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南省D村為例
摘要：農民的抗爭方式有很多, 例如依法抗爭、依理抗爭、依勢抗爭、以詩抗爭、以輿抗爭、以身抗爭等, 但以網絡視頻的抗爭研究, 在學界并不多見。本文根據對河南省D村的調查, 分析村民在網絡上的抗爭行為與內容, 從而得出, 視頻抗爭可以更為生動的、真實地再現現場, 但在傳播過程中的功效往往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要想根除農民的網絡視頻抗爭, 不是去刪除視頻, 而是從整體與根本上進行治理, 打擊村霸、及時回應網絡舉報、并設置“網絡上訪接待中心”。
關鍵詞：網絡政治; 網絡抗爭; 網絡視頻抗爭; 網絡舉報; 基層治理;
一、引言
農民在遇到不公或者其利益被傷害的時候, 有的選擇忍氣吞聲, 有的則會選擇抗議。裴宜理認為, 中國的底層抗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 [1]這樣就是說從古到今, 中國歷來就有抗爭的傳統。而且, 隨著時代的變遷, 作為底層的農民階級抗爭的方式也不同。僅就當代的抗爭來說, 肖唐鏢認為 (2015) :“近30余年來, 中國民眾的政治表達行動日益多元化, 尤以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為典型的維權抗爭行動最引人注目, 國內外學界對此展開了極為熱烈而富有成效地討論。一些競爭性的相似概念競相而出, 如非制度化 (體制外) 參與, 維權抗爭, 依 (據) 理抗爭, 依勢抗爭, 機會主義抗爭, 反行為, 服從的抗爭, 利益表達, 以身抗爭, 依法抗爭, 以法抗爭等等。”[2]從這些理解農民的抗爭性行為的解釋框架來看, 因為事件原因、農民心態與環境因素等原因, 所以抗爭的表達也不同。
然而, 這個概括卻又有些不足, 尤其是近些年的兩個變化值得我們關注。一個是“藝術性抗爭”, 例如以詩維權、在被拆遷的房頂上懸掛國旗等;另外一個是“以網抗爭”, 例如農民在網絡上發帖, 痛斥基層干部腐敗以博取網絡輿論的關注與同情, 進而以輿論倒逼的方式把問題解決之。在本文中, 主要關注的就是后者。
為此, 我們可以把網絡中的發帖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字+圖片;一類是文字+視頻。“文字+圖片”的網絡抗爭, 筆者曾經在數篇論文中有談及, 例如《農民上訪:利益表達的網絡化及其治理———基于網絡政治視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討論》, 《網絡政治視野下的抗爭轉型:基層干部腐敗與農民的“以網抗爭”———以鄂東G村為中心的調查》, 等等。這些文章主要談到的就是農民作為網民, 在網絡社區中 (主要是在新浪微博中) 利用“敘述” (文字) 與“證據” (圖片) 結合的方式來進行維權。
然而, 以“文字+視頻”的形式抗爭, 卻很少被學界關注, 甚至沒有學者來專門對這樣一種新的抗爭形式進行研究。首先, 之所以出現“視頻抗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微博提供了這樣一種“功能”, 同時“視頻”又具有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性”, [3]這就會有更多的被關注可能性。其次, 農民選擇視頻抗爭的方式與文字抗爭不同的地方在于, 前者有更多的感染性、生動感與真實性。換句話說, 視頻可以把事件在過去發生的某個片段或者整體重現出來, 這種再現感是文字無法比擬的。再次, 人們的閱讀偏好, 似乎更加喜好點擊視頻進行閱讀, 而文字的枯燥、長串的表達等, 在這一點上不占據優勢。所以, 基于這三個方面, 視頻抗爭似乎更有傳播性。進而, 又因為視頻內容多半是鄉村干部打人等, 所以很容易導致讀者對基層干部形象的“再認識”, 甚至會傷害到權力的合法性。[4]
