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徽省526份農戶調研問卷的實證
摘要:農地資本化流轉陷入一定“低水平困局”，傳統土地流轉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并不能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為此，本文嘗試從農戶風險認知視角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并以安徽省實地調研數據進行驗證，以期為引導農地有序流轉，提高農地資本化流轉效率提供參考。研究結果表明：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是影響其土地轉出意愿的決定性因素；流轉租金過低和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流轉后再就業和養老保障風險、土地非糧化甚至非農化、土地硬化以及撂荒風險顯著抑制了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同時，農戶性別、年齡及家庭年收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慎重對待農地資本化流轉中各類隱性風險，強化流轉租金管理，建立嚴格的工商資本介入農業的準入與監管機制，為年齡偏大及女性農民提供就業培訓以及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將有效促進農地資本化流轉效率。
關鍵詞:資本下鄉；風險認知；農地流轉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下鄉”介入農地流轉后，全國各地興起了培育“工商資本”這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浪潮，農地經營主體逐漸由傳統自耕戶、種植大戶拓展為農業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公司等。學術界主流觀點也認為城市工商資本與農村土地結合，不僅能夠促進農地流轉效率，提高農業規模經營水平，而且能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農民收入。地方政府更是積極響應，出臺了一系列農業補貼政策鼓勵資本下鄉，促進農地流轉。然而該項政策似乎并沒有帶來如理論界預期的農地流轉高潮，據農業部最新統計，截至2015年底，流入企業的承包地面積約為4600萬畝，占全國農戶承包地流轉總面積的比例僅為10.4%。可見，目前我國的農地資本化流轉仍處于初級階段，更似乎陷入了一定“低水平困局”，而如何破解該困局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農地資本化流轉需要政府支持與政策推動，但最終取決于農戶的態度，即農戶土地轉出意愿。所以，為了破解上述“低水平困局”，學術界對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資源稟賦、交易費用等方面如何影響農戶土地流轉意愿進行了考察，但這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釋當前農地資本化流轉陷入“低水平困局”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引入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該問題。實際上，通過資本下鄉，一些地方的確實現了農戶和資本的雙贏，帶動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戶收入提高；但也有許多地方存在著“惡意囤地”“毀約棄耕”、農地“非糧化”和“非農化”等問題，阻礙了政策實施效果，危及農村社會穩定。農戶作為參與流轉的微觀主體，面對資本下鄉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冒然轉出土地面臨的“隱性風險”（貧富分化、失地失業、地力衰退等）也會逐漸增多，而這必然會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考察身處風險之中的農戶的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可以為破解農地資本化流轉“低水平困局”提供一定參考。
目前，國外學者對農戶風險認知的研究多集中在風險對農戶農地經營決策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戶風險認知顯著影響農地經營決策行為，風險規避的心理促使其減少化肥使用以應對自然和市場風險。而國內基于風險視角考察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和決策行為的研究還較為缺乏，李欣怡認為，傳統農戶限于自身小農意識和要素稟賦，容易直接表現出風險規避態度，進而影響土地的順利轉出。秦光遠等基于豫南某市398份農戶問卷，重點考察了農戶風險認知對其轉入土地意愿的影響，得出降低市場風險，嚴防自然風險，提高農戶信貸能力可以提高農戶土地轉入意愿。李景剛等以廣東省為案例，驗證了“農戶風險意識的確顯著抑制了其土地流轉意愿”的假設，并從個人家庭特征等方面考察了農戶風險意識的影響因素。縱觀已有研究不難發現，農地流轉中的風險問題已經開始引起學術界關注，但目前僅限于驗證“風險抑制了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并未對農戶面臨的各類風險進行區分分析，所以無法準確識別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影響較大的風險因素，導致提出的政策建議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而這恰恰可能為當前農地資本化流轉陷入“低水平困局”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文擬就農戶這一土地流轉的微觀主體，從風險認知視角出發，提出影響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理論假設，通過對安徽省典型區域的農戶調研，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考察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識別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影響顯著的風險因素，并得出相關結論和政策啟示，以期為引導農地有序流轉，提高農地資本化流轉效率提供參考借鑒。
二、理論假設
依據風險認知理論，風險認知是個體對某種決策和損失的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認識，或者說是對重大不確定性感知所選擇的反應方式。由于不同農戶的稟賦差異和所處環境不同，所以農戶風險認知受個體特征和風險性質兩方面因素影響。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面臨的風險主要來源于轉出土地的決策對其經濟效益、社會保障、土地生態質量帶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可以借鑒復合生態系統理論（Complex Eco-system Theory，CES）的理念將農戶在資本下鄉過程中面臨的風險歸納為經濟、社會和生態風險三個方面。
