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我國鄉村振興戰略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核心任務是必須振興鄉村道德文化，需要解決如何樹立鄉村道德文化意識，如何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如何堅持道德文化繼承性和創造性的統一等主要倫理問題，其倫理價值目標是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深刻認識和把握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倫理之維有助于深化我們對該戰略的認知和理解。
關鍵詞：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倫理學；維度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實踐契合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需要，昭示著我國鄉村建設的新圖景、新境界。這不僅因為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的國家戰略，而且因為它深深植根于鄉村道德文化，彰顯了鄉村道德文化的鮮明特色和突出優勢。充分發掘和闡揚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倫理學維度，不但有利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而且有利于建構新時代鄉村道德文明。
一、振興鄉村道德文化：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任務
加強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促進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任務。鄉村振興若沒有道德文化的振興，那樣的鄉村即使經濟再發達、物質再豐富，也只不過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推動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要發揮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村民的主體作用，重建鄉村道德文化價值。
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不發揮黨管鄉村工作的優良傳統肯定不行。黨的領導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優勢，加強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同樣離不開黨的核心領導作用。鄉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中本應發揮主導作用，黨員干部更應該成為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模范實踐者。但是，一些地方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對道德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把“鄉村振興”，僅僅理解為鄉村經濟的振興，忽視了鄉村道德文化建設。鄉村黨員干部既要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一級黨組織的工作指示，又要保護和實現村民的利益，理應成為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但同時他們也是村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才是其主要任務。當上級工作要求、個人利益、村民利益出現矛盾時，他們很難兼顧到各方利益。在村里事物與家里事情之間，村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該做出什么樣的選擇，經常考驗著鄉村黨員干部的道德意志。有的黨員干部私心太重，只考慮自己和親屬的物質利益，置村集體利益于不顧，導致村民極度不滿，鄉村凝聚力減弱。鄉村倫理秩序已經處于一種非常松散的狀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鄉村黑惡勢力的暗流開始深度介入鄉村治理。很多鄉村黑惡勢力，都是先用一些非法途徑獲得財富，然后一邊用這些金錢為自己“由黑轉紅”開路，一邊又用暴力脅迫改寫鄉村議事規則，雙管齊下，最終攫取主導鄉村事務的權力。“村霸”壟斷鄉村權力和資源之后，通常會與其他部門結成利益同盟，國家大多數的涉農補助都成了黑惡勢力和基層官員上下串通共同套取的“唐僧肉”，真正需要的村民其實很難拿到。正因如此，當“村霸”橫行鄉里時，部分警察或上級部門卻采取默認和縱容的態度。當村民的法律和道德信仰受到一次次的挫傷，當村民的權利救濟渠道越來越狹窄，“村霸”勢必會更加有恃無恐，已經導致基層組織的權威與道德文化建設主導力量嚴重弱化。推動鄉村道德文化振興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強化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主導力量，發揮鄉村基層組織在弘揚主旋律和社會正氣方面的主導作用，改善鄉村基層黨組織的精神風貌，提升鄉村基層黨組織的道德文化建設能力和道德文化向心力。
雖然鄉村道德文化建設需要黨和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引導,但黨和政府的推動必須轉化為村民的道德意識和自覺才能起作用，然而，一些地方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卻未能考慮到村民對鄉風文明的內在期盼和訴求是促進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發展的內驅力。長期以來人們對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主體及功能認識模糊，導致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主體缺位的現象。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疲軟、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主體不明確，以及主體對道德行為和原則規范的識別、判斷與選擇能力沒有得到有效的開發。廣大村民長期生活在鄉村，了解和熟悉村民的心理和道德狀況，對于如何有效地結合鄉村實際情況來進行道德文化建設最有發言權。他們實際上是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實踐主體，是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參與者、維護者和推動者。然而，村民作為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主體，其道德文化建設的內需性、自覺性和創造性卻未得到充分的張揚。以前的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往往把村民視為道德文化建設的客體、接受道德教育的對象。這種道德文化建設方式，只注重道德文化建設的外在因素，而沒有考慮村民自身的積極性、建設性和創造性，使村民的主體地位淪為客體對象。這樣不但不能強化村民的道德意識和提升其道德修養，更不可能喚起和激活村民在道德實踐中的自覺性、自主性和能動性。廣大村民不了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內涵和外延，沒有意識到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對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意義，他們認為道德文化建設應該是政府和黨員干部的責任，把自己置身于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之外。導致村民作為道德文化建設主體的缺位，既與村民的素質有關，也與大量的鄉村精英的流失有關。鄉村精英無論是自身能力還是德性修養都遠遠超過普通村民，是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和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鄉村精英群體流失嚴重，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涌向城市，對鄉村事務的參與也越來越少，無形中抽空了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
