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實施鄉村振興與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和推進路徑進行理論辨析，旨在更加科學合理地理解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以促進鄉村振興戰略實踐的有效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本質是要通過農業變革，實現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提升。農村現代化的真實內涵則是鄉村主體性的維續和鄉村的新發展。在鄉村振興中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走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即以糧食安全為核心、以農戶為主體、由農民因地制宜自主選擇的多樣性道路。
[關鍵詞] 鄉村振興；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農村建設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宏觀政策方針意味著鄉村振興將是新時代“三農”發展的基本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將成為新時代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方向。那么，何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如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問題，依然需要結合中國農村的現實情況，作更加深入的理論辨析，以求更為科學合理地理解，這樣才會有利于鄉村振興實踐的有效推進。本文結合筆者以往農村研究所把握的現實經驗，從現代化理論視角，分析和探討在新時代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業農村現代化究竟有著哪些實際的內涵，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有哪些切實可行的路徑。
一、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理論
現代化是指從傳統前工業社會經歷經濟發展而發生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具有現代性的要素如現代生活方式和組織結構等在社會中逐漸增多。現代化的早期支持者一般會持有一種趨同論的理論假設，即認為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現代化的過程，而且世界所有國家會因受現代化過程的影響而變得越來越相似（波普諾，1990:636）。然而，經歷幾百年的現代化過程，當今世界仍呈現出不一樣的發展狀況和態勢。盡管現代化的影響越來越顯著，但世界各國的發展并未像趨同論所認為的那樣走向單一化，而是表現出多種多樣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式。
在農業農村發展的未來走向問題上，有一種與現代化趨同論相似的“小農終結論”觀點。孟德拉斯(1991:1)認為，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以及農民將逐漸消失，并最終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是現代化的農業和現代農業工人。然而從當前世界農業發展格局來看，小農戶以及小農生產方式依然廣泛存在，并在現代社會的農業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為農業發展繼續作出重要貢獻。甚至在一些地區如南美洲一些地方，還出現“再小農化”的現象和趨勢，即一些農業企業或農場將其土地再分包給小農戶來負責生產經營（范德普勒格，2013:1-5）。“再小農化”的趨勢和事實表明，終結論的觀點過于教條地、過于理想化地理解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問題。盡管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發展將受到相應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農村發展只能按照一種統一模式來推進，而且最終要達到同一的結果。
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一直倍受關注。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上，已有多種多樣的觀點和對策建議。綜合起來看，中國特色的理論假設有較為廣泛的影響。例如，關于農業農村的未來發展，陳錫文(2013a)認為關鍵在于應對和解決三大問題：“地”的問題、“糧”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即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供求關系問題，以及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轉市民問題。至于農村“地”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回答兩大問題：將來“誰來種地”和“怎么種地”（陳錫文，2013b）。這一問題其實就是未來農業發展方向問題，也可以說是農業現代化問題。在此問題上，中國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需要不斷提高耕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注入強勁動力。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需要與工業化、城鎮化有機聯動，需要構建起一個適合國情、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組織和制度體系（陳錫文，2012）。
