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遠（Yuen Yuen Ang）的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書，出版以來廣受好評，其以大量豐富的調研和訪談為基礎，形成對中國發展的新的理論解讀，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模式，向世界講述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趙樹凱以“何以發展”“政府何為”以及“改革何來”三個問題層層迭進，將洪源遠的觀點進行了整體的結構、梳理和評價，闡述了中國式發展模式的不同階段、地方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央和地方在改革發展中的關系等問題。
從國家作用看經濟發展，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話題，更是海外中國研究的大熱點。縱覽二十余年之重要成果，前有戴慕珍（Jean C. Oi）《中國農村起飛》（Rural China Takes Off, 1999），后有洪源遠（Yuen Yuen Ang）《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2016）。戴慕珍先后任教于哈佛和斯坦福大學政治學系，培養博士若干，洪源遠出其門下。透過這種學術師承和研究推進，可以看到新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理解中國奇跡的不懈努力。
《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面世頗得好評，獲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二○一七年度最佳圖書獎、二○一七年度卡贊斯坦圖書獎、二○一八年度美國社會學協會澤利爾經濟社會學最佳圖書獎。澤利爾評選委員會指出：“本書打破了社會及經濟發展研究和實踐的常規思維，會對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詹姆斯·馬奧尼（James Mahoney）認為其“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來說都是一部必讀之作”。這本書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如作者所說：本書講的是人類發展的故事，以中國的歷程為啟示。講中國故事，意在發展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
所謂“貧困陷阱”，該書定義為“貧困和脆弱的治理制度互相惡化的結果”。窮國所以窮，是因為制度弱，而制度弱則源于窮，兩者互相催化。本書對“善治”理論提出詰問：“現在向發展中國家費心兜售的善治制度真的可以啟動市場嗎？還是說增長使善治成為可能，又或是歷史宿命論？”善治理論主張有了好制度才能發展，問題在于，弱制度與窮經濟并肩而立，發展何以實現？該書提出國家與市場的“共演”（coevolutionary process）理論，認為“發展是一個共演過程”，方略是“有什么用什么”。
1、何以發展？——關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新理論
作者毫不掩飾其理論雄心且充滿豪情：“我進一步論證了發展是一個共演過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如此；不僅在當代，而且在其他歷史時期也如此。”
依托中國經驗，該書直接挑戰既有的經典經濟學理論和國家建設理論。展開理論批判的起點，是把市場化過程區分為“建立市場”和“維護市場”兩個過程。經典理論強調實現經濟發展需要有私有產權保護、職業官僚制、法治等制度條件；洪源遠認為，這些制度條件對于維護業已建立的市場來說不可或缺，但問題在于，在市場幾乎不存在的地方，要從無到有地建立市場，則需要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策略。建立、培育這種制度和策略的過程，就是國家和市場的“共演”過程。所以，需要一種理論來說明早期和后期的經濟增長階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該書批評的矛頭直指經典理論大師，“主流政治經濟學者如諾斯（Douglass North）、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曾指出，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制約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使其不會掠奪民眾的私有財產。他們用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的例子，說明一旦通過建立議會制度和獨立司法制度，對君主國的權力加以限制，債券和股票市場就得到了蓬勃發展，而英國也一躍步入現代繁榮”。洪源遠認為，英國一六八八年的情景并不適用于所有國家，因為十七世紀以前英國不是完全不存在市場的。中國改革開始時，市場及相關制度幾乎不存在，在這種情境下，盡管保障私有產權非常重要，但可能并非最緊迫的問題。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新興市場獲得的收益可能是驚人的，產權缺乏保障可能是值得做出的冒險或最初投資。此外，也可能會有非正式方式替代正式產權保護，如企業主有特殊社會關系的支持。比產權保障更重要的是“照顧好基本需求”，如有沒有修路，有沒有通電，有沒有銀行。在缺乏產權保障的情況下建立工廠雖然困難，但卻并非不可能，而如果沒有修路、通電，甚至沒有存儲資金的金融機構，則不可能建立工廠。