本文正是在上述邏輯下對河南省D村進行的網絡田野調查。首先, 我們利用一個月的時間進行跟進, 對該村村民發布的視頻、文字等進行了參與式觀察, 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其次, 我們對視頻下面的評論進行了收集, 看讀者們是如何看待的。很遺憾的是, 作為施暴者的村支書, 我們沒有訪談到, 但可以從微博下面的評論中加以一些相對性的彌補, 因為這里面也有懷疑視頻內容的聲音。總而言之, 我們對資料的收集盡可能地做到概全, 也盡可能地做到“尊重事實”。這是我們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第一, 農民是如何利用視頻進行抗爭的?第二, 在網絡政治的視野下, 農民選擇視頻抗爭的原因?第三, 農民采取視頻抗爭的功效有多大?局限在何處?第四, 農民的這種抗爭方法, 政府又該如何應變?進而, 治理農民的抗爭, 政府應該如何從根本上進行解決?接下來, 我們先來看農民是如何利用網絡進行視頻抗爭的。
二、現象:網絡社區與農民的“視頻抗爭”
網絡是一個比較“自由”的“社區”, 同時也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共同體”, 尤其是利益方面的結盟, 會讓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與知識分子們的正義感瞬間結合, 從而形成一股巨大的輿論旋渦, 且有的內容長久不衰, 并非是波浪性。[5]
例如, 在網絡社區中, 被基層干部傷害的農民, 作為弱勢群體, 他們往往選擇一種比較獨特、新穎的抗爭方式來加以維權, 這正是我們在本文所論述的視頻抗爭。且這樣的一個維權周期, 長達幾個月, 至今還在抗議。
具體而言:
首先, 我們所調查的香花鎮D村, 其屬于河南省淅川縣, 地處豫鄂兩省結合部。西瀕亞洲最大的人造淡水湖丹江口水庫, 是舉世矚目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在明朝景泰年間, 王應美自陜西三原縣翠恒村遷厚坡蛤蟆洼, 再遷于此崗, 稱王美崗。后因村旁栽種香花刺玫生長茂密, 清末易名香花崗。”1982年由香花人民公社改為香花鄉, 1994年改為香花鎮。現在統轄29個行政村, 人口約5萬人。2008年南水北調移民搬遷開始, 香花鎮的阮營村等22個村莊居民開始外遷, 我們調查的D村就在其列。
其次, D村某村民之所以在網絡上發布視頻+文字進行抗議, 主要是自己的土地受到了侵占。以下是她發布的內容:
“我的父母是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香花鎮杜寨村九組的村民, 一生勤勤懇懇想著努力奮斗讓自己的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2017年3月8日14點20左右我、我媽和我妹妹抱著孩子在院子里面曬太陽, 一輛牌照為豫R.C359C黑色轎車沖進我家院子直接把家具等撞壞了, 村支書F下車就開口大罵, 我就問是什么情況, 村支書F和他兒子方西就過來拳打腳踢。嘴里面喊著, 那么厲害都特么的敢報警, 我想讓誰種地就讓誰種!中間過程中對我和我媽不僅拳打腳踢, 還對我們的身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中間不斷地威脅我們包括現在還在威脅我們 (目前母親因為受到了驚嚇, 精神間接性失常, 還在醫院觀察治療, 說要我們一家都活不下去, 父親嚇得躲起來, 時常聯系不上。) 我看到事情不對就去偷偷打了110, 在派出所民警沒到的那段時間又打電話喊人過來幫忙打我們母女, 最先到的Z和他的老伴一個負責打我媽, 他老伴負責辱罵我們, Z和F父子一起毆打我們母女! (有視頻證實和出勤警察證實) 深知我們都是無名小卒, F無視法律的存在, 報警的話警察也不敢處理他。曾經我為生在這樣的法治社會而自豪, 讓我們普通老百姓有法可依;保護著我們普普通通人的權益, 我父母親沒有什么文化, 只希望辛辛苦苦種點地努力過更好的生活, 可是我們都錯了, F能利用關系走上了村主任的位置, 自立為本村的村主任, 又利用職務之便買賣南水北調遺留下的土地, 任由他自由分配。以權謀私, 左右官吏, 欺壓百姓。幫幫我們。”
按照博主的說法, 該事件大致可以概括為:因為南水北調遺留下來的土地被村支書F“自由支配”, 但博主一家卻不同意, 故而F、F的兒子、Z夫妻等一同毆打該村民一家人, 并且“放狠話”、“即便報警也無用”等。如此,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他們才選擇在網絡上進行抗議。
筆者又根據博主發布的視頻 (在微博上公開的視頻) , 聽到如下對話:“你打什么打?……你打我干啥, 你打我媽干啥?你打……你打……”等等。并且,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一位穿著紅色衣服的婦女起初是跪在地上抓著另外一位男子的外套邊角。她一邊說, 一邊抓著。
