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最關心的是住房，首先要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然后才是宜不宜居的問題。
現在主要問題是大量的城市新市民，或者叫農民工，農業轉移人口進到大城市后，他們在哪里居住，怎么居住。
新的住房制度肯定是堅持市場化，大方向是不會變的。政府主要是要解決低收入住房保障問題，所以即使是租賃住房也需要按照市場化的方式。
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里說的“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有必要搞清楚概念。
近日，“第二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做主題演講，分享他對當前城鎮化問題的一些觀點，后附演講全文。
在接受采訪時，他表示現在城市發展上的問題很多，是由于做法和認識上都存在問題，這也導致了中央政策與地方落實之間存在一些偏差，同時，相應的制度改革也應盡快推動。
城市進化論：您提到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哪些？
楊偉民：一個就是戶籍制度。這個確實要改革落地，只要是符合條件的都可以落戶。他們已經在城里待了好多年了，不要弄積分制之類的，太嚴格了，好像只有科學家才能落戶一樣。
另外，中央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但那個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是中心城市，不是全域。“城市”的概念沒有把握清楚。
當然，發改委原來發布的關于城市規模劃分的文件，也沒說清楚到底什么叫城市？
比如說特大城市是500萬，就應該是指中心城區人口500萬，你說重慶是直轄市，有3000萬人口，他一個不能落戶了，肯定是不對的，所以這個政策制定還不夠細。
第二是土地制度。現在土地制度，最后還是城鄉分割的這種制度，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農民工現在他不落戶，或者說難以落戶、不愿落戶，因為割舍不了家鄉那塊地，一定要承認他的物權，承認他的繼承權，讓土地可以轉讓，不能說只在村里轉讓。只要這個地是集體所有的，保留集體所有，他可以賣給任何人，這就流轉起來了。
然后農民進城就有錢了，同時有一些愿意到農村去、想回鄉去的人，就可以去買地，然后城市建設不要再占用耕地，因為中國平原已經被占的差不多了，以后中國人就沒法生存了。
現在農村閑置的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足夠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閑置的太多了，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讓它流轉起來，流轉起來以后，還會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教育制度問題。中國現在的城市化問題，越來越演變成一個區域問題，不是一個城鄉問題。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是不一樣的，不同城市能上大學的分數不一樣，并不是全國統一高考，現在很多地方自己設置分數，然后保護自己本地的戶籍人口能夠上更好的大學，這就對其他地區不公平。
城市進化論：在高考之前，各地的教育資源已經不均衡了。
楊偉民：那是機會不公平。現在設計的制度，會導致大家最初的機會不公平。機會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
當然還有社保、醫療制度等等，都需要改進，城鄉應該一樣。不要農民是一套體制，城市人是一套體制，這樣怎么能夠打通城鄉呢？
我們最終要現代化，首先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市場體系。現代化市場體系就是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城和鄉沒有區別，不應該有這種差別化。
以下為演講實錄
城市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當前中國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結合點。正確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需求，也是空間結構、經濟布局、人口分布的結構性改革。針對當前城鎮化當中的一些問題，我想講兩個方面的看法。我今天不講成就了，前面已經講了很多成就了。
遵循城市化規律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來，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四十年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也出現農民工難以市民化、造城運動、房地產泡沫、人地失衡、職住失衡、城市病、大拆大建等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沒有按照城市化規律來辦事。有七個方面，是下一步城市化當中需要把握的。
第一、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自然而然的過程及結果，雖然城市化有助于經濟增長，但不能本末倒置，把結果當作源泉，把城市化當作拉動增長的手段。
推進城市化不能盲目規劃建設新城新區、圈地、造城、建房，這些雖然短期內可以拉動投資，但是如果沒有產業、就業，沒人居住，就會變成“鬼城”，投資沒有回報，舉債無法償還，不僅增長會停滯，還可能帶來債務危機乃至金融危機。
目前，地方政府規模巨大、五花八門的隱性債務，其實很多就是以城市化旗號舉借的。
第二、城市化布局是集中的
在農業社會，人跟著耕地走，耕地是分散的，所以人口和就業也是分散的；但是到了工業社會，產業鏈集中，就業要集中，人口要集中，城市化就是就業和人口集中的過程。
一些發達國家，最終成為城市化密集的地區，也就是幾片地區。對中國這種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最終成為城市化密集的地區，也就是十幾片。絕大多數國土，最終將是農產品主產區，或者生態功能區。在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人口最終是要走的，所以大量造城建房沒有希望。
我們一些地區，縣縣搞工業、鎮鎮搞開發，到處都有開發區，到處都有新城新區、房地產項目，到處都有工廠，到處都要建設污水處理廠、垃圾填埋場，到處都要拉電網，建軌道交通，建高速公路，但是許多開發區其實沒有工人干活，沒有人煙，只有一個廣告叫此房出租，但是真的會有人租嗎？最終，可能就會丟給大自然，給自然增加負擔。
一些城市是依托交通樞紐形成的，但那是早期的城市化模式，因為周邊本來就沒有城市作為依托。但是現在，一些城市在遠離中心城區的地方，試圖通過建設一個高鐵站、一個飛機場就形成十幾萬、幾十萬人的新城，本來建設高鐵站、飛機場就是因為有了城市才要建設，怎么可能再依托這些場站形成新的城市呢？
第三、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
城市化是農業人口向城市集聚、農業用地按相應規模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過程，但人地要平衡，進多少人就要占多少地，而不是反過來占多少地就要進多少人。
在土地財政模式下，所有城市都是只要地、不要人，所有城市都認為給自己的土地指標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們給進城務工人員落戶的時候卻遲遲沒了動靜。結果是，城市建設用地規模超出人口集中規模，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大幅下降。這不符合城市可持續發展要求，而且嚴重背離了中國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國情。
過去，我們常說中國“地大物博”。現在，我們對“物博”已經有了正確認識，就是知道自己資源短缺，但對“地大”還缺少正確認識。