包容重義、與人為善、淳樸善良一直是鄉村傳統的道德價值取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一直是中國鄉村綿延數千年的風俗畫卷。鄉村傳統道德價值賦予鄉土社會以規范、價值和意義，區別于城市，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然而，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廣大鄉村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鄉村道路交通、信息傳播方式越來越發達，城鄉人員往來、交流空前密切。許多村民開始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律動，他們對于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境遇有了全新的認知，許多村民逐漸意識到鄉村已經很難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跳農門”、逃離鄉村成了改變自己命運、實現人生價值的奮斗目標。他們向往城市的車水馬龍和高樓大廈、崇拜城市的生活方式，逐漸疏離和放棄故鄉綠水青山所蘊含和傳承的價值。村民紛紛背井離鄉，不辭辛勞地奔向心目中的圣地———城市。城市越來越繁榮，而鄉村卻日益衰落。鄉村“空心化”嚴重，是一個不容否定的鐵的現實。大量青壯年流失，鄉村只剩下老弱病殘幼。談鄉村振興，可是鄉村在哪里？沒有人的鄉村，無論建設多么漂亮，也只不過是一座輝煌的廢墟。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同時也體現在道德文化建設投入上的不平衡。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嚴重滯后，傳統道德價值逐漸消失，功利主義的盛行使一部分人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最高價值，鄉村社會道德價值約束體系嚴重弱化。表現在日常生活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鄉鄰鄉親等人際關系逐漸被虛偽欺詐、損人利己、炫耀攀比的價值觀念取向所替代。鄉村傳統道德價值逐漸解構已經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沒有鄉村道德文化的振興也就不可能有鄉村的振興。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先就是要補齊鄉村社會的“精神短板”,提升鄉村社會的精神風貌，重建鄉村道德文化價值。
二、我國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解決的主要倫理問題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道德文化建設，關鍵是要充分激發鄉村實現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解決如何樹立鄉村道德文化意識、如何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如何堅持道德文化繼承性和創造性的統一等主要倫理問題，提升村民實現美好生活的自主能力。村民“不僅是鄉村振興的本質和核心，也是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根本上說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決定的”[1]。
改革開放40年來，鄉村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城市相比，鄉村落后面貌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與此同時，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也與鄉村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步，與整個社會文明進步極不相稱，與城市道德文化形成鮮明的反差。雖然黨和政府采取了許多積極的措施致力于推動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但因鄉村領導干部的道德文化建設意識淡薄、村民道德文化意識缺乏，最終效果不是很明顯。以前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好的傳統，例如農村文藝宣傳、體育競賽等活動也正在消失或“變味”，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低俗的商業性演出，有些人甚至在祭祀活動中把墓地當成性感美女表演的舞臺。由此可見，鄉村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帶動鄉村道德文化意識的提升，相反，許多村民尤其是鄉村青少年的道德價值觀正在遭到腐蝕。曾經從鄉村逃離出來的人，在經過城市文明的洗禮后，道德文化意識不斷得到增強，他們中的許多人深感鄉村再也回不去了，更有甚者，他們即使融入不了城市也不愿意回到鄉村。“鄉村光棍”與“城市剩女”形成鮮明的對比，很多到大城市讀書或打工的女青年寧愿單身也不愿意將就嫁回鄉村，因為她們已經習慣了現代城市文明，鄉村生活與她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這其中除了鄉村經濟落后于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鄉村沒有形成具有鄉村特點的道德文化精神，不能滿足她們對道德文化生活的需要。許多逃離鄉村的人其實生活過得并不比在鄉村輕松與穩定，然而他們哪怕是歷經艱難險阻也要想在城市扎穩腳跟，因為那里有深深吸引著他們的城市道德文明。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更依賴于在中國社會全方位提升鄉村道德文化意識，創造出良好的鄉村道德文明。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法治、德治三種治理方式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它們相互融合，一同構建起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鄉村治理體系。村民自治是在法治基礎上的自治，它能激發村民在道德建設中的主體和核心作用。法治能夠確保村民自治的實現，同時為道德文化建設提供法律支撐。因此，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要解決如何把自治、法治、德治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問題，既要搞好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向縱深發展，又要培育村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引導他們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新時代好村民。法治對于嚴厲打擊鄉村黑惡勢力、堅守鄉村道德底線、樹立法律信仰，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準確地把握自治、法治、德治的辯證統一關系，使村民在自治過程中學法、懂法、知法、守法，提升其道德意識和道德實踐能力，把道德文化建設內化為村民的自覺追求，才能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弘揚主旋律和社會正氣，培育文明鄉風”[2]。
