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對土地問題的探索
內容提要: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對土地問題的探索歷經三個階段。定縣實驗時，平教會對土地問題已有初步認識，但生計教育的重點是改良農業和建立合作社。戰后的華西實驗明確將土地問題視為鄉村經濟的核心，提出統租分佃和創置社田的方案，這體現了平教會希望通過溫和的方式和組織生產的力量解決土地問題，達成合作化和組織化的生產生活模式的鄉村改造目標。然而，創置社田難以實施，平教會轉而積極協助政府推行農地減租，同時也不放棄統租分佃的努力。平教會的和平土改歷程始終充滿著張力，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層面，難以付諸實踐。
關鍵詞:平教會 土地問題 創置社田 農地減租
考察近代鄉村建設史，很難繞過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作為一個具有啟蒙和改良意味的知識分子民間社團，平教會對社會改造一直抱有濃厚興趣。其工作重心經歷了從平民教育、縣政實驗到經濟建設的演變。本專題中潘家恩和張藝英、溫鐵軍的文章對此都有涉及，本文擬繼續深化，結合近年公開的華西實驗區檔案，梳理平教會探索土地問題的歷程，以進一步揭示近代鄉村建設的復雜面向。
一、定縣實驗：初步認識土地問題
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縣設立平民教育實驗區。1929年，總會機關遷至定縣，全力推行以縣為單位的鄉村建設實驗，工作范圍也由先前的文字教育擴展為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生計教育主要從技術層面、組織層面著手，重點在改良農業生產和建立經濟合作社。其目標是“要訓練農民在生計上的基本智識和技術；要創設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要養成國民經濟意識與控制環境的能力”。換言之，要用教育方式達成組織化、合作化的經濟建設。在此過程中，土地問題逐漸進入平教會的視野。
先是生計教育部主任姚石庵在工作中發現農村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選定一村，聯合60家，組織合作農場，以作探索，“但因土地的分散，耗費了人力，影響了生產的增加，依然很窮……只作了一年多，還不曾得到科學的結論”。調查部主任李景漢進行社會調查時，也發現定縣存在耕地不足、土地分配不均、土地分散、田賦混亂等嚴重問題，意識到土地分配不均“關聯到土地集中、土地私有制度、不合理的土地關系等種種問題”。1929年—1932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中國，定縣農產品滯銷，農民大量破產，土地日益集中于大地主。對此危局，李景漢慨嘆：“我們不能不承認土地問題是農村問題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產關系又是土地問題的重心，其次才是生產技術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即或有，也是很微的、一時的、治標的?！逼浇虝偢墒玛剃柍跻舱J為：“農村經濟問題中最嚴重的，莫如土地問題。這個問題，近來已引起國人的深切注意……這樁根本工作，似應由政府出來毅力解決?！?/p>
由上可見，平教會對于土地問題已有一定認識，同時認為土地改革必須由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推行，平教會作為沒有政治權力的民間團體對此無能為力。的確，在定縣的權力格局中，平教會的處境一直較為被動。實驗初始階段，平教會“僅站在學術及私人團體的立場去研究實驗”。隨著工作的推進，它認識到“欲將研究所得的推廣出去，則非借助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機構不可”。于是，它積極謀求與國民政府合作，通過新成立的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進行自上而下的縣政改革，以圖實際控制定縣地方政府。但是，縣政極大地觸動了士紳的權力，因而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平教會被迫妥協，縣政改革名存實亡。