洪源遠強調中國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模式。“為了適應不那么親商的環境，更有效的產權保護手段就是同官員個人建立私人關系，他們會幫助投資者調解糾紛，疏通復雜的規章制度，獲得必要的批準，并避免苛捐雜稅。”官員和投資者之間的庇護關系代替了正式的產權保護。與投資者建立關系的官員級別越高，影響力越大，投資者獲得的保護就越強。實際上，這種特殊政商關系在十來年前蔡欣怡（Kellee S. Tsai）的研究中已有深刻揭示，洪源遠進一步將這種政商關系模式納入“共演”理論框架。
國家與市場如何共同演進？作者選取了兩個經濟水平不同的縣作為案例，歸結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利用弱制度去建立市場”。原有人情關系網絡在農村社會具有深厚基礎，同正規組織運行融合，形成了“一窩蜂”招商引資模式，官僚體系和企業的私人關系替代了正式產權保護。第二步，“新興市場激發強制度”。不斷增長但難免混亂的市場出現后，與企業家對行政改進的需求一起，推動政府從追求增長數量轉變為追求增長質量，形成了新的官僚制和經濟政策，由此實現新的發展。第三步，“強制度維護市場”。職業官僚特征由此出現，既為市場提供了可預期基礎，也為一些有關系、有權勢的企業家創造了優勢。
在資源分配方式的市場科層對立（market vs. hierarchy）下國家行動扮演者重要角色。
戴慕珍在《中國農村起飛》中，用Local State Corporatism來解釋農村經濟的迅猛發展。這個概念通常譯為“地方國家法團主義”或“地方國家統合主義”，但我和一些學者認為更好的翻譯也許是“地方政商合作主義”。戴慕珍用這個概念來展開中國改革的制度基礎分析，認為鄉村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于既有的地方政權組織體系與當地工商業的密切結合。該書是對戴慕珍研究的有力推進，標志這個領域的中國研究進入新階段。
對經歷過農村改革的人來說，洪源遠對經典理論的批評質樸平白。早期鄉鎮企業，包括私營企業，主要是在產權并不明晰的情況下快速發展起來的。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若干制度，主要是在市場體系發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建立市場和維護市場是兩個不同的發展過程，不同的發展過程需要不同的制度。
但是，“共演”理論也面臨挑戰。作者強調建立市場和維護市場需要不一樣的制度，那么問題是，在建立市場的制度和維護市場的制度之間，是否有轉折或轉換？如何判定轉換的界線？市場建立與官員腐敗共生，那么，維護市場的制度如何克制腐敗？如果建立市場的制度與維護市場的制度不能有效銜接，轉折過程中發生制度斷裂和系統性崩壞，則發展路徑無法延續，發展模式也無法完整形成。或者說，一個國家在建立市場方面的制度創新是成功的，而在維護市場方面的制度創新則未必。當市場基本建立以后，那些建立市場的制度不再適用，而維護市場的制度卻沒有建立起來，則發展過程可能中斷，已有制度可能衰退。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中美貿易、科技等糾紛正在演化。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整體而言中國已經跳出貧困，但是否已經跳出舊體制陷阱？“共演”是一個成功故事，體現了中國經驗。但是，“共演”過程是否還在繼續？如果不能實現制度轉換，會出現什么情況？從前的路雖然成功，但并不意味著能繼續走下去。“共演”是具有國際意義的發展方式，而不是成功的制度模式。從“建立市場的制度”到“維護市場的制度”，將是復雜的探索過程。
2、政府何為？——關于地方政府體制的新概括
很多學者將中國奇跡歸結為“強政府和威權主義”，即強政府導致快發展，洪源遠舉朝鮮為例予以反駁，并提出“特殊經營官僚制”（Franchising the Bureaucracy）的概念以概括中國地方政府。
洪源遠的新觀點是，中國地方政府并不符合韋伯的官僚制特征。按照韋伯的理論，現代公司、行政組織的官僚制有兩個突出屬性，即專門化和非人格化。專門化指通過嫻熟的技術人員執行專門職能，把具體任務委派給組織的具體部門；非人格化與專門化密不可分，以公私分明為前提，所謂“對事不對人”。韋伯官僚制理論被認作組織政府機構的普遍標準，也是國家主導經濟成功的前提條件，但無法解釋中國奇跡。
