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農村家庭能源調查數據
摘要: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建設生態文明提升為“千年大計”，明確提出要推進綠色發展，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綜合考慮中國農村遭受嚴重環境污染和低碳清潔能源應用相對滯后的現實，識別農村能源系統綠色轉型的影響機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議對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第三次中國家庭能源消費調查入戶數據，使用倍差法和Probit模型從微觀層面探究中國農村家庭低碳產品消費行為的決策過程和影響因素，并著重考察國家對低碳清潔新能源產品的財政補貼政策以及同群效應對農村能源系統綠色轉型的影響機制，在此基礎上識別出科學、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動農村能源系統轉型，實現美麗中國目標。
關鍵詞:農村能源系統；綠色轉型；補貼政策；同群效應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及當前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并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做出了深入詳細的闡述。十九大報告將建設生態文明提升為“千年大計”，明確提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發展清潔能源是改善能源結構、保障能源安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目前來看，生態環境問題是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突出表現，已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約。綠色發展、協調發展已經成為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方略；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要貫穿中國發展的全過程，成為檢驗中國發展成果的重要指標。這一系列的論斷和表述都為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和能源結構調整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為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最大發展中國家，由居民消費特別是占總人口近半的農村居民的能源消費量和碳排放量的增長正成為中國能源消費和碳排放新的主要增長點，也成為調整能源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改善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村居民能源消費量從1985年的55.27百萬噸標準煤增至2015年的179.28百萬噸標準煤，年均增長率為4.2%。就人均能源消費量而言，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量僅為68公斤標準煤，到2015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量達到268公斤標準煤。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催生了能源消費的城鄉二元分化。城市居民基本實現用電或天然氣進行炊事、照明、洗浴或取暖，而在廣大農村地區，超過60%的居民烹飪、取暖、熱水還是依靠直接燃燒散煤或薪柴、秸稈等傳統生物質能，太陽能利用僅占2%。能源消費結構呈高碳化和非清潔化特征，“能源貧困”問題嚴重。農村地區不合理的能源消費結構和落后的用能方式不僅造成大量能源浪費，增加農民負擔，還對生態和生活環境產生嚴重破壞。
優化能源結構，實現清潔低碳發展，是推動中國能源改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迫切需要。根據國家能源局“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力爭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氣消費比重達到10%，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要實現上述目標，就要進一步落實擴大清潔能源利用的規模。清潔能源是可再生能源，其開發利用一直被國家列為發展重點，給予重點扶持與支持。其中太陽能因為可以被直接使用，對環境無污染而被認為是最優質、高效、理想的清潔能源，是中國能源結構清潔化、低碳化轉型的現實選擇。據測算，每平方米太陽能熱水器每年可替代標準煤150千克，相當于節電417度，可減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等排放物170千克。在國家大力推廣節能減排和綠色低碳產品的背景下，2009年4月，國家商務部下發“太陽能下鄉”招標文件，正式把太陽能列入下鄉目錄，這是“家電下鄉”產品中唯一的一種新能源產品。