概言之，定縣時期平教會形成了四大教育的工作理念，主張以生計教育達成有組織的經濟建設。雖然逐步認識到經濟建設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但因缺少政治權力支持，平教會的生計教育更多是改良農業和建立合作社，沒有觸及土地關系的調整。
二、華西實驗：提出創置社田方案
1936 年后，為將定縣實驗經驗向全國推廣，加之華北政局日益緊張，平教會的工作重心逐漸南移，積極同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在湖南衡山、四川新都建立實驗縣。1940年10月，在巴縣歇馬場創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后更名為鄉村建設學院）。整個抗戰時期，平教會專注于農民抗戰動員、縣政實驗和鄉建人才的培養，無暇顧及土地問題。
1946年11月，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劃四川第三行政督察區為平教會華西實驗區。實驗區的機構和人員分作大致平行的兩套系統。一是國民政府的督察區（專員）-縣（縣長）-鄉（鄉長）／鎮（鎮長）-保（保長）-甲（甲長）；一是平教會設立的實驗區總辦事處（主任）-聯鄉輔導區（區主任）-鄉鎮輔導區（輔導員）-社學區（民教主任）-傳習處（導生）。為切實掌握政治權力，晏陽初力薦平教會骨干孫則讓（字廉泉）擔任第三督察區專員，兼任實驗區主任。除此之外，兩套組織系統獨立運行，各有分工，鄉鎮保甲機構主要辦理征兵、征糧、防匪等國家委托事務；平教會系統主要負責“組織農民，以引發農民的力量來推動鄉村建設”。
平教會試圖突破以往“片面的改良”做法，在華西實驗區進行“一體化的鄉村改造”。晏陽初即言：“生活是有機聯系的，片面的改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是沒有用的……生產、教育、衛生、土壤改良（土地改革）和自治，所有這些都是社會與政治改造這一體化計劃的組成部分，都是互相依存、互相關聯的?！睂嶒瀰^明確提出“鄉村建設應以經濟為重心”，認為“經濟問題的解決靠有組織的生產，就是生產組織化”，主張“用合作社的組織來建立經濟建設的體系”。
同時，平教會領導層也開始直面“鄉村經濟核心的土地問題”。晏陽初說：“時至今日一個佃農的生活并不比中世紀的農奴好……我們要做的一項最為迫切和根本的事情就是幫助‘土地的耕種者變成土地的所有者’”。首先要做的是“把這些貧窮無助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生產者合作社。孫則讓也感嘆農村面臨著農田細碎零散、土地買賣頻繁、撤佃換佃事件增多、租佃糾紛嚴重等嚴峻的土地問題，提出“現在就大勢看，土地改革勢在必行。我們提倡合作社，借以促成土地問題的解決”。
在此基礎上，實驗區提出了體現“農業生產組織化”理念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有以下兩點：
一是統佃分租，以穩定土地使用權。由合作社向業主統一承租，另立新約，其土地仍由原承佃人耕種，佃農繳租與地主收租，均向合作社辦理，使佃農與地主不發生直接隸屬關系。合作社一方面保障地主法定地租，一方面保障佃農不被撤換及加租加押。
二是創置社田，以控制土地轉移，防止土地兼并。農業生產合作社普遍成立之后，凡社區內有土地出賣時，合作社可優先承買，成為社田，仍由原來耕種該田之社員佃耕。所納租金成為社里公有財富。
平教會也曾考慮過國民政府倡導的“扶植自耕農”的辦法——由合作社幫助社員購得土地——以防止土地兼并，最后認為創置社田效果更佳，更有利于養成社員的合作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蓋中小自耕農民有強固的自私保守傾向反為建設新農業之障礙，妨害社會之進步，而耕田社有則無此弊”。社田創置后，收租方式積累的公共財富可辦理地方公共事業、福利事業。
