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會學、人類學與鄉村問題之間互動關系為例的分析
【摘 要】鄉村現實問題和有關鄉村研究的理論問題，共同組成了吸引學者們關注、思考鄉村社會的基本動因。學者們要么出于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而參與到對鄉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鄉村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塊“巨大的存在”而使諸門社會科學理論與思考不得不將之納入考察范圍。這些“問題”對有著自身邊界的社會科學具體學科而言無疑是一種“驚擾”，這種“驚擾”既表明了中國社會科學諸門學科在當今中國的一些尷尬處境，也表明了包括鄉村問題在內的中國社會實踐對于中國社會科學諸門學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們呼應并解答這些問題。因而考察鄉村問題與一些社會科學具體學科之間的互動或“糾結”關系，分析鄉村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這些“驚擾”，可使我們對中國學術的當下使命有更加具體的認識。
【關鍵詞】鄉村問題；鄉村研究；社會學；人類學；中國學術
一、引言
“鄉村問題”，既指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鄉村的現實問題，又指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思路和學者們總結提煉出的有關鄉村的理論問題。鄉村現實問題和有關鄉村研究的理論問題，共同組成了吸引學者們關注、思考鄉村社會的基本動因。之所以說是“驚擾”，乃是因為，學者們要么出于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而參與到對鄉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鄉村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塊“巨大的存在”而使諸門社會科學理論與思考不得不將之納入考察范圍，而將鄉村問題納入思考范圍之后的相關研究，便多少會遇到一些調適或修改原有理論框架與分析邏輯的問題。所以，這對各門社會科學的專業研究而言，可視為一種驚擾。不僅驚動了學者對鄉村問題進行關注和思考，而且還促使他們將鄉村問題這一變量納入考察范圍而重新加以思考，甚至需要調整既有觀點與判斷。反過來，這些學科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也得以在中國鄉村這片天地中操戈演練、大展拳腳，并開拓出許多富有啟發性的理論洞見和頗具生命力的研究領域來。
20世紀晚期以來中國大陸鄉村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問題導向且多學科參與。問題導向的現實原因在于，自1990年代以后，中國鄉村問題頻出，以致到世紀之交，“三農”問題成為全社會的關注焦點。中國鄉村問題的現實與歷史，吸引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法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眾多學者從各自不同的學科背景和理論視角進行觀察、思考與探索。而由于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劃分、專業建制，都是復制西方社會科學的既有模式而確立的，當這些專業化的學科移植到中國社會之后，尤其當它們面對并非如西方社會那樣“規整”和“均質”的中國鄉村社會時，它們也需要解決與中國社會的實踐發生“接觸”和真實互動的問題。
因此，中國鄉村研究在與各門學科的互動過程中始終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具體的研究、特定的學科與整體的中國關懷、中國社會科學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體現為鄉村研究的問題導向與學科進路的研究之間所存在的張力：鄉村研究是一個“雜家”領域，它可以為多學科介入，卻不能被某一學科所完全囊括；各種學科視角與理論方法都可以在這里演練一番，卻又都難以對鄉村問題作出完整解釋。
學科進路研究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鄉村研究只是為了回答學科發展脈絡中的問題，來自鄉村的經驗材料只是幫助學科理論達致完善的“填充物”，這會造成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碎片化認識，也會屏蔽掉許多不為學科所注意的關鍵性問題，從而難以獲得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整體理解和把握。問題導向的鄉村研究，可依據實踐當中問題本身的邏輯而向前探索，并有望以厚實的經驗感悟來破解既有社會科學理論中的諸種迷思，但也有可能受局部的經驗所限，從而難以達到理論提升之目的。這些問題和張力提醒我們在中國鄉村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之間，既要打破界限又要強調學科，既要秉持整體關懷又要注重微觀經驗研究，既要注重理論提升又要與社會實踐保持密切而良好的互動。
實現這種學術目標的一個可能的途徑，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鄉村問題與社會科學具體門類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它們與中國社會實踐和變化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即我們可考察鄉村問題本身的演化、中國社會急劇變遷的實踐及對之研究的現實需要，是怎樣吸引著學者們的研究與思考，這些研究又是怎樣推動著各門學科領域研究的深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的，在此過程中學術是怎樣和當下的中國社會發生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即是對中國鄉村問題及其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的一些學科之間豐富多彩的互動關系所進行的考察。本文將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為例，來分析鄉村問題及其研究需要是怎樣吸引了學者們的思考與探討，并怎樣促使了各學科專業研究者的反思或“不滿”①；不同學科之間又是怎樣在鄉村這塊領域進行交叉互滲影響，進而又是怎樣以自己的理論資源參與對社會實踐的思考；在面對急劇變遷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時，各學科又面臨著什么樣的共同問題。②[1]
二、鄉村研究帶給社會學的“驚擾”與“詫異”
鄉村社會作為中國社會的“大部分現實”，鄉村研究本應是中國社會學的重要一塊。然而自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除了1980年代費孝通所引導的對鄉村問題（以小城鎮建設為主要內容）的一些探討，鄉村問題甚少成為社會學的主要關注對象，中國社會學也很少從內在精神氣質上受到鄉村問題的影響。③鑒于此，本文就主要以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為例來展開這種互動關系的考察。④
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是指，研究中以鄉村問題為切入點，強調鄉村研究中的中國關懷，強調學術研究中的農村主位和中國主位，對當代中國的處境懷有較為明確的現實感，以解決中國和鄉村的實際問題為研究之基本出發點，并重建以中國農村為主體的社會科學為目標和最終旨歸。
從研究視角、方法和所憑借的理論資源來看，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是以社會學為主要學科依托和基本方法的研究。因而這也是與實踐當中的鄉村問題關系最為密切的一個研究理路。由于這種研究進路（或者說研究方式與方法）給社會學（尤其是農村社會學）帶來的“詫異”和“驚擾”最多，所以，關于鄉村研究的批評，針對這一進路的最多，而且最多的也正是來自社會學界（尤其是其中與農村社會研究相關的一些學者）。
這是一種研究思路對另外一種研究思路所產生的“驚擾”，與鄉村現實問題對學科當中的學術研究所產生的驚擾稍有不同。因此，為了能夠更加深入地剖析鄉村問題之于社會學的“驚擾”，通過分析這兩種不同取向、不同進路的研究之間所形成的“詫異”與“錯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驚擾”、批評與爭論，可能更便于論述清楚。因此我們可先對此種進路下的鄉村研究略加回顧和分析，然后結合學界的一些批評與爭論，對強調農村主位的鄉村研究與社會學（尤其是農村社會學）研究之間產生的“詫異”與“錯位”進行分析，從而展現鄉村問題給中國社會學所帶來的“驚擾”，以及農村社會學所面臨困境與機遇。
（一）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
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最初主要是源于研究者直覺地意識到要“懸置”理論并關注鄉村社會（及中國實情）本身，而后較為初步地提出“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然后又在研究實踐中逐步深入地進行“農村政策基礎研究”。通過對這一研究思路的回顧，我們可看出其內在的關懷與方法論特點。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后，全國范圍內的村委會選舉大規模展開。這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深入農村進行選舉觀察和實地體驗的機會，也成為促使一批研究者調整研究視域、進行更為深入和細致的鄉村社會與政治研究的契機。因為村委會選舉首先是一個焦點性事件，它可使那些一直處于潛伏狀態的諸種關系都顯現出來，但同時，選舉又不只是場面上的那些東西，透過選舉不僅可以看到村委會選舉是什么狀況，而且還能夠看出村委會選舉為什么是這種狀況。這使得研究者力圖由對農村政治性焦點事件的關注轉向對非儀式化的平靜鄉村日常生活形態的理解，進而不僅希望知道村委會選舉在鄉村社會中如何展開，更希望能理解村委會選舉為何會這般地而不是那般地在鄉村社會展開，從而理解諸如村民自治制度進入不同鄉村社會的過程、機制及其后果。[2]而村民選舉這一鄉村政治實踐和學者們紛紛進入鄉村展開觀察與研究的學術氛圍與現實狀況，則是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這一學術理念產生并亮相的時勢背景與社會環境。