自2009年4月到2013年1月，歷時近4年，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在農村實行對太陽能熱水器給與13%的價格補貼是目前對太陽能熱水器范圍最廣、力度最大的補貼政策。全面評估“太陽能下鄉”的政策效果，可以為后續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農村“能源貧困”和清潔低碳能源利用率低兩個相關聯的突出問題促使學術界對農村居民低碳產品消費行為的決定因素進行更深入地研究。而現有一些研究多集中于工業減排，少量關于家庭能源的研究又集中于城市居民；事實上，農村家庭消費心理與行為具有和城市不同的鮮明特點，如果忽略該特點研究農村家庭能源問題，將難以準確判斷太陽能熱水器推廣的影響機制，難以使制度安排與農戶實際決策相契合。中國農村屬于高情景社會，具有天然的社會生產網絡特征，生活在其中的農戶屬于同群范疇，他們的消費和決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互依賴性。農戶對新能源產品的購買可能會產生模仿或者跟隨特征，趨向于使自身消費行為與同群保持一致，起作用的機制包括空間知識外溢或通過接觸傳播信息、資源共享、偏好變化、炫耀性消費等。
有鑒于此，本文從社會經濟學視角對中國農村能源系統綠色轉型問題研究進行豐富與拓展，主要回答三個相關問題并探究答案背后的深層機理。第一，農村低碳新能源產品推廣中是否存在同群效應？第二，國家對低碳產品的財政補貼政策效果如何，是否有效促進了農村能源綠色轉型？第三，補貼政策是否會強化或弱化農戶應用低碳產品決策中的同群效應？綜合考慮中國農村遭受嚴重環境污染和低碳產品推廣相對滯后的現實，識別農村低碳清潔產品推廣應用的影響機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議對未來中國能源綠色轉型十分重要。
二、文獻綜述
（一）同群效應與家庭能源選擇
現實經濟生活中，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并不完全由市場價格決定，市場以外的社會互動和宏觀層面的政府政策都會對行為人的經濟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基于上述因素，研究同群效應對農村家庭購買行為的影響和作用機制是富有挑戰性的問題，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視角。簡單而言，社會互動是指不同行為人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種影響不是直接在市場上通過價格變化產生，因此稱之為非市場互動（Non-market Interaction）。其中，同群效應（Peer Effects）正是體現個體之間決策相互影響的一種內生的社會互動。在許多針對其他行為的研究中，如就業/失業、貸款、犯罪、移民、勞動力流動、生育等行為中都發現同群效應會影響個體決策；但在農村能源消費領域，相關研究還不多見。
國外相關研究對光伏安裝同群效應的研究較多，這可能與國外分布式光伏發展成熟而家用太陽能熱水器進入置換階段有關。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諸如，Prasadh使用瑞典家庭數據，檢驗不同信息渠道對太陽能光伏采用決策的影響，確認了同群效應的存在，并發現同群效應發揮作用的機制主要來源于心理和交流成本因素。Bollinger和Gillingham分析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光伏聚集機制，重點研究了環境偏好和來源于社會學或者認知推動的同群效應，用準實驗和風險模型證明同群效應在光伏集聚中起到關鍵作用。Graham從時間和空間視角考察了澳大利亞光伏應用推廣的決定因素，應用線性動態面板和德賓模型識別了光伏推廣中的同群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揭示了空間相關性、政策、環境和社會經濟變量是影響推廣的主要因素。Richter以英國為樣本，研究光伏安裝技術是否被空間鄰居的社會溢出效應影響，他以鄰里安裝的累計數量作為社會互動效應的度量，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效應對安裝決策有正向顯著影響，個人的安裝決策受鄰居影響。
與國際學術熱點一致，國內對同群效應的研究近年來也在增多。陸銘等利用CHIPS2002數據，發現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決策存在著相互依賴效應，該效應被村民之間的信息交流行為加強。周艷菊等以低碳交通卡為例發現低碳產品的價格、同群效應以及消費者的低碳環保意識、個人收入對其購買意愿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王火根和李娜基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1500家農戶數據深入分析了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意愿和影響因素。囿于數據匱乏，在低碳能源推廣領域對同群效應仍缺乏細致深入地研究。
（二）補貼政策與家庭能源選擇
在發達國家中，西班牙、美國、日本和德國是太陽能產業，特別是太陽能熱水器產業發展比較集中的國家，其產業政策也較為成熟和健全。其中，西班牙是典型的以強制安裝政策為主要政策的國家，而美國、日本和德國則偏向于采用政策法律與經濟刺激雙向手段并行且通用性較強的政策來支持包括太陽能熱水器在內的新能源產業。