在如何發展現代農業問題上，溫鐵軍等(2010)強調國情的特殊性及其制約性，認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對農業發展的制約作用會長期存在，這是討論中國農業本體論問題的基本前提。從世界農業發展經驗看，農業生產方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大農場農業、小農場農業和小農戶農業。如果不顧客觀條件推進規模化大農場，會造成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的雙重負外部性。中國發展現代農業需要考慮到多功能性和綜合價值，需要進一步探尋新的激勵和補償機制。韓俊（2010）也提出類似觀點，他認為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顯著增強，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重要的歷史機遇。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社會結構加快轉型、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農業基礎依然較薄弱。改變這一狀況，需要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其中，盡快建立起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尤為重要，必須提高正規金融對農村的覆蓋率，引導和推動農村金融由“抽血”向“輸血”轉變。在如何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問題上，一些學者具體分析了中國基本國情，認為中國建設有特色農業現代化會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多地少、農業基礎薄弱，建設特色農業現代化，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只能靠自己摸索和試驗。沉積在農業領域的大量人口造成農業就業比重過高、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過小、農業勞動生產率過低，要解決這些難題并非易事，需要通過較長時間和過程的努力。例如，蔣和平（2009）提出，中國要分地區、分階段、分層次推進有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可選擇七大發展戰略和四大具體技術路線。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評價，可運用多指標綜合分析方法，從農業投入、農業產出水平、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和農業可持續發展4個“準則層”，以及勞均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科技投入水平、城鎮人口比重等15個指標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進行了定量評價（蔣和平、王德林，2006）。
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還涉及到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變革。如何創新和完善農業經營制度，建立起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制度保障。合作經營是農業經營方式之一，發展農業合作經營在現代農業發展中有重要作用。根據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考察和研究，張曉山（2009）認為多樣化、混合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和經營形態將在農村長期存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異質性和多樣性特征也將長期存在，由農業大戶領辦和控制的合作社在一些地區是合作社的主要形式，原有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公司＋農戶”的形式要么內部化于合作社之中，要么是公司越來越多地利用合作社作為中介來與農民進行交易，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村社區組織將會更多地碰撞、交錯和融合到一起。農民專業合作社未來能否健康發展，關鍵就在于從事農產品生產或營銷的專業農戶能否成為專業合作社的利益主體。而推進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創新，一方面要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動搖，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另一方面，需要處理好穩定與創新的關系。農業農村市場化的發展，農產品生產者的生產經營規模逐步擴大，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各個環節的市場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隨之提高，農產品生產與國內外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所要承受的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增大，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也增大。新的形勢下農戶家庭經營的內涵正在發生變化，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為特征的農業基本經營體制也要不斷變革和改善（張曉山，2006）。某種意義上，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過程自然也是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根據實際需要而作出變革與調整的過程，農戶家庭經營在穩定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也會發生一定的變遷。這一變革可能是各地農村需要根據現代化變遷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作出有效且可行的新型農業經營之路。
關于農業現代化中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創新與變革問題，孔祥智（2013）則認為當前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表現為農村土地制度難以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職能發揮不夠。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維持長久不變，農民土地流轉需求將日益強烈，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考察和研究發現，近年來通過土地流轉形成的、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經濟組織主要有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到2013年底，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經營總面積的比例超過26%，其中流轉入農戶、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土地分別占61.8%、18.9%和9.7%，轉入土地的農戶演變為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針對這一現實，宏觀政策或頂層設計需要有積極的應對，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在農業現代化中發揮作用（孔祥智，2014）。構建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將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至于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具體構成和具體方式以及實現路徑，仍需要掌握中國農業農村的實際情況，并需要在農業農村改革的具體實踐中，不斷地探索和檢驗。