2001年在湖北荊門舉辦的“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學術研討會”，是這一研究理念的首次亮相。這次會議系統討論了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內涵、意義，研究的規范、方法，以及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的現實狀況等問題，并達成如下認識：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實質是從農村內部研究農村，將農村當作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國農村的現狀與特點，從而為農村發展提供有用的理論基礎和學術支撐。其意義在于，鄉村社會性質理論是一切有關農村研究的基礎理論，對事物性質的認識是把握一切事物的前提性認識，有了這種基礎性認識，許多理論上的難題可望得到解決。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開辟了新的理論空間，由于鄉村社會性質研究明確提出自己的學術立場是立足于農村內部來提出問題、研究問題，這種新的學術視角為自己營造了新的學術空間，從而為理論創新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3]
此主張的首倡者和主要實踐者賀雪峰，曾以“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提綱”、“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方法、立場與策略”[4]為題，闡述了關于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一些基本設想和目標導向。例如賀雪峰所著《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一書結語部分的《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提綱》中，他對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立場做了如下定位：
堅持問題導向，不追求理論本身的完整。具體地說，在對鄉村社會性質的研究中，需要在保持對農村現實足夠敏感的基礎上，進行深入持久的農村調查，從而在建構對農村政治社會現實的理解體系時，形成一系列中觀層次的范疇，并為最終形成理解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的理論體系作出準備。在形成系統理論前，這一研究具有兩個相互聯系的突出特點：第一，直接切入問題的實質，不以既有理論來閹割現實；第二，將研究視作一個過程，不追求中間階段研究結論的一致性，保持研究本身的張力。因此，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提供出來的大都不是邏輯體系，而是對理解鄉村社會有所助益的啟示。[5]（P290）
在隨后的研究中，賀雪峰等人逐漸意識到“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提法太抽象且缺乏操作性，為了在認識到中國鄉村區域非均衡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研究，賀雪峰等人以大量的農村調研為基礎提出了“農村政策基礎研究”的切入路徑。鑒于“在不同類型村莊，同樣的農村政策會導致相當不同的政治社會現象，這些相當不同的政治社會現象并非雜亂無序地發生，而是有內在規律地發生。這種規律既表現在同一個具體農村政策會在同一類村莊產生一系列相互聯系的、有規律發生的政治社會現象，也表現在不同的農村政策在同一類村莊實踐后果的規律性關系”[6]這樣的認識，“農村政策基礎研究”力圖透過自上而下、自外向內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對鄉村社會的進入差異來理解鄉村社會本身，并進而去探討政策制定的問題。即“專注于研究中國農村本身是什么，不同時期不同農村政策在不同類型農村實踐后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通過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關于中國農村本身狀況及其內部結構的研究領域，來溝通以對話為主要特點的理論研究和以總結論證實踐經驗為特點的政策研究；既從關于中國農村的理論研究中獲得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又從政策研究中獲得資料，從而為農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論基礎”。⑤[7]在展開這些研究的同時，賀雪峰還帶動了一批鄉村研究者，通過多種途徑，從不同角度展開對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和農村政策社會基礎的研究。除2001年的“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學術研討會”之外，他們還從2003年起至2006年連續舉辦了四屆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2007年也進行了農村研究方法座談會，⑥并同步展開相應的農村調查和主題研究。⑦[8][9][10]
在這一不斷探討與探索的研究過程中，問題進路的鄉村（治理）研究，對鄉村社會及其相關的治理“問題”，從研究內容和對象上來看是不斷的拓展和深化。如賀雪峰本人從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到農村政策基礎研究，再到農民價值研究的逐步推進。[11]（P417）而就這個研究群體來說，從研究“轉型時期”的鄉村社會，到提出鄉村社會正發生著“巨變”、處于一個“巨變時代”，⑧這些提法的變化也表明了他們研究的深入。而在研究方法上，他們也不斷地推陳出新，除了提出區域比較的研究視角和方式外，他們還提出村治模式研究、以“關鍵詞”來切入的村莊類型與性質研究、農民行動單位研究等。而新近以賀雪峰為主編所推出的《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則是他們在區域比較視野下展開村治模式研究的一次集體嘗試。
強調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希望通過具體問題的切入以理解作為整體的農村社會乃至中國社會，至少要了解中國農村的大部分狀況，即“理解80%中國農村的80%的現象”，[12]從而期望一方面對中國農村發展及涉農政策的制定與推行產生正面影響或信息反饋作用，另一方面在關于中國鄉村和中國發展問題的學理認識上得以提升，形成有關中國經驗的貼切認識和本土化的中國社會科學。不難理解，行走于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中間地帶的這一研究進路，力求對學術理論和政策實踐都產生促益，并希望以這條“中間道路”開拓出更大的鄉村研究探索空間。
在研究方式方法上，這種進路的研究注重“在場”體驗和田野調查的現場感。如賀雪峰在關于“集體調查”的總結中即論述了這種研究方式：“所謂‘集體調查’，就是多人匯聚一處，邊調查，邊討論，白天分散調查，晚上集中討論。集體調查不僅可以防止單點調查的以偏概全，而且有助于在調查現場激活靈感、擴展視野、形成共識”。⑨雖然賀雪峰在此強調的是集體調查對“激活靈感、擴展視野、形成共識”的積極作用，他尚未對多人集中于“調查現場”所產生的那種“在場”效應及其方法論意義展開闡述，但這其中所包含的運用“在場”原則來進行研究的學術理路和方法探索，是一種值得進一步實踐的研究方式。
因為，這種研究方式可使通過譯介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對中國自身、中國鄉村內部的現象與問題保持敏感，盡可能避免用既有理論框架來切割現實，從而有望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產生對中國社會的整體認識，并形成一套與中國社會相配套的理論解釋與概念體系。而只有我們以一種“在場”的體驗去理解和表述某個事物時，我們才可能在語詞之外去體察、領悟和捕捉到那些細微而靈動的方面或真正重要的社會變化脈搏及其差異。[13]
需稍加說明的是，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并非全然是把鄉村當作一個有“問題”的對象來加以研究和考察，而是包含著一種不受學科邊界所約束的研究進路和學術追求。應該說，問題進路的鄉村治理研究，其最值得認可的方面，就是它所內含的方法論意義。即對于中國鄉村和中國社會的認識，它有望打破現有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門戶之見”、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目前這種對鄉村問題和中國社會認識的碎片化傾向，從而可能形成有關中國鄉村和中國認識的整體視野，所以它在破除學科邊界之局限和視野之束縛方面具有特別的意義和學術生命力。從目前的狀況看，問題導向的研究進路雖非成熟，卻甚為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發展，其最大的貢獻在于將研究坐標定位于鄉村本身，使基于鄉村主位的政治思考與學術探討開始出現。⑩
不論如何，農村主位、問題進路的鄉村治理研究在以一種較為“另類”的方式展開鄉村研究，并進行著較為集中的“學術演練”（從相關著述、文章的密集產出即可看出這點）的同時，也因對鄉村現實問題的敏感和及時把握而推動了鄉村研究乃至中國社會科學的深入思考。
（二）從學術爭論看鄉村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詫異”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研究，除了在1990年代末學界圍繞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而引發的爭論外，[14]在鄉村政治研究向范圍更廣的鄉村研究轉向（或者說拓展）過程中，也引發過多次較為集中的批評與爭論。與圍繞村民自治的那場爭論稍有區別的是，后面幾次關于鄉村研究（或鄉村政治研究）的爭論，大都是從學術研究層面來展開的。通過這些學術批評與爭論，我們可以對鄉村研究與農村社會學之間的“詫異”與“錯位”有更為直觀的了解，也能夠更具體地考察和分析鄉村問題與社會學這門學科之間的互動關系。