在上述國家中，政府關于扶持太陽能發電產業的上網電價補貼政策（FiT，Feed-in-Tariffs）最多，相關政策是推廣新能源的主要工具。Lizuka以中國太陽能光伏科技為例，指出政府對光伏產業有很大支持，但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發展戰略強調出口導向，對中國低碳轉型貢獻不大。Urbanetal.比較了中國兩種主要的太陽能利用技術，太陽能光伏和太陽能熱水器，也發現太陽能光伏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和政策的大力支持，而對太陽能熱水器的財政支持較低，但是太陽能熱水器對中國的低碳轉型，特別是農村低碳轉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于太陽能熱水器的補貼政策，臺灣的經驗比較豐富。從1986到1991年，2000年到現在臺灣一直推行政府太陽能熱水系統推廣獎勵補貼，對住宅太陽能熱水器，初始投資費用穩定在大約10500新臺幣/㎡，其中補貼金額可以覆蓋21%。臺灣成功大學能源研究中心團隊對臺灣太陽能熱水器推廣做了長期研究，主要有以下發現：太陽能熱水器的初裝成本很高，制約其推廣，傳統的政府補貼計劃推動了臺灣太陽能熱水器的快速發展，但長期的補貼計劃正在逐漸失去動力。于是，該團隊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對終端用戶直接補貼的支持措施，以基于性能的關稅形式，對在商業領域安裝太陽能熱系統的能源服務公司提供資金支持。
總體來看，同群效應在社會和經濟行為研究中已經被廣泛捕捉到，但關于太陽能熱水器推廣中存在同群效應機制的研究文獻還不多見。此外，政策效應評估逐漸成為近年來學術研究熱點，已有文獻考察了“家電下鄉”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但針對“太陽能下鄉”補貼政策的評估較少見。考慮到目前中國能源結構優化過程中迫切需要相關政策工具的機制設計，而微觀影響機制研究是政策工具機制設計的重要基礎和政策依據。本文擬在以下方面對已有文獻進行擴展和豐富。
第一，從研究問題看，已有文獻缺乏以中國農村家庭能源選擇為研究主題的規范研究，國外模型由于假設條件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使得其結論在與中國現實相聯系時難以作為政策依據發揮作用。第二，從研究視角看，中國農村屬于高情景社會，群體對個體消費行為的影響特別顯著，這一點還沒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一方面，缺乏較高質量的豐富數據；另一方面，準確地識別消費行為中的內生效應比較困難。本研究基于農村家庭能源入戶調查數據，基于離散選擇建模方法，全面考察農村消費者能源選擇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同群效應，以及社會互動、社會人口經濟特征、國家政策等因素對清潔能源應用推廣的影響。第三，本文將中國能源轉型研究下沉到農村，選擇農村家庭作為研究對象，不僅有利于探究能源選擇背后的微觀影響路徑，且研究結果具有良好的政策操作性和針對性。
三、數據與變量說明
（一）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中國農村家庭能源消費調查數據（CRECS2015），該調查由中國人民大學家庭能源研究中心主持實施。入戶調查于2014年暑期進行，收集中國農村居民在2013年的能源消費總體狀況，抽樣范圍涉及12個省65個村鎮共計3404戶農村家庭，抽樣采用比例概率抽樣法（PPS）和多級隨機抽樣法。12個代表性省份分別是河北、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陜西、甘肅。本文使用的是農村家庭樣本和對應村莊兩個層面的微觀數據。
（二）變量說明
實證模型的因變量是太陽能熱水器選擇的二值變量，自變量包括家庭和村莊兩個層面的特征變量，關注的變量包括反映家庭購買太陽能熱水器決策機制和同群效應的兩類因素。
1.因變量
本文構建二進制結果變量來衡量家庭購買熱水器的決策，若被調查者選擇太陽能熱水器，賦值為1，否則為零。
2.核心變量
在村一級的問卷中能夠得到村莊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數量，本文將村的總安裝數減去本家庭安裝數除以村總戶數減去本家庭，得到除本家庭之外的村安裝比率，即為本文關注的家庭層面的同群效應指標。Richter使用安裝總數這一絕對指標來衡量個人受到的社會效應影響，本文使用村平均安裝率這一相對指標來衡量同群效應，這種方式強調的是農村家庭之間存在著社會互動導致的決策相互依賴性。換句話說，當兩個村莊有相同的安裝數量時，如果兩個村莊的人口規模和總戶數有差別，其安裝比率也將不同，處于高平均安裝率村莊的家庭，更有可能安裝太陽能熱水器。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家庭和村莊層面的特征變量。在家庭特征變量中，本文關注反映家庭決策機制和家庭社會互動效應的變量。對于家庭決策因素，借鑒Michelsen和Maetal，本文采用：（1）人均收入，用家庭總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數表示。家庭總收入包括農業收入、非農就業收入及其他收入。太陽能熱水器是具有較高前期成本的耐用消費品，家庭收入是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2）家庭規模，用家庭總人口表示。家庭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家庭的熱水需求量。（3）家庭戶主受教育程度，本文用二元變量表示，戶主是文盲，賦值為1，否則為0。一般來說，受教育水平越高，對新能源產品的接受度越高。（4）節能意識，節能意識在選擇低碳型家電（如太陽能熱水器）而非環境不友好型家電（如電熱水器）方面可能很重要。家庭使用至少一個低效的白熾燈泡，賦值為1，否則為0。原因是中國農村目前普遍使用日光燈或節能燈，那些仍然使用白熾燈的家庭，其節能意識明顯要低得多。（5）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農業收入=1，非農就業收入=2，其他收入=3。