同時, 擁有43萬粉絲的“吐槽爆料”博主對該視頻進行了轉發, 且評論說:“村霸得瑟不了幾天了, 讓他這幾天在家先吃點好的!”這里面還有一個插曲, 根據我們的觀察, 博主之前發了幾次視頻, 但是都被刪除,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段對話:“吐槽爆料:上傳視頻, 我幫你轉!//@叫我幽靈小姐:發了好多次了, 都被刪除了。沒辦法發了個截圖。[淚][淚]//@宋林濤微博:……//@叫我幽靈小姐:被新浪微博屏蔽了![淚][淚][淚]查看圖片//@宋林濤微博:#微訊播報#為何不發下, 憑個截圖能說明什么?//@叫我幽靈小姐:視頻在我這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博主并沒有采取視頻抗爭, 但是經過網友的質疑和出謀劃策以后, 她想到了上傳視頻或許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而發了視頻, 又遭遇刪除, 后來又有大V因為正義感等主動站出來要幫助博主維權。所以, 視頻再次發出, 這樣一次次的發視頻, 并且還配上文字, 就形成了“視頻抗爭”的景觀之一。它在微博社區中并不是個案。例如2017年3月11日發生的“網曝長安區一村主任打傷一家三口人”, 根據網友曝料:“3月11日, 筆者接到西安市長安區群眾投訴, 稱其80歲的奶奶、父母親無辜遭到村委會主任的毆打, 害得有家難歸。中午時分, 我與受害者楊星一起便來到了西安航天總醫院, 見到了被黃良街道辦事處上北良村委會主任羅永虎打傷住院的一家三口人, 她們哭訴著全家人的不幸遭遇, 期待著公平正義!”并且配上視頻, 時長達4分57秒, 至今閱讀1萬次, 轉發48次, 評論20次, 點贊15次。可見, 河南D村所發生的事情并不是個案, 它與西安長安區的這件事情不同的地方在于, 前者是受害者自己發布視頻, 大V進行轉發, 后者是大V直接發布受害者的視頻。最終的效果都是一樣。
話再說回來, D村的這位村民在利益受到損害以后, 還發布了以下內容:“村霸一直電話不斷過來威脅我們母女, 母親因為精神間接性失常怕再次刺激迫不得已手機關機。//@民-國News:幫轉!//@巴山以東:令人憤怒!兩會期間還敢這樣無法無天, 村支書暴力驅車沖撞農舍, 毆打母女, 大家看到幫轉!實在沒有辦法才這樣網上求助的吧?@財經網”;“回復@勇子的天使:這幾天我找了很多平臺上打電話問了, 都是回復7~15天給回復//@勇子的天使:老鄉, 我建議你去南陽市網上問政平臺, 找有關部門投訴, 過幾天就有人來管了。”“那是他們對我動手動腳的時候, 手機逛了//@張學輝律師:鏡頭太恍沒看到什么…已經報警了, 警察也不敢怎么處理他, 派出所的警察都怕他, 拿他沒辦法, 迫不得已求助于網絡。//@南陽博哥:全市政法機關在2017年全年開展“打黑, 對提供犯罪線索的群眾, 政法機關將對其信息嚴加保密, 依法保護。”等等。
綜上可以發現:第一, 該村民的確利用了網絡發布視頻來尋求幫助;第二, 作為村霸的村支書的確傷害了村民的利益, 而且還造成了二次傷害;第三, 法律未能及時出面, 導致該村民不得不采取網絡維權。總而言之, 我們看到了一副鄉村的圖景, 也看到了作為網民的村民如何利用視頻來進行維權。問題是, 他們為何要選擇網絡呢?為何選擇視頻呢?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三、原因:“權力—利益之網”與農民的網絡視頻抗爭
吳毅認為 (2007) “隨著政治的世俗化, 農民維權的合法性困境確已降低, 但中國改革開放的單項度特征決定了它并不可能因此而打破權力體系統攝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格局, 相反, 單項度的改革卻在以市場或法律的力量強化權力機器運作與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 尤其是在縣鄉基層社會, 因人際流動和社會分層小于城市社會等方面的原因, 權力機器在失去神圣不可冒犯之特征的同時, 卻日益呈現出以官權力為軸心來編織地方社會的經濟、利益與人際互動關系的結構之網的趨勢, 地方經濟活動往往圍繞“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而展開, 而具體的社會成員也往往因各自在這一結構之網中的位置而決定其特殊的地位與資源占有和分享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 一般的經濟活動是無法不受這一關系之網的影響的, 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現, 也同樣無法不受這一結構之網的約束, 從而顯示出對維權行為的重重阻礙。”