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些錯誤的觀點，覺得農民不需要明確的權利，農民還需要進一步調地。”他認為，這是得不到理論和實踐支撐的。
長期研究土地制度的劉守英對貴州遵義市湄潭縣頗有特殊感情。1988年，貴州湄潭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初啟，剛參加工作、不久第一次出差的劉守英就和周其仁、文貫中一起，來到湄潭，參與試驗區改革工作。當時，湄潭試驗區開創性的嘗試─即“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一舉改變了由農民集體所有的農地，過去須隨著人口“生增死減”、沒完沒了不斷調地的傳統，使農民的土地權利穩定下來。劉守英此后在“湄潭經驗”的推進、總結、推廣以及政策化、法律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雖然“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湄潭經驗”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并寫入了2002年出臺的《土地承包法》；2008年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還進而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但是，對這項政策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歇過。一些人士認為這項政策“搞錯了”，并稱湄潭村民和湄潭鄉村干部都不滿意。
對此，劉守英則表示，“湄潭試驗”證明，沒有地權穩定，就沒有農村現代化。他說，通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制度安排，把農民土地的權利穩定以后，不僅調動了湄潭農民開發荒山、荒地資源的意愿，形成了現在當地著名的茶產業；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湄潭農民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參與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無地農民收入更高
劉守英調研發現，在湄潭農村，土地規模越小的農民，家庭收入相反越高。“新增人口不再分到土地以后，實際上是推著這一幫人外出打工，到外面去就業”。劉守英表示，這也印證了他的一個基本認識：對于絕大部分小農來說，真正的穩定取決于他的非農收入，而不是取決于農民在土地上能掙多少錢。
此前，農業部經管司副司長黃延信在湄潭農村的調查也發現了這一現象。甚至，有的有地農民感嘆，土地反倒成了拖累，沒地出去打工的人現在收入都比自己高。
這一收入多寡與土地有無的關系，同劉守英和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員邵夏珍于2011年在湄潭落花屯村和沙壩村所做的一次500戶農戶調查結果一致。
通過調查500戶農戶，劉守英、卲夏珍發現，在落花屯村，家中有無地人口的“有無地人口戶”，其外出勞動力占其總勞動力的32%，比家里沒有無地人口的“無無地人口戶”要高7個百分點；而在沙壩村的“有無地人口戶”中，其外出勞動力占其總勞動力的57%，而“無無地人口戶”中僅占8%，相差49個百分點。
從收入來看，由于勞動力的非農化，土地收入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減低了。無地人口減少的土地收入，可以從非農收入的增加中得到彌補。在湄潭，“有無地人口戶”的人均農業收入為1365元，比“無無地人口戶”的1694元低329元；但是，其人均非農業收入達到2711元，比“無無地人口戶”的1907元要高804元。
不過，調查也發現，雖然農民從土地獲取的收入比例下降，并不意味著土地對農民的重要性下降了。農民對于承包地權利并不會輕易放棄。
為何地權必須穩定
劉守英、邵夏珍認為，湄潭實施“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制度以來，盡管兩村無地勞動力的增加數量較大，但增加勞動力大部分流向了非農業，且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外出打工。這一制度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同時，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和非農化，也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制度的實施提供了支持。
劉守英表示，“我們常常講，農民無地就‘造反’，但湄潭從1988年試點到現在，農村新增人口12萬左右，這就提出一個問題：這12萬新增農民，為什么在將近30年時間里面沒有‘造反’？”
他表示，“湄潭試驗”得出了一個重要啟示，亦即通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制度安排，把農民的土地權利穩定以后，實際上更有利于推動農民參與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這一結果，甚至超出了當時試點規劃者們的預想，“我們1988年試點的時候，想到的是讓農民開發非耕地，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湄潭一片綠油油的茶山”。如今，“茶山變金山、茶園變公園、茶區變景區”已經成為湄潭主打的縣城發展理念。
劉守英認為，必須充分認識到地權穩定的重要性，必須在這上面下非常大的功夫。“現在有一種傾向，以強化集體所有權的名義，對承包權和經營權的設置做種種扭曲、削弱。這些在我看來，都是對中央政策的曲解。”他說。
劉守英還指出，在設置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產權體系時，要改變目前對因流轉派生出的“經營權賦權大于承包權”的狀況，他認為，這種產權安排風險很大。
“我的建議是將承包權設置為田底權，經營權設置為田面權，類似于在明、清時期中國土地制度的安排，讓承包權有更完整的權利。”劉守英表示。(記者 汪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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