學界對于鄉村（政治）研究的第一次正式的批評，來自應星2005年發表的文章《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為例》。[15]應星在這篇文章中以仝志輝所著《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16]一書為例，展開了對他所指稱的“華中鄉土派”的批評。應星在肯定“華中地區一批可稱之為鄉土派的學者”所做出的努力“將村民自治的研究重心從民主問題轉向治理問題，從村莊自治的外生價值轉向內在機制”的同時，通過追問“鄉村研究究竟是需要‘野性的思維’，還是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指出鄉村研究存在有“樸素經驗主義”的傾向，并會構成中國社會理論建設的障礙。而對這批學者“期許自己能夠形成一個關于村治研究的獨特學派，其源自田野的村治概念體系不僅可以成為一副不同于西化理論的有色眼鏡，而且是一副較那些西化理論更為適宜、深刻、有用的眼鏡”這一學術目標，應星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和批評。
隨后，被稱為“鄉土派”的一些學者，以《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17]一文作出回應。在這篇回應文章中，這批學者在反思的基礎上，梳理出“華中鄉土研究派”從村民自治研究到鄉村治理研究的學術理路，尤其對應星文章中所批評和質疑的“反西方”、“反理論”諸問題進行了回應。他們指出，“當下的鄉村治理研究，應該提倡以經驗研究激發學術靈感，以問題研究帶動社會透視，以學理積累服務農村發展，并進而亮出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三農’問題為指向，鄉村治理為內容，農村發展為目的和問題主位、村治主位、中國主位的學術主張”。[18]從一定程度上說，通過這次學術批評與爭論和這篇回應文章的闡述，使得這批研究者在后續以問題進路展開鄉村治理研究的過程中，變得目標更為明確，學術關懷更加自覺，方法上也更加多元。
關于鄉村研究的第二次較為集中的學術批評，來自趙旭東于2008至2009年間連續發表的幾篇文章和與之相關的會議發言。在這些著述中，趙旭東除了對鄉村政治研究的一些作品作出具體的評析外，還著重對鄉村政治研究當中使用頻率甚高的“治理”概念提出了拷問，對它被“不加反思地接受下來”并廣為應用的情況提出了批評。趙旭東指出，地屬華中的這部分以政治學研究為依托的鄉村研究學者，在由先前的“自治”（村民自治）轉入到“治理”（鄉村治理）的研究時，不加反思地接受了“治理”這一概念“并將其應用于中國鄉村社會與政治的分析”，不僅如此，“在這些研究者的眼里似乎并不值得對這兩個詞匯的詞源學作些譜系學的考察，反倒只是認為是一種極為自然的學術旨趣的轉變”。[19]因而，他認為鄉村政治研究主題由“自治”到“治理”的轉變是某種“誤讀”的結果。[20]不過，趙旭東未曾注意到的是，“對華中這批最早進入村民自治研究的學者而言，在他們的研究正需深入和轉化之時，‘治理’概念為他們提供了機會，為他們從較為單一地關注農村‘自治’與‘民主’這些頗帶有幾分理想主義和宏大關懷的政治學視野當中突破出來并打開一片更為廣闊的農村政治研究天空提供了契機，也為他們轉變后的縱深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視角、思路乃至表述上的便利。”[21]因此，在華中鄉村研究者這里，由“自治”到“治理”之間的邏輯轉變，不是從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種是兩個差異極大的概念之間的轉變——因此不對之進行詞源學與譜系學的考察，研究便難以有效進展下去——而是一種研究視域擴大、研究范圍拓展、探討進一步深入的轉變。由“自治”轉向“治理”的原因在于，“治理”這個詞更能夠表達他們在進行了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想要進行更深、更廣層面研究的需求。產生這種需求的原因在于，他們在村治實驗與田野調查的經驗中意識到，在諸種鄉村政治實踐活動中，非制度文本的、經濟與社會乃至文化層面的因素，在隱約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22]一如有評論者所說：“對華中學者們來說，在199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當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治理’這一術語，為他們超越政治學的學科限制而對農村社會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打開了一片更為廣闊的天地。……華中學者們轉而采用‘治理’這一概念，以便于揭示說明非正式的權威和社會力量，意在較之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23]（P3-9）
因而，由“自治”到“治理”的轉向，是“華中鄉土派”的學者們（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沿著問題進路來展開鄉村研究的一個外在標志。而在這些外化的語詞背后，是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那種以問題（有社會現實層面的問題，但更有學術研究層面的問題）為導向，沿著經驗的邏輯不斷往前探索的研究實踐，以及通過此種研究實踐來深度認識中國鄉村基層社會的學術努力。
對于鄉村研究的另外一次學術批評，來自陸益龍《超越直覺經驗：農村社會學理論創新之路》[24]一文。這可視為是一位農村社會學專業研究者對鄉村研究提出的批評。在這篇文章中，陸益龍在恪守“農村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之學科邊界的基礎上，從農村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出發，對農村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取向”和“經驗研究的過密化”狀況進行了批評與探討。通過分析“問題取向”的研究將農村預設為“問題”社會的傾向，以及經驗研究的過密化和過于依賴直覺經驗、并在范式缺失之下簡單重復一般化農村調查的狀況，陸益龍提出要推動農村社會研究回歸到社會學的范式之中，加強理論導向的經驗研究、超越直覺經驗方法的局限、探索農村社會快速轉型中的“大問題”，從而實現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理論創新。[25]
盡管陸益龍在這篇文章中對農村研究提出了諸多甚為嚴肅的批評，但他本人似乎對“經驗研究”和“問題取向”的農村研究，并沒有真正詳實的梳理和剖析，甚至也沒有對這種研究方法和取向給出一個描述性界定，而只是在“直覺經驗”和“問題取向”這種較為籠統的說法下，通過強調農村社會學的學科立場而作出的批評。換句話說，他并沒有真正進入這種研究理路的內部邏輯，也沒有對這種研究方法和思路進行基于研究實踐的考察，而只是通過字面上提法的理解來展開的批評。更為重要的是，他過于強調農村社會學學科邊界和學科框架的做法，使得他很難突破這種學科視線來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有個真正深入的認識和解讀。
因為，任何的學術研究，從根本上講都是為解決和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而“生”的，學術的存在意義并不只是為了建設健全某種學科從而使其“疆域”更大、框架更明顯，學術研究的生命力也更不在于一定要回歸某一學科的理論傳統、堅持和固守某個學科的邊界與立場。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與農村社會學之間的“錯位”，也正體現于此。
通過回顧來自不同學科和視角、立場和方法的對于鄉村研究——尤其是這種“沒有定法、不守規則（指學科邊界）”的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的多次批評，我們在對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與農村社會學之間產生“錯位”的這種狀況感同身受的同時，也能夠體會到農村社會學因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而產生的那種“詫異”和困擾。
而這種“詫異”和困擾，正是作為“社會學分支”的農村社會學，在突破不了學科視界時所遭遇的來自鄉村研究當中略顯“另類”之學術探索的“驚擾”。這種“驚擾”說到底，也是鄉村問題帶給社會學（包括農村社會學）的困擾。因為，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之所以會形成，就是因為在沒法遵照目前社會科學學科邊界的情況下（因為任何一門學科都難以很好地對鄉村社會及其中的現象予以解釋），才不得已、由不自覺到自覺地沿著經驗的邏輯、在鄉村社會內部實踐的基礎上尋找各種現象之間的關聯（而不是在零碎的鄉村社會現象和既有理論之間尋找關聯），并努力基于中國的實際、鄉村社會的實際來解釋這些現象和關聯，才走到目前這一步的。也就是說，問題進路的鄉村研究，是在正視鄉村問題對社會科學各門學科帶來“驚擾”的情況下，試圖化解這種“驚擾”和學術研究之困境，遵循鄉村問題自身的邏輯來展開研究，而形成的一種研究理路。所以，這種研究理路與以學科為邊界研究思路之間必然是有些“錯位”的，它對于社會學或農村社會學的學科邊界造成沖擊和“驚擾”也是必然的。
不過話說回來，也只有在這種沖擊和驚擾的過程中，鄉村問題和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才可能不斷深入、不斷促進雙方的反思和提升。因此，不論是來自鄉村問題的“驚擾”，還是來自農村社會學和社會學的“詫異”，抑或是來自多個學科研究者的批判，都是當今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之中的幸事，同時也是提升社會科學回應中國自身問題之水準的動力所在。
（三）中國農村社會學的困境與機遇
也許每個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農村，但不一定每個國家都有（或者說需要有）為應對農村問題而存在的農村社會學。我們知道，作為一門分支學科：