土地轉出意愿反映了農戶的一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具有動態變化性，其影響因素也較為復雜。在完全信息條件下，理性農戶在面對農地資本化流轉帶來的不確定性時一定會依據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進行轉出土地的風險評估，比較轉出土地的邊際效用和邊際成本，最終形成土地轉出意愿。因此，本文將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影響因素歸納為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經濟、社會及生態風險認知五個方面，從而建立一個農戶風險認知與土地轉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探討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如圖1所示。
（一）個人特征
不同偏好的個體實際上是嵌入在一個社會網絡中，扮演著某種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通過受教育程度、職業等一系列社會特征表現出來，作用于個體偏好來影響其參與某種行為的意愿，即個體不同社會角色的強化或凸顯會明顯影響其異質性的行為模式。本文以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等表征農戶個人特征。一般而言，男性與女性生理特征差異會帶來就業能力的差別，男性就業能力強于女性，因此，理論上女性風險意識較強，更傾向于保有土地。個體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就越強，同時有一定知識和技術，非農就業較容易，對土地的依賴性較低，所以更愿意轉出土地；而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農戶風險意識較強、相對保守，不愿意參與土地流轉。通常兼業或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戶，其所在家庭對農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更傾向于流轉土地獲得“額外”收入，以便全身心投入非農就業。
（二）家庭特征
農戶理性是一定選擇和約束條件下的理性，農戶行為是在現有資源約束條件下，為實現其預期收益而作出的理性選擇。所以，農戶風險認知受其家庭資源稟賦狀況影響。本文以家庭非農勞動力人數、家庭年收入、家庭非農收入比重等表征農戶家庭特征。家庭年收入反映了一個家庭的經濟水平，并影響農戶風險承擔能力，進而影響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的增長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家庭非農勞動力人數和非農收入比重也是影響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一般認為，家庭非農勞動力越多、非農收入越高，在農業比較效益較低的背景下，農戶轉出土地的意愿較強，尤其是這種非農收入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農戶的土地轉出意愿更為強烈。
（三）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是指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轉出土地蒙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本文將其概括為：流轉租金過低的風險、流轉租金支付形式的風險、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一般情況下，如果工商資本流轉土地的租金過低，低于農戶預期，農戶轉出土地的意愿較低；租金支付形式一般可以分為三種：糧食支付、現金支付和“糧食+現金”支付，通常“糧食+現金”的支付形式會讓農戶覺得更有保障，免受糧食市場價格變動對其生活的影響，風險更小，從而更愿意轉出土地；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也是農戶需要考量的重要經濟風險之一，如果農戶相信工商資本受政府支持和監督、操作規范，能夠按照合同規定及時支付流轉租金，則意味著風險較小，轉出土地的意愿更強。
（四）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轉出土地后引發社會問題、產生社會矛盾、危及社會穩定的可能性，本文將其概括為：流轉后再就業的風險、流轉后養老保障的風險、合同結束后收不回土地的風險。通常，如果農戶認為轉出土地后，憑借自身能力可以通過外出務工順利再就業，則意味著面臨的風險較小，更愿意轉出土地；如果農戶認為轉出土地意味著養老失去保障，則其轉出土地的意愿會降低；另外，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農民重要的財產權，如果農戶對流轉合同結束后收回土地持樂觀態度，認為自己可以順利收回土地，不存在失去土地的風險，則其會更愿意轉出土地。
（五）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是指工商資本轉入土地后由于人為作用導致農業用地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將其概括為：土地非糧化、非農化風險、土地硬化風險、土地撂荒風險。對于傳統農民而言，土地不僅是其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充滿著人文情懷，通常如果農戶認為工商資本轉入土地后“非糧化”，甚至“非農化”的風險很高，轉出土地的意愿就會降低；另外，如果其認為工商資本缺乏種植經驗，過度使用化肥農藥，會對土地質量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導致土地硬化，也會降低農戶轉出土地的意愿；同時，如果工商資本只為獲取政府資源而大量囤地，會導致土地大規模撂荒，這也是農民無法接受的，同樣會降低農戶土地轉出的意愿。
以上只是基于理論視角，初步探討了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還有待實證檢驗。
三、實證分析
（一）研究區域、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安徽省地處長江中下游，近年來隨著城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農地流轉也日趨活躍。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安徽省耕地流轉面積達到2921.9萬畝，約占全省耕地總面積的46.8%。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逐漸成為流轉主力軍，自2013年10月，宿州市埇橋區全國首單農地流轉信托案例發生以來，全省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公司發展到近7萬個，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增加近3000家，資本下鄉效果明顯。
