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業”是什么？
這個問題的答案看上去似乎顯而易見，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正如人類創造出的其他詞比如社會、貨幣、市場等一樣，人們總是對同一概念進行反復地界定和實踐，以便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管理相關的機遇和挑戰。
對“農業”的差異化理解是常態，這種差異既有橫向上的：不同領域、不同國家對農業的界定不同；也有縱向上的：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對于農業的想象也各自不同。比如說，在中國和在坦桑，人們對于農業的理解是不同的：對水稻來說，是高產還是香味最重要？前者意味著將農業更多地理解為工業化的基礎，而后者則更多地將其理解為文化的傳承。同在中國，同樣是針對農業的“中央一號文件”，20世紀80年代和21世紀對于“農業”的理解也是有差異的。
作為農業高校里的一名研究者、教學者和實踐者，我們的身份反復被“農業”這一概念所界定。比如許多人會認為我應該是個農業科技高手，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農業意味著種好地、養好牛，涉及種植和養殖的高科技；實則我并不掌握農業科技本身，但我的確又從事著與“農”相關的工作，涉及探究農業和農村相關經濟結構、社會文化、治理架構等問題，尤其是隨著對于中國農業“走出去”研究的推進，對于國際發展議題的深入，對于新型南南合作知識的拓展，在每日的工作實踐中，我們需要訪談和接觸的對象越來越多元，在此歷程中我們往往需不斷走出既有的“農業領域”，從系統性的視角看待農業。
比如，之前我曾受邀參加了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項目中有關中國對非農業投資的研討，在會上我注意到，除了我來自所謂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領域外，其他的參會者均來自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移民、媒體等領域，而他們對于農業的闡述則完全不同于我們在國內探索農業問題時所使用的語言。比如他們很少提及鄉土社會、三農問題、弱勢產業等詞語，相反，在會上關注更多的是國家戰略、民心溝通、是商業逐利還是公共產品提供等議題。可以說，“農業”在不同的語境之下被不同的群體用不同的議題塑造著。
2、國際發展和南南合作中的“農業”
上述經歷讓我開始思考如何看待“農業”這個議題：我們是從外往農業里看，還是從農業里往外看？國際發展和南南合作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兩頭看”的窗口。
在最近剛閉幕的南南人權論壇中，南南合作成為聚焦話題，而在南南合作中，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問題成為首要問題。比如在論壇所播放的專題片中，前兩個案例都涉及農業，首個是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在東非國家坦桑尼亞佩雅佩雅村的村級減貧學習中心項目，中國農業大學為此項目提供了技術支持。第二個案例是世界糧農組織框架下的南南合作項目，涉及中國往非洲國家派遣農業技術專家。
而在代表國際發展最新目標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17個子目標之中，前兩個分別涉及貧困和糧食安全，而毫無例外，它們均與農業議題緊密相連。在南方國家中，貧困人口主要以農業為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20多個國家農業GDP占比超過10%，近10個國家超過20%，極端貧困人口占比一半。如何發展農業和農村，減少貧困，始終是南南合作中的核心議題。
最近，在相關部委和國際發展機構的支持下，中國農業大學設立了一帶一路農業合作學院，并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發起了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學院的高級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前總理平達先生，以及聯合國南南合作中心辦公室（UNOSSC）副主任王曉軍女士都在學院成立后不久拜訪了學校和學院，他們在來訪中分別強調了農業發展在中非合作和南南合作中的重要意義，不管是對于2018年的中非合作論壇而言，還是對于2019年的聯合國南南合作第二次全球大會而言，農業和農村發展都被希望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站在他們的視角上看，如果中國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上的歷程和經驗要素能夠被提取出來，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分享，那么必然貢獻于全球貧困問題和糧食安全問題的解決，這就在政策和實踐上為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國際責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找到了抓手，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也為“中國如何成為全球的發展伙伴”這一理論模型探索了具體的實現途徑。
如果說，上述是從外（南南合作）看農業，那么，現在讓我們從農業（從業者）往外看。在對于中國農業“走出去”的探究中，我們經常會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為什么要“走出去”？或者說，中國農業“走出去”的動力機制是什么？當前的宏觀指導原則又是什么？實踐于前沿一線的涉農工作者們往往暨被要求追求經濟利益，又需追求社會效益，同時，還需保證政治上的互信平等，然而，這三個維度的目標若產生矛盾的時候，究竟應該何者優先？南南農業合作對于中國而言，究竟是作為一個追求利潤的商業運作方式，還是作為一個平衡其他逐利行業的公共產品？亦或者是一種發展經驗交流、文化溝通的軟性橋梁？
誠然，南南農業合作的主體是多元的，其訴求和旨趣各不相同，但普遍來說，前線工作者們經常面臨如下糾結：“農業走出去如果是為了海外囤地，事實證明并不可行，政治風險不說，經濟上也并非合算；如果是為了進口糧食，成本上不合算，或許從長期來看，世界糧食安全多了個選擇；如果是為了解決東道國家農民的生計問題，那么以農業低收益率、長投資期的特點，國家就應該給海外農業投資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農業投資以新的定位，即并非單純的商業投資，以10-15%的中高商業利潤要求‘走出去’的農業企業，而應更多地體現出公益性和援助性。” 在實踐中，這樣的糾結估計在一定時間內還會繼續，這源于我們對于農業界定的多方差異化理解，這必然帶來局部范圍內的低效、浪費和反復。
3、是時候重塑我們對于農業的想象，開啟國際發展和南南合作新階段
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推進，是時候重新思考和界定“農業”議題啦，重塑我們對于農業的想象。當前針對國內的三農問題，鄉村振興戰略很好地回應了這樣一個重塑的需求，那么對于走出去的中國農業，又當如何以新的視角統籌呢？
從外往里看，對于國際發展和南南合作主管部門而言，需要更多地了解農業的角色和作用，進一步提升其系統性、戰略性的位置；從里往外看，對于農業系統的決策者、實踐者和研究者而言，需要抓住新的機遇，在新的城鄉關系、轉型的國際格局中調整傳統的農業話語和實踐模式，從而更好地貢獻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
重塑“農業”界定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誰是利益相關方，議程如何設定，實踐如何推進。從實踐層次上，以下三個的議題可供參考：
第一，在理念上，需要超越三個產業中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概念，需要超越單純經濟學視角、單純注重經濟增長的傳統概念，而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大發展理念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指引下，以鄉村振興和“一帶一路”作為戰略指引，將農業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
第二，從實踐上，一方面，加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南南合作基金、中非合作論壇、聯合國南南合作博覽會等各種高峰論壇和峰會中有關農業及其相關的糧食安全、工業化、減貧等相關議題的軟性配置，或開設專門的農業模塊，并清晰界定其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戰略位置；另一方面，在現有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中央1號文件等涉及高層次議程，以及現有涉農類的高級學術期刊中可以更多地納入南南合作、國際發展合作的內容和要素。
第三，從合作伙伴上，國家現在已有縱向上系統的從中央到基層的三農工作架構，以及橫向上從研究教學到實踐的三農隊伍。但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在各類相關的發展機構、志愿組織、從事南南合作的企事業單位，以及駐外使館、經商處等注重農業類相關人才的培育和使用，通過創新而靈活的模式，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農業，理解農業，重塑農業，以“一帶一路”為催化劑，展示出更加多元的國際發展和南南合作新模式。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IDT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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