[7]如果把這樣的一種解釋放在本文所關注的河南D村村民網絡視頻抗爭事件中加以理解, 即為權力的相互勾連造成了庇護主義的“中軸效應”, 從而導致村民在“利益共同”與“結構無縫”中無法維權。換句話說, 正是因為村支書F是依靠背后的勢利獲得該職位, 這就說明他與上層的權力存在關系, 形成了一個基層政治生態中的“權力網絡”, 而F與他的同謀者編織的這個網絡又把線下的利益表達與訴求的渠道“堵住”, 從而民眾無法依靠法律等方式來維權。也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維權的可能性被逼入線上。進而, 網絡作為一種突破“權力-利益結構之網”的工具, 促使村民選擇利用微博等信息工具加以對自身所受傷害的維權與反擊。這樣的反擊行為, 更多是自衛與自保。且與線下不同的是, 線上能夠達到維權的可能性更多來自于輿論, 而不是既存的法律。
并且, 輿論的造勢并非是村民希望獲得就可以獲得。首先, 村民并不了解網絡輿論產生的內在邏輯, 尤其是一些公關公司對輿論的點燃, 是由他們自己的方法, 所以憑借視頻去引發關注, 并付出金錢買“熱搜”, 這條路顯然對農民而言不太合適, 也負擔不起。其次, 由視頻所產生的輿論引爆, 就需要大V等加以關注, 正如我們在此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 如果不是“吐槽爆料”對其進行支持和轉發, 或許作為43萬粉絲之一的“你”很難有機會在“大海”之中知道河南居然還發生了這種事情。再次, 如果不是網友提醒———“圖片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那么該村民會把手里掌握的視頻公之于眾嗎?很難說。如果不是大V在背后支持, 她會把一次次被刪除的視頻再發布出來嗎?也很難說。因為筆者在很多次的田野調查中, 曾經看到過什么叫農民受了欺負而選擇忍氣吞聲, 選擇“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他們的本性中還是存在一些自我矛盾的地方, 尤其是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 他們會選擇比較保險、安全的方式去過活。[8]
也正是在這樣的網絡運行的邏輯下, 輿論的發展導向了村民這一邊, 大家似乎都希望村支書F被查處, 并且補償村民的利益損失。
問題是, 村民在利益表達受困的時候 (“權力-利益結構之網”導致利益表達不通暢) , 為何要選擇“視頻”來加以反抗呢?畢竟視頻所引起的輿論只是效果, 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首先, 網絡的傳播性與便捷性。戴黍認為 (2001) :“網絡傳播具有低成本、傳播快、高速度、大容量、多功能、可互動、跨文化等區別于傳統媒體的特征。”[9]所以, 利用網絡以及網絡視頻來抗爭, 反而比起線下去上訪維權要方便很多。
其次, 視頻的生動性與感染性。采用視頻的好處在于它可以動態地展現出事件的過程。例如D村村支書F打人, 我們可以通過視頻來察看到他是如何打的?同時, 視頻又把事件發生的場地、聲音、圖像等包含在其中, 尤其是聲音與圖像的結合, 比起文字更具有感染性與情緒性。這就會帶動閱讀者和點擊者的情緒, 并轉發之, 由此傳播面就擴大了。
再次, 視頻的真實性與流暢性。[10]正如上文所述, 視頻把種種因素納入其中之后, 真實性就更強, 因為視頻可以很好地再現當時的場景與行為等。同時, 我們可以從D村拍攝的這段視頻來看, 前后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根據視頻原理, 可以保持非常流暢地播放。這就為故事的敘事提供了支撐。