村莊特征變量包括：（1）村人均純收入。（2）村常住人口。（3）村距離最近的縣城/城市中心距離。家庭位于縣城/城市中心1公里內，賦值為1，否則為0。（4）村輻照水平，參考中國太陽能資源輻照分布（表1），如果家庭位于I類和II類（輻射豐富）區域，賦值為1，否則為0。
4.社會互動變量
本家庭與其他村民的社會互動越多，越受其他村民的影響。一個家庭受其他村民影響的大小還與該家庭與其他村民的社會互動強度有關。本文感興趣的是農戶社會互動主要包含勞動力市場上的互動和信息的互動，以此衡量“親疏遠近”。首先，在農村地區，由于勞務市場不完善，村民之間存在廣泛的勞動力市場上的互動。其次，低碳產品是新事物，由于知識欠缺和消費信息不對稱，農民了解產品信息的渠道較少，口頭傳播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方式，信息交流是社會互動非常重要的功能。本文選取是否有家庭成員在外工作代表勞動力市場上的互動，以家庭成員的外出頻率（僅指一天內不能返回的長途旅行）代表信息上的互動。如果外出總數在1和5之間，賦值為1，否則為0。
5.電價和燃氣價格
電熱水器和燃氣熱水器消耗能源較多，較高的電價和燃氣價格會催生消費者選擇節能產品。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所示。
調查發現，在總樣本3404戶家庭中有574戶樣本農戶購買了太陽能熱水器，占總樣本量的16.9%。購買時有補貼的83戶，占總樣本量的2%，占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總樣本量的14.5%。購買年限大多在1-8年左右，占比78%左右。
購買農戶家庭基本情況。農戶年齡主要分布在41-60歲，占比約44.7%，與中國農村勞動力主要為中老年的現狀相吻合；42.3%的農戶家庭年收入為2-5萬元，家庭年收入5萬元以上的農戶占比28%，反映出農戶間收入差距明顯，生活水平相差較大。調查戶主年齡平均值為54歲，說明農村年輕勞動力大多選擇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經營，與農村實際情況相符；戶主受教育程度為2.73，說明調查戶主受教育程度平均為初中文化水平；農戶戶均人口約為4人，家庭人口以4人或5人為主，占購買農戶總樣本量的51%；少于3人的家庭較少，占購買農戶總樣本量的10%左右；農戶人均年收入均值11055元。
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農戶家庭中，選擇外出打工的均值為0.98，說明絕大多數購買家庭都有成員外出打工；家庭成員在外地工作的均值為0.5，意味著很大一部分農戶打工地在城市，說明與外界交流互動多的家庭，有更大概率選擇購買新能源產品。
四、實證模型與結果分析
（一）模型設定
本文實證模型將被解釋變量“是否安裝太陽能熱水器”設定為0-1型離散變量，以避免同群效應識別中存在的“映射”問題（Reflection Problem）。考慮到節能政策是全國性政策措施，是農戶無法預期，無法影響到的外生事件，符合倍差估計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的政策變化外生性要求。本文使用倍差法的基本思想是，“太陽能下鄉”一方面產生了同一地方在補貼政策推行前后的差異，另一方面產生了同一時點上獲得政策補貼農戶與未獲得政策補貼農戶之間的差異，基于上述雙重差異的估計有效地控制了其他共時性政策的影響和受政策影響農戶與未受政策影響農戶的事前差異，進而能夠識別出補貼政策帶來的效應。
綜上，基本回歸模型設定為：
其中，yi為是否購買太陽能熱水器，Di為受補貼政策影響的虛擬變量，購買時有補貼，賦值為1，否則為0。peeri為同群效應的代理變量，Xi為包括農戶家庭特征、村莊特征在內的其他控制變量，μi為隨機擾動項。δ反映政策出臺前后，實驗組相對于對照組購買太陽能熱水器行為受同群效應影響的變化。
本文選擇Probit模型對影響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把被解釋變量通過Probit概率函數轉換成分類變量的概率比，將觀測值0和1看作是無法觀測的潛在效用的代理變量。為了估計Probit回歸模型和邊際效應，本文使用極大似然估計（MLE）方法，以此得到一致的和漸近有效的估計量。
（二）實證結果分析
除了政策補貼和同群效應，農民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決策還可能受收入、家庭人口數、受教育程度、節能意識以及村莊輻照水平等變量影響。因此，本文在回歸方程中控制了這些變量。使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MLE）對農村受訪者關于太陽能熱水器決策選擇的Probit模型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的第1列和第2列是在沒有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本文關注的同群效應的估計量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從整體來看，同群效應增加了農戶購買低碳產品的概率。從邊際效應列的結果來看，在全樣本中，村莊平均安裝率每增加1%，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概率增加17.8%。