創置社田的方案集中體現了華西實驗區的建設理念，即通過支持由佃農和自耕農組成的合作社租佃和購買土地，達到逐步改變土地關系，建立組織化、集體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它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依托。合作社是“農業生產組織化之中心”，“農村經濟之各項建設，如農田社有，土地使用權之保障，農業生產之改進，鄉村工業之興辦，皆以此項組織為基礎”。社員須是直接從事耕作的自耕農、佃農和半自耕農，地主及不能從事耕作者不準入社。一個合作社約包括生產農民170戶，水田約2000畝，全區計劃組織合作社約4000社。實驗區希望能通過傳習教育培養農民領袖，重構鄉村社會權力結構。
第二，以美援補助款為保障。1948年4月，在晏陽初的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于援華經濟款項內撥出10%（約2750萬美元）作為推行中國農村復興方案經費。由中美兩國政府聯合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共同管理。華西實驗區是當時接受援助的三大地區之一，從1949年2月至11月底，在美援幫助下，實驗區才普遍展開經濟建設工作。對于美援運用原則，平教會認為應將其視為“引發自力以求自給自足之助力”，而非“救濟性之經費”，因而在運用上分為貸款和補助兩種。貸款用于購置社田、建立鄉村工業等經濟領域，補助則用于教育、衛生等方面。
第三，以和平贖買為手段。平教會認為要“使散漫的農民形成組織，合理的發揮其力量”，“不能借政治自上而下管理，更決不能用暴力的辦法”，唯有以“和平的、進化的”做法，“由經濟、教育、衛生、地方自治四種建設工作入手，借建設促進農民之自覺，借建設逐步改善農民生活”。
第四，以農業組織化、現代化與科學化為目標。平教會認為鄉村建設“乃農村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合作之建設”，“必須以合作方式，改變農業之細碎性，將其導入組織生產范疇，而在完成組織生產過程中，逐漸應用現代生產技術，使進于現代化”。創置社田的最終理想是“合作社之社員及家屬均實施集體耕作，共同分配，而形成為大型之集體農場，以達農業組織化、現代化與科學化之目標”。
平教會設想通過創置社田的辦法，每個合作社每年可增置社田40—50畝，10年之間，每社可擁有社田約400—500畝，15年內全部土地問題即可得到解決。1948年底，平教會向農復會提出《華西實驗區農村建設計劃》和經費補助預算書。預算總數為591萬美元，其中，美援補助款546萬美元。美援款項中，426萬美元用于經濟建設，占美援總數的78%，體現了以經濟建設為重心。其中，創置社田的預算為292.5萬美元，占經濟建設預算的68.7%，占美援總數的53.6%。可見平教會對在華西實驗區創置社田解決棘手的土地問題，抱有很大期望。
與此同時，實驗區各縣（局）也相繼編訂了美援申請計劃書，并將創置社田作為頭等要務。比如，北碚局的計劃書將“土地改革”作為第一板塊，擬收購“不在地主之全部土地，及地主之超限額（暫定70畝以上者）暨自由出賣土地”共計2.5萬畝作為國家公田，分配社員耕作。為此，申請貸款62.5萬美元（占申請美援總數174.22萬美元的35.9%）。江津縣計劃組織500個生產合作社，每社每年購進社田100畝，全縣共計5萬畝，擬申請175萬美元（占申請美援總數375.1萬美元的46.7%）。
從上可知，創置社田的方案需要巨額資金的保障，但正處于內戰白熱化的蔣介石政權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前線戰場和軍事方面，無暇顧及鄉村建設，而美國政府的援助也是口惠而實不至。晏陽初曾向友人抱怨：“（農復會）委員會從政府得到的用于這一項目的現金被削減了百分之九十”，“到今天（1949年2月2日）為止，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經濟援助已達近兩億美元，其中百分之十屬于委員會；在這兩千萬美元中，委員會迄今得到的現鈔還不足二十五萬美元”。1949年初，農復會核撥實驗區100萬美元，因折算成金圓券撥付，受貶值影響，實際僅得到61萬美元，與平教會申請的546萬美元差距懸殊。
同時，農復會更傾向于資助政府減租。晏陽初談道：“對于創置社田一項，四位委員認為平教會應先自己試驗，有成績后再為考慮補助”。最終只同意為創置社田貸款6.75萬美元，而由地方自籌經費4.5萬美元。
一方面美援金額與計劃相差懸殊，另一方面創置社田的方案也遭到地主的反對。當巴縣工作人員將這些設想提出來征詢縣參議會意見時，“立即遭到土豪劣紳的強烈反對”。
