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以消除貧困為目標：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對非洲的啟示
中國農村減貧取得巨大成就。30多年來，中國先后采用過3個農村貧困標準。按1978年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000萬人，減少到2007年的1479萬人，同期農村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1.6%。按2008年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的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的2688萬人，同期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2.8%。按2010年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567萬人，減少到2014年的7017萬人，同期貧困發生率從17.2%下降到7.2%。1978年標準和2008年標準低于當時世界銀行的絕對貧困標準,但中國2010年貧困標準已略高于世界銀行按2005年購買力評價計算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標準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人每天1.9美元標準。
他認為，中國農村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減貧成就，與益貧性很強的經濟增長有很大關系，也與益貧性很強的農業農村發展政策密不可分。所謂益貧性經濟增長，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夠惠及大多數人群。1979-2014年,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長8.6%,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6%。這主要歸功于30多年來中國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快速發展，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無論是早期的鄉鎮企業發展，還是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部門的快速發展，都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就業。全國第一產業就業占比，1978年為70.5%，2014年下降到29.5%。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增加，為農民開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幫助大量農戶走出貧困。
所謂益貧性農業農村發展政策，就是能夠惠及絕大多數農村人口的農業農村發展政策。主要包括：1.讓全體農民擁有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政策。從1978年到1984年，在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2.5億個農戶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戶均0.5公頃，取代原先的400多萬個生產隊。2.改善農業部門貿易條件的價格政策。中國曾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1978年以后，國家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雖然后來實行農產品價格市場化改革，但2004年以后又對主要農產品實行托市性收購政策。總體而言，農業與非農產業部門間的貿易條件朝著有利于農業的方向變化。從1978年至2014年，全國農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年均提高6.4%，跑贏了農業生產資料年均5.4%的速度，也跑贏了CPI年均5.1%的速度。3.按承包面積分配的普惠性減稅和農業補貼政策。2600年來，中國一直對農業征稅，以此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從2000年開始實行農業減稅政策，2005年徹底取消按土地面積計征的農業稅。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國農民減輕負擔1335億元。從2004年開始，實行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按土地面積發放到戶，補貼力度逐年加大，2014年達到1674億元。4.促進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政策。國家對農田灌溉、農村飲水、鄉村道路、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大量資金。中國耕地中可以灌溉的面積已占52%，提高了農業抗御水旱災害的能力。中國基本實現所有鄉鎮和東中部地區建制村通硬化路，西部地區建制村通硬化路比例約80%，增強了農村與外部市場的聯通性。5.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政策。把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2003年起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6年開始實行農村小學和初中9年免費教育，2007年起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起實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加之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農民人均純收入中轉移性收入占比明顯提高，2003年為3.7%，2014年達到18%。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政策的實施，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資本積累。
他強調，各國國情不同，制定農業農村政策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但相互學習和借鑒是非常必要的。非洲國家制定農業政策的經驗也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中國益貧性農業農村政策，能給非洲國家哪些借鑒和啟發？第一，把發展農業放在優先位置。追求國家現代化，不能忽視農業。農業的益貧性最強，只有促進農業發展，才能較好地緩解貧困，才能促進工業化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第二，調動生產者積極性。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實行農業補貼政策，引導農民使用先進適用技術和生產要素。第三，公共政策向農業農村傾斜。制定國家發展的宏觀政策時，要主動向農業農村傾斜；制定農業農村發展政策時，要積極向綜合部門爭取。第四，逐步實現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中國30多年的改革是一個漸進過程，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從生產到流通、從普通產品到糧食，逐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避免了激進改革可能帶來的混亂。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最終有利于減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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