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理論的多種觀點，都關注并反映了中國農業農村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所受到的制約作用，但對農業農村未來發展所持的不同觀點，也意味著對新時代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理解，而在多種觀點中尋求更加合理、更貼近實際的理解，需要就此問題不斷進行經驗的和理論的探討與研究，以增進和豐富對此問題的認識。
二、何為鄉村振興中的農業現代化
宏觀政策把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那么，如何理解農業現代化呢？對這一問題的準確把握與合理理解，直接關系到具體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如果按照現代化的趨同論來理解農業現代化，就會把農業現代化簡單地理解為發展現代農業，用現代農業取代傳統農業。關于現代農業，人們通常會根據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經驗作狹義的理解，即把現代農業理解為由現代公司組織的、運用現代農業科技、專門為市場而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的農業，在生產經營中廣泛運用現代工業化成果的農業，一方面按照工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來組織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另一方面，大量使用工業制造的農業機械和現代農業科學技術。誠然，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是重要構成，但農業現代化顯然不簡單等同于現代農業的發展。
關于現代農業和農業現代化問題，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其本質的意義：一是生產力方面，二是生產關系方面。在生產力方面，發展現代農業與推進農業現代化，其根本意義就是要提升農業的綜合生產力水平。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和農業現代化，不斷提高農業生產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單位土地的產出率。在生產關系方面，現代農業的突出特點體現在農業生產組織與經營管理方式上。現代農業通過調整和改革經營管理方式，使之更加適應現代社會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以此達到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在現代農業經營管理方式方面，目前也有較多以家庭為單位或依托家庭而開展的農場經營管理方式，其雖然有別于現代大農場或現代公司，但同樣達到了改善生產經營效率和效益的目的。因此，現代農業在生產組織和經營管理方式上，并不一定存在某種固定的、理想化的模式。
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農業現代化的實質就是要不斷推進和實現農業的變革，使之更加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生活需要。就本質目標而言，農業現代化就是要實現兩個提升：一是提升農業經濟的效率，二是提升農業經濟的效益。效率的提升主要是指通過農業的變革來提高農業生產力的綜合水平，主要表現為“增產”，即農業產量、產值得以不斷增長，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貢獻得到鞏固和提升。效益的提升主要指農民“增收”，即農業生產的社會經濟效益得到改善和提高。這兩個根本目標的實現，都需要以變革為基礎和動力，沒有農業的變革，就不可能有效率和效益的提升。但是，新時代農業的變革并不是指一種統一的模式，而是需要多種多樣因地制宜的變革途徑和實踐。在這個意義上，農業現代化并不等同于發展狹義的現代農業。
關于農業的變革問題，一些發展經濟學理論倡導“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所謂“改造”，就是要讓農民使用新型要素，而不使用他們世代使用的生產要素（舒爾茨，1987：148）。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改造傳統農業和發展現代農業會面臨諸多阻力和困境，其中最根本的困境就是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結構之間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現代農業的發展難以改變和取代仍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社會結構；另一方面，農村社會由于仍有傳統結構的存在，又難以為現代農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的要素供給。現代農業與傳統結構之間的這種兩難困境，既是一種社會事實，也是一項中國的基本國情（陸益龍，2016）。而農業經濟活動仍或多或少地嵌入農村社會之中，承擔著農村社會系統運行的綜合功能，而非脫嵌于農村社會的獨立經濟部門。因此，傳統農業的改造并不能簡單通過改變要素使用類型即可達到真正目標，推進農業的變革必須聯系社會實際，從實際出發才能找到有針對性的、有效的途徑。例如，在提升農業經濟效益方面，并不一定需要所有小農戶都要改變傳統生產方式，傳統的農藝在現代社會也可作為一種獨特的資源在提高經濟效益方面發揮作用。
