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福建省沙縣X村股份林場的案例
如何調動單一農戶的投資和經營積極性，一直是中國集體林產權和管理政策實踐與研究的優先方向，社區如何形成集體行動來管理森林則很少受到學界的關注。然而，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一些行政村或自然村自發成立了林業股份公司、股份林場、林業合作社等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統一管理集體林，集體成員按股分紅，并取得了較好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本文將采用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及其團隊開發的制度分析與發展框架，以福建省三明市沙縣X村股份林場為例，分析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形成的誘因和主要制度安排，以及其集體行動得以形成的自然、社區和規則條件，從而推動學界理解在劇烈的經濟社會變遷背景下社區森林管理組織的形成機制，并為探討發展適合中國林情的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提供啟示。
本文主要從四個方面拓展了現有研究：第一，拓展了對中國集體林區的村莊如何形成集體行動來管理森林的認識。占主流的觀點是，產權不明晰、經營機制不靈活、監督不到位、利益分配不合理是村集體管理森林中難以克服的問題，分林到戶的改革成為必然（張紅霄等，2007；朱冬亮、賀東航，2010）。然而，這無法解釋林地細碎化且處于經濟社會快速變革背景下的社區，為何可以因地制宜地形成集體行動來創新社區森林管理模式，取得良好的生態、經濟、社會效果。第二，將對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研究從耕地向林地延伸，探究社區內部形成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這一集體行動的形成機理。盡管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形成是外部環境因素誘發社區內部集體行動的結果，但仍很少探究社區內部這一集體行動的形成機理，包括各種自然、社區和規則條件。第三，拓展了運用公共池塘資源理論框架和概念對中國社區森林管理的研究。社區內部如何形成集體行動建立自主治理組織來管理森林、其管理效果如何等兩個問題是20世紀80 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社區森林管理研究的焦點問題。相比于對南亞、東南亞、拉美、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經驗研究，運用公共池塘資源理論框架和概念對中國社區森林管理的研究仍然薄弱（艾米·波蒂特等，2011）。第四，從研究內容和方法上拓展了國內關于林業合作組織如何形成的研究。現有研究重點關注了政府推動和“資本下鄉”這兩個因素對形成林業合作組織的促進作用，忽視了對社區內部自發形成集體行動從而產生林業合作組織的機制的研究。此外，現有相關文獻中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或基于調查的統計分析，基于田野調查的案例分析并不多見。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及其團隊開發的制度分析與發展框架重點關注自然、社區、規則變量如何影響公共池塘資源管理的集體行動及其效果，已成為研究公共池塘資源管理的操作指南，被廣泛用來解釋森林、水資源、草場等領域自主治理組織的制度變遷和效果（Ostrom，2010）。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是經濟社會變遷背景下社區內部成功形成集體行動的結果。建立在研究團隊運用小組訪談、深度訪談、參與觀察、二手資料搜集等方法對X村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本文從以下3個方面重點分析影響成立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這一集體行動形成的因素：
（一）林地規模和經營單位：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形成集體行動的基礎。X 村股份林場的林地由以下4部分構成：村集體管理的林地，包括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時遺留下的未分配林地和生態公益林、毛竹山、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時分到聯戶小組的林地、依據“誰造誰有”政策管理的林地。很大程度上，這得益于X村沒有像全國其他大部分村莊一樣將所有的集體林地都承包到戶，而是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由行政村和聯戶小組管理的林地，奠定了社區內部形成集體行動的公共利益基礎。在整合策略上，X村成立股份林場沒有對過去形成的利益格局打亂重來，而是在尊重原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優先整合村民不直接經營而由行政村、聯戶小組管理的林地，然后經過較長的改革過程漸近擴大村民的共同利益基礎，整合按照“誰造誰有”政策管理的林地。
（二）村莊的經濟同質性： X 村 60% 以上的人口外出經營小吃店和務工。社區居民相似的生計方式通過人口外流和收入水平提高從以下三 個方面改變了村民的森林管理目標：一是直接以森林經營謀生對農民的吸引力不斷降低。二是分享林地和林木升值收益已成為村民對森林的主要需求。三是森林對村莊公共服務的價值凸顯。社區成員生計方式的相似性和森林對于村民生計重要性的日益下降，使公平分享林地和林木升值收益和為村莊公共服務提供收入保障對于村民而言變得更加重要，社區內部森林管理目標逐漸趨同于采用林地規?；洜I形式來獲益。這降低了村干部協調不同村民利益的難度，使村民對成立股份林場這一集體行動持支持態度。
（三）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開展以來，政府規范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在集體林權制度變遷中的角色，改革方案在村民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成為決定村集體林產權明晰形式和經營形式的關鍵環節，這為X村股份林場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不斷完善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賦予了村民村莊事務決策者的地位，使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面對聯戶小組經營中的缺陷，可以一次次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如何建立股份林場。在村莊大多數勞動力外流的情況下，村民代表大會作為村莊集體行動達成的博弈舞臺，一方面保證了普通村民在村莊重大事務中的發言權和決策參與權，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成立股份林場這一集體行動的效率。建立在村民有效參與基礎上的賦權，有助于實現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政策所預期的效率和公平目標，并為形成因地制宜的森林經營制度奠定了制度基礎。
本文形成了兩個結論：第一，由村集體管理的一定規模林地的存在、社區成員生計方式的相似、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不斷完善，是形成成立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這一集體行動的關鍵因素。面對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所產生的林地拋荒、造林和撫育資金籌措困難、村莊人口變化帶來集體成員權相關沖突增加、林地和林木升值使收益分配不公凸顯等問題，村莊內部可以自發采取集體行動，形成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成立所需要的林權、收益分配和決策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實現森林經營和社區福利的改善。第二，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既不完全同于公共池塘資源理論一般意義上集體成員擁有共同產權、共同合作管理的社區森林管理，也不同于村委會代管模式和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林業股份公司管理模式，而是一種創新的社區森林管理模式。引入股份制后的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具有集體成員按股份分享股權、由專業機構管理、按照股份份額分享收益等特征，其內部治理結構和具體安排更類似于股份公司。
本文具有兩個啟示：第一，考慮到大部分集體林已分林到戶，且不同林地經營方式的承包期限長短不一，林地利用方式不盡相同，利益關系錯綜多樣，以及各地自然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作為林地規模化經營的一種方式，社區林業股份合作組織不僅需要因地制宜，還需要不斷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如造林和撫育投資壓力大、經營方式保守、管理人員激勵不足、村民信任容易動搖、從入股到分紅的時間間隔長且分紅有限等問題。第二，由于森林經營具有整體性、不可分性、外部性，其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以為社區乃至于全社會共享，有形成集體行動來實現規?；洜I的必要性，政府不宜對集體林強制推行單一的承包到戶和市場化改革方案，要重視社區內部的集體行動，促進社區森林管理的發展，鼓勵采用多樣化的經營形式來滿足不同主體對森林資源的多樣化需求。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福建省三明市沙縣林業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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