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城鎮化的反面是異地城鎮化，就近城鎮化指農村人口不是遠距離遷徙，而是近距離遷移到家鄉附近的市鎮，主要界定為以地級市和縣級城鎮為核心的城鎮化。
●就地城鎮化則強調農村的就地改造，農民在世代居住的鄉村完成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權益等的城鎮化、現代化的轉型。需要注意的是，就地城鎮化需要具備一系列的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鎮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了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發展起源于農村兩個很重要的政策，一個是把種地的權利還給了農民，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個就是城市的包容特征，即農民可以進城工作了。在此之前，農民不能自由進城工作，獲得不了城市的經濟資源。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勞動后，自由市場、菜市場馬上就發展起來了，農民可以到城里賣東西，一下子就獲得了市場資源。所以，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包容性政策就是讓農民進城。但是很可惜，雖然最初起點是包容性的，但城鎮化過程中的一些體制、制度、要素還具有不包容特征，有三個方面比較突出。我們可以稱之為：制度的不包容，群體的不包容和資源配置的不包容。
那么，怎么通過就近就地城鎮化來實現一些制度上、群體融入上、資源配置上的創新呢？我們的城鎮化對策，當年主要是發展小城鎮，對發展大城市有顧慮。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就近城鎮化與就地城鎮化的思路，與上述城市群為主體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格局是一致的。
何謂
就近城鎮化指農村人口不是遠距離遷徙，而是近距離遷移到家鄉附近的市鎮，主要界定為以地級市和縣級城鎮為核心的城鎮化。就近城鎮化的反面是異地城鎮化。從中國的地理特點看，地級市和縣級行政單位，不僅在地域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同時隨著交通機動化的快速發展，地域范圍內的通勤也變得十分便利。從中國的縣域來看，縣確實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節點，問一個人是哪里人，一般老百姓認同的都是自己所在的縣。
就地城鎮化則強調農村的就地改造，農民在世代居住的鄉村完成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權益等的城鎮化、現代化的轉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地是有條件的，不是說農民上樓就是就地，強迫農民上樓那是很可怕的。就地城鎮化需要具備一系列的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鎮化。
我們國家的特點是，縣是我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功能比較完備的行政區劃單元。目前，我國人口大部分分布于縣域范圍。縣域內往往特色經濟發展凸顯，能在區域內形成核心競爭力。發展縣域經濟不但成本低，制度阻力小，也有利于人口集聚后的社會融合。
縣域能夠聚集人口達到一定規模（約50萬），我們調查研究發現，從流動人口的意愿來看，他們也希望去有一定規模的人口聚集地。地級市和縣城對于農民有很強的吸引力，特別是對年青一代的80后、90后、00后的農民工及其孩子，他們不愿意到規模太小的小城鎮定居。
就近、就地城鎮化的幾種模式
就近城鎮化有三種模式：一是通過發展縣域經濟實現農業人口就近城鎮化；二是強鎮崛起帶動農業人口就近城鎮化；三是以地縣市為單位推進全域的城鄉統籌、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的就近城鎮化。
就地城鎮化也有三種模式：一是大城市近郊鄉村的城鎮化；二是地方精英帶動的村莊城鎮化；三是外部資源注入的鄉村城鎮化。第一種最簡單，比如北京市提升近郊的鄉村，這當中也需要依靠制度創新，采取一種新的城鄉統籌的體制；第二種地方精英帶動，比如華西村、劉莊、北京韓村河、蔡家洼等；第三種是外部資金注入式的，成功的城鎮化需要大量資源的聚集。
村莊實現就地城鎮化的動力因素，包括產業培育和就業結構的轉變、土地的資本化、地方精英的資源整合作用、交通機動化的影響以及農民返鄉意愿等。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意愿
城鎮化必須符合農民意愿。調研證明，在2億多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主體。農民工按出生年代可分成四代，1990年后出生的，1980年-1990年出生的，1960年-1970年出生的，1950年以前出生的，越是年青一代的農民工越不打算回鄉就業，即便回鄉就業，也很少有人選擇回農村。
如果回鄉就業，近80%農民工不愿意再選擇在農村工作，只有1950年以前出生的農民愿意回到村里面去。回去做什么呢？只有15.7%的人愿意務農，剩下的當然愿意到工廠勞動、經商、做買賣等。農民愿意去哪里定居呢？鎮的比例還是非常低的，只有不到1/5，想去縣城定居的占35%。調研發現，農民在城鎮里面買房的比例已經比較高了，根據近來的數據估算，全國有近30%了，在某些省份比例達到近40%。
異地城鎮化的困境與就近就地城鎮化的選擇
異地城鎮化目前問題很多，“半城鎮化”問題突出、城鄉難以統籌。地方政府戶籍改革的動力非常不足。農民工社會保障省內統籌和全國統籌困難都很大，農村大量集體建設用地的閑置，與城鎮建設用地指標的短缺形成強烈的反差。
就近、就地城鎮化的意義在于有利于解決中國城鎮化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包括降低城鎮化的制度障礙、促進城鎮化的合理布局與保障中國農業、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城鄉統籌的實現。目前城市發展過程中，大城市吸納人口占據了過于主導的地位，過多地聚集了各類資源，相比之下，縣域發展卻嚴重缺乏經濟資源和人才資源，缺少發展的動力和活力。長此以往，非常不利于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發展，不利于鄉村振興。培育一批承接城市職能和實現產業疏解，同時輻射鄉村、引導適度集聚發展的就近就地城鎮化，已經成為城鎮化的一個重要課題。
建立在就近就地城鎮化基礎上的鄉村振興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續的。我們的新農村建設如果不是依托在城鎮化基礎上，農村將難以振興。因為農村振興難度很大，農業生產有天然的弱勢，農業生產周期慢、勞動極其艱苦、很多產品難以長期保存。十九大報告講鄉村振興，第一個講的也是產業興旺，“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就近就地城鎮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從城市向鄉村的輻射功能。目前，由于交通便利，不少農民工家住在鄉村、勞動在附近縣城的情況已經變得十分普遍。互聯網、“淘寶”營銷覆蓋了廣大鄉村，給農村的生活和經營銷售帶來極大便利，這些也都是以附近城鎮為依托的。
最后，還是要強調千萬不要誤解“就近就地城鎮化”，不要強迫，不要長官意志。筆者調研中發現在一些不具備就近、就地城鎮化條件的地方，也出現過違背農民意愿的所謂城鎮化建設，強行并村、建設所謂農民居住的“中心社區”。農民居住到中心社區以后，沒有就業著落，又遠離自己的耕地，造成了嚴重的、新的社會問題。
總之，針對以往大城市吸收資源的不利條件，可以通過就近就地城鎮化的思路，來探索制度包容的創新、群體包容的創新和資源配置包容的創新。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文科資深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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