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陸地國土空間，其中，山地33%、高原26%、盆地19%，平原只占12%、丘陵占10%，人均平原面積只有860平方米，也就是說人均1.3畝。相比之下，美國人均12500平方米，歐洲人均8400平方米。
我國的吃飯問題、城市化、工業化、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必須主要依靠這人均860平方米的平原面積，所以集約利用平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浪費濕地、占用平原，是在吃子孫飯、斷子孫路。
第四、城市由不同職業的人組成
城市化之所以成為必然，是因為城市效率高，城市社會分工可以不斷細化、深化，互相創造需求和供給：你給我看病，我給你清理垃圾；你教我的孩子讀書，我賣給你油鹽醬醋等。
許多城市都想建成高大上的功能，比如說成為科研中心，但建科研中心光有科學家就能建成嗎？科學家也要吃喝拉撒，也要有人為他服務。前一段時間的“搶人大戰”，完全背離了城市化規律，只要白領，不要藍領，城市根本無法運行。現在，城市居民、特別在特大城市，都抱怨保姆、護工貴，這里有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因素，但也和所在城市政策有關。
更嚴重的全局性問題是，我國現在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已經呈現未富成本高的狀態。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讓農民工進城干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務費用，但助推了全社會人力成本超階段快速上漲，對保持競爭力十分不利。
第五、城市用地結構要均衡
我國城市用地結構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居住用地太少，就業用地、特別是工業用地太多。
中國住宅用地占國土面積0.3%，美國占1.4%，日本占3%。全國工礦用地5.23萬平方公里，其中工業就占3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日本工業用地只有1600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國大巴黎地區，居住用地都是工業用地5-6倍；而國內城市一般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比例都是1：1，北京稍好點也只有1.29：1。北京還是工業最少的地方，而且這里還不包括農村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結構失衡，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在指導思想上重物輕人、重視工業，而且工業用地價格低，居住用地價格貴。用居住用地的高價去補工業用地的低價，助推了高房價，也助推了產能過剩。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一條措施，建立有效調節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價機制，提高工業用地價格，但是沒有落地。
第六、城市要職住平衡
我國城市核心區，往往是就業用地多，居住用地少。
比如，北京核心區有92.5平方公里，居住用地占32%，行政辦公、文化設施、公共服務等就業用地占37%，而且居住用地往往都是低層建筑甚至是平房，就業用地多是摩天大樓。北京核心區常住人口和就業人口都是200萬人，估計職住比至少是0.5左右。也就是說，每天至少上百萬人口從四面八方進入核心區上班，晚上回到非核心區睡覺。
相反，北京的回龍觀、天龍苑兩大“睡城”，居住人口80萬人，其中50%是20-40歲的年輕人。他們的工作地點多是西二旗、中關村、望京、CBD等，這兩個地區的居住人口大大多于就業人口，職住失衡才是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不能都怨老百姓愛買車。
北京二環路以內的面積，占城六區面積6%，但承擔了機動車交通量的30%。解決交通擁堵，治本之策是調整空間結構，促進職住平衡。
第七、城市規模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中央提出，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首要任務，并提出到2020年落戶1億人的目標。
但是現在這個政策落實得很不利，針對這種情況，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說過去落實得太慢了。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宏觀背景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大幅度減少，應對策略之一是要擴大勞動數量。
但是擴大勞動數量不是說要增加每一個勞動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勞動時間，而是要增加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時間，這對中國是非常有益的。
以農民工為例，在我國大概有2億多農民工，他們中不少人40多歲就回鄉了，也就退休了，所以這些農民工一生就減少了工作20年，少掙了20年的錢。不讓農民工市民化，這是對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各地不讓農民工市民化的理由是中央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規模的方針，這里必須得搞清楚一個概念，什么叫城市？
在中國至少有3個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一是行政區，即直轄市、設區市的轄區面積，二是城區，就是設區的市。現在各地紛紛搞縣改區，所以不少城市的荒郊野外都變成了城區，京津滬所有的縣都改成區了，所以這時候行政區和城區的范圍就一樣了，但是多數設區的市還是城區小于行政區的，因為它還是有限。三是中心城區，比如北京的中心城區是城六區。
中央提出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里的城市指的是中心城區，不是行政區意義上的城市，也不是城區意義上的城市，而且要控制首先要控制的是功能，而不是要控制人口，功能不來了人也就不來了。
你要控制人口，首先就要控制功能，因為是城市要做大功能，把人口給吸引過來，你怎么還控制幫你實現這些功能的人口呢？當然解決農民工人口市民化的問題，不僅僅涉及態度問題，還涉及到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社會保障、教育特別是高考制度，等等。
再說簡單一個問題，現在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回鄉創業，這也是放在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大環境來考慮，我國制造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已經下降，如果過早鼓勵農民工大量回鄉，作為他個人他一生的收入就會減少，作為國家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就會降低，現在城市特別是東部地區的制造業用工嚴重不足，有的地區不得不到轄區的農村動員有勞動能力的人再進城。
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業，但是今后誰來務工？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不恰當的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回流農村，最終影響的是國家競爭力，還會帶來長遠的社會結構失衡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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