在此情況下，創置社田和統租分佃的土地方案基本停留于設想層面，僅有一例實踐：1949年6月實驗區準予貸款6000銀元給北碚朝陽鎮十九保創置社田。朝陽十九保正是1943年國民政府設立的北碚扶植自耕農示范區，該保80戶農戶早已都是自耕農。因此，華西實驗區在此創置社田的實驗并不具有代表性。
三、新中國成立前夕：協助政府推行減租
就在華西實驗區創置社田方案陷入困境之際，農復會倡導的“二五減租”計劃得到了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支持。“二五減租”是國民黨溫和改良農村土地問題的方式之一，此前曾推行過兩次。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推行的這一次被稱為“農地減租”。它們名稱雖異，實質內容卻基本相同。
1949年7月30日，公署頒布《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轄區三十八年度農地減租實施綱要》，規定自1949年起，佃農交租時，一律照主佃雙方原約定租額，或習慣租額，減去25%，以后不得增加。同時，還進行租約登記和換訂租約工作。至此，一場持續三個多月的土地改革運動便在西南地區如火如荼地展開。華西實驗區所在的四川省第三區被列為五個重點實施區域之一。
農地減租命令發布后，華西實驗區積極響應。1949年8月31日，孫則讓以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身份發布《為實施農地減租告民眾書》，指出政府的農地減租法令與華西實驗區主張通過生產合作社以穩定耕地使用權及減租護佃的土地方案，精神相符，并言“農地減租是此時此地鄉建工作的重心”。9月4日，孫則讓又以實驗區主任身份電告各工作人員，要求全力協助政府推行農地減租，并將此項工作內容列為1949年年度中心工作。他說“保護佃農及扶植自耕農，逐漸達到土地農有之目的”一直是華西實驗區的工作目標，“而推行之手段則僅賴傳習教育，借以喚醒農民并進而組織之。第因本區為一文化事業之團體，無強制執行之權利，故收效不著。良以為憾。現西南長官公署所頒布之農地減租辦法，乃國家最重要之決策，與本區組織生產農民之所期望者，實相吻合。倘能借此政府之力量，配合推行，則必能博取農民之擁護，本區鄉建工作之使命不難次第完成?！?/p>
按照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要求，各縣、鄉、鎮設立了租佃委員會，以仲裁糾紛。各省縣成立了“農地減租督導團”，實驗區要求各工作人員參與其中，以配合政府推行減租業務。以璧山為例，璧山縣農地減租督導團制定了《督導團組織辦法》，規定以縣租佃委員會委員為團員，縣長及省督導員分任正副團長，實驗區各輔導區主任為主任督辦員，各鄉輔導員為督辦員，各民教主任為登記員。主任督辦員及各鄉督辦員均不給待遇，登記員酌給公旅費津貼。
需要說明的是，平教會號召實驗區工作人員全力協助政府推行減租的同時，并未完全放棄自身的土地方案，仍堅持組織合作社統佃保租，“其有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之區域，各工作同志應盡先辦理佃農社員之減租工作，并詳細填列佃戶社員繳租登記表。然后再協助保甲人員，推及非社員之佃農，并勸導其加入合作組織。至于尚未組織合作社之區域，則應全力協助保甲人員認真推行減租辦法，著手組社工作”。1949年11月下旬，當減租工作結束之際，實驗區又頒發《農業合作社辦理農地統租分佃辦法》，指導各合作社辦理統租分佃業務。
華西實驗區的農地減租工作大體在1949年9月初啟動，11月中旬基本完成。就各地提交減租《登記表》和《成果表》的情況而言，璧山和北碚完成得較好，其他各縣則進展緩慢，甚至沒有如期完成。12月初實驗區各縣基本獲得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隨即中止了實驗區的工作，并以新的鄉村工作取代之。因此，華西實驗區農地減租的實際成效如何，今天難以評估。但是，有一點是比較清楚的，減租運動可能進一步激化了租佃矛盾，造成了鄉土社會關系的緊張，這可從實驗區工作人員的報告中得到佐證。在協助減租的過程中，他們普遍遭遇了以下問題：
一是宣傳農地減租政策易得罪地主。民教主任李明皋即言“倘若我們真正站在政府的立場來推動減租，就會與地主成仇”。部分工作人員甚至受到人身攻擊和生命威脅。
