型資產主要的類型是自然型資源和歷史型資源，主要包括良好的生態環境、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歷史文物或者特色的傳統習俗等，難以直接形成產品或服務進入市場交換。“委托”是經濟學的重要理念之一，當某項資源難以定量、定價時，可以委托可以定量和定價的產品去市場交易(張五常，2015；王東京，2018)。將資源性資產的經營和發展問題轉化為尋找合適的可定量和定價委托品問題。發現資源型資產價格，一定要形成供求關系。農村集體資產中資源型資產價格可構建以下兩個路徑來發現:第一，對外發布農村集體資產信息，吸引有需求者進入，形成供求關系，將資源作為生產要素，在要素市場中發現市場價格；第二，經營農村集體資源，提供各類產品和服務，形成供求關系，在商品市場中發現資源的市場價格。農村“三變”改革通過在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中發現農村資源型資產的市場價格，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經濟增長的實現
1.擴寬市場: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和引進。農村“三變”改革中的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就是要引進新型經營主體和伴隨在新型經營主體身上的資本要素、現代科技和企業家才能，以及選擇合適的農業產業，將各類要素聚合到選擇的農業產業中發展并壯大，主要是市場行為。新型經營主體主要通過兩個路徑拓寬市場: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通過引入互聯網，實現網上銷售，擴大產品或服務市場輻射范圍，從而拓寬市場；同時，新型經營主體還可以通過自身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銷售產品，降低需求變化的波動幅度。另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以農家樂、民宿等形式吸引消費者進入農村，提高農村人氣，實現輻射半徑一定下有效需求的提高，從而擴寬產品市場；同時，新型經營主體還可以通過自身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以信息分享機制和信任機制將民宿和農家樂等相關消費信息傳遞出去，吸引消費者。
2.延長鏈條: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培育和引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經營主體，發揮企業家才能。將資金、土地、勞動、技術整合到有市場效益的農業產業中，立足地理區位、生態環境、土地資源等資源稟賦，選擇經濟效益高、市場需求大的農業產業。同時，還必須堅持產業融合發展，主要是市場行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不僅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資本化經營，還拓寬農業產業鏈條，增加農業附加值和提高農民的邊際工資。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有三條路徑，第一條是農業+加工業，以農業生產的農產品為原材料加工成附加值高的產品。貴州省盤州市賈西村標準化打造刺梨產業園，通過發展蜂蜜加工業延長刺梨產業鏈條，實現農產品價值延伸，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農民農業收入，實現了經濟增長中的鏈條延長。第二條是農業+服務業，以農家樂、民宿等形式吸引外地消費者，或者以農旅結合的方式將資源型資產委托給農產品、旅游消費品等可計量和定價的商品，促進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增長，獲得范圍經濟，同時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市場擴寬。第三是農業+加工業+服務業，是第一條和第二條路徑的結合。
3.維持特色:地域特色的引入。產業選擇是農村“三變”改革成功的關鍵，是市場行為。基于現有的農村“三變”改革經驗很難總結出如何選擇產業，但是可以從現有改革中產業發展遇到的問題中總結并倒推產業選擇的一般性規律，即產業選擇要依據國內外市場需求和地域特色兩個標準。各地都在推進農村“三變”改革試點，以重慶市為例，渝委農工組辦2018年1號文件提出，2018年決定在全市38個涉農區縣各選1個村開展農村“三變”改革試點工作，各區縣為打造屬于自己的農村“三變”改革試點，也選擇了不同的村莊開展試點工作。當然，除了農村“三變”改革外，還有農村集體產業制度改革、美麗鄉村建設、田園綜合體建設和特色小鎮建設等。筆者走訪的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農村“三變”改革的試點村，大部分村莊均提出發展農業+旅游業的規劃，但是大都沒有形成特有品牌和地域特色；且旅游業提供同質性服務，均為采摘、民宿、農家樂等，產品之間的替代性高，產業同構問題嚴重。在大量的財政資金進入鄉村的過程中，產業市場選擇被政府規劃替代。特別是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財政資金進入鄉村的規模會進一步擴大。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試點中，因為前期資本逐步投入且市場供給能力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所以各地均會有較好的經濟效益，但是供給會隨著時間流逝和投入擴大在某一時點突然增加(因為進行試點的時間是相同的)，從而導致供給的結構性過剩。農民合作社遭遇政府扶持資本低效率的挑戰，同時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尤游，2018)。行政手段下的產業選擇有最低投入水平下的最高產量，當沒有產業同構問題時，產量可轉化為產值；而當有產業同構問題時，產量并不能轉化為產值，將出現利潤下滑甚至破產等問題。而選擇有地域特色的產業則可以有效避免該問題。六盤水市米籮鎮標準化發展獼猴桃產業，并獲得“農產品地理標志”、“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等品質認證，市場情景良好，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益(王東京等，2017)，同時具有相應的特色品牌效應，實現了經濟增長中的維持特色。堅持產業選擇的市場化方向，依據國內外市場需求選擇具體產業。而農業是投資周期較長的產業，所以在選擇產業時需要注意長期的市場走向。當不能對未來市場形成穩定預期時，一個可選的方向是提供有地域特色、具有自然壟斷屬性的產品。市場需求可保證產品或服務實現驚險一躍，而地域特色則可保證產品和服務長期實現驚險一躍。
5、研究結論與實踐啟示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資源配置的前提是產權明晰和產權激勵，但是實現經濟增長還要進一步考慮拓寬市場、延長鏈條和維持特色，所以資源配置并不一定會實現經濟增長。產權明晰、產權激勵、拓寬市場、延長鏈條和維持特色是農村集體經濟增長的充要條件，而中國農村實際情況并不符合理論條件。農村“三變”改革的各個措施，正是將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向理論條件方向改進，符合市場化方向才會取得明顯成效。具體而言，農村“三變”改革通過資源資產登記制度實現產權明晰，通過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實現產權激勵，通過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實現市場拓寬，通過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實現鏈條延長，通過產品中地域特色的引入實現特色維持。農村“三變”改革通過在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中發現農村資源的市場價格，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并通過對外擴寬市場、對內延長鏈條，獲得規模經濟、分工經濟和范圍經濟，實現集體經濟持續增長。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與現有研究不同的四個重要實踐啟示。第一，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時，不能局限于思考如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拓寬市場、鏈條延長與維持特色。資源優化配置只能實現最低成本下的最大產出，并不一定能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二，在農村“三變”改革中，存有明顯的政府行為和市場的邊界，政府行為在于資源資產確權登記、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以降低公共領域為導向；市場行為在于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產業發展業態選擇和具體產業選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實踐中要防止政府行為對市場行為的替代。第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提高的關鍵在于市場行為，即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產業發展業態選擇和具體產業選擇等，而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于資源資產確權登記、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等政府行為，還應聚焦市場行為研究。第四，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既需要有市場競爭，也需要有市場勢力。其中，市場競爭主要作用于要素市場，以要素市場的競爭拉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本；市場勢力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以市場勢力獲取高額利潤，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增長。與現有研究相同的實踐啟示有，第一，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構建產權邊界明晰、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第二，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運輸成本等；第三，促進農村產業三產融合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和擴展勞動力市場，提高經營收益和工資收入。
作者簡介：張應良，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重慶市第二批高等學校優秀人才資助計劃獲得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評審專家。徐亞東，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5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