既然實現農業現代化需要變革，如約翰遜（2005:102）認為,“當經濟增長發生時，農業必須變革。”“如果農民要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話，農業就必須調整或變革……為了經濟的增長，農民所需作出的最主要也是最困難的改變就是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意味著農業生產率得以提高，二是農民向非農業的轉移使得經濟收益得以提高。農業在勞動力轉移方面的變革并不會影響到農業產量和糧食生產，伴隨著農業機械化和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得以提升，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隨之減少。不過，農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并不一定是普遍的，在單純發展種植業的地方，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需要調整，而在那些農業集約化經營或綜合經營的地方，以及在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的地方，農業勞動力并不富余，因而在農業變革中，雖然農業勞動力有序轉移是一項重要的內容，但變革不全是讓勞動力轉移出去，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提高市場效益方面進行一些變革。
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技術變革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隨著農業生產不斷引入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農業生產力水平得以不斷提高。但是，農業的變革不僅僅是技術的革新，制度的變革也是重要的構成，因為制度也是一種生產力。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會對農業發展同樣起到重要影響，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對促進農業經濟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起到積極作用。要讓制度安排促進農業效率和效益的提高，關鍵還在于制度的創新和變革，正如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并非所有制度都是有效率的，低效率或無效率的制度也不是自動發生變遷的，而是在創新成本低于收益時就會誘致制度變遷（林毅夫，2000：122）。因此，在推動農業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如何讓創新和變革的成本盡可能降低，而變革的收益盡可能提高，這是制度變革的關鍵。
那么，新時代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怎樣變革農業呢？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首先需要把握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基本問題或根本問題。關于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問題，在黃宗智（1992:77）看來主要是小農生產的“過密化”問題，也就是小農生產面臨“有增長而無發展”問題。所謂“過密化”，是指由于人口的增長導致小農家庭人均邊際收入出現遞減的現象，即便家庭農業總產量有所增長，家庭人口的增多也會降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如果從問題的成因角度看，“過密化”的根源在于農業人口的增長以及由此產生的緊張人地關系。誠然，在一個相對不變的經濟環境中，小農戶在勞動力供給增長的情況下，可能會面臨著邊際收益降低問題。但是，如果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及農業制度環境發生改變，小農戶的經濟效益不一定會隨著勞動力供給增加而降低，而可能是提高。例如，如果市場制度的安排能夠調整對小農戶按照傳統生產方式所生產農產品的價值的評價和定價體系，或者小農戶能夠根據市場價值體系調整自己的農業生產活動，那么，小農戶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和提高。
從當前的經驗現實來看，農業生產經營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并非技術、土地的制約，農戶可以通過一些改變措施實現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由于較多農戶難以在農業生產經營改變中獲得理想的市場效益或經濟收益，驅動農戶增加農業生產經營投入以及進行變革的動力并不是很充足。在市場經濟下，農戶的理想經濟收益并不局限于農業，而是會與其他生產經營進行比較。目前，農業農村一種較為普遍現象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出，而不是堅守在農村走農業變革之道。這不僅僅反映農業勞動力的富余，更重要的原因是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比較收益相對較高。
所以，新時代農業現代化或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既不是土地，也不是技術，更不是“過密化”，而是農民如何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陸益龍，2015）。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經濟收益增長，實質上涉及農業與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亦即市場和制度安排如何讓農業從業者獲得公平合理的、理想的經濟收益。這實質上是一種深層結構性的、系統性的問題，因為它關涉到整個利益結構和既有分配系統的變革和調整。農業經濟效益的改變，會涉及到食物供應價格系統的變化，而食物供應價格的上升，也會導致勞動力價格的提高，進而影響經濟系統和利益結構。因此，基本問題的突破和解決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而是需要有系統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漸進的變革過程。在宏觀層面上，需要構建起支持和激勵農業變革與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和制度體系；在微觀層面上，需要基層社區和農戶發揮創新和變革的能動性，積極主動地推進農業變革與農業現代化的實踐。
三、何為鄉村振興中的農村現代化