農村社會學最先起源于美國。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后，經過近30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在這期間，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致使農村經濟衰退，農民生活貧困，農村社會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美國的農村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為解決農村發展和農民問題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20世紀20年代，為了應付農業危機，美國農業部批準各州建立農業實驗站，為農業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提供政府資助，農村社會學便很快發展成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50年代以后，美國農村人口減少，農村社會生活性質發生變化，農村的獨特性逐漸消失，農村社會學的專門研究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農村社會學在西歐有了很大的發展。大戰期間，西歐的農村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戰后亟待重建，客觀上需要農村社會學指導鄉村重建工作；同時，美國的農村社會學者開始到西歐開展農村社會調查，以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幫助西歐開展農村社會學的教學研究活動等，促進了西歐農村社會學的發展。[26]
由此我們可知曉農村社會學具有如下兩個發生學特征：（1）它是在農村社會出現嚴重危機和問題的情況下出現的，是為應對農村社會和農業發展當中的危機而形成的一門分支學科；（2）農村社會學最早出現于美國這樣一個相對于西歐來說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當中，當時這個國家正經歷著急劇的工業化進程（如同現在的中國），但仍需要以農村和農業為國民經濟之根本。而當原本已以工業為主的歐洲的農村因戰爭而遭到嚴重破壞（遇到危機）時，農村社會學為指導鄉村重建工作而又“重返”歐洲。
農村社會學傳入中國之初，除了引進和移植外，研究者（或實踐者）們還展開了一系列的實地調查。[27]而且，中國早期的社會學研究和農村社會學研究，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重合的。所以，早期的農村社會學研究成果，構成了中國社會學歷史上最為主要的學術資源和理論傳統，早期的這些著作和對中國鄉村社會的認識，已成為中國社會學及鄉村研究的一筆重要學術遺產，至今仍影響著學術界對鄉村問題的研究。
時至今日，農村社會學這門分支學科在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上雖有不少推進，[28]但相對于中國社會及鄉村問題的現實需求而言，其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也是十分明顯的。這主要體現為，“在中國社會學的研究中，農村研究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分支學科：一方面從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人很多，但是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研究成果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農村的快速變化給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經常被外來的概念所左右。在本土的經驗研究和外來的理論之間，總有一種張力無法化解，由此產生了農村社會學學科定位和社會型構的雙重危機。”[29]
換言之，當前中國農村社會學這一學科分支的最大困境（尷尬）在于，一方面中國廣大農村的存在，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根本性問題的存在，需要有大量的相應研究和了解。另一方面，農村社會學卻又往往受自身學科（及分支）邊界所限，而難以對這些問題有個很好地呼應和解釋，從而也難以在這個原本可成為自身優勢的領域作出與之相稱的研究貢獻。
而為了解決“農村社會學學科定位和社會型構的雙重危機”，我們不僅需要“在本土經驗研究和理論思考、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間，尋找貫通之路，以彌合目前日益突出的經驗研究和規范研究的裂痕”[30]，而且還更需要考察我們的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需求之間的互動狀態，反思二者之間出現裂痕（而不僅僅是兩種研究進路——經驗研究和規范研究——之間的裂痕）的深層原因。因為，這是真正需要貼近和深入中國農村當下實際的一個研究領域，也是農村社會學發展自身理論（而不只是在社會學前面生硬地加上“農村”二字）的十分難得的機遇。
也就是說，這類“危機”既是農村社會學的困境，也是它可以有所作為的機遇。而把握此機遇所要做的，便是花更多時間進入農村、扎根農村，展開長期而深入的調查，從而立足于中國農村的當下實踐來為本學科分支提供經驗支撐和理論靈感，并在汲取其他學科（領域）理論養分的基礎上，提升基于中國鄉村的、扎根本土的概念及理論。
三、中國研究中的“社會人類學經驗”
對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地形地貌復雜多樣、有多個民族及其相應文化、有社會分化的文明大國而言，任何一種視角（或學科）的學術研究，都存在著不能夠充分認識或解釋她的困難。因而學術界（尤其是海外學界）便形成了從各個學科或視角來對中國展開研究的“中國研究”這樣一個領域。在“研究中國”這一共同的學術目標下，有不少學科都積累了自身學科視角下的獨到經驗。其中，從鄉村研究與社會科學諸學科之間關系的角度來看，人類學（或者說社會人類學）在研究中國方面的經驗尤為值得一提。
人類學與中國鄉村之間的難解之緣，自人類學被引入中國的那一天起便開始。人類學的傳統在于，研究者到一個“原始”或“異域”世界，通過長期的田野工作，通過研究“他者”來認識和反思“自我”。而對中國人類學而言，“鄉村”便是最大、最為基本的“原始”、“異域”和“他者”。因此，相較于社會學及政治學而言，人類學與中國鄉村之間的接觸和互動，似乎沒有那么多的困惑和“驚擾”，而更像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盡管如此，透過人類學與中國鄉村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卻能夠對人類學界的鄉村研究帶給中國社會科學的啟發、中國人類學在研究“本土”過程中的一些困境，以及人類學想要在中國有更大作為的可能途徑等一些問題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從而加深理解人類學研究在回應中國當下問題時的優勢與不足，總結其中的若干經驗（或教訓），并在這種分析和總結中增進對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內在邏輯與現實動力的了解與體悟。
（一）“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所開創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眾所周知，人類學是以研究異域世界并以“他者的目光”見長的，強調將研究對象陌生化，使其成為“遙遠的他者”，以便在文化的“他者”和“自我”之間尋求對自身的定位與認識，從而達致某種“文化自覺”或自我批評與反思。所以通常而言，人類學一方面強調需要參與觀察其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始終是存在著距離（或者隔膜）的，因為作為研究者的“自我”是不可能完全介入到作為“他者”的研究對象及其包含了矛盾、沖突和難解之困的實質性生活之中的，所以這始終是一種貴族式的學術。
然而，對于想要為中國社會問題求解的中國本土的人類學者而言，這種“貴族”式的研究卻是極大的奢侈。因為在面對中國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時、在面對中國的實際問題時，思考這個民族的前途和未來，“為農民生活和農村發展尋找出路”以及“志在富民”，就會成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關注焦點和核心問題意識。所以自一開始，他們就既不是躺在搖椅上的人類學家，也因對本土現實問題的關切而使他們難以作那種“貴族”式的學問。也正因如此，近代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像社會學、人類學這樣直接從西方引進而來的學科，大都經歷了一個被稱為“本土化”的轉變過程，關注本土民眾日常生活狀況、為中國現實問題求解是這種研究視角（乃至范式）轉變的重要動因。
我們可從“社會人類學”這個稱謂入手來說明這個問題。應該說：“社會人類學”是20世紀30、40年代的那一批社會人類學學者（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所開創出來的一種學術研究路徑。正如費孝通在回憶其導師吳文藻時所說：“60多年前開始的這個風氣，是從‘社會學中國化’這個時代需要的命題中生長起來的。即使是今天的人，無論是國外的學者，還是國內的專家，只要想扎扎實實地研究一點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問題，常常會感到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在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早期西方的人類學是以‘非西方社會和文化’作為它的研究對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個性（即本土性），因而強調研究者應采取田野作業的方法，吳老師提出‘社會學中國化’就是著重研究工作必須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中國人研究中國（本社會、本文化）必須注意中國特色，即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個性。這就是他所強調中國社會學應引進人類學方法的用意。同時他把這兩門學科聯系了起來，認為社會學引進人類學的方法可以深化我們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理解。”[31]（P49-50）
費孝通認為，“人類學的調查方法是我們認識中國社會實際的重要途徑，結合人類學來創建和改造中國的社會學，是我們實現‘社會學中國化’的基礎工作。”“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斷努力。我們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學者那樣，采用對人民生活漠不關心的貴族態度。處在社會變遷中的學術工作者，應當努力為社會現實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勞動。這也許是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一大特色。”[32]（P56）