表3的第3列和第4列是在回歸方程中納入所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同群效應的估計量回歸系數仍然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在控制了其他影響農戶購買行為的農戶和村莊社會人口特征因素后，同群效應仍然使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概率增加。并且在全樣本中，村莊平均安裝率每增加1%，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概率增加35.4%，說明在排除農戶特征、村莊特征變量對購買行為的影響后，農戶會根據其他農戶的行為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驗證了在農戶購買決策中存在強烈的同群效應。
本文使用倍差法得到的估計量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補貼政策的引入顯著增加了同群效應的強度。對于受補貼政策影響的群體，政策的引入使得同群效應對農戶購買行為的影響顯著增強，說明政策的有效性。
實證模型中關于農戶特征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表明：收入、家庭規模、受教育程度和節能意識等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符合理論預期，說明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家庭人口、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節能意識都提高了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可能性。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的回歸系數也顯著為正，說明越是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傾向性越強。此外，年齡變量的回歸系數為負值，說明老年人對太陽能熱水器的購買概率趨向降低，這與通常的認識相一致，即年輕人更追求生活質量和舒適度，老年人偏向保守節儉的消費方式。
實證模型中關于村莊特征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表明：村莊距離最近的縣城/城市中心越近，村民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可能性越大。一方面，驗證了張磊等發現低碳能源技術在農村推廣應用中存在“仰城效應”的結論，即農村消費者把縣城/城市當作消費潮流的風向標，主動模仿縣城/城市消費。另一方面，消費品的流通便捷程度直接影響農戶的采購地點選擇，這種便捷不僅僅指購買距離的遠近，更包括商品安全、質量可靠、維修方便等多種內涵。在太陽能熱水器產品層面，越靠近縣城/城市的農村越能享有縣城/城市的銷售網絡、售后服務、物流配送優勢。村莊輻照水平（太陽能資源）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農戶購買何種熱水器產品，很大程度上受當地資源限制，在太陽輻射最豐富的地區，相比于電熱水器，居民更可能購買太陽能熱水器。能源價格上升也將提高太陽能熱水器的選擇概率，因為電價和燃氣價格提高促使消費者意識到使用節能熱水器可以降低能源消費支出。
實證模型基于子樣本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所示結果可見，受補貼政策影響的實驗組農戶所在村莊平均安裝率每增加1%，該農戶購買概率增加47.8%；而未受補貼政策影響的對照組農戶的相應數據顯著降低，即所在村莊平均安裝率每增加1%，該農戶購買概率增加21.4%。說明“太陽能下鄉”補貼政策使得同群效應對農戶購買行為的影響顯著增強，對于受到“太陽能下鄉”補貼政策影響的實驗組農戶來說，補貼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同群效應。農村社區的開放性大，消費的示范性強，在“太陽能下鄉”的政策刺激下，農戶希望獲得政策補貼的購買行為受同村其他農戶的影響更大。
（三）社會互動與同群效應影響機制的再檢驗
上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太陽能下鄉”補貼政策和同群效應整體上對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決策產生正面影響的結論，本部分進一步從社會互動視角分析同群效應的影響機制。在鄉土社會，社會互動對農村家庭購買決策有獨特作用，社會網絡還會產生風險分擔效應和示范效應。由于低碳產品是新事物，加上知識欠缺和消費信息不對稱，農民了解產品信息的渠道較少，口頭傳播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方式，信息交流是社會互動非常重要的功能。本文關注的農戶社會互動主要包含勞動力市場上的互動和信息上的互動，以此衡量“親疏遠近”。與理論模型的方程對應，此處將這些虛擬變量和村平均安裝率相乘做交互項，從而得到異質性的同群效應。相關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本文區分不同維度的社會互動，主要是為了考察同群效應的大小是否還取決于家庭與其他村民之間的互動類型和頻率。表5中第1列和第2列是針對全樣本估計，第3列和第4列是基于購買太陽能熱水器農戶的子樣本估計。總體來看，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受訪者的信息交流系數和效應估計值顯著為正，這與預期一致。信息交流變量系數和邊際效應為正值，說明本家庭與其他村民的信息交流越多，越受其他村民影響。同樣，以外出工作衡量的家庭勞動力市場互動網絡，變量系數和邊際效應也顯著為正；說明家庭社會網絡對總體上的太陽能熱水器安裝率具有顯著影響。勞動力互動交互項的系數和邊際效應為正值，說明勞動力互動強化了購買決策中的同群效應，這與調研發現一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許多走出農村進城打工的務工者是城市消費傳播者，他們已經養成城市人的生活習慣，認同安裝太陽能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在新產品的采用上，外出返鄉的農民工是農村消費的“意見領袖”，其消費對其他群體起到帶動示范作用。