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中央提出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的總體目標雖已明確，但農村現代化的內涵和實現路徑，仍需要拓展相關的研究以增進對此問題全面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農村現代化究竟是什么？什么樣的農村是現代化的農村？關于農村現代化的內涵，通常有兩種觀念：一是新農村建設，二是農村城鎮化。新農村建設主要倡導，在現代化背景下，需要通過國家力量或外部的力量來加強農村建設，使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與現代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新農村建設觀念在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的思想中就已體現出來，鄉村建設思想主張重新建設鄉村是一項“固本”工作（晏陽初，1992：35）。發展經濟學根據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新村運動”經驗，倡導在新的歷史時期通過新農村建設來促進市場均衡和中國農村的新發展（林毅夫，2006）。新農村建設主要是針對現代化過程中傳統鄉村的衰落而實施的一種農村建設政策，政府為改善城市與農村之間發展的失衡狀態，通過一些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農村公共品供給等優惠和補償措施，以改變農村發展滯后狀態，讓現代化中的農村社會有新面貌。
在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發展通常會面臨隨著城市快速發展而出現衰退的挑戰，如費孝通（2007：254）認為：“都市的興起和鄉村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如果新農村建設主要是針對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是為了改變農村發展舊的面貌，那么新農村建設就可能會成為一種被動的、補救性的發展，鄉村發展的主動性、主體性將難以在新農村建設中得以體現出來。
某種意義上說，新時代推進的農村現代化，離不開國家在農村推進的新農村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改善，將是農村現代化的重要物質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經驗來看，如果把鄉村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等同于農村建設，都不會真正實現農村發展目標。
確實，新時代農村必須有新的發展、新的面貌，但是農村新發展、新面貌應該是廣大農村居民在新的形勢、新的環境下探索和實踐出來的發展，而不是完全依靠外力建設和改造出來的新面貌。農村現代化是農村社會一種新的、綜合性的發展形態和生活狀態，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現代化。
農村城鎮化其實就是現代化趨同論的一種觀點，趨同論一般認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一種共同發展方向和共同趨勢，因而農村現代化也要朝著農村城鎮化方向發展。如李強（2016）主張的“就地城鎮化”觀點，就倡導農村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實現就地城鎮化，以讓農村達到現代化的目標。所謂就地城鎮化，是“指農村的就地改造和農民在世代居住的鄉村完成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鎮化、現代化的轉型。”就地城鎮化主要有三種典型模式:“大城市近郊鄉村的城鎮化、地方精英帶動的村莊城鎮化、外部資源注入的鄉村城鎮化。”在推動農村就地城鎮化過程中，可以通過培育產業、轉變就業結構、促進土地資本化、整合地方精英的資源、實施交通機動化等措施來推動農村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需要有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來助推農村現代化，而且也要求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背景下推進農村現代化。然而，鄉村的振興、農村的現代化并非以城鎮化為最終結果或終極目標。如果所有鄉村都化為城鎮，也就無從談起鄉村，更不存在鄉村的振興。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農村城鎮化。農村現代化需要農村社會發展與現代社會發展相協調、相一致，是農村社會的現代發展，而不是城鎮化發展的結果。“鄉村振興”所要振興的是鄉村，而非把鄉村完全改造為城鎮。雖然，城鎮化的力量在鄉村振興、農村現代化過程中可以加以利用，城鎮化經驗也可以在農村發展中加以借鑒，農村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可以吸收城鎮化的一些先進成果和優勢，但農村現代化的本質意義并不在于實現農村城鎮化。
新時代之所以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本質意義實際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保持和維續鄉村的主體性及鄉村價值；另一方面是要促進鄉村在現代化背景下進行新發展，即農村現代化發展。所謂鄉村的主體性，是指鄉村作為社會結構的主體構成之一，具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獨特的特征。現代化、城鎮化的話語常常忽視甚至否定鄉村社會的主體性及鄉村價值，現代化的社會是不是可以不要鄉村社會，城鎮化是否要讓所有鄉村走向終結呢？很顯然，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重視把鄉村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構成。
保持鄉村主體性及價值并不意味著鄉村可以保持不變或不需要現代化發展。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社會同樣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鄉村新的發展，以實現鄉村現代化的目標。新時代鄉村社會新的發展本質上就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環境，不斷調整和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以達到與現代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和諧狀態。農村新發展或農村現代化實質上也就是農村在新時代的社會變遷與適應過程，因而農村現代化并不存在某個固定的、統一的模式。各地農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地根據實際情況，尋求并實踐變革之道以實現新的發展。
概括起來，農村現代化的真實內涵是，在社會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通過合理有效的方式維持農村社會的延續，并通過不斷的變遷與發展以與現代社會總體發展相協調、相融合。既然鄉村振興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已明確，那么，如何去推進新時代農村現代化呢？