為了盡可能反映安徽省不同區域農地資本化流轉現狀，2015年7月—2016年8月，課題組分別在皖北、皖中和皖南選取資本下鄉典型區域宿州市埇橋區、合肥市長豐縣、蕪湖市南陵縣，對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影響狀況展開問卷調研，本次調研采取抽樣調查的方式，每個縣區選取兩個較為典型的鄉鎮，每個鄉鎮再選取兩個典型行政村作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580份，回收有效問卷526份，占問卷總數的90.69%，其中，宿州市埇橋區187份、合肥市長豐縣165份、蕪湖市南陵縣174份。
調查顯示，樣本農戶中男性占69.39%，女性占30.61%，且年齡普遍較大，其中41~50歲的占比最多，占35.53%；受教育程度基本都在高中及以下，其中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占47.12%；兼業農戶最多，占47.4%。從家庭狀況來看，60%左右的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人數在2人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在5萬~8萬元的農戶居多，占樣本農戶的41.33%；雖然多數家庭都存在兼業或非農就業現象，但家庭非農收入比重整體較低，在21%~40%之間的居多，占57.47%，另外有16.43%的農戶家庭非農收入比重在20%以下。整體而言，樣本農戶特征基本符合目前我國農村留守農戶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現實，且相關經濟數據符合地方年鑒統計資料，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根據調研情況，研究區愿意轉出土地的農戶要稍多于不愿意轉出土地的農戶，約占56.46%；農戶風險認知能力都較強，僅有6.65%的農戶認為在工商資本介入農地流轉過程中不存在任何風險。
（二）模型構建
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土地轉出意愿是農戶面對各種不確定時依據個人家庭狀況進行轉出土地的風險評估后形成的一種心理狀態，主要受到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各類風險認知差異的影響。對于要考察的因變量Y（土地轉出意愿）只有兩種選擇：愿意或者不愿意，因此，只需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將“愿意轉出土地”定義為Y=1，“不愿意轉出土地”定義為Y=0，Y=F（X1，X2，X3，…，X16）+α，X1—X4表示農戶個人特征，X5—X7表示家庭特征，X8—X10表示經濟風險，X11—X13表示社會風險，X14—X16表示生態風險，α為隨機擾動項，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見表1。通過Logistic模型“進入（Enter）”回歸的方法對農戶樣本進行顯著性分析。
（三）模型運行與結果分析
為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性，運用SPSS17.0軟件對各解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各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2，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一般認為，當VIF＞5，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滿足研究要求，不需要對解釋變量進行剔除。
運用SPSS17.0軟件，采用“進入（Enter）”回歸的方法對526個農戶樣本進行Logistic回歸模擬，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回歸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家庭年收入、流轉租金過低的風險、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流轉后再就業風險、流轉后養老保障風險、土地非糧化非農化風險、土地硬化風險、土地撂荒風險等變量對農戶土地轉出的意愿影響顯著。
1.個人特征。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性別和年齡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都為90%置信區間上顯著。其中性別的影響為正，與預測結果一致，說明男性相對于女性更愿意轉出土地，這與男性非農就業能力相對較強有關；而年齡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也為正，與理論假設不吻合，可能是因為年齡較大的農戶雖然擔心土地轉出后的風險，但迫于家庭缺乏足夠勞動力，只能將土地轉出。另外，受教育程度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非農就業的機會越多，為避免土地拋荒，愿意轉出土地；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戶產權保護意識越強，為避免工商資本長期占用土地，侵犯其土地權益，而不愿意輕易轉出土地。從職業來看，純農戶、兼業農戶及非農就業農戶的土地轉出意愿也不盡相同，這似乎與已有研究有一定出入，但也有其內在的邏輯，當前兼業及非農就業農戶雖然暫時脫離農業，但長遠來看難以在城鎮長期立足，土地是其返鄉后的基本社會保障，所以不愿意輕易轉出土地。
2. 家庭特征。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家庭年收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為95%置信區間上顯著，說明農戶家庭年收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具有積極作用，與理論假設吻合，即家庭年收入的提高增強了農戶風險承擔能力，促進了其土地轉出意愿。另外，非農勞動力人數和家庭非農收入比重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不顯著，與預測結果不一致，這可能是因為非農就業雖然可以暫時帶來家庭非農收入的提高，但對農戶而言，非農收入極具不穩定性，農戶隨時可能面臨失業的風險，在當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的背景下，土地仍然是其基本的生活保障，較強的風險意識抑制了部分農戶土地轉出意愿。
