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羅必良
在中國農業經濟學界，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羅必良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學者。他的學問之道是怎樣形成的？他對中國農業經濟又有著怎樣的理解？帶著這樣的問題，記者采訪了羅必良教授。
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農業經濟領域有近30年的研究經歷，當初您是如何走進這一研究領域的？
羅必良：我出生于江漢平原的一個農村家庭，這對我從事農業經濟研究產生極大影響。1980年，我考入華中農學院（現為華中農業大學）學習農業經濟管理，目標就是改善更多農民的生活。1984年，我進入西南農業大學（現為西南大學）攻讀農業生態經濟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師從葉謙吉教授。但在學習與初期的研究中我發現，對外生性條件與要素的研究，并不能保證對農村發展中各種問題的深刻理解。加上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制度經濟學逐漸為學界所了解，我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產權及其制度安排。從1990年以來，在20多年的時間里，我關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理論研究，大體遵循著“產權結構—行為特征—經濟績效”的邏輯線索。我試圖從制度經濟學那里，找到對中國經濟發展與農村改革有用的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如何在中國情境下理解“產權”？
羅必良：農民對制度安排有著充分的理性反應，這里面涉及的是產權概念。研究中國的農地制度，應該將產權與合約緊密結合起來。
產權調整改善農業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么，從操作層面來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應向何處去？
羅必良：農民把土地稱為“命根子”，對于農戶來說，農戶持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是憑借其農村集體成員權而被賦予的，具有強烈的身份性特征，表現為典型的人格化財產。正因為如此，家庭承包賦權和農地確權在強化農戶產權強度（強化農戶的產權主體地位和強化賦權的穩定性）的同時，也提高了農民對土地的稟賦效應，而稟賦效應的提升會抑制農地流轉。這就是目前農業勞動力大批轉移，而農地流轉的發生率滯后的原因。可見，農地流轉市場不是單純的要素流動市場，而是一個具有身份特征的情感市場。
因此，農地流轉有著特殊的市場邏輯。有必要尋找人格化財產的產權交易路徑。農地確權意味著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固化與不可調整。所以我們可以由此修正科斯定理——當存在交易成本時，如果不能通過產權調整來改善效率，那么選擇恰當的產權交易進行匹配或許是恰當的。
產權細分和交易空間的擴展是保障交易裝置匹配的兩個重要方面。前者是指經營權從承包權中分離出來以后，還可以在主體選擇、權利范圍以及享益權分配等方面進一步細分，這樣有利于形成多樣化的委托代理市場，農事活動的分工有利于發育服務外包市場，進而擴展產權交易裝置的選擇空間。后者是指交易效率與分工格局密切相關，分工通過土地市場在農場內發展，會提升農場內的專業化水平，推動土地規模經營；農場越來越專業化，農場外提供的專業化服務增加，即使農場土地規模不變，生產經營的效率也會隨著經營內容的減少而提高。簡單地說，就是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離。這其中所有權是不能動的，承包權需要穩定，搞活經營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按照您的提法，農業分工似乎是中國農業發展的趨勢，那么對于其他制度要素，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
羅必良：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世界所有國家的發展不是由規模決定的，而是分工，比如美國、日本的農業，出現大量的社會化分工現象，極大地提升了農業效率。
我注意到近期在江西、安徽有規模經營農業負債破產的現象，這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
盤活經營權不僅僅是一個流轉的概念，關鍵是經營權的產權細分并誘導農業的縱向分工。在我所調研的東北國營農場內部，已經出現這種分工現象。在四川農村已經有部分地方形成了農業職業經理人的代營與生產性服務組織的代耕；在山東出現了農戶土地的托管與外包服務。當然，從生產的角度來說，分工與專業化有利于效率得到提高，但從交易的角度來說，分工則意味著風險與交易成本的增加，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合同規范，同時也要求有更好的競爭機制與保險政策匹配。
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現在農業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勞動力和土地將成為農業主要成本，所以我們要加強社會化的服務，改善農業效率，用效率化解成本上升。
在尊重基礎上深化農經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注意到案例分析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羅必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輕一代學者，都比較熟練地掌握了計量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我并不排斥計量的研究方法，好的計量方法可以增強理論解釋力，但差的計量方法則可以掩蓋理論的蒼白。現在很多文章變成了工具方法的練習，沒有提出自己的問題，沒有自己的中國故事，更沒有一般化的理論假說，這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現在，我每年都投入不少課題經費去搜集數據，當然這并不僅僅是我的需要，更多的是我的研究團隊的需要。盡管如此，我對自己的學生還是要求他們要獨立地提出問題，既要寫有計量方法的文章，也要寫案例分析與邏輯推理的文章。
在這里我順便提及農業經濟研究的兩點不足，一方面是對主流經濟學思想關注不夠，農經領域只和農經領域開會交流，另一方面則是理論原創性不足，本來農經很容易作出理論貢獻，因為它的優勢是在復雜的農業形態中觀察不同因素，恰好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研究做得不夠。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有志于從事農業經濟研究的青年學人來說，您有什么樣的期待和建議？
羅必良：做農業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農民的經濟理性，理解農民的行為選擇，在此前提下分析所面臨問題的性質及其生成機理，由此尋求可能的解決辦法，這是我研究“三農”問題的一以貫之的分析范式。
對于青年學人來講，可能最重要的還是基礎訓練，熟練掌握已有文獻和前人研究，要有發現問題的眼光，要有恒心與毅力，并不斷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研究領域。關鍵是要有穩定而持續的研究方向，通過長期的積累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對我而言，研究農業經濟問題是我的重點，但我的研究視角是產權與制度。從宏觀層面來說，我傾向于從制度目標、政治結構、政府行為的維度來理解產權問題；在微觀方面，我則傾向于從環境特性、資源特性、交易特性來理解產權的生成機理。
我相信，中國改革的實踐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理論命題。直面中國國情與農情，讀懂中國特別是鄉土中國故事，博采眾長，求真求實，持之以恒，就有希望做出有中國風格的理論創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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