探尋農村現代化的有效實現路徑，先要把握和了解當前農村社會的基本性質以及發展的基本狀況。關于當前農村社會的基本性質，筆者曾用“后鄉土社會”理論進行了概括，經歷歷史轉變和社會轉型的中國農村社會，如今已經邁入后鄉土社會，亦即當前的農村社會具有后鄉土性特征（陸益龍，2017）。所謂后鄉土性特征，是指農村社會仍保留和維續著部分鄉土社會的特征，但鄉土社會在結構和形態上又有了新的特點。后鄉土性有兩個最為突出的表現：一是村落共同體的維續，二是人口的流動。即中國農村社會依然有大量的村莊或村落共同體廣泛存在，這意味著鄉土社會依然部分維續；但與此同時，村莊里大量人口特別是勞動力外出流動，并以流動就業為基本生計模式，這說明村莊的形態和結構已發生改變，有了新的特質。
針對當前農村出現較為普遍的流動現象，有一種觀點將農村這一現狀概括為“農村空心化”，并認為農村空心化是統籌城鄉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一大障礙,而造成農村空心化的機理主要由內核推動力、外援拉動力和系統突變力三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王國剛等，2015）。然而，筆者認為，將當前農村人口流動現象悲觀地看作是“農村空心化”并不十分確切，因為農村空心化意味著農村的衰亡或即將消失，而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雖帶來農村階段性的空落化，也反映了農村發展面臨一些困境和問題，但是，農村人口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蘊涵著農村社會發展的生機，反映了農村社會潛在生命力和較強的適應能力。從對農村的經驗觀察中可以看到，一些村莊雖然平時空蕩蕩的，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婦女和兒童生活其中，但村莊里一座座新建的樓房則反映了村莊的新發展。現實情況是，如果村莊人口不外出尋求新的機會，那么很多農戶是不可能新建起那些氣派的樓房。因此，對農村人口的流動現象，需要辯證地、理性地看待，而不宜簡單地視為農村空心化。農村勞動力外出尋求新的發展機會和增收機會，某種意義上代表著后鄉土社會的一種新常態，而不是所謂的發展障礙。開放與流動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農村現代化也需要在開放與流動的背景下推進。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外流既是一種現實，也是新時代農村發展的大環境與客觀條件。推進農村現代化就必須尊重和考慮這一基本事實，各種政策措施也就需要根據這一基本國情來進行科學合理地設計和安排。一方面，既要讓農村外流人口在農村現代化中充分發揮作用，為外出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以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開辟一條新的途徑。另一方面，也需要關注和重視農村留守人群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需要通過有效的調控機制以促進農村留守人口在農村現代化中發揮積極作用。某種意義上，正是有一定的人口會堅守在農村社會，才維持著鄉村社會的正常運行和價值延續，才使得鄉村社會并不走向終結。與此同時，鄉村人口的外出打工也給農村發展帶來一定的新動能。盡管有一定外出人口會從農村流失，但較多的流動者依然會回到家鄉。因此，鄉村振興和農村現代化建設將給農村流動者增加對農村發展的信心，也為他們返回家鄉提供一條更加便利的道路。
推進農村現代化，還需要從城鄉統籌發展的角度去加以考慮。在現代化、城鎮化的背景下，需要調整和重建合理的城鄉關系，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共同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格局。
四、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農業農村現代化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構成，也是重要的推動力。盡管現代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共同特征和趨勢，但歷史和現實則反映出，現代化有各式各樣的道路。中國有著悠久、輝煌的農業文明，而且仍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社會與文化歷史源遠流長，農村依然居住和生活著大量的人口。中國的農業農村有著自己的特色，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必須尊重這些特色，現代化的推進才會達到合理的效果。也就是說，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仍要選擇走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并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有實質性的內涵。現代化趨同論以及科學主義的思潮，常常會否定“中國特色”的意義，認為現代化是共同發展方向，遵循著統一的普遍規律，不存在特殊路徑。然而事實上，所謂的現代化普遍模式其實是根據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概括出來的。中國農業農村具有自己的實際情況和特征，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自然要尊重這些客觀條件和實際情況。離開基本國情，任何理想化的道路其實都難以行得通。就真實內涵及特征而言，可以從這樣三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首先，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是以糧食安全為核心的。糧食安全屬于國家戰略問題，“中國人必須將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農業發展涉及到戰略安全。因此，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在這一特殊戰略框架下進行，而不能完全按照某種統一的現代化模式來推進，也不可能全部由市場機制調節來實現。選擇走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一方面是為了促進和改善糧食安全的狀態，通過農業現代化來增強農業綜合實力，穩定和提高糧食產量，鞏固糧食安全基礎。另一方面農業農村現代化也需要考慮確保糧食安全的要求，選擇合理、有效的推進路徑。