正是在這種思路下，吳文藻及其弟子（如費孝通、林耀華、李安宅、瞿同祖等）把社會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從而形成社會人類學），以社區為研究對象，通過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并借助社會學的宏觀和歷史視角來彌補人類學微觀社區研究的不足，開創了被學界稱為“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或“燕京學派”的這樣一個學派。
“社區研究”的核心議題是把人類學整合入社會學。作為海外學成歸國的有志知識分子，吳文藻著眼于民族的前途和中國學術的未來，培養了大批具有國外教育背景又扎根于中國國情的學術人才。吳文藻曾在其自傳中寫道：“當時我對于派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取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做出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33]（P49）當時先后派出去留學的有李安宅、林耀華、費孝通、黃迪、瞿同祖等人。
1940年，吳文藻在《社會學叢刊·總序》中，提出“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燕京學派）”的方法論立場：“以科學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理論與事實糅合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研究假設為：“現代社區的核心為文化，文化的單位為制度，制度的運用為功能。”因此，“社區”、“文化”、“制度”及“功能”構成了該派的“概念格局”。[34]而“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的諸多學術成果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35]
作為“社會學的中國學派”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也是以村落為單位進行社區研究的一位主要實踐者，費孝通借助“功能理論”和“社區方法”，不僅在實地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開創性的研究，寫出了諸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祿村農田》、《生育制度》、《中國紳士》等多部解讀和分析中國鄉村及農民問題的名著，而且也以其既是本土人類學又是漢學人類學的獨到視角及其研究成果，贏得了享譽海內外的學術聲譽。1962年，英國人類學家弗里德曼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紀念馬林諾夫斯基演講會的講詞中說道：“青年費孝通是運用源于調查初民社會生活的方法，熱切地研究自己社會的少數學者之一。”[36]
認識國情和改造社會，是“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的主旨追求。費孝通延續了吳文藻開拓的學術傳統及其路徑，直至在其學術生涯后期的1980年代，費孝通也一如既往地立足鄉村來思考中國發展的前途與道路問題，提出了小城鎮建設、區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全國一盤棋理論等一些頗具現實關懷和整體視角的學術觀點及理論洞見。時至今日，費孝通的鄉村社區調查也依然是中國鄉村研究及人類學接續這一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要通道。
除費孝通外，20世紀20、30年代的諸多學者都懷有這種投身現實的學術抱負。費孝通當時所在的學術團體也都大力主張展開鄉村研究及鄉村調查，他們相信：“原野是最可愛的地方，是我們問題的所在，簡單結實，那些從前只讓太陽和月亮照到的社會事實，現在都在你們手下讓你們支配了，世界只有一件事情最樂，發現事實，發現真理……”[37]
這一代學人所開創（和代表）的“中國學派”，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之高的學術成就，也是由于他們是抱著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整體關懷來認識鄉村、研究中國的，即他們意識到鄉村問題和整個中國社會的變遷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要很好地認識中國便不能不首先了解鄉村。而將社會學和人類學這些社會科學學科作為尋求民族出路的一種方法，也是20世紀早期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的共識。[38]
費孝通后來回顧道，“吳（文藻）老師所主張的‘社會學中國化’原來是很樸實的針對當時在大學里所講的社會學不聯系中國社會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要使社會學這門學科能為中國人民服務，即對中國國計民生有用處，常識告訴我們，這門學科里所包括的知識必須有中國的內容。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正反映了當時中國大學里所講的社會學走上了錯誤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39]（P46）
因而，吳文藻不僅提出了有別于“社會調查”的“社會學調查”的方法論，并且決定跟著追蹤進入社會人類學這個學科去謀取“社會學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在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時要求費孝通他們這一批學生用理論去結合實際——這個實際就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實際，這個中國就是中國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國。[40]（P48）
如此看來，“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所開創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實際上就是融合社會學的宏觀視角和人類學的微觀研究單位（社區），以中國及其廣大民眾為其學術研究之出發點和最終旨歸的一種學術路徑。這種路徑下的學術作品，不論是被當作社會學著作，還是當作人類學著作，抑或是鄉村研究作品，都具有巨大的解釋力和深遠的學術影響力。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乃是因為，他們不僅吸收海外優秀學術理論與方法之精髓，而且還注重深入中國社會展開實地田野調查。在他們所調查的“田野”中，廣大農村是一塊重要陣地。盡管源自鄉村的經驗不可能解釋中國所有的問題，但這卻是認識中國、積累認識中國之學術經驗的一個重要領域。
（二）人類學與中國鄉村的“相互借重”
對于鄉村社會的研究，已成為中國社會人類學的一個基本傳統和主要領域。社會人類學對研究中國鄉村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也有豐富的方法論傳統。它和鄉村研究之間產生關聯，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力量推動：一是社會人類學的鄉村研究傳統，尤其是對中國村落社區研究的傳統在對象和方法論上對鄉村政治（鄉村治理）研究的啟發；二是鄉村研究（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興起的從研究村民自治開始的鄉村政治研究）中引入個案、實證研究辦法后，需要尋求相應的理論支撐和表述依托。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還通過引入后現代理論而尋求更進一步的理論探索。這種“互相借重”既促使了社會人類學對鄉村社會問題的關注，也導致了不滿于只是做“民主觀察”的鄉村政治研究學者對人類學方法的引入和借鑒。這兩方面的結合，構成了鄉村研究中由人類學方法及視角演練出來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自1980年代初人類學社會學恢復重建后，社會人類學在鄉村研究方面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復興”，社會人類學視野下的村莊民族志研究得以在福建、江浙、華北等地逐步展開，產生了諸多關于村落社區或村莊個案的研究成果。進入1990年代，社會人類學的社區調查風起云涌，村落民族志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不勝枚舉的鄉村研究作品，不僅有許多頗具開創意義的研究，而且有很多作品都對進入村莊后的研究者有著直接的“示范”作用——從研究對象的邊界確定到分析框架的確立，再到表述方式的選擇，諸多通過村莊社區而展開的鄉村研究作品都受到了既有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影響。
因為，當鄉村（政治）研究意識到需要學習鄉村社區研究的方法和理論表述依據時，中國本土人類學村落社區研究的早期作品和一些由非職業人類學者所做的村莊研究自然會引起他們的注意。這種注意既使得已有村落社區研究作品產生出了擴展性影響，又使得一些借鑒社會人類學研究成果的鄉村（政治）研究作品出現“人類學化”或“社會學化”的特點。
如果說鄉村（政治）研究對早期一些作品的參考借鑒尚不具有明確的方法論自覺的話，那么在王銘銘、折曉葉等人以國家與社會為基本分析框架、試圖通過地方村落社區與國家宏觀歷史之間的互動與關聯來對鄉村社會政治現象進行解釋的研究，或將鄉村社會一些特定現象（如鄉鎮企業的興起和農民外出流動）放入村落社區中來考察的研究，則促使了一些鄉村（政治）研究者在一種較為自覺的狀態下來借鑒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并以頗具人類學特色的視角來展開自己帶有現實關懷或政治學關懷的村落社區研究。[41]
近些年來，社會人類學的鄉村研究和政治學的鄉村研究不僅更加頻繁地交流、交叉和互滲，而且相互之間的界限也愈益模糊。一方面，鄉村（政治）研究的學者可以直接對社會人類學的鄉村研究作品展開從對象、主題到方法的評論與批評，如賀雪峰就曾對閻云祥《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一書作出過頗具針對性的評議。[42]另一方面，一些由鄉村研究學者（或帶有鄉村政治研究關懷的學者）所作出的基于田野工作的村莊研究，也被歸入社會人類學的村落社區研究序列中，如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等，均被視為當代中國社會人類學之村落研究的一部分。[43]（P23）[44]