所以, 結合目前的利益表達困境與視頻自身在網絡上傳播的優勢, 可以很好地理解為何農民會選擇用視頻來加以反抗和維權。一方面, 利益表達存在困境, 尤其是線下的利益表達, 例如進京上訪等, 往往存在風險、成本的問題, 而線上卻可以通過專門的舉報通道或者在微博發帖求助, 雖然也涉及到一些風險問題, 卻在成本層面要小許多、便捷層面要容易很多。另一方面, 網絡視頻的抗爭, 雖然可以很好地表達利益, 但是就效果而言, 又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換句話說, 利用網絡視頻抗爭到底有用嗎?效果怎么樣?局限在何處?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四、利弊:網絡視頻抗爭的功效與局限
首先, 網絡視頻抗爭的功效。第一, 網絡視頻抗爭, 意味著用視頻來表達利益的訴求, 這比起純文字的東西要更有說服力。第二, 網絡視頻抗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帶動微博社區里的讀者情緒;第三, 網絡視頻抗爭可以盡可能地還原當時事情發生的畫面, 尤其是動態地去表達。這些一方面是網絡本身的特性決定, 另一方面是視頻的特性決定, 在微博社區中, 二者融為一體, 從而造成了以上這些功效。
其次, 網絡視頻抗爭的局限。第一, 不是每一個視頻都可以成為“焦點”。筆者曾經在2015年寫過一篇名為《中國的底層網絡抗爭已經失效》的文章, 我在該文中談到:“其實, 網絡舉報或網絡抗爭, 大多數是沒有效果的, 網絡最多充當了發泄的渠道, 而不是利益訴求的有效平臺。至少, 能夠發表言論, 發帖, 就意味著路還沒有被堵死, 還是有希望, 那么就不至于走極端。但是, 被舉報者其實是很有可能看到舉報的內容的, 只不過在力量的較量上, 被舉報者要遠遠大于舉報者, 故而不怕。”[11]同時, “我曾經在《網絡暴力:“多數人的暴政”與言論自由的濫用》一文中闡述過, 中國的網絡輿論就像是沖浪一樣, 一波接著一波, 而當我們到達后面一波的頂點時, 往往忘記或被忘記前面的事情。”[12]所以, 從這個層面來說, 網絡視頻的抗爭, 在功效方面往往也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至少個別事件會成為輿論的爆點, 但絕大多數淹沒在自媒體的喧鬧之中。第二, 受制于拍攝與視頻本身的特性。 (1) 拍攝者和發布者需要承擔一定的拍攝風險, 這與后期對事件進行文字描述相比, 更容易受到他者的“阻礙”。我們可以從D村村民發布的視頻來看, 總是“晃動”, 并有威脅他們拍攝的聲音, 這足以說明他們并不能很好地去拍攝, 視頻的質量也就不佳。 (2) 視頻如果過大, 過長, 則播放的流暢性就會受到影響, 最終“抗爭-輿論”的效果也就要小許多。
為此, 當網絡抗爭的局限性大于功效的時候, 就會發生D村村民所遭受的待遇, 一直在網絡上吶喊, 從3月9日至今, 無論怎么“艾特” (例如@平安中原@清風中原@巴山以東@微看南陽@永不言敗_胡鋼@南陽周邊事@河南衛視@南陽新聞廣播@南陽人的南陽事定位:南陽·淅川縣) , 一些政府的微博就是不回應, 也不表示是否看到了村支書打人的視頻。還有, 就網絡抗爭而言, 筆者還在麻城調查時也遇到這類情況, “例如湖北麻城陶亭村的一位網友 (老農民) , 利用互聯網經常在網絡上發布與當地政府的博弈結果, 追問政府的職責, 并且對政府表達相當的不滿, 主要原因是政府征占了他的地。但是, 這類的抗爭效果, 可謂是幾乎沒有。一方面, 雖然麻城市市委書記楊遙開通了微博, 但是, 他從來不回應。如果說他對農民所反映的問題有關切, 那么就不會導致農民始終如一的抗爭, 除非是那種謀利型的抗爭。另一方面, 媒體也失聲。對這樣的抗爭, 他們更多選擇的是新聞性, 而不是利益是否應該被媒體的輿論所挽回。這也就只能靠農民自己對自己形成一種輿論的圍觀, 最后就會導致極端行為的發生。”[13]所以, 很難說網絡視頻抗爭最終的效果能有多大, 但是能夠受到輿論的關注, 把問題解決了, 自然是比較好的。
五、根本性治理:政府該如何應對村霸與網絡舉報
任丙強認為 (2011) “伴隨社會轉型過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其矛盾, 我國社會進入到一個社會沖突凸顯時期。農村因拆遷、選舉和環境污染等原因而引發的上訪、維權以及群體性事件也不斷增加, 而且農村群體參與呈現出一種無序化和暴力化的趨勢。”[14]正如我們在D村所看到的一樣, 也是一種暴力。這樣的暴力又是因為土地問題而導致的村支書占據“權勢”一方對村民進行傷害。