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能否適應新時代需要、邁出新步伐，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是否具有凝聚力、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重大問題。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必須不斷地改進與創新，堅持繼承性和創造性的統一，增強針對性、實效性。面對當前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突出問題,“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要發揚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道德，積極借鑒世界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與先進文明成果”[3]（P5）。為此，我們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承繼傳統美德、弘揚中國精神，使村民對道德的正確認知、自覺養成和積極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積極引導他們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同時，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不能搞文化復古主義，必須要契合新時代精神訴求，展現新時代道德向度。鄉村道德文化只有常維新，才能不斷融入先進文化，才能得到不斷的補充、豐富和升華。因此，要積極運用新時代的價值理念去滋養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要提高村民科學文化素養，引導村民樹立正確的民主法治觀念和新時代公民意識；要推動鄉村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改善村民精神風貌，提高鄉村社會道德文明程度，煥發鄉村道德文明新氣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基于這一重大判斷，鄉村振興戰略中出現的新問題及特點，需要實現的目標任務，同樣也蘊涵在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之中。同時，新時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也應該以實現村民對美好鄉村生活的需要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我們必須深刻理解鄉村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所呈現的新特點，滿足村民對美好鄉村生活的需要。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無疑是尋找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認識新時代鄉村道德建文化建設的新問題、新特征的邏輯起點，同時也是探尋其有效途徑的突破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既要為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也要為村民提供高質量的道德精神生活服務，努力把村民培養成情趣健康、精神富有、道德高尚的新時代“三農”人才。
三、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鄉村振興戰略的倫理價值目標
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種健康、有序的鄉村倫理秩序，這種鄉村倫理秩序需要共同的利益訴求和倫理取向作為基礎。我國鄉村振興戰略面臨的最大困難是鄉村的空心化，隨之而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隔離和陌生化，這使得鄉村的共同利益變得不確定，鄉村成員之間休戚與共的情感和價值認同也難以建立。面對這些難題，需要通過扎實推進精準扶貧、鏟除“村霸”毒瘤、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強化“城歸”精英的道德引領作用、發揮社會工作的輔助作用等方式實現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的價值目標。
道德是以利益為基礎的，經濟關系決定了道德的內容、性質，以及發展變化。恩格斯認為，“人們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4]（P434）。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德意識和觀念的形成是一定社會經濟和利益關系的反映。村民道德認識的深淺和道德行為的善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其所處的經濟狀況的反映。如果村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益都無法得到保障，村民就很難確保其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我們不能讓村民一邊餓著肚子，一邊去講體面和奉獻。精準扶貧是讓鄉村貧困人口共享利益和幸福的必要條件，也是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的基本前提。因此，要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就必須從我國扶貧脫貧事業的實際情況出發，著力分析當代鄉村貧困人口的現實生存狀況，從解決貧困人口脫貧這個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問題入手，積極推進精準扶貧政策，使鄉村貧困人口完全脫離貧困，確保和維護鄉村貧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使貧困人口能共享社會發展的豐碩成果，從而增強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內在驅動力，為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村霸”是阻礙鄉村振興、破壞鄉風民俗的“毒瘤”。“村霸”橫行鄉里，霸占資源、開設賭場、恐嚇村民，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操縱選舉。村民對此深惡痛絕，卻又敢怒不敢言。“村霸”不除，鄉村難以安寧，新時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必定舉步維艱，鄉村振興更加無從談起。因此，新時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必須從嚴厲打擊“村霸”和強力整治宗族惡勢力著手，為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與條件。對于“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治理，可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要突出重點，精準打擊。在治理過程中，要以點帶面，及時排查，形成執法合力，同時深挖村霸背后“保護傘”，強化震懾效應，有效遏制村霸發展勢頭。第二，充分發揮黨的基層堡壘作用。通過宣傳教育、建立品格檔案、走訪談心、引領網絡輿情等方式，改善鄉村輿論生態和道德風尚，從源頭徹底消除鄉匪村霸滋生蔓延的土壤。第三，走群眾路線，完善村民自治。一方面，要使村民的自治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在鄉村深入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工作，使村民樹立法治思維和理念，自覺維護法律權威，積極用法律去應對鄉匪村霸的惡劣行為。