正是在社會人類學對中國鄉村問題的現實關懷乃至對一些政治問題的關注，和以政治學為背景的鄉村研究者追求學理提升進而借鑒多學科視角與方法的相互作用下，以社會人類學方法為特色的鄉村政治研究出現了頗具學理深度的繁榮景象。既有社會人類學的作品要么因其涉及到了鄉村政治的內容和問題，要么以其村莊個案和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與民族志文本表述，為深入鄉村社會調研或進入村莊展開研究與觀察的政治學者提供了啟發和借鑒。從而是鄉村（政治）研究者在尋求理論突破與提升的過程中，轉向了與人類學方法、視角乃至研究思路之間的交融與互滲。而反過來，鄉村政治領域內村落社區研究作品的不斷涌現，也為社會人類學的鄉村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與方法元素。
對鄉村研究而言，社會人類學的方法或視野是有其獨到優勢的，借用黃宗智在思考如何克服有關中國研究中所存在著的規范認識危機時的說法：“從方法的角度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于擺脫既有的規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觀或量的分析，很難免套用既有理論和信念。然而，緊密的微觀層面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規范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倒過來，認識到悖論的事實。”[45]（P429）雖然“悖論事實”不一定就是中國社會的“事實”，但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微觀的經驗研究來對“既有規范認識”作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因此，鄉村研究借鑒社會人類學方法與視野，以一種“他者”的關懷和記述方式，在走進農民的日常生活，聽懂農民的生活邏輯，并對村莊做全景式“深描”的基礎上，來表達對鄉村問題與鄉村政治的關注，表達微觀的村莊與宏觀的學術。即著意于理解與闡釋影響、支配中國鄉村政治與社會運行及其深層機制的“地方性知識”，重新發現和認識中國鄉土社會的經驗，并力圖以這種經驗來豐富和重構中國基層政治的圖像，最終為學理性操作提供較為可靠的經驗平臺。這既在某種程度上豐富、充實了人類學關于中國的認識和研究，又可以產生獨到的、基于微觀和底層視角的感悟和學術靈感，從而有可能貢獻出并非“微觀”的學術洞見。而且，通過借助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方法和視角，鄉村研究（尤其是原本起始于村民自治的鄉村政治研究）開始擺脫單純依靠話題而獲取生存空間的境遇，不斷地向深度理解中國鄉村社會邁進，而人類學也通過對鄉村問題的研究和剖析而獲得了促使其不斷成長的社會養分和靈感資源。
（三）“人類學的中國話語”需要扎根中國的底氣
英國人類學家彭柯（FrankPieke）曾十分尖銳地指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社會科學是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文明的產物。如果不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長期的統治為參照，就無法理解社會科學的全球性滲透。歐洲和北美以外的社會科學首先是作為西方的舶來品出現的，并且時常抱有這樣明顯的意圖：通過發現和照搬西方文明的成功經驗，從而使自身從令人難以忍受的統治中解放出來。”[46]在說明“盡管這是一種再平常不過的觀察，然而它有助于指明在社會科學的角色和認識當中霸權與解放之間存在著的張力關系”的基礎上，彭柯進一步剖析道：“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呼吁要么源于人們對于學術領域內西方核心國統治非西方邊緣國這一現象的合理關注；要么則出于更為機會主義的考慮——從競爭學術分工到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外交關系的轉變。最終作為一種舶來品和西方現代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對學術領域和現實世界的種種變化顯得尤為敏感。社會科學的確是在走鋼絲，一邊是理性、自由和現代性的許諾，另一邊是帝國主義、統治與霸權。人類學尤其如此，其起源和田野考察來自殖民經歷，而它的中心任務又是展示‘他人’通常是西方文明中心以外的各種文化。無論它有著怎樣的解放意圖和始終不懈的抗議，人類學在其它社會科學家和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至多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的一部分成員屈尊地去研究被征服的和原始的文化，或更準確地說去研究經歷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全球化’擄掠之后的斷壁殘垣。”[47]
盡管我們可能不會完全同意彭柯的一些論斷，但他對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西方起源這一發生學背景及其由此而來的特點的分析，無疑是甚為中肯的。因此，當包括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被引入后發展國家和非西方社會當中的時候，它們所內在具有的那種“霸權與解放”的雙重角色及其背后的種種支配性關系，是仍然以隱而不顯的方式存在的。正因如此，便有了包括中國人類學者在內的非西方人類學者一波又一波的“本土化”倡議。
中國作為一個有歷史、有社會分化的、文明悠久的大國，因而人類學的諸種理論，即便不帶有明顯的殖民色彩，但它們以源自西太平洋小島或非洲某部落的田野經驗與理論概括，在移植或旅行到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文明社會時，也仍然會有許多局限或不適之感。海外研究中國的人類學者會有這種“不適感”，中國本土的人類學研究者的這種“不適感”就更加強烈了。有研究者還詳細分析了中國人類學所面臨的深層困境，并總結指出，“就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而言，有三個方面必須要有一個客觀的審視，那就是：（1）人類學的西方話語支配性；（2）本土化情結；（3）歷史的研究取向。”[48]
而對本土化作出反思之后，研究者們提出了“人類學的中國話語”來作為中國人類學理論提升和推動學術發展的一個目標。中國人類學研究者認為，“（自1999年后）經過這將近10年的發展，我感到我們所要關注的不是人類學本土化的問題，而是人類學的中國話語問題……我們中國的學者尤其是人類學的新生代崛起之后，或者說海歸回來以后，他們在對當代中國的人類學研究中，都認為中國人類學的首要問題不是本土化的問題，而是如何構建人類學的中國話語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樹立人類學的中國話語，是為中國而不是填補西方理論的空白，“我們應該從中國的文化當中構建人類學的中國話語。我們不謀求中國話語的霸權，我們要謀求中國話語的位置”，“我們發出聲音的東西首先對中國有用，其次對世界有用”。[49]
這種“尋求中國話語”的學術努力自是甚為必要，不過就具體做法而言，筆者認為，在尋求“人類學的中國話語”過程中，除了發展歷史人類學（或“歷史的研究取向”）外，還應更加關注中國的當下，關注中國當下的社會實踐、鄉村與城市問題、人們行為規則與觀念文化的變遷等。
因為，通過本文前面的回顧和分析我們知道，人類學在進入中國以來的發展歷程中，雖然在不同時期的境遇不同、探索的路徑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點可作為共識：只是在限于本學科范疇內的問題，或者只是著眼于本學科的發展及出路問題，是難以有更大突破的，只關注基本理論而不與中國社會現實這個“地氣”相接也更是沒有生命力的。
因此，在中國社會正發生深刻變遷和劇烈轉型的當下，人類學尤需要發揮本學科所具有的整體關懷之優勢，對巨變的中國社會和中國鄉村進行整體觀照下的微觀、細致研究。更需要克服學科內在的一些局限，在對中國當下問題予以積極回應的同時，提出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意見、發出自己的獨到聲音，而不能在參與社會現實的時候僅僅把自己作為一個“被應用”的“技工”，或者只是作為一個批判者而不是學術理論和社會理想（觀念價值）的建設者與塑造者。因為，要確立“人類學的中國話語”，底氣不僅在于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資源，也更在于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釋和把握。
應該說，在有關中國社會及文化變遷，以及在關于中國鄉村的諸種問題上，人類學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在解釋中國問題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比如說，在對鄉村問題的研究中，即便是在中國已有深厚積淀的鄉村人類學，至今也未能對中國的小農經濟及其在近30年（或者更長的建國以來）的延續與變遷有個很好的解釋。人類學當有更大的勇氣擺脫“邊緣學科”的自我定位，打破學科界限的束縛，增強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和互動，作出與中國當今的時代要求相符合的學術貢獻來。
四、結語
通過鄉村問題與這些社會科學具體學科之間的互動或“糾結”關系我們可看出，鄉村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這種“驚擾”，不僅是中國社會及鄉村現實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科學諸門學科有需要（需要它們呼應和回答這些問題），而且，這些“驚擾”也表明了中國社會科學諸門學科在當今中國的一些尷尬處境。這種驚擾和尷尬是它們的發展困境，但也是它們的重要機遇。具體而言，鄉村問題對于這些學科的驚擾，至少可為中國社會科學帶來如下啟示（或者說解困之道）。
1.在快速發展了30余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及各門學科有著明顯的“移植性品格”