當村民無助的時候, 他們就會選擇在網絡上進行舉報, 同時我們還看到有評價說:“令人憤怒!兩會期間還敢這樣無法無天, 村支書暴力驅車沖撞農舍, 毆打母女, 大家看到幫轉!實在沒有辦法才這樣網上求助。”所以, 綜上所述, 要治理農民網絡視頻抗爭的“根本議題” (孔飛力, 2013) , 就需要政府治理這種村霸的“亂作為”。同時, 在網絡上對這樣的發帖及時進行回應。從這兩個方面來進行, 就可以解決農民的網絡抗爭的現象。
具體來說:
第一, 如何治理村霸害民? (1) 制度方面:2017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 要求檢察機關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 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 (2) 治理方面:“一方面, 檢察、紀檢監察、公安、社會綜治等方面將加大協作配合力度, 各司其職、共同發力。另一方面, 職能部門將綜合運用經濟建設、教育宣導、輿論推動等多維度社會治理措施。各地方政府積極發展經濟和教育, 使適齡人員有事可做、有書可讀, 從長遠角度消除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存在根基。”[15]這也就是說, 要從整體上進行治理, 從而形成多方聯動, 精準打擊, 把村霸害民斬草除根。同時, 更需要做的是打掉“村霸”的保護傘, 如縣、市對村霸進行保護的官員。
第二, 如何回應網絡舉報? (1) 不要刪帖、銷號, 而需要廣開言路, 設置“網絡上訪接待中心”。對網絡舉報的治理, 并不是提倡“刪帖”、“銷號”等, 而是要走好網絡群眾路線, 把老百姓的急切當做自己的急切, 可以更好地傾聽老百姓的心聲是什么?所以, 治理網絡舉報的最佳辦法是廣開言路, 讓群眾發泄和舉報出來, 但凡合法的舉報與網絡行為, 都應該加以重視。并且安排專門的部門, 例如“群眾網絡上訪接待中心”來進行處理, 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相信肯定不會有如此之多的“吶喊”在網絡上幾乎是“隨處可見” (搜索關鍵詞, 出來很多相關內容) 。 (2) 及時處理。正如《該如何面對“有圖有真相”的網絡舉報?》一文里所說的:“既然有圖、有真相, 那么有關部門就應該重視, 有關部門要及時與舉報者對接上, 調查清楚, 無論是非曲直, 總得要有個官方的結論和說辭, 否則不僅是威信掃地, 工作難以開展, 還會使那些熱衷于監督的市民寒心。再者, 如果采取冷處理, 那么會增加當地百姓心中的質疑, 使政府陷入信任危機。”[16]
所以, 解決問題其實并不難, 看到問題的本質也不是很難, 就是需要去真心實意地做, 而不是懶政, 否則網絡上的抗爭聲音會更多, 網絡上的視頻抗爭也會更多, 這樣的視頻傳播開來, 或許傷害最大的不是被打者的“臉”, 而是政府的公信力與合法性。
六、總結
本文首先對D村進行了一個大致的概括, 然后根據網絡調查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 對目前D村民村民網絡視頻抗爭的現象進行了闡述, 同時指出了他們進行如此之抗爭的原因。最后, 分析了網絡視頻抗爭的利弊。還有, 如何從源頭、根本上治理網絡的這種抗爭。
首先, 網絡視頻抗爭在學術界中的研究并不多見, 尤其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值得我們去關注。其次, 網絡視頻抗爭有其自己的特點, 但是處理起來的方式, 筆者認為不太需要注意這樣的方式, 而是要注意視頻里所包含的行為, 因為其更像是一個證據出現在網絡之中, 富有生動性、真實性, 更容易去傳播。再次, 如果不注意農民發布的視頻里所包含的內容與基層問題, 那么傷害最大的還是政府。
所以, 本文認為:從整體性上治理的同時, 還應該設法去做, 問題完全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懶政所導致的百姓“民不聊生”, 最后這股怨氣要么就指向政府, 要么就用暴力來傷害無辜, 或者他們之間彼此傷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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