為了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兩類補充分析：一是在原模型中添加區域虛擬變量，以控制不可觀測的區域異質性效應；二是剔除沒有購買太陽能熱水器家庭的子樣本。兩類分析的回歸結果均發現，雖然系數估計值和效應估計值略有不同，但回歸結果保持穩健。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十九大報告關于美麗中國的闡述，彰顯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自然規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最新認識，確立了環境在生產力構成中的基礎地位，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思想。為有效解決新時代面臨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中國農村地區發展清潔低碳能源產品在改變能源消費結構、合理利用能源、促進節能減排、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太陽能熱水器是新能源產業中技術最成熟、使用最經濟的主導產品，其大規模應用有利于以低成本實現既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標，與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關系比其他產品更加密切。本文從這個影響農村居民能源消費增長的關鍵因素入手，基于農村家庭能源調查數據，使用倍差法和Probit模型，著重討論了同群效應、補貼政策以及其他社會人口特征變量對中國農村家庭低碳清潔能源應用的影響機制。
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農村家庭安裝太陽能熱水器決策與其所在村莊平均安裝率呈現同方向變化趨勢，中國農村太陽能熱水器安裝的同群效應得到證實。在控制影響購買決策的因素后，補貼政策確實起到了推廣太陽能熱水器使用的效果，同時，“太陽能下鄉”補貼政策的推行強化了同群效應，使得同群效應對購買決策的影響顯著加強。此外，農戶購買太陽能熱水器的決策過程表現出很強的經濟理性。在模型的控制變量中，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規模、受教育程度、節能意識、電價、燃氣價格、區域輻照水平、村莊到縣城/城市的距離等對農戶購買熱水器決策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實證研究結論對制定相關能源政策，引導居民向節能型產品消費方式的轉變，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基于此，本文提出低碳清潔能源產品在農村推廣的政策建議：
第一，嵌套在“家電下鄉”計劃中為期四年的補貼政策在2013年1月已經到期，這個方案并不是一項在中國農村推廣太陽能熱水器的特定政策，13%的價格補貼政策也同樣涵蓋了電熱水器和液化氣熱水器。中國低碳清潔能源推廣中的扶持政策應該明確以節能或低碳方面的熱水器為目標加以改善，對農村居民應用低碳產品提供財政激勵。
第二，政策補貼要結合同群效應才能發揮最大作用。農戶受同村其他村民的影響進行決策，其購買行為由于受鄰居影響而放大。因此要充分利用同群效應，引導農村干部、黨員或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村“意見領袖”率先應用低碳清潔能源，充分發揮示范效應和輻射效應，帶動更多的農戶應用低碳產品。通過建立示范項目、培訓、提供信息等使得村民能更廣泛便捷地獲得信息和進行信息交流，使消費刺激政策和環保、節能信息宣傳相結合，改變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建立低碳消費行為方式，從而持續地對農村居民能源消費產生影響。
第三，農村能源市場低碳消費的實現是農民消費能力的體現，要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對農村新能源技術的推廣和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居民教育水平和節能意識。還要加快農村交通物流設施建設，整合各種物流資源，培養和引進現代物流企業，以縣城和中心城鎮為重點建設物流配送中心，形成以村級物流為基礎、縣城內商品配送為重點的新能源產品物流格局。
作者簡介：鄧慧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虞義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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