由于“1978年以后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是“與一個規模前所未有的對西方學術的‘知識引進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甚至成了這一發展過程的內在部分”，故“這3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以‘知識移植’為主要品格的整個知識生產和制度化機制，實際上在建立起社會科學龐大體系的同時，也建立起了西方社會科學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而正由于“西方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各種學術理論的追隨者，而且還更意味著西方社會科學中那些解釋、認識甚或描述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識系統’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正當性”，所以便造就了“這30年來以知識移植為主要品格的中國社會科學”。[50]
2.中國社會科學及各門學科需要建立自己的
主體性，尤其需要扎根當下中國社會實際
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社會科學尤其要直面那些與國家發展、民族前途密切相關的、結構性的重大問題。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又是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巨大經濟體，中國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展現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向”[51]，從而使得任何既有理論都難以完整解釋中國當下正在發生的變化。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僅不能指望自己的發展會有一個不變的國際環境，而且也不能指望可以照搬他國經驗來規劃自己的長遠發展，更不能幻想可以依附于任何其他國家來求得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中國必須（也只能）走獨立自主之路，才可能長期穩定地發展并最終實現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現代化。與之相應，中國社會科學也須以自立自主精神為根本支撐，中國社會科學必須確立自己的主體性。
正因如此我們說，社會科學之所以需要在中國本土化，中國社會科學之所以要確立自己的主體性，不僅是由于它需要克服自身的移植性品格及學術上的自我殖民傾向以擺脫西方話語霸權，也不僅是由于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本身所具有的視角和內在特點而使其不得不轉變視角以適應認識“本土”之需要，而更是由于，中國自主發展的現實需求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既需要呼應和配合中國當下發展的需求，也需要能夠首先認識和讀懂自己的國情，明確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自己基于這種現實需求的歷史使命。可以說，正是這種來自中國實踐的實際需求，促使著社會科學在中國必須本土化，中國社會科學亦必須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
而中國社會目前所正在發生的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遷，既需要一種能夠理解和闡釋這種變遷狀況，并有效回應現實需求、與中國現實發展進程積極互動的社會科學，也更需要一種能夠為中國當下的巨變提供“助力”、貢獻“智識”與精神養分的社會科學。而且中國的實踐經驗中也有足夠豐富的內容和素材供中國社會科學來總結提煉。恰如黃宗智在總結自己數十年研究體會時所指出的那樣：“今天的中國，完全可以擰出其近現代實踐中可取的傳統及其邏輯，并明確其現代傳統中的可取理念。同時，也可以根據中國自己近現代的理念來對過去和當前的負面實踐作出總結和批判。這樣，從準確地認識實踐出發，再提升到中、高層理論概念，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科學和理論并為中國選擇一條合適的道路。”[52]
對中國社會科學的自我發展而言，這些源自現實的需要、來自鄉村問題的驚擾，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的產生源自時代需要”，“社會科學是19世紀以來，應對西方資本主義和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產生的。”“不僅西方社會科學的產生源自于時代需要，而且西方社會科學的每一步發展都與時代變動有關。離開了經驗現實，離開了時代需要，社會科學研究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53]所以，呼應當今中國的現實需求和時代需要，積極參與應對中國社會變遷中出現的包括鄉村問題在內的諸種問題，既是中國社會科學實現本土化、確立主體性的必要步驟，也是它作為學術而汲取實踐養分以提升自己的大好時機。
而發展本土學術、確立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則需要長期而扎實的經驗研究。在當今這樣一個快速變遷也頗為焦躁的社會中，沉潛下來，長期扎根于正在巨變中的中國鄉村或中國社會，并以之作為積累學術經驗的根基，也應是中國學術能夠有所作為的一條切實途徑。
注釋：
①這種“不滿”即是（研究或現實中的）“問題”，也即是鄉村問題所產生的“驚擾”之體現。
②關于鄉村研究與政治學之間的關系，筆者已有所論及，參見：李德瑞（2011）。
③這與中國社會仍是一個農民、農村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社會這一現實顯然是不大相稱的。
④并不是說目前學界就不存在其他進路的研究，而是說，農村主位的這一研究進路有其貼近中國鄉村實際的獨到之處。
⑤參見：賀雪峰（2004）。而如果說《新鄉土中國》和《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這兩本著作是賀雪峰關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的一個較為集中的體現的話，那么，《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和《什么農村，什么問題》則是他關于農村政策社會基礎研究的集中體現。在《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和《什么農村，什么問題》這兩部研究主題甚為相關的作品中，賀雪峰通過對農村政策之社會基礎的研究，展現了問題進路的鄉村治理研究在進一步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立場與關懷、描述性概念與嘗試性的理論分析，以及研究方法層面的探討與思考。只不過《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體現的是農村政策社會基礎研究的基本設想和之所以需要做這些研究的原因和依據；《什么農村，什么問題》則是將這些設想付諸實踐，進行廣泛調研之后的具體展示和更加細化的操作性分析。
⑥在2003年的首屆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中，他們就農村政策基礎研究的可能性及方式方法問題做了專門討論。在2004年的研討班中，他們邀請了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法學和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知名學者探討多學科理解農村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這不僅使他們在之后的研究中更具學術自覺意識地借鑒人類學、社會學、法學等一些學科的方法和視角，而且也對鄉村治理研究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和互滲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在2005年的研討班中，他們的探討主題即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農村區域比較研究”，或曰“鄉村治理區域差異比較研究”，也開始提出通過“村治模式”來展開關于鄉村治理的區域比較研究，進而實現對農村政策基礎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在2006年和2007年的研討班中，他們進一步探討了“村治模式”研究的具體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推進經驗研究以實現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
⑦在這一總體的研究設想和一系列具體的研究探索步驟的推動下，研究者們逐步分區域、分專題地進行調研，研究主題涉及鄉村水利、農村調解、農村醫療、農村老年人保障、鄉鎮體制、鄉村灰色化等一些方面。在這一不斷擴展的鄉村治理研究題域中，他們基于大量的經驗調查而產出了諸多頗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如羅興佐（2006）、王習明（2007）、董磊明（2008）等作品。
⑧董磊明《宋村的調解：巨變時代的權威與秩序》一書的標題和賀雪峰為《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所寫的總序，均已表達出這個意思。
⑨賀雪峰為《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所寫的總序，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10。
盡管這一研究進路也并非是沒有“問題”的。以地處華中被稱為“鄉土派”的一批學者的研究為例，他們在沿著這條進路展開學術探索的同時，也面臨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如，如何實現從經驗到理論的質的飛躍、局部經驗如何與宏觀理論有效對接等。
關于這場爭論以及當時學界圍繞村民自治的闡釋與論述，參見李德瑞（2012）。