二是鄉鎮保甲人員不配合，多持觀望拖延戰術。有民教主任反映：“保甲長不明了自身的責任，多存逃避觀望的心理，對法令和實施辦法視同具文，并且是愈近街上的保甲愈不景氣”，“如果逼他，他便連保長也不愿做”。
三是地主設法逃避減租。減租直接損害了地主的利益，大地主多憑借各種權力關系逃避，而中小地主在減租之后面臨著生計困難，因而也多設法逃避。
四是租佃糾紛頻繁。據時人觀察，農地減租推行后，“各業主以無別種生活方式與生產能力，又恐土地改革失去生產權，故有收回自耕的，有加租升押的，甚至有脅迫撤佃的，于是問題叢生。在扶持自耕農的原則下，又不容有撤佃換佃等情形產生。因此，在扶持自耕農與保護佃農，兩種矛盾情形之下，租佃問題越趨嚴重”。
此外，基層社會的權力關系也較為復雜?！懊苦l均有地方性之派別，民教主任不免為派系中人，在推行工作時，常受同派之扶持，而受異派所反對，又為無派別之公正紳士所不齒”。
這些棘手的難題，給實驗區的工作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困擾。許多人提出“辦理二五減租的工作，很多要靠政治力量才行”。更有甚者建議以行政人員兼任實驗區工作，“對于保甲人員決定要給他們一點名利才行。最好用鄉鎮長兼任輔導員，一個社學區頂好用保長作民教主任，另由區辦事處設專副輔導員和專副民教主任，使他們意識到鄉村建設工作是本身應有的責任”。
對于工作人員的困境，實驗區領導層更多只是告誡工作人員應堅守“協助”的立場，面對主佃糾紛“本區輔導員只能以最公正之立場，從旁調焉，如不生效，則惟有旋其向主管官署訴請處理，切不可從中主持。因本區并無行政或司法之權力故也”。當歇馬鄉民教主任王志杰辦理減租被保長中傷時，實驗區作出的處理意見卻是將他“與其他社學區民教主任對調，借以緩和空氣。仍飭彭輔導員從中疏解”，并重申“二五減租應由政府工作人員推動，本區同志只能立于輔導地位，以免引起誤會”的立場。
四、余論
綜上可知，平教會在鄉村建設實驗過程中也進行著對土地問題的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土地方案。戰前的定縣實驗時期，平教會對土地問題有了初步認識，但因缺少政治權力支持，只得將生計教育的重點放在改良農業和建立合作社方面。戰后的華西實驗延續了定縣時期形成的組織化、合作化的經濟建設理念，不過此時平教會已明確認識到社會變革的主題是經濟，而鄉村經濟的核心是土地問題。由此，平教會提出統租分佃和創置社田的方案，試圖通過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改變土地關系，實現農業組織化、現代化與科學化的目標。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創置社田只是設想，基本沒有實施。新中國成立前夕，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發布了農地減租命令，平教會積極響應，希望借助政府力量保佃減租，維護佃農利益，同時大力組織合作社，以其統租分佃。
平教會的土地方案尤以創置社田為特色，它既不同于中共領導下以階級斗爭方式進行的土地革命，也有別于國民黨主張的“扶植自耕農”和“二五減租”的和平土改。此方案表明平教會希望通過溫和的方式和組織生產的力量以解決土地問題，達成合作化和組織化的生產生活模式的鄉村改造目標。就此而言，平教會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的“改良主義”范疇，屬于“不保守的改良”。
然而，平教會的和平土改歷程始終充滿著張力。一方面，作為知識分子的民間社團，平教會既力圖保持自身的政治獨立，但又不得不尋求政治權力的支持，要達成平衡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平教會未能改變傳統鄉村的權力結構，沒能在鄉村內部建立起本土化的動員機制。觸碰的土地問題，牽動了地方的權力格局，伴隨的一系列復雜問題都非平教會所能輕易解決。此外，資金方面又過于依賴美援，加之戰亂動蕩，通貨膨脹，缺乏相對穩定的實施環境，這些都使平教會的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層面，難以付諸實踐。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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