3.經濟風險。工商資本流轉土地租金過低和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分別在90%和95%置信區間上顯著，這與理論預期是一致的。流轉租金的高低仍然是影響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流轉租金低于農戶的心理預期，農戶是不愿意轉出土地的。而流轉租金是否能夠按照合同及時支付也是影響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重要因素，如果農戶認為工商資本流轉土地后不存在拖欠租金的風險，則其轉出土地的意愿會更強，調研中發現，雖然各地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都要求工商資本介入農地流轉必須按照相關規定與農戶簽訂流轉合同，但大多數農戶都對工商資本能否遵守合同規定按時支付流轉租金持懷疑態度。另外，流轉租金支付形式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不同農戶對租金支付形式偏好的差異所導致的，年齡偏大的農戶轉出土地后，通常繼續在農村生活，他們可能認為，“糧食+現金”的支付形式更有保障，免受糧食市場價格變動對其生活的影響，經濟風險更小，從而更愿意轉出土地；而年齡偏小的農戶轉出土地后，可能選擇外出務工，消費趨勢面臨多樣化，所以可能流轉租金直接以現金支付會更愿意轉出土地。
4.社會風險。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轉出土地后再就業風險和養老保障風險，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均在95%置信區間上顯著，此結果與理論假設相吻合。長久以來，農民以種地為職業，土地是農民謀生的基本手段，所以農民在土地轉出后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就業問題。土地大規模向城市工商資本流轉后可能會使大批農民失去在農村謀生的手段，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如果這部分農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外出務工找到合適的工作，則不會輕易轉出土地。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土地之于農民仍然承載著重要的社會養老保障功能，土地流轉雖然可以讓農戶獲得一定的即時收益，但如果農戶認為后續仍會面臨社會養老保障問題，則流轉意愿會降低。另外，合同結束后收不回土地的風險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不顯著，與預期有一定差異，這可能與國家最近推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有關，調研中發現，約70%的樣本農戶已經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并將其視為財產權的象征，這部分農戶認為只要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就不會在流轉合同結束后收不回土地。這也驗證了“得到證明的權利比未得到證明的權利更具價值”的國際經驗。
5.生態風險。資本下鄉過程中土地非糧化非農化、土地硬化以及土地撂荒的風險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分別為95%、95%、99%置信區間上的顯著，與理論假設完全一致。土地之于傳統農民而言，不僅是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滿人文情懷，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節”使得他們十分關心土地資本化流轉后的經營狀況。然而，由于經濟效益的誘致，城市工商資本轉入土地后傾向于種植經濟作物、特色農產品加工，導致農地“非糧化”，甚至“非農化”， 這不僅不利于國家糧食安全，也是傳統農民不愿意看到的，會降低其轉出土地的意愿。另一方面，如果工商資本一味追求規模效益，缺乏種植能力和種植技術支撐，更大的規模則意味著更大的風險，會對土地質量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從而降低農戶轉出土地的意愿。此外，一些工商資本熱衷于擴大規模，并非追求經濟效益，只是為了從政府獲取更多的資源而大量囤地，導致土地大規模撂荒，這對傳統農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也會抑制其轉出土地的意愿。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積極鼓勵“城市工商資本下鄉”介入農地流轉的背景下，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直接影響農地資本化流轉效率。本文從風險認知視角，分析了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個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經濟、社會、生態風險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進而對假設進行檢驗，得出如下結論與政策啟示：
第一，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風險認知是影響其土地轉出意愿的決定性因素，而并非是一個不可觀測的制約土地流轉進程的背景條件。當然，也反映出當前國家和地方政府無論是在資本下鄉政策細化和后續監管上，還是在推進農地資本化流轉過程中急功近利做法上，仍存在諸多問題，而這些正是農民所擔心和切身感受到的。因此，有必要對資本下鄉過程中農地流轉風險進行重新審視，慎重對待農地資本化流轉中各類隱性風險，著力規范農村資本化流轉行為。
第二，將農地資本化流轉風險進一步細分，系統檢驗各類風險因素對農戶土地轉出意愿的影響。結果發現：流轉租金過低和拖欠流轉租金的風險、土地非糧化非農化、土地硬化以及撂荒風險顯著抑制了農戶土地轉出意愿。因此，應該強化農地資本化流轉租金管理，考慮引入流轉風險保障金制度，盡可能保障土地轉出戶經濟收益；同時，建立嚴格的工商資本介入農業的準入與監管機制，嚴防土地非糧化非農化、土地硬化以及大規模囤地、撂荒等行為，降低農戶土地轉出生態風險，提高其參與意愿。
第三，農戶性別、年齡及家庭年收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而流轉后再就業和養老保障風險則抑制了農戶土地轉出意愿，這表明具有非農就業競爭優勢及較高風險承擔能力的農戶才傾向于轉出土地。因此，要想促進農地資本化流轉效率，必須為年齡偏大及女性農民提供就業培訓，為其增加穩定的非農就業機會，提高其非農就業競爭力；同時，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降低農戶對土地的依賴程度，提高其風險承擔能力。
作者簡介：陳振，男，南京農業大學土地管理學院博士生。郭杰，男，南京農業大學土地管理學院副教授。歐名豪，男，南京農業大學土地管理學院教授。郭杰為本文通信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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