它們是《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圍繞“晏陽初模式”的知識社會學反思》（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鄉村的創造性轉化》（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從“問題中國”到“理解中國”——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鄉村研究及其創造性轉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會議發言是他在2008年9月19日至20日《開放時代》雜志聯合山東大學社會學系在山東濟南召開的“中國鄉村社會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開放時代論壇”會議上，趙旭東所作的題為“從‘問題中國’到‘理解中國’”的發言，該會議發言所整理出的文字內容載于《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中國鄉村研究三十年》一文中。
趙文這一部分的論述標題為“治理的觀念與鄉村政治的誤讀”。見趙旭東2008，（3）。
不論是對早期作為村治研究者的一批，還是對后來有所分化的政治學范疇內的鄉村研究者和社會學、人類學方法范疇下的鄉村研究者而言，都是如此。
陸益龍在文中把“問題取向”理解為：“在現代性話語下，農村變成了‘問題’社會”、“農村研究已經近乎等同于‘三農’問題研究”（見陸文）。這種理解和本文所說的“問題進路”顯然是大異其趣的。而他把“經驗研究”當中的“經驗”等同于“直覺經驗”而未做任何檢視和分析，也是與目前農村研究領域中“經驗研究”的實際做法相距甚遠的。
如1918—1919年由上海滬江大學社會學教授D.H.庫爾普指導的廣東潮州鳳凰村調查。其內容涉及地勢、人口、衛生、種族、經濟、治理、風俗、社團、教育、美術、娛樂、宗教等方面，是一次較完整、系統的農村社會調查，調查結果于1925年用英文在美國發表，書名為《華南農村生活》（CountryLifeinSouthChina）。而國內最早的農村社會調查是顧復于1924年出版的《農村社會學》，這也是中國的第一部農村社會學著作。隨后，又有楊開道的《農村社會學》（1929）、馮和法的《農村社會學大綱》（1929）、言心哲的《農村社會學概論》（1934）等相繼出版，農村社會學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1920年代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調查，并著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6）、《興國調查》（1930）、《長崗鄉調查》（1933）、《才溪鄉調查》（1933）等。此外，由陳翰笙主持創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于1934年創辦了具有重要影響的刊物——《中國農村》。1940年代后，中國農村社會學展開了較為集中的社區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人。其中，費孝通相繼出版了《江村經濟》（英文版，1939）、《鄉土中國》（1948）等著作，成為認識中國鄉村社會的經典作品。詳細介紹參見李守經（2000）。
如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學科恢復與重建時期，農村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對諸如小城鎮建設，農村社會當中的婚姻、家庭、觀念變化研究等問題都做出了獨到研究。隨后，伴隨“民工潮”的出現以及“三農”問題的凸顯，農村社會學研究者和關注農村問題的社會學研究者，對農村社區、農村文化、農村組織、農村社會分成、農民工流動、城鄉關系等問題也都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而在農村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方面，“從課程設置、科研隊伍建設到教材編寫、學生培養等，全國重點大學的社會學系和社會學研究所都對農村社會學給予相當的重視。迄今為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專門設置了農村社會學研究室，培養了不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農村社會學教材編寫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教材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與現實聯系密切，重視我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遺產。迄今為止，我國已經編寫出了幾十本農村社會學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國農村社會學的教學要求。”參見王春光（http：//www.cass.net.cn/file/2006122984878.html）。
費孝通曾多次表達過這方面意思。
如，從1929年春到1938年夏，吳文藻積極評介各國社會學學說，曾先后發表《現代法國社會學》、《季亭史的社會學學說》、《德國系統社會學派》、《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等文章，最后選定英國功能派馬林諾夫斯基的學說作為其理論立足點，并發表《文化表格說明》一文。同時，他還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辦法，與國外學術界保持密切交流，并派送研究生出國深造。1932年秋，芝加哥學派領袖派克受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聘請來華講學期間，吳文藻從帕克那里吸取了人文區位學的研究方法，并接受其建議以“鄉村社區”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試驗室；1935年，吳文藻邀請在日本講學的英國功能派學者布朗來華講學，又從布朗那里吸取了“比較社會學”的理念和方法。1936年至1937年期間，吳文藻趁休假出國考察，與歐美多所著名大學及其重要學者取得聯系，為有培養前途的學生申請資助，聯系導師，送他們出國學習。
如《社會學叢刊》出版有甲、乙兩集各五種，甲集依次為：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費孝通譯）、張東蓀的《知識與文化》、弗思的《人文類型》（費孝通譯）、費孝通的《生育制度》、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乙集依次為：費孝通的《祿村農田》、張子毅的《易村手工業》、史國衡的《昆廠勞工》、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林耀華的《涼山夷家》。之后還有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林耀華的《金翼》這兩部代表性著作出版。具體參見胡煉剛（2011）。
即“社會學社”，以吳文藻為首的燕大社會學社曾匯集了一批有志于獻身中國社會研究的年輕人。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要使社會科學成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須先根本上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可若要了解我國社會的內容，非從社會調查入手不可”。他們呼吁：“在中國現在的局勢下，我們怕是即使人人都有熱烈的情感和真摯的態度，要改造中國，單因了對于中國社會沒有正確和充分的認識，將會達到和希望相反的結果。所以，我們覺得中國社會科學的重要。”參見丁元竹（2010）。
如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曹錦清等《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折曉葉《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及《社區的實踐：超級村莊的發展歷程》、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王銘銘《社區的歷程》、《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莊孔韶《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牛鳳瑞《一個華北自然村落》、毛丹《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于尖山下村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等作品。
如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中，通過研究作為情感群體和生活群體的村落家族共同體，以期解答村落家族文化在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總體性變遷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改革對村落家族文化有什么樣的影響，村落家族文化的變化對中國現代化意味著什么等問題。該書不僅在研究內容方面對政治學研究者考察鄉村社會帶來了諸多啟發，而且其個案研究方法也成為鄉村政治研究在1990年代早期通過個案展開實證研究的開創性作品。另有曹錦清等人《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都屬于帶有人類學色彩的村莊政治（或鄉村政治社會）研究。
如政治學研究者吳毅在其著作中把一些人類學著作視為其文獻梳理之一部分。見吳毅（2002）。
由于社會人類學的個案研究及民族志表述方法在有利于研究者擺脫書齋束縛、實地面對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會遇到具體研究該如何操作及文本的代表性問題。這就使得借用這一方法的研究者不能只是學習人類學的田野方法與民族志表述，更需要在代表性問題上自我解困。這對于未受過定量方法訓練，習慣于定性研究的鄉村研究學者來說，借鑒人類學的社區“民族志”來從事研究并進行表述是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而且，這還有可能促使一些鄉村研究者走向以“敘事”理論來展開自己進一步的研究——通過微觀個案來從事的解釋學研究。
事實上，不僅是人類學，所有中國社會科學，都應拿出一種和當下中國社會深刻巨變相匹配的學術抱負來，積極地與當下快速變遷的社會（包括其中的問題）互動，做出更多的成就來。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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