書中以縣級個案為基礎，系統考察了政府考核評價體系和薪酬待遇，認為中國地方政府是具有“適應性和企業家型的公共官僚制”，即“特許經營官僚制”。特許經營公司將科層結構與強力激勵合二為一，特許經營商擁有店鋪利潤份額，有很強動力賺取利潤，“麥當勞”即屬此類。雖然，中國的官僚體制是科層制組織，干部由上級部門任命，但是激勵安排更像是特許經營商，而不是領薪水的公共雇員。“超乎尋常的企業家精神……可以在中國的官僚體系中普遍看到。這背后是一種特許經營的運營模式。”這種政府體制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洪源遠認為地方政府是“雙軌制薪酬結構”，由固定正式工資和依據績效分配的崗位津貼構成。“一方面，所有干部都有超強的動力去為地方企業增長做貢獻，如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同樣的代理人也有超強的動力為其所在的部門創造收入，因為部門收入越多，他們的福利也越多。”同時，還發現了另外一種“激勵”，即資金挪用、賄賂及各種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作者指出，這種體制是傳統“受俸制”與現代化管理的中間的一步。“受俸制”（prebendal）是韋伯對于前現代政府的特征概括，即官員從政府獲取的工資微薄或完全沒有工資，相反，統治者賦予官員從其職位獲取俸祿或租金的權利，如向當地居民收費推行壟斷貿易，或提供服務以接受禮物。在美國，受俸制做法持續到二十世紀初，如法官從案件中收取交易費，稅務稽查員根據其發現的逃稅額按比例收費，移民官員從每一筆移民申請中收費。薪酬的受俸做法實質上是利益分享。洪源遠認為，像特許經營公司那樣運營公共官僚體系，能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和官員銳意進取的精神，但也導致官員利用強制力過度榨取，成為腐敗的源泉。官僚機構演變會引起腐敗模式的變化，腐敗案件總量會減少，但會呈現集中性和系統性，單個腐敗案件會涉及更大金額、更高官員。隨著公民期望提高，官僚體系面臨從收入導向型轉為服務導向型的嚴峻考驗。
“當前中國的官僚制，既不是純粹的韋伯式，也不是貪婪無度的掠奪式。”這個新判斷回應了“掠奪式”政府的觀點。世紀之交，曾有研究中國農民稅費負擔問題的學者（T. Bernstein and XiaoboLü, 2003）認為稅收變成了隨意而不可預測的征集費用和罰款方法，這不是通常現代國家的行為，而具有一定封建色彩和很強的掠奪性。作者的分析更強調“發展型”政府的特征，視角趨于系統全面。
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的論述開辟了此后政治學關于官僚制討論的傳統，洪源遠2016年的文章《超越韋伯》（"Beyond Weber: Conceptualizing an alternative ideal type ofbureaucracy in developing contexts"）便是對開辟新官僚制討論框架的詳論（圖片來源：douban.com）
在洪源遠之前，已有很多學者注意到地方政府具有通常官僚制所沒有的創業精神，具備類似企業的特征。戴慕珍《中國農村起飛》曾以地方分稅制為基礎分析地方政府的內在激勵結構，我在《鄉鎮治理與政府制度化》中也曾專門分析“地方政府公司化”。該書提出的概念擴展了地方政府研究的理論深度，兼具描述性和解釋性，但需要經受歷史檢驗。
洪源遠雖然看到，政府激勵系統“過去三十年間從潛在的受俸制演變為加強監管的分紅制”，但未曾重視的是變化還在繼續，最近五六年變化尤其顯著，為眾多學者始料未及。這種變化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特許經營官僚制”的解釋力。中共十八大以來，地方政府的運行可以說已有很大變化。首先，從外部看，特別是從上級與下級關系來看，地方政府自主性大為削弱，政策的統一特征顯著提高；其次，從地方政府內部運行看，制度化在提升，不僅紀檢監察體系的懲戒性制度在增強，而且審計財政體系的規范化制度也在增強，以受俸制為特色的激勵體制迅速衰退，實際上不再具有強刺激作用；其三，從基層官員行為看，不論是職業預期，還是日常行為模式，都在發生扭轉。“特許經營”某種程度上已經很難說是地方政府的“常態”。如“地方政商合作主義”一樣，“特許經營官僚制”甫一推出便遭到現實生活的挑戰。
即便“特許經營官僚制”依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仍然面臨新問題。在新發展階段，隨著社會條件變化，“特許經營官僚制”能否穩定而成功？考慮到民眾對政府的要求提高和政治參與能力提升，政府模式將如何演變？改革還在繼續，經濟改革成果需要政治改革保障和鞏固。地方政府處于社會變革第一線，面臨的挑戰更為強烈。也許，此種體制只存續于特定發展階段。
3、改革何來？——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新考察
中央與地方關系是研究中國改革的必然視角。該書立足地方考察中央，著墨不多，依然富有洞見。“我的中心思想是，如果我們要對所謂中國模式命名的話，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一個適應性環境，放手讓相關行動者創變，找到解決方案，去解決不斷變化的問題。”“主要是放手讓地方政府，也放手讓市場主體，去適應性地追求發展。”該書由此提出了又一個重要概念——“引導創變”（directed improvisation）。中央在引導而不是控制的時候，才能最有效地培養適應力。
該書認為，在政治研究中區分兩種行動很重要，即政治行動應當區分為“施加影響和施加控制”。但是，“政治學理論……清一色的是控制理論”。主流理論強調“控制”，是假定控制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會采取行動去實現其目標，其實不然。變化中的世界充滿不確定性，領導者有時候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會出現何種解決方案。在這種情境下，不“施加控制”而“施加影響”，授權基層自行尋找解決辦法，可能更加有效。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解決方案，甚至目標和取向，都超越了人的預測、計劃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實現完全控制是徒勞無益的，甚至可能扼殺有用的解決方案”。這是歷史的真實過程。