雖然鄉村道德文化建設需要良好的經濟利益基礎和法治環境，需要政府的有效引領和推動，但是內因才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據原因，它決定著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成敗。村民對良好鄉風民俗的訴求與渴望是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的內在因素和根本動力。村民對道德文化建設的支持，終究要靠村民對鄉村倫理共同體的正確認識和理解、形成共同的鄉村情感和價值認同，只有村民認同自身作為道德文化建設的主體，并轉化為主體的道德實踐活動，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才能取得真正的實效。村民作為主體的道德實踐活動也有別于城市公民。一方面，不論是經濟條件還是生存環境，鄉村都不同于城市，由此決定了村民道德實踐的生成和發展具有獨特的規律和特點，在進行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時既要遵循道德文化建設的普遍規律，又要考慮鄉村的實際情況和村民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新時代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終極目的是要建成與鄉村振興戰略相適應的鄉村風尚，實現村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村民對道德需要的內生訴求蘊含著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充分尊重村民的這一內生訴求，才能激發出村民作為主體的潛能，提升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實效性。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統籌謀劃，科學推進。要充分尊重廣大農民意愿，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把維護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促進廣大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5]中國鄉村建設實踐證明，如果不能確保村民在建設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國家推動的任何關于鄉村發展的戰略目標都很難獲得村民的認同，也就不能得以實現，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村民的主體性地位。
鄉村道德文化建設，最緊要的一點就是要讓鄉村留得住人，讓鄉村有真正能夠擔負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治之才。“近年來從農村走出去的農民工、大學生、退役士兵等人員返鄉創業者越來越多，甚至城鎮的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也開始下鄉創業，這一現象被稱為‘城歸’。”[6]截至2017年9月中旬全國共有480多萬“城歸”返鄉創業。“城歸”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把“城歸”培育成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是推動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法。“城歸”精英走出了傳統的熟人社會，摒棄了狹隘的認知和思維方式，開始接觸城市文化，并體驗城市生活。他們對城市與鄉村的記憶和情感有助于城市道德文明反哺鄉村。“城歸”精英所展現的道德素養可以感染他人、激勵村民，對凝心聚力攜手村民共建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大有裨益。不難看出，“城歸”精英是培養新時代鄉村文化氣質，促進鄉村道德文明形成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更具有鄉村共同體意識，他們懷有強烈的創業愿望，他們較之其他留守的村民更容易成為鄉村道德文化建設的踐行者和引領者。
“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實務學科，一直把人的未來成長改變視為該學科的考察中心，不僅關注服務對象是什么，而且更為關注服務對象應該成為什么。倫理價值就被當作社會工作最核心的內容之一，它是帶動服務對象和社會環境改變不可或缺的部分。”[7]（P49）它是“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幫助有困難的人走出困境的活動”[8]（P12）。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倫理關懷，所以，它的基本原則和核心理念總是與主流道德價值相一致。當前我國的社會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區，城市社區成為了社會工作的主陣地。然而，隨著大量青壯年離鄉務工，導致鄉村建設的骨干人員外流嚴重，鄉村出現“空巢老人”“寡婦村”“留守兒童”“光棍村”等現象。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主導力量弱化、主體力量缺位，鄉村人力資源嚴重外流。此時，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自我造血功能乏力，鄉村亟需社會工作的介入。社會工作者可以結合鄉村實際，通過挖掘鄉村傳統道德資源、開展相關自愿者活動，展示服務社會、傳遞愛心、關懷弱勢的倫理情懷。社會工作的介入有助于改變困難村民、脆弱村民被邊緣化的狀況，使他們感受到來自社會的關愛，可以為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注入新鮮的活力。
四、結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鄉村現代化的新起點、新征程，鄉村道德建設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倫理學維度，鄉村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不言而喻。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要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村民為中心，積極培育新的鄉村道德意識和觀念，為推動鄉村振興和培育新時代村民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努力構建鄉村倫理共同體。
作者簡介：李皓，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院博士，廣東白云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倫理學研究》2018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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