其次，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是以小農戶發展為主體的。與歐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模式不同，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在小農家庭、小農農業廣泛存在且以小農戶為主體的農村社會依然普遍延續的條件下推進的，因而必須走符合這些實際需要的現代化道路。關于中國“三農”的未來發展，葉敬忠（2015:152）認為，我們需要“正視農業的本質和小農農業在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健康方面的特征，正視小農在農業中的主體性特征”。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規模化、合作化經營以及企業農業、公司農業等新型生產經營體制確實會發揮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保持農業農村基本生產經營制度的穩定，發揮小農戶的主體性作用，既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動力，也是順利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保障。農業農村現代化并不等同于高科技、大規模、公司化，廣大農戶的廣泛參與和現代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如果脫離實際，輕視小農戶的價值和主體性，那種理想化的現代化不僅難以實現，還可能給“三農”發展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走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就是要尊重社會現實和基本國情，充分發揮農村社會主體的能動性、積極性，讓廣大小農戶和廣大農民群眾更容易、更便捷地獲得現代的、新的生產要素和資源，以達到由下而上的農業農村現代化。
此外，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是具有多樣性的自主發展道路。中國農村的區域范圍廣闊，差異性非常大，這也是一種基本國情。在農業農村現代化路徑選擇上，有必要走出理想化、唯一性的樊籬，去探尋因地制宜的、自主選擇的多樣性發展道路（陸益龍，2012）。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農村城鎮化，都會對農業農村發展起到一定推進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普適性的道路。在廣闊的農村地區，各地有各地特色和發展條件，彼此之間差異性很大，任何一條發展道路或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難以普遍適應所有的農村。因此，在探索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中，重要的是要發揮農戶和農民的主體性、創造性，為他們的發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而不是設計一個理想化的路徑。從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經驗來看，無論是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還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或是當前農民的流動兼業行為，都充分體現出各地農民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和需要，走出一條改變現狀的發展道路。恰恰相反，人民公社化、農業學大寨等運動，試圖用理想化、統一模式統領農業農村現代化，結果卻事與愿違，不僅未達到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的理想目標，反而給一些地區的農業農村發展造成不利影響。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單一化的、統一的模式并不一定符合各地的實際情況，甚至可能背離現實，這樣也就會消解各地農民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主體性，造成對農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限制，從而成為農業農村發展的障礙。因此，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需要尊重廣大農戶的自主性，政策調整主要著眼于引導和調動廣大農民的主體性和創造力，而不宜用固定、統一模式去制約各地農民對各具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五、余論和討論
新時代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本質仍是為了更好解決“三農”發展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要是按新發展理念來推進新時期的“三農”工作。
解決好“三農”問題，關鍵在于要探索并找到能夠推動農業、農村和農民取得新發展的有效運作機制，這個機制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區之間形成良好的協作與整合，以達到激活三種力量共同參與鄉村發展并構成相互促進的合力（速水佑次郎，2003）。如果僅僅依靠一個方面的努力和強化，忽視政府、市場、社區乃至農民之間的協調配合，形成相互促進、共同作用的機制，那將難以達到問題的有效解決。
實施新發展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制度創新非常重要。從本質上看，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是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內在變遷過程，要實現變遷，創新是重要驅動力，而且制度創新之于經濟與社會變遷來說，顯得格外重要。旨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度創新，重點在于構建起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改變農業農村發展不均衡狀態的有利制度環境和政策調控策略。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踐中，還需要注重對當前“三農”發展的現實基礎的把握和了解，發現和認識發展實踐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及其形成機理，積累和總結“三農”工作的實踐經驗，以尋求符合實際需要的、切實可行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推進路徑。
（作者簡介：陸益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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