中國的工業集體企業所經歷的改革進程圖示
作者提出“引導創變”，并總結為中央改革者針對三個普遍問題施加影響。第一，設計全國改革方案并發布中央指令，在政策執行中平衡多樣性和統一性；第二，安排干部考核和薪酬系統，在政府系統內部界定并獎勵成功者；第三，既允許各地利用其比較優勢，也加以干預，把先行者和落后者的經濟聯系在一起。實際上，這里所說的三條，前兩條很難說實現過。回顧改革歷史可以發現，雖然中央曾經有過整體性改革方案，也對干部考核和薪酬系統有過整體要求，但從執行情況來看，一致行動并未真正出現過。如果說有明顯效果，就是中央通過財政轉移和對口支援來平衡區域發展差距。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有成效的農村改革來看，中央并沒有設計方案，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對地方出現的創新舉措做出選擇，有所順應和倡導。一九八七年五號文件之后，中央正式提出建立農村改革試驗區并致力于設計改革方案，但此時改革反而難以推進。
中央政府運行更為復雜，該書描述分析難免有偏差。農業家庭承包是改革首功，書中用這個決策過程來說明其觀點。“在正式支持萬里推進去集體化之前，鄧小平就通過黨的高層會議和媒體去廣泛宣傳提案的成功，為其創造氛圍。”“到一九七八年秋，在實行農耕實驗的地方，安徽取得了大豐收。”“一九八○年五月，他公開表示支持安徽實驗包產到戶。”“不久，萬里就升任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農業工作。一九八○年九月發布七十五號文件正式允許把農業生產承包給農戶個人（包產到戶）。”以上陳述有明顯不確。其一，鄧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復出，直到一九八○年四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前，從未在高層會議上講農業政策問題，更未贊成“去集體化”。此間，華國鋒還在主導農村政策制定，分管農業的中央領導人先后是紀登奎和王任重。其二，一九七八年秋天安徽并未取得農業大豐收，恰恰相反，這年全省遭遇百年未遇之大旱，很多生產隊連麥子也無法種上，為此，萬里在九月初主持省委常委會決定同意每戶可以借三分地種麥，這成為最早的包產到戶政策突破口。其三，萬里獲得提拔并不是在一九八○年五月鄧小平談話后，而是在此前的二月。文中所謂“公開表示支持”包產到戶的談話也并非公開談話，是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的內部談話，只在地委書記以上領導干部中傳達。其四，一九八○年七十五號文件明確規定只在貧困地區允許包產到戶，但仍然從根本上否定包產到戶性質，規定一般地區不要搞。文件發出后，一些省委領導人還在公開批判、抵制包產到戶，政策紛爭依然很激烈。如果事實有誤，則往往立論不穩。
中國的改革方式是漸進而廣泛的
實際上，改革過程還有另一層面，即地方“引導”中央，中央從地方創變中獲得改革靈感，捕捉發展方向。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農村改革，家庭承包制確立、鄉鎮企業崛起、私營經濟出現、農民大規模流動等，都屬此類。如果說中央有引導的行為，就是“鑒別”“順應”，而不是用宏偉的理論、思想和設計去指引。
在中央與地方關系分析中，該書還有一個偏差，即過于強調中央決策的整體性。實際上，很多時候高層政策導向是分化多元的，地方往往利用了這種多元所形成的政策空間，啟動自己的創新突破；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高層決策核心往往是發散的，呈多元權力格局。這應為改革史研究所重視，否則，難免簡單化、臉譜化地理解高層決策過程。
洪源遠讀博士時，戴慕珍教授曾多次與我談及，對其多有贊譽。第一次見面是二○一二年秋，我應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邀請到訪斯坦福大學一周，在我與福山的幾次討論中，洪源遠曾為我提供英文幫助。后來，洪源遠到中國調研，我們曾有交流。盡管并不陌生，但見到這本著作我仍有驚訝：其人文弱，其文狂放。
我認同洪源遠的發展敘事和基本判斷，更贊賞其治學精神和研究方法。如蔡欣怡所稱贊：“這個富有創見并令人信服的理論是根據豐富的田野調研而形成的，包括四百個以上的訪談，把基層的真實聲音帶給了讀者。”蔡欣怡本人也是在中國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在中國有豐富的田野經歷。這些西方學者的研究，都高度重視田野調查，方法嚴謹扎實。現在，政治學研究的定量方法漸成強勢，數據模型備受青睞，此種情況不難理解，但并不意味著定性研究不再重要。定量抑或定性，均可出上乘之作，更可相得益彰。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埃德蒙·馬萊斯基（Edmund Malesky）說：“在研究方法上，她對政治科學癡迷于直線式因果關系的分析和抽象建模表示失望，揭示了這些方法只能體現變易過程中的孤立截面。”當前，中國學術界正努力將中國經驗推向世界，洪源遠的研究我們